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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既参加了北京“四人帮”的审判、又参加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审判的法官，王文正先生有感当下审判“四人帮”相关书籍、文章的以讹传讹，以年过八旬之高龄口述那段他亲历的对中国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上海的反革命集团尤为猖獗。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打着革命旗号行动乱之实的罪犯们终于在法庭上得到的应有的审判。在特殊的审判法庭上，审判程序得以尊重，法律尊严得以恢复。本书根据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的王文正先生口述采写，生动而翔实地记述了那一段历史。

我这个八旬老人，为什么要来回忆这些已经快要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呢？

　　原因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写“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书籍与文章中，对于这方面的错误太多了。

　　你看，这本书中说：“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怎么办？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

　　可事实是怎样的呢？这个女人应该叫汪湘君，而不是汪碧君，在整个法庭审判的“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女人中，没有那个叫汪碧君的女人。汪湘君是当时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3年2月1日，以参加策划武装叛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骨干在当时的职务，有的书中写道：“民兵总指挥施尚英”，而当时施的实际职务是：“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不称总指挥，通常只说他是“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此书的下册中说：“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这也不对，他的实际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群众称他是“上海五虎将之一”。

　　该书中还写道：“1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

　　我是特别法庭审判上海武装叛乱一案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据我所知，在所有参加的审判员中，根本就没有这位“笔者”。这位“笔者”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是“参加旁听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而绝不是“参加了”对这件案件的审判，两者是绝不能混淆的，否则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中就会多出这么一个人来，后人来查找相关资料时就会被搞得莫明其妙。

　　更有在时间上，此书作者也弄错了，应该是“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至11时”。这天更没有把姚文元押上法庭，因为在此之前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已认定姚文元构不成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罪，所以决定此事不对姚文元进行法庭调查。

　　除了时间和史实的错误之外，一些文章中将法律上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搞错了。

　　还有另外的一本书，有两处称黄晨为“原告”。

　　在特别法庭开庭调查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查抄上海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时，法庭通知郑君里夫人黄晨出庭作证，她只能是一个“证人”，怎么她成了公诉“四人帮”的“原告”了呢？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国家公诉机关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公诉的，受害人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非“原告”。如此严肃的史实，怎么能搞混呢？

　　作为亲历了整个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审判和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审判全过程的一名法庭审判员，我感到很难过。这些作者，大都没有亲自参加过北京、上海这两场惊心动魄的大审判，有的也只是旁听了一两场，便将这种旁听写成“参加”，更有的是查找了一些有误的资料，便匆匆成文成书，造成多处失实，错解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时间和地点，贻误读者和后人。我作为共和国这段特殊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参加者，对此十分着急。

　　我考虑到目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当事人回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的书出版，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很遗憾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件历史事件都是应该记录下来的，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太特殊了，太突出了，没有对这伙人的最后审判，对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算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就不能说与“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我所知，国内外至今都还没有一本当年亲自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并同时亲自参加审判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审判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全面记录这段决定我们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图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全国所有的法官中，参加过这两场（而不是一场）决定共和国命运大审判的审判员就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年事已高，本着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精神，趁现在记忆力还好，手中许多当时的文字资料还在，我有必要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中心，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文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文革”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这段民族史上人们想要忘却但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沉思：“文革”之风为什么起于上海？为什么独独上海成了“四人帮”的基地？他们利用这个“基地”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这些事件对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今天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0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1911年生，河北唐县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1949年5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1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59年2月至1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长期负责上海工业生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4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1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

　　也许是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

　　“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向他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们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

　　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

　　刘湘屏的回答和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的，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

　　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还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

　　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惶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

　　廖祖康放下电话，就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

　　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中同时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这伙人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严重。虽然在此之前，张春桥早就有了“准备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对于上海民兵也早已进行了武装，加之控制的公安、财贸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暂时与北京形成对抗之势。可是具体情况未落实，也不好行动。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

　　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

　　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伙人面面相觑，廖祖康后面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了覆灭的下场。

　　一分析，这伙人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们的“首长”，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接着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们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下午四时，徐景贤来到康平路小礼堂。

　　参加“吹风”会的有《解放日报》社的王景，《文汇报》社的沈国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刘象贤，新华分社的徐寿铿。

　　徐景贤在会上将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人民日报》鲁瑛接电话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长”联系不上，房佐庭又在电话里总说他“老胃病发作”等情况向这些人作了“通报”。

　　接着，他便根据自己军队可能发生“政变”的猜想说：“中央电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苏修军队侵占捷克时，捷克国家电台有一名播音员听中央负责人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

　　徐景贤还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并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会议结束，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副书记罗毅，福建省委常委陈佳忠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接着又给辽宁省委副书记魏秉奎打电话，要魏秉奎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

　　由于中央和直接参加行动的8341部队，对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谨慎、严密，致使他们在“四人帮”一伙余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几经打探终未能获得一点可靠的消息。

　　8日下午5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

　　这次会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与《红旗》杂志编辑部通电话的情况。

　　徐景贤在会上强调：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我们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

　　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这时朱永嘉、王知常等四人有些沉不住气了，就跑到徐景贤的家里，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由于徐景贤急着要去剧院看演出，就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徐景贤在戏院里坐了一会，就找个借口离开，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只见学习室里已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

　　还未等徐景贤向这伙人报告刚才的“好消息”，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是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贤顿时大惊，忙问：缪文金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说：是我下午派他乘飞机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的。临走我告诉他说，如果出事了，电话里就说“我娘心肌梗死”，现在看来真的出事了。

　　于是，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刘庆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顿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在屋子里乱成一团。

　　此时，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老婆接的。

　　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

　　徐海涛的老婆在那头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

　　徐景贤在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一伙人顿时慌作一团。

　　这时，警卫处康宁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来的电话，大家的耳朵都跟着竖了起来。

　　祝家耀，男，汉族，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为上海五七O三厂工人，后在厂劳资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总司”工交组、组织组工作。1973年11月至1977年6月为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7年6月至1984年6月被隔离审查。1984年6月被开除党籍。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公安部担任要职的，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会忘记自己“成长”起来的这块基地，在关键时刻及时来了电话。这位“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内线”在电话里说，缪文金到京后确实进过京西宾馆。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电话里除报告缪文金的情况之外，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是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所得到的最可靠的一个消息。这样就从公安部“内线”那里证实了他们一伙的猜测，说明北京的确发生了“政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一听是刘庆棠打来的。

　　刘庆棠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萧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一片混乱，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立刻条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围，然后又将目光一起转向大门，生怕外面此刻突然冲进几个人来将自己抓走。

　　看着如此一派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

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市委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召开了密谋进行武装叛乱的第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市委书记王秀珍、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还有朱永嘉、何秀文、萧木、廖祖康、康宁一等人。

