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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
连载:大校的女儿(新版)  作者：王海鸰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魏申申最近心情不好，因为她丈夫胖子心情不好。
　　歌剧院排《 金子 》，让她家胖子和另一个男演员演男一号，AB制。论实力，胖子比那个演员强得多，理当是A组，谁料领导竟然想出了“按姓氏笔画排列”的阴险主意。胖子姓王，那位姓于，王四于三，于在前，于就是A。A好比足球比赛中的上场队员，B是A的替补，若非A有意外，B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儿。至于宣传啊，评奖啊，鲜花灯光掌声啊，更是有A无B。所以，谁A谁B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就算是堵上了所有的嘴，任你有天大意见天大看法，对不起，跟领导无关，找你爹去。胖子气得跟领导拍了桌子：“我他妈改姓，我姓‘一’！”领导细声慢语不急不躁跟他说道理：“姓什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截止到上《 金子 》为止，你是姓王吧？那就得按‘王’算。否则，大家都临时改姓，不就没有了依据？……下部戏！你的新姓下部戏生效。”下部戏！歌剧院多少年才能上一部新戏？就算有了新戏，适不适合你？适合你，导演用不用你？用你，他是不是还按“姓氏笔画排列”？……悲愤之余，胖子决定另辟领域，搞个人独唱音乐会。眼瞅着那么多要嗓子没嗓子、要造诣没造诣、正经音乐学院根本进不去的通俗歌手呼啦啦一下子红透了半边天，出场一次挣的钱顶得上他们干好几年，他就不平，就生气，就愤怒，他得以他的存在，告诉愚昧的中国观众什么是音乐，怎么叫唱歌，“个唱”的创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萌生了出来。但是很快，创意萌生的兴奋就为具体的苦恼代替：钱。
　　美声唱法，有真嗓子真功夫的，不需要音响，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舞台包装，灯光都不需要，可以大白光一白到底，但是，剧场是需要的，一架三角钢琴的伴奏是需要的，更重要的，得宣传。没有媒体做开路先锋，就算你是真的帕瓦罗蒂，在中国照受冷遇。这都是钱，一笔相当大的钱。
　　胖子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甜蜜的二人世界一下子塌掉了半边。那些日子魏申申整天往外跑，参加同学聚会，朋友聚会，朋友的朋友的聚会，跟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的人叙旧，聊天儿，唱歌，跳舞，亲亲热热，活活泼泼。她的专业水准的漂亮，专业水准的歌与舞，使她成为了每一个聚会中最受欢迎的明星，仅此而已，实际收获一点没有。别看从小在文艺圈里长大，其实她相当单纯，或者说傻，对男人的了解仅止于皮毛。终于有一次，她的一位成了大款的小学同学给她上了一堂生动的男性性心理学的课。全部对话如下。
　　“申申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真的？