　　当徐景贤问大家下一步怎么办时，朱永嘉发言说：“我看这次‘政变’是华国锋、汪东兴两个结合，除了他俩，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

　　接着，了解中南海保卫情况的廖祖康发言，他同意朱永嘉的看法，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都听汪（东兴）主任的，没有汪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几个人是不可能的。

　　朱永嘉接着又说：他们先抓一个，然后再宣布一个决定，说这个人反党。这种手法，古今中外用得多了。我们要干，应该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一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就在这间小小的学习室里开始密谋。

　　“四人帮”的倒台使他们的余党预感到自己即将失去手中窃取的权力，受到人民正义的审判，因此困兽犹斗，妄图与党和人民作一场生死的较量。

　　对于这些人来讲，当时解决的办法很多：一是向真理投降，主动向中央交待自己的问题，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二是保持沉默，静观动向，看中央是如何处理上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武装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其很深的思想基础的。

　　我在参加特别法庭对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审判时，面对王洪文和张春桥策划这场反革命武装判乱的罪行，曾让徐景贤出庭作证，徐景贤认为，他之所以在当时要召开这样的武装叛乱会议，是有两个依据的：“第一是依据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在9月28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在商量的时候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谈过了，现在我们有带枪的民兵2500人，已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还有31000人分散待命。

　　王秀珍接着还强调，她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分管公安工作的市委常委王少庸是位老干部，过去是打过仗的，见徐景贤、王秀珍这几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都很自信，就出谋说：光靠民兵不行，起码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那就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我们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下命令才能调动部队。

　　接着，廖祖康就提出要“带在我们身边”的人选，他们是：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

　　冯国柱对廖祖康提出的人员还不太满意，接着又补充了一个，他说：把杨××副司令员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就这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开始了分裂军队、阴谋叛乱的活动。他们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这几个军队领导来跟他们会合。

　　在这次武装叛乱的策划会上，廖祖康还提出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如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都找来，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队伍。

　　这伙人觉得廖祖康的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廖祖康就主动提出来由他去具体实施。

　　与此同时，朱永嘉还提出“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及“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的口号，以此煽动群众。

　　朱永嘉与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等王洪文的小兄弟不同，那些人是搞武的，而朱是搞文的，从抓舆论入手进行叛乱活动。在10月8日这一天，他就先后跑到《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向他们布置任务。

最后，“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还认真讨论了武装叛乱中指挥部的设立问题。

　　会议最后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

　　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整个武装叛乱的总指挥和舆论准备，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

　　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移到东湖招待所）。

　　看来这场武装叛乱是文武齐下。

　　徐景贤于10月8日晚下达了准备上海武装叛乱的“指示”：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后，徐景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

　　接着，全市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两个指挥点。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有的人也许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那个时代，可是历史却是不能被忘却的！如果这场叛乱得逞，中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许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对于参加这场武装叛乱的证词中说：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当时参加这场叛乱的上海民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在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时，曾向法庭陈述了这场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施尚英说：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两个人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我们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日的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定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我们）从9日18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

　　“从9日到12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10月12日晚上8点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妄图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当时的上海真是剑拔弩张。

　　更加露骨地效忠“四人帮”的反革命行动方案还在后面。

　　法庭上施尚英还供认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极其反动地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失去了张春桥这个“军师”的统率，“四人帮”的一伙余党即将发生内讧。

　　如此看来，当时真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其中包括那些受骗参加民兵的工人，如何能够想像得到这些呢！

　　然而，触目惊心的阴谋活动还在后头。

　　特别法庭上施尚英还供认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10月9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二百二十五辆，巡逻艇一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十五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七十九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一时才停止发报。

　　“12日，我指使钟定栋制定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秘定联络暗语。”

特别法庭上当场投影了他们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法庭工作人员宣读了这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

　　“这是1976年10月12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人制定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方案。‘方案’规定了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加强对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语。”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

　　法庭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十五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10月9日十八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15日一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当场对这些都进行了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资。

　　经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上海审判“四人帮”余党的法庭查明：

　　在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后，10月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策划制定叛乱用的反革命标语二十一条。同日晚，王少庸、冯国柱（会议主持人）、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萧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会，进一步提出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方案。朱永嘉、王知常则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此时“四人帮”上海余党已经知道江青也被拘捕了，所以在原先的口号中又加上了一个江青），并准备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表示要“决一死战”。最后，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四个常委议定：要干，要准备好，要等马、徐、王回来以后再统一行动。

　　和平中的善良的人们，那时何曾想到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云，正笼罩着大上海，整个上海滩将被“四人帮”的这伙余党浸入血雨腥风之中……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是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走向法制的开始，其意义是重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大审判的原则有一些指示，如对于依靠“专案组”来办案的形式必须永远废除；这为我们在法庭审判中如何正确地区分罪与非罪划清了界限。我们审判和量刑都是按法律办事的，这其中法庭内部还曾为这些人的定罪发生过一些争论，我在与你合作的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都已谈到了这一点。至于这次我们合作的有关上海审判“四人帮”余党的案子，不同认识、不同思想以及对法律不同的理解，相互之间的争论更是激烈，我在后面将重点讲到这一点。事实说明，我们执行法律是公正的。

　　作为特别法庭和上海法庭审判中有关上海武装叛乱一案的主审法官，我亲身经历了两场审判的全过程，特别法庭和上海法庭的法官们依法办案，认真核实案情，严肃认真地按法律办事，严格分清罪与错的界限，依法办案，重事实，重调查，重证据的办案原则，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中国人民对于“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审判的公正、公平、公开的法律程序，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法官严谨办案的风采。

　　历史这样的告诉我们，一切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愿望的人，无论他们窃取的地位有多高，手中的权力有多大，最后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权力之上，永远高悬着一把正义之剑。

既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做了那么充分的准备，为什么最后没有发生武装叛乱？

　　这主要得力于中央的战略和上海人民的斗争。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就将这四个人交给了中央警卫局的8341部队，将他们拘留在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里，对外面全部封锁了消息。这就使得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无法了解到具体的情况，便于中央采取措施。

　　当时在全国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中，首先得稳住上海的局面，这就必须得不动一枪一弹地控制住“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

　　中央对于上海的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叶剑英元帅，对于上海成立工人第二武装早已有所防备，很早就命令许世友将军将最精锐的第六十军的兵力驻防在上海周围地区。各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时候，丁盛接替许世友当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但第六十军却仍驻防原地。这无形中给上海的武装叛乱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他们必须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到底是不是六十军的对手。

　　另外一个就是真要实行武装叛乱，上海人民也是不答应的，他们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在人民中的处境。如果上海人民都反对他们，那他们还怎么“统治”呢？

　　对于当时的上海，中央知道这是一件比较难于处理的事情，弄不好就会出现武装叛乱，那样就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不利于整个局势。

　　中央采取的具体措施，一个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将他们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马天水通知到北京“开会”，为了防止这些人动用上海的军队，同时还通知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同去，这就使得上海当时军政方面的主要人物都离开了，对上海失去了控制权，同时也分散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的力量，这是第一步。

　　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是湖北麻城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人正直，在上海时就与“四人帮”的骨干们进行过斗争，到北京后积极拥护中央决定，并与马天水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说起来真有趣。

　　当时与马天水一同被通知到京的还有江苏、山东、湖北三个省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的通知是很明显的，中央对上海周边的省都进行了相应的控制，一来防止上海有“动向”之后，“四人帮”在这些省的余党响应。二来一旦上海有什么新的情况，周边各省可以对其形成合围之势，防止事态扩张，波及全国。

　　当中央向这些省、市、大军区的负责人传达粉碎“四人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大家都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唯独马天水，向中央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见见“四人帮”，二是希望中央能对他们（指“四人帮”）宽大处理。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天水等“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对他们主子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虽然张春桥当时兼任着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但南京军区的军权却并不在他的手里，担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是从小就跟着贺龙出来闹革命的开国中将廖汉生。1954年廖汉生是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7年接替刘伯承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1960年任北京军区政委。此人办事胆大心细，他被通知到北京的两天后，便独自受命匆匆飞回南京，当天晚上召开了军区各军、师的负责人会议，对上海周边的军队进行了再次仔细的布防，防止上海出现突发事件，以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局势得到稳定。

　　中央采取的第二步就是紧接着通知马天水走后在上海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去“开会”，对这两个主要骨干实行了必要的“交底”，并做他们的工作，向他们讲明政策，让他们回上海去做其他人的工作。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中央立刻成立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准备接管上海的权力。

　　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是他们自认为比较安全的“大后方”，这四个人中有三个来自上海，而江青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比较复杂，在权力的争夺和交错中，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很可能因为“四人帮”被粉碎，马、徐、王被召到北京“开会”，从而使上海形成一个暂时的权力空间，引起各派之间的争斗，给社会安定带来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是一句话，就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10月13日，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做出决定，任命海军政委苏振华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倪志福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这就组成了以三个人为中心的中央赴上海工作组，负责接管曾经被“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的上海的权力。

　　有人说，由军人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好像上海被军管了一样。

　　我看也可以这么说吧，这完全是迫于当时上海的形势。

　　第一书记苏振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1926年参加儿童团和游击队。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任排长、连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曾获三等红星奖章。抗日战争初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 。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 115师第343旅兼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南军区政治委员，1944年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合并后任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冀鲁豫边区军民反日伪军“扫荡”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委员，先后与杨得志、杨勇等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进军大别山和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54年起历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195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让苏振华到上海担任第一书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他所指挥的海军舰队可以随时关注上海的动向，防止出现武装叛乱，可以稳定上海的局势。

　　上海是一个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以王洪文为首“工总司”蒙骗了许多工人群众，当时有很大的势力，同时他们还组织了强大的工人武装。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必须得有一个标志性的工人领袖来取代王洪文及其一伙小兄弟，倪志福则是最适合的人选。

　　1933年出身的倪志福本身就是上海川沙人，对上海情况很熟悉。他1950年进入上海德泰模型厂当学徒。1953年分配到国营六一八厂五车间当钳工。1953年发明了三尖七刃麻花钻头，被称为“倪志福钻头”。1959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64年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倪志福钻头”发明证书。同年在北京召开的四大洲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倪志福钻头》论文。后来在1986年10月获得了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和证书。倪志福195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青工政治文化学习班、第四机械制造训练班学习。1963年毕业于国营六一八厂大专班。1962年被提拔为工人工程师。1964年到1965年任国营六一八厂技术科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代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73年到1977年任国营六一八厂党委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1973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中央任命这样的人来上海担任第二书记，相信在工人中是会有很高威望的。

　　第三书记彭冲是从江苏调过来的，自然是因为江苏与上海是近邻，他也了解上海的情况。

　　彭冲是福建漳州人，1915年生，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初期，从事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参加领导漳州地区的学生运动，曾任工委组织部长、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开辟苏南部分根据地的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师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第一书记。

彭冲在上海的局势稳定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负责主持上海的工作。

　　这自然是一个很有力的班子，但他们毕竟不在上海，上海的形势十分紧张，恐怕这三个人与他们手下的人都很难进上海。

　　当时上海的铁路、海上交通都被民兵武装控制了不少，对中央工作组非常不利。中央工作组要想进上海，就必须得想办法。

　　首先是得让跟随这三个人去上海工作的同志们统一认识，认清当时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坚定与“四人帮”及其余党斗争的勇气与决心，要有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进上海，就不能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气焰打下去，就不能控制住上海的局面。

　　其次就是得把握住机遇，采用灵活机动的办法，公开或秘密地进入上海，并迅速地依靠人民海军强大的武装力量，采取强硬的手段，限制“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的上海民兵的行动。用“深入虎穴”来形容当时以苏振华为首的中央工作组也不为过分。

　　工作组就那么几十个人，而上海在“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下达10年之久，这是他们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苦心经营的一座“后花园”，面对覆灭的命运，他们必然会困兽犹斗，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可以将上海搞成一座“孤岛”，一个独立王国，切断与外面的一切联系，让中央的声音传不进来，然后再组织力量进行反扑。用“四人帮”余党朱永嘉的话来说，打不赢的话，打一个星期也行，要像“巴黎公社”一样，让全世界都知道。

　　就是工作组进来了，这伙人也可以利用他们手中暂时掌握的权力，动用民兵武装，将工作组先控制起来，这都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这样，那工作组就完全失去了作用，造成上海与北京对峙的局面。

　　正因为这样，作为海军政委的苏振华感到身上责任重大。

　　中央是1976年10月13日任命的，按常规来讲，他应该在接到任命后就立即赴任。可是时间过去了六天，这个工作组还未行动，上海还被“四人帮”余党控制着。

　　直到10月19日，在中央任命下过一个星期之后，苏振华才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一个赴上海之前的秘密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都是准备赴上海去的工作人员。

　　苏振华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苏振华在会上站起来，以军人的语气对参加会议的人员十分严肃而郑重地说，“四人帮”虽然已被拘捕，但他们的影响还在，他们的思想还蒙蔽着很多人，特别是上海这个地方，他们经营了十年之久，现在党政大权还掌握在他们的余党手里。据可靠的情报，这伙人在上海目前正蠢蠢欲动，妄图进行武装对抗。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十分紧迫，所以中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去上海，迅速从“四人帮”余党手中将党政大权夺回来。

　　此时的上海已充满着火药味，武装叛乱一触即发。

中央在苏振华等人离开北京之前，对于上海方面是保密的，也没有通知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及其“四人帮”余党控制下的中共上海市委。

　　当时上海的形势中央是知道的，情况十分紧迫，搞不好就会出现一场流血的叛乱。中央必须得先稳住上海“四人帮”这伙余党，以便采取办法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控制局势，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这不但关系到上海人民的安全，关系到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生产和建设，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当时全国的局势。

　　中央没有通知还在“四人帮”余党手中控制的中共上海市委，但并不等于没有通知上海相关方面，因为首先得考虑苏振华等人的安全。如果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这几个人一到上海就被“四人帮”余党控制起来了，那就很麻烦。因此，中央事先通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驻上海基地，让他们派出武装部队负责到机场接苏振华等人。

　　在那种情况下，不通知马天水等人把持的上海市委应该是正常的，但为什么又不通知上海警备区呢？这是因为上海警备区的某些负责人过去与这伙余党多少也有一些工作上的来往，“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商量武装叛乱时，也曾想法将警备区中的个别干部带在身边。在那种非常时期，是不能有一点大意的。因此中央决定派海军部队来接，这也是一种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当时的情况真是错综复杂啊！

　　军人出身的苏振华知道兵贵神速，于是就在北京开完会的当天下午，也就是10月19日的下午，决定乘飞机进入形势严峻的上海。可是乘什么样的飞机去呢？民航班机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不利于保密。最后决定乘海军的专机直飞上海。

　　为了加强保密，在决定之后，苏振华穿上海军将军的制服，让人与上海海军方面联系，并让他们通知上海虹桥机场，说是海军方面有关领导将来沪检查驻沪海军的工作，并由海军方面自己派专车前来接待。

　　可是，当苏振华一行14人于当天下午六时，乘专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时，却没有见到前来接他们的海军武装部队。

　　秋日的上海滩，下午六点已近黄昏，机场上的灯光也开始亮了起来。苏振华等人从机窗向外看去，只见平时繁忙的上海航空港，此时却有些冷清，仿佛被一种异样的气氛包围着。再看看四周，那气氛让人觉得整个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大家都不知道飞机外面的情况，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两名军人走进了机场保卫严密的贵宾候机室。

　　这正是中央工作组想要回避的人，他们一个是上海警备区的领导，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的负责人。

　　苏振华等14人到达机场后十几分钟，都没有见到前来接他们的海军武装部队，不免有些着急，不知道从北京起飞之后在上海的地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那时又没有手机可以联系，大家都不敢随意走动，准备着迎接最严峻的局面。

　　就在苏振华等人焦急等待的时候，只见一支车队飞快地朝机场开来。苏振华将军一看，高兴地说：“好，我们的海军来了！”

　　这是海军派来迎接苏振华一行的车队，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士。到达机场之后，汽车一字排开，战士们跳下汽车，迅速将这架专机保卫起来。

　　带队的是海军上海基地的司令员杜彪和政委康庄。

　　二人向苏振华敬礼，并汇报说：“苏政委，我们接你们来了，迟到了一步，对不起。”

　　苏振华将手一挥，只说了一个字：“走！”

　　可是，当他们走出机场时，却被人拦住了。就是刚才先到贵宾候机室的那两个人。他们来到苏振华面前，向苏振华敬礼说：“请问各位首长，你们到上海是有事呢，还是路过？”

　　苏振华一听，不由皱起了眉头，问道：“我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局势的复杂。如此严密的安排，最后还是走漏了风声。

　　苏振华说完之后不敢久留，一行14人急忙登上海军基地的汽车，飞快地开走了。

　　当天晚上，苏振华等人在海军的武装保卫下进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要求，从“四人帮”余党手中夺回了权力，开始清算“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犯下的罪行，对上海进行了全面的整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从“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大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恢复了在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后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在这场大审判结束后，又回到上海，参加了对“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审判。

　　苏振华等人到上海之后，他们的工作与后来对“四人帮”以及余党的审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上海摧毁“四人帮”的思想与组织体系就不会那么快。

　　我在参加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了解到，上海对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清查，为审判“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些清查材料中，有98件被中央选入印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特别法庭上，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了三分之一。

　　苏振华为首的中央工作组不仅很快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同时及时地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

　　到1979年3月为止，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辜审查处理的106264名干部中，已经有102331人复查完毕；1957年以后，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人数达16486人。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案件，中央重新进行了全面地复查，其中对18000多人重新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此时的上海滩人心大快。

　　在特别法庭对“四人帮”审判之后，上海和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我作为一名刚刚结束特别法庭审判的法官，再次接受了历史赋予我的这项神圣使命！

　　第一部 背景档案

要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活动，直接地牵涉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必须得翻开那一段令人想要忘记但又不能忘记的历史，弄清“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源的来龙去脉，弄清这伙人各自应负的罪责，才能进行公开的审判。

　　那一场令每一个中国人无法忘记的历史风暴，是从上海滩上开始的。

　　1962年3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剧院里，当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剧场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前面早已为她留好的座位坐了下来。

　　在一阵激越的乐鼓声中，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出现了一些穿着古装登场的演员，台下的观众看到高兴之处，便不停地鼓掌。

　　那个女人的反应却与观众不同，一边看着，一边不停地摇头。

　　她是谁，怎么跟大多数观众的感觉不一样？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户晓的江青。因为生病刚愈，医生建议她抽时间去看看戏，听听音乐，便于尽快地恢复听力。她由于少女时代在山东老家的时候曾经跟人学唱过京戏，对于这个剧种的艺术略知一二，便经常到剧院里去看演出。

　　今天这场戏，她是慕名而来的。

　　在此之前，由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所撰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已唱红京城，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北京市和全国文艺界的一些报刊也对此进行了评论，大都是一片赞扬之声。于是，江青决定来看一看这场戏。

　　她还未看完就站了起来，拂袖而去。

　　事后，江青让人找来发表这个剧本的《北京文艺》，独自关起门来，对此进行了一番“研究”。

　　她“研究”之后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个戏的问题严重。

　　不久，这个剧就不准再演了。

　　当时剧团的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向有关领导打探此剧被“枪毙”的原因。但是当时谁都弄不清楚。

　　过了好长时间慢慢才打听出来，原来是江青认为此剧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

　　她的理由是：一、剧中提出“冤案统统要平反”，是暗指社会主义社会冤案重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海瑞退田到户，说“退田才能使民安”，是歌颂“三自一包”，鼓吹“包产到户”，反对社会主义合作化。

　　江青指责以上两点“都是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唱反调的”，是大毒草。所以，《海瑞罢官》公演不到十场，就被禁演了。

　　对此很多人都觉得奇怪，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怎么会同1960年写的剧本扯到了一起呢？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接着，江青便亲自出面，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以及文化部的正副部长们谈话。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谈话的气氛有些不太“和谐”。

　　几位老资格的部长们对于江青的这次召见不以为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江青说：“今天请各位来，就是要向大家打个招呼，我们的宣传文化部门的问题很严重，舞台上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那怎么行呢？有的剧团还演鬼戏，什么《李慧娘》之类。现在北京又出了一个更坏的戏，叫《海瑞罢官》，我看了，没办法再看下去。这是一场什么戏呢？各位部长们也许都看了吧，这是一场有着严重政治问题的戏，还美其名‘挖掘传统’，实际上是厚死薄生，厚古薄今，借古人来为现代人翻案。我看对于这个戏，必须得组织力量进行批判，不管是谁，只要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不相符合的，我们都要批判。”

　　江青一边说着，一边看着面前的几位部长。

　　部长们面无表情。

江青说：“怎么样，各位部长，我说的这些都在你们的管辖之内，我希望你们还是好好地考虑考虑。”

　　几位部长仍然一言不发。

　　此时的江青，只是一个挂在中宣部文艺局下面的处长，竟然来召见几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谈话，几位部长的心中难道能愉快吗？

　　江青满以为这次向几位部长谈话以后，就会在全国出现一个批判《海瑞罢官》的形势。可是事情却与她最初的愿望相反，几位部长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里，下来之后不但没有组织力量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同时还同意这个戏在各地继续上演。

　　江青对此十分生气，又多次找陆定一等人谈话，催促这件事情。

　　可是，几个月下来事情竟无结果。

　　江青一不做二不休，她决定甩开几位部长，自已来干。

　　要组织批判这部戏，就得要写文章，江青不可能自己出面来写，就是自己写也不一定能写好，那么就得找一个为她提笔的人，这个人到哪里去找呢？

　　1964年下半年，她开始排开几位部长，独自在北京相关文艺研究部门寻找合适的人选。

　　要想找到这样的人选谈何容易，这个人不但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还得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光有了这两项还不行，还得对于明史有较深的研究。加之中宣部、文化部以及北京市有关方面对于这件事情都不是太支持，江青踏破铁鞋，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人，但那人一听说是批《海瑞罢官》，立刻就打了退堂鼓。

　　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政治投机的话，无人愿意干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凡是学术界，没有人不知吴晗是一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于海瑞所处的时代，更是有着独特的研究，他所写的人物和时代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江青在北京找不到为她提“刀”的人，于是就将目光转向了上海。

　　那时柯庆施在上海正在搞“大写十三年”活动，柯庆施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去具体办理。

　　江青与张春桥便开始了频繁的联系，寻找适合的提“刀”人。

作为全国唯一参加了北京和上海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与“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两场大审判全过程的一名法官，我想谈一谈至今人们都还关心的一个问题：江青后来是如何找到姚文元的？

　　1965年的一天，姚文元刚走进自己在《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就接到了张春桥打来的电话，让他迅速去一趟。

　　姚文元说：刚上班，我得给报社领导打个招呼。

　　张春桥立刻说：不用了，你直接来吧，如果报社领导问起，你到时找个理由就是了，此事要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姚文元知道张春桥这次一定会告诉他“上面”的一些精神，说不定又要让他带头写文章，于是便找了一个理由，就匆匆赶到指定的地点。

　　姚文元敲了一下门，张春桥在里面问：是文元同志吗？请进来吧。

　　姚文元推门进去，一看屋子里除张春桥之外，还坐着一个神态严肃的中年女人，面目清秀，戴着一副眼镜。

　　姚文元显得有些不太自然，就要向外面退。

　　张春桥立刻叫住了他，说：进来吧，进来吧，我们都等你好一会儿了。

　　原来，姚文元是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来这家大饭店的，路上转弯抹角自然花了不少时间。门卫见他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皱巴巴的，又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了门口就被拦住了，他又不能直接说明自己的原因，费了好多口舌才进来。走进屋子，独自找了一张椅子坐在一边。

　　张春桥向他招招手说：过来吧，我们坐近一点，有话跟你说。

　　姚文元将椅子向前挪了一下。

　　张春桥指着那个女人对姚文元说：我先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江青同志。

　　姚文元一听，顿时瞪大了那双鼓鼓的金鱼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

　　这时，只见江青从随身所带的皮包里取出一本杂志来放在桌上，对姚文元说：你读过这里面的那个剧本吗？

　　姚文元转过去看了一下，只见那是一本《北京文艺》杂志，上面印的期数是1961年第一期。

　　江青说：这里面的那个剧本，名叫《海瑞罢官》。

　　对于历史知识本来就了解不多的姚文元不知道江青要说什么，就重复了一句：哦，海瑞罢官。

　　江青接着说：是的，这个海瑞可是一个人们传说的青天大老爷，但却被皇帝给罢了官，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他对此极为不满，总想翻案，等了几百年，现在终于有人给他翻案了。

　　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剧本的姚文元讨好地说：原来这是一部翻历史旧案的剧。

　　张春桥一听差点笑了起来，就说：这哪是翻历史旧案，这是为现代“海瑞”翻案的戏，你看了剧本以后就知道了。

　　姚文元一看自己的马屁拍在了脖子上，不觉有些脸红，忙问：这个剧本是谁写的？

　　张春桥说：还能有谁，就是那个吴晗。

　　姚文元一听吓了一跳，自言自语地说：吴晗……那不是著名的史学家吗？

　　江青说：是的，他不但是史学界的一个权威性人物，同时还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位高权重啊！

　　善于察言观色的姚文元看看江青，又看看张春桥，不知道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坐在那里不敢说话。

　　江青这时说：这个剧本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们要准备对它进行批判，不知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从一进屋就开始察言观色的姚文元，终于猜到了江青此次来上海的目的，原来是要准备对《海瑞罢官》这部现代历史剧展开批判。既然是要批判，那当然就少不了有用的笔杆子，就得要务色这样的一个提“刀”人。

　　张春桥接着说：文元同志，你看怎么样，这件工作就由你接收下来吧，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啊！

　　江青也说：现在写这样文章的人多的是，要找一个有写作水平的青年评论家来完成这项任务，春桥同志就推荐了你，看来上海市委对你是很信任的嘛。

张春桥又说：“你可以先接手下来，至于具体“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到时给市委反映。”

　　话已经被江青和张春桥说到了这个份上，如果再不接手下来，机遇就会落入别人手中，就有可能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姚文元当然不能让给别人。他说：很感谢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对我的信任，我就将这项“工作”接下来，希望以后在具体“工作”中得到你们的帮助，将这项事情做好。

　　江青一听，高兴地说：好，我看过你过去批判胡风的文章，写得很有深度，希望这次超过以前。

　　张春桥顺水推舟地说：好嘛，好嘛，江青同志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呢。

　　江青对姚文元说：你要抓紧，在报社的工作，请春桥同志协调一下，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春桥同志，由他帮助你及时解决，一句话，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只准干好，不能干坏，到时就看你的了。

　　直到这时江青才站了起来，将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到姚文元的手中。

　　临走，江青终于伸出手来，与姚文元握了握手。

　　“四人帮”中的三个人，为着各自的政治利益，此时便开始走到一起，直到他们的最后灭亡。

　　到现在人们都还关心着一个秘密，姚文元是如何完成那部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长篇评论的？我查过姚文元的相关档案，他只是一个在解放初期毕业的高中学生，在此之前在报上见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豆腐块一样的小文章，或者一些他自己写给报刊的“读者来信”。要完成这样的文章，一个从来都没有学习或者说是通读过明史的姚文元，竟敢如此大胆地接下这个任务，他将会如何做呢？

　　这里，我根据在法庭内外所了解的情况慢慢往下说。

　　姚文元拿着那本江青交给他的《北京文艺》，悄悄地回到报社。

　　在此之前，张春桥就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说姚文元最近一段时间在市委有一定的“任务”，让他们不要安排他的工作，到底什么“任务”，报社领导是不便多问的。

　　姚文元看完剧本之后不觉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简单，要批判这个剧本，光有手中的“棍子”根本不行，因为这不是一篇简单的文稿，这是一部异常浩大的工程，剧本中除了那些场景对白之外，还包容着大量的历史知识。

　　只有一张高中毕业文凭的姚文元，根本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明史，特别是关于海瑞的那一段历史，过去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根本就没有涉及。

　　他这才觉得自己捧了一颗烫手的山芋，感到有些为难。

　　开始听江青说批吴晗，他心中还是有些发悚。那吴晗是他这样的人批得了的吗？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说，就光是在对于明史的研究方面，当今中国又有几个人敢与吴晗相比，自己一个刚刚冒出来的“青年评论家”，如何是他的对手？

　　可是，善于观察政治风向的姚文元，从中却看到了更深的政治内容，这不光是对一部戏剧的批判，这当中必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次接手批判《海瑞罢官》，那可不同于以往，这次可是江青同志让自己独自来担大梁呀！有江青做后台，他这个腰杆是硬的，还能怕什么人。你一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在江青眼里算什么？

　　想起有江青撑腰，姚文元也有了底气。

　　姚文元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赌注，将“宝”押在江青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上。

　　从一开始，姚文元就是怀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来干这件事情的。

　　可是真要动笔时却遇到困难了，有谁能够给自己帮助呢？

　　他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那个曾经也是文人的父亲。

　　此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姚蓬子在上海师范学院被聘为客座教师，主要是讲一些中国古典文学课。

　　当姚蓬子知道儿子要批《海瑞罢官》时，竟然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批判，那个写剧本的吴晗本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能写错。他知道自己儿子的肚子里有多少“货”，要想将吴晗批倒，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姚蓬子劝道：这件事我看就算了吧，这海瑞有什么批头，你知道那是谁写的吗？

　　姚文元回答说：这吴晗有什么可怕的，真理不在他的手中嘛！

　　姚蓬子连连说：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过去你批胡风，那是一只政治上的死老虎，可这吴晗却是一只真老虎，人家是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明史方面的专家，弄不好要出事情的。

　　姚文元见父亲如此胆小，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

　　姚蓬子一听顿时被惊呆了，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一会儿，他才对儿子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干吧，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姚蓬子开始忙碌起来了，他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忙着为姚文元查找各种需要的历史资料。

为了让姚文元安心写作，在张春桥的安排下，让姚文元到市委写作班来，并由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替姚文元在武康路2号二楼专门安排了一间写作室。

　　姚文元与徐景贤早在1954年在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认识，加之张春桥的交待，对于这位老熟人的到来当然表示欢迎。

　　对于姚文元的写作，张春桥向徐景贤等人宣布了“保密纪律”。

　　但是，要想批倒《海瑞罢官》这部戏，工作量非常浩大，光靠姚蓬子的帮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姚蓬子虽然能够帮助姚文元查找一些资料，但他和儿子一样，过去都是从事文学的，对于历史的了解都不深刻。靠这样的一点历史知识和找到的一点资料，想要批倒精通明史的吴晗，难上加难。

　　姚文元感到光靠父子二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更何况姚蓬子的头上还顶着叛徒、右派分子这两顶令他头痛的帽子，每次回家来拿那些资料，都是在半夜三更，因为怕周围的邻居们发现。

　　姚文元想再找一个帮手，最好是懂得历史，特别是精通明史方面的人，有关史实由这个人负责，这样他就可以静下心来研究文章的写作了。

　　他感到有些犹豫。

　　这件事情从江青交待任务，到现在为写作搜集资料，整个过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如果另外有人加入进来，江青、张春桥同意不同意，他们会怎样的看待自己？要是没有人加入进来，这个任务要想完成就有很大的困难，怎么办？

　　姚文元想起了江青的话，就去找张春桥。

　　张、姚是“文革”之初在上海滩上最早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姚文元将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后，张春桥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道：难道非得要找人？

　　姚文元见张春桥有些不太愿意的样子，就说：不找也可以，但是史料的问题如何解决，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查找。

　　张春桥想了想：让你一个人来搞是有一些困难，但再插进来一个人，这就不太好保密了，因为这是一件绝对保密的事情，现在连上海市委的几位领导都不知道。

　　姚文元说：保密是肯定的，但事情却无法按时完成，这也不好办。

　　张春桥皱着眉头想了想，才说：那就找一个吧，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

　　姚文元见张春桥同意找一个人，心中很高兴，但自己的确对这方面的人了解不多，就说：既然要找，那就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

　　张春桥说：那是当然的事情，但你知道谁可靠呢？

　　姚文元说：那就以市委的名义对上海一些大学和研究机关里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青年教师和青年学者进行一下调查，说是选拨和考察干部，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几天之后，姚文元接到张春桥打来的电话，说这个人已经选择好了，让他去一趟。

　　姚文元赶到张春桥指定的地点。

　　张春桥告诉姚文元，这个人名叫朱永嘉，曾是上海某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对于明史有一定的研究。

　　此时的朱永嘉并不知道姚文元正在着手写作的那篇批判文章的主要对象，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江青亲自委托的，他只知道需要他来帮助解决一些历史资料的问题。

　　后来，由朱永嘉专门为姚文元负责搜集和整理批判所需的相关明史。姚文元调北京之后，朱永嘉一下子跃上了上海政坛，个人在政治上开始发迹。

　　“四人帮”粉碎之后，朱永嘉曾积极参加上海“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2年8月23日的（82）沪中刑字第377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拘禁后，十月八日晚，朱永嘉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密谋策动武装叛乱活动，公然提出拉出‘民兵’，打一个星期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知道；指使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收集、汇编资料，为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建立秘密联络点。当日深夜，朱永嘉又主动去《文汇报》、《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检查部署，进一步控制舆论工具，紧密配合武装叛乱。十月十二日晚，朱永嘉又参与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策划武装叛乱，竭力主张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并伙同王知常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党中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全市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关于法庭审判他的情况以及他对于审判的态度我在后面再讲。

1965年的8月，江青以观看正在排练的现代京剧《海港》为由来到上海。

　　柯庆施已于之前的4月9日病逝，接待他的人是张春桥。此时的张春桥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他陪着江青观看了京剧《海港》的排练。

　　江青让张春桥将姚文元叫来，问他稿子现在写得怎么样了。

　　姚文元说：现在有人帮忙，速度要快多了。

　　江青说：要尽快拿出来，然后还得修改几次，要搞得很成熟了才能拿出去，一炮就要击中要害。

　　姚文元连连点头。

　　张春桥说：江青同志对这件事情很关心，已经来上海多次了，我几次提出让你来谈一下，都被江青同志拒绝了。她说还是让你专心写，不要打扰你，这次来主要是与你交换一下意见，希望能加快速度，时间不等人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不能等，不能给敌人机会。

　　江青又问：你们后来弄来的那个人可靠不可靠？

　　张春桥说：此人过去是一位大学里的历史教师，了解明史，人也听话，没有问题的。

　　姚文元说：估计不会有大的问题，而且具体的内容对于他也是保密的，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由江青同志亲手抓的。

　　江青连说：这就好，这就好，要提防上海市委的领导派人打入我们内部来探听情况，这件事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前一点都不能对外说，这是一条组织原则。

　　江青接着又对姚文元说：这件事情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不知道，你来写这篇文章在上海就会担一点风险，不知道你怕不怕？

　　姚文元说：有江青同志领导我干，心中是踏实的，怕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没有这个精神还干什么革命。

　　江青和张春桥对于姚文元的这种“精神”很赞赏。

　　江青说：为革命立功的时候到了。如果上海市委有人出面来干涉，那我们也要干，就与他们斗争，不能向他们的右倾思想屈服。你和春桥一同与他们斗，不行我再出面与他们讲道理。

　　江青这次来上海看《海港》排练，实际上看的是另外的一个“排练”，那就是姚文元的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江青不停地为姚文元打气。

　　江、张、姚三个人在一起密谋之后，便加快了进度。

　　5.建立“保密车间”

　　姚文元初稿写好后，江青又专门来了一次上海。

　　江青这次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来到上海，亲自对稿子进行了审读。

　　江青看完之后皱着眉头说：不行，不行，这样批没有深度，抬海瑞这个人物出来做什么？那是迎合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为彭德怀翻案的，这才是要害。不能就事论事，要提高了来看，要放到现代生活里来看，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当前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来看，例如彭德怀反对人民公社，那是什么性质？那就是像海瑞一样在骂皇帝嘛。这样写才能有深度，才能让对方没有还手的力量。

　　姚文元只得拿着一大叠稿子又回去“努力”。

　　就这样，江青以观看现代京剧为名，三番五次来上海，对姚文元写的稿子进行审读，并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在姚文元改了第五稿以后，江青认为差不多了，就对张春桥说：你看看，这个稿子给不给上海市委的领导们看一看？

　　张春桥说：这要看这篇文章最后在哪里发表。

　　江青说：当然是在上海发表。

　　张春桥说：如果要在上海发表，恐怕还是得让他们那几个人（指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先看一下。

　　江青说：如果不给他们看呢？

　　张春桥说：不给他们看也行，但万一问起来这是一项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现在他们还在台上，面子上要过得去，我们也好主动一些。

　　江青认为张春桥讲得有道理，就说：看就看吧，反正也是让他们走一个过场，他们看不看我们都是要发表的，他们提的意见我们根本不要听。

很快，在《解放日报》印剧厂里，成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保密车间”。

　　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着这家报社印刷厂。

　　这是个外面人很少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要专门成立这么一个车间，这个车间的人选是如何确定的，车间主要做什么用？

　　进入这个“保密车间”的排字工的条件是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阶级，本人政治历史没有任何的“污点”，最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是先进生产者。每天上班之后这个车间的大门便关上，让里面的人与外面隔断，门前加了保卫人员，不准外面的人进去，也不准里面的人出来。下班的时候，保卫人员要对里面的工人进行检查，不准将排有文字的纸张带出车间。同时规定不准向外“泄密”，一旦发现，便将严肃处理。

　　工人们纷纷猜测，但始终无法知道里面的真实情况。

　　多少年以后，当年曾在这个“保密车间”里干活的老工人们谈起这件事情，都还有些啼笑皆非。

　　就这样，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姚文元修改后的第九稿用大字本的形式在《解放日报》的这个“保密车间”里排印了出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姚文元那篇令人意想不到的“巨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样一篇带有“指导性”的批判文章，为什么不在《人民日报》或者是党的其他报纸上发表，而偏偏要选在1957年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那份被指责为具有“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来发表呢？

　　这个主意便是张春桥想出来的。

　　在经过姚文元八个多月的写作，进行了十次反复地修改后，这篇稿子最后由江青报送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头，同意立刻见报。可是在哪里的报纸发表比较好呢，事前三个人又在一起反复地商量。

　　当然，最好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因为这样影响就会很大，同时在政治上也就更能站住脚，因为《人民日报》代表的是党中央的声音。如果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那在首都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也不错。

　　姚文元将自己的这个想法提出来后，遭到了江青的否定。

　　江青说：之所以在上海来组织这篇文章，还不是在北京有困难，那个北京市委就是彭真、刘仁他们几个人把持着，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加之吴晗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他们愿意批自己的人吗？根本就不可能。

　　接着江青又说：在《人民日报》发表当然好，可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首先在中宣部陆定一那些人那里就通不过。

　　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沉默了。

　　江青接着又说：我看还是先在上海想法将文章发表出去，然后再扩大到北京和全国，这样做比较稳妥一点。

　　姚文元说：如果要在上海发表，那当然得在《解放日报》，因为这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是党报，在群众中才能有威性。

　　江青对此表示同意。

　　只有张春桥在那里一言不发。

　　江青转过头去问张春桥：你看怎么样，先在你们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

　　张春桥摇摇头说：如果北京不行，在我们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也不太合适。

　　江青和姚文元都睁大了眼睛。

　　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首先，《解放日报》是党报，是严肃性的报纸，文章在上面一发表，就如同事情已被定了性质，谁还敢出来说话？这不利于我们掌握情况，发现问题，更不利于下一步的行动。虽然我是分管这一摊的，但事情最后还得让陈丕显他们知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江青听张春桥如此一说，就有些性急了，问道：那你说在哪个报纸上发表好呢？

　　张春桥说：我看在《文汇报》上发表比较好。

　　姚文元有些吃惊：《文汇报》，那不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一份报纸吗？这样严肃的文章发表在上面是否合适？

　　江青也持同样的观点。

　　张春桥不动声色地说：正因为是这样，正因为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一份报纸，所以我们才将这篇文章在上面发表，这比在党报上发表要强多了。

　　张春桥提出在《文汇报》发表的理由是什么？

　　张春桥说：首先这样做不会引起人们的猜测，因为这是一份民间的报纸，过去也经常发表过一些学术的争论文章，这样的文章在上面发表是很正常的事情。其次这份报纸在全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特别是知识界，这样就会影响更大，可以通过对这篇文章的争论，将那些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的人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批判。

　　张春桥的意见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以后的发展，都没有想到这篇批判文章给政局带来的巨大震动，人们读着这张报纸只是感到不解，感到震惊。

　　姚文元在文中指出：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是姚文元对他所批判的《海瑞罢官》的一个总结，读着这些文字，今天年轻的一代也许会觉得十分可笑，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如果是参加高考的话，这样的文章肯定会不及格。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倒是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妨将这篇姚文元所写的“奇文”找来读一读，看一看那个时代，文风竟然被姚文元之流败坏到了如何的程度，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姚文元在最后对《海瑞罢官》进行了判决：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一生中一部具有标志性的作品。

　　如果说在此之前以“文学评论”为幌子的姚文元，在千方百计窥视中国政坛的时候，身上还多少带有一点“文”气的话，那么现在姚文元就已完成了他从一个文痞到政客转化的全过程。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之后，首先由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转载，接着除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报纸也都纷纷转载。

　　一夜之间，姚文元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从后来北京和上海的审判中可以看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影响，这篇文章发表后，接着江、张、姚之间还有许多秘密的行动，这些行动都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

　　1966年春节刚过，上海滩上寒意未退。

　　江青再次乘火车来这里观看革命现代京剧。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种不同的观点开始在报刊上争论。这种局面正是江青所希望看到的，也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她为此十分高兴，让那些“牛鬼蛇神”都自动地跳出来。

　　如果说事情到此就结束，那这个人就不是江青了，她这次来有着另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张春桥和姚文元。

　　对于《海瑞罢官》争论最激烈的要算是知识界。对于姚文元这篇文章持反对态度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史学工作者们指责姚文元不尊重历史，将海瑞一事与什么人民公社、单干风等等联系起来，更是一种十分荒唐和可笑的事情，如果都这样乱打棍子，中国的学术研究就完全的不用搞了。

　　张春桥早已想好了“秋后算账”，让报社将这些文章都给发表。

　　这也引起了很多不明真相者的好奇，这些人也都拿起笔来，投入了争论。当然，这些争论大都是针对姚文元的文章的。

　　江青这时稳坐钓鱼台，让那些人去争论，她的心中又开始构想另一幅“蓝图”。

　　她到上海之后，就立刻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江青问：发表了那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上海的情况现在如何？

　　张春桥说：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动静，主要是人们对于这篇批判文章不关心，特别是一些学术界，认为批的都是一些政治问题，不好写文章介入。这个时候，我们就采用了新的办法，将他们这些人都请来开“座谈会”，让他们敞开思想来说话。这样一来，一下子暴露了很多问题。这些所谓的专家们对此极为不满，也都纷纷地写了一些文章，我让报社将这些情况都收集起来，有针对性地在报上发表了一些，以便引出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情。

　　江青对这种做法很赞赏：春桥同志还是有办法的，就这么干，不怕有的人不跳出来。

　　江青说：这项批判还得进一步抓紧，让他们自己去猜吧，现在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们要依靠上海的这篇批判文章，来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不能让彭真在那里再捂着了。

　　江青接着说：我们再多印一些小册子，统统拿到北京去出售，让更多的北京人了解这件事情，为下一步的事情先造舆论，做一些这方面的准备。

　　张春桥和姚文元对这件事情表示赞同。

　　张春桥说：这件事情由我来办理。

　　停了一会儿，江青夸奖姚文元说：文元同志这次立了功，开了头炮。

　　接着，江青又对姚文元说：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再为人民立新功。

　　姚文元不解地看着江青。

　　江青这时说：北京除了那部《海瑞罢官》之外，还有一个“三家村”。

　　姚文元说：是不是在《北京日报》上以马南邨的名字，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的那几个人？

　　江青点点头说：正是那几个人，这里面也有吴晗，还有《北京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这三个人写了很多杂文，借古讽今，影响很坏，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在全国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我看还是由你和春桥同志来挑起这副担子。

　　张春桥看看姚文元说：文元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姚文元对此表示愿意接受。

　　这“三家村”中的吴晗，与姚文元自然是结下了“仇”。邓拓与张春桥早在晋察冀军区的时候就认识，都在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工作，邓拓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担任副总编辑，相互的来往自然不少。而廖沫沙与江青，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时候就已认识，并共同在田汉手下做过事情，没有地方住时也都在田汉家小住过。在江青号召批京剧《李慧娘》时，廖沫沙却写了一篇与江青观点相左的文章，题目叫《有鬼无害》。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江青与廖沫沙在法庭上吵了起来。

为什么江青这时要批“三家村”呢？

　　原来早在1966年3月，毛主席在上海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点了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名。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江青脱离当时讲话的具体背景，认为自己进行政治投机的机会来了。5月初，姚文元根据江青的旨意将文章写好后，就让张春桥直接送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并要求在《文汇报》上发表。

　　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等人一看，这竟是一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文章，顿时感到有些不太对头，哪有共产党的上海市委来批判共产党的北京市委的道理？上海市委书记处在审阅时，市长曹荻秋立刻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彭真的性质还未定，“挖根子”的提法不妥。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最好不要用姚文元的名字发表。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春桥自恃有后台，根本不把市委的意见放在眼里，后来竟通过江青将文章直接送给了毛泽东主席，并把上海市委讨论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亲自审阅了这篇文章，并把姚文元原题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改为《评“三家村”》，要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

　　与上次发表评《海瑞罢官》文章不同的是，这次除《文汇报》之外，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提出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同时下扫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姚文元在文章中称：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辑和删除；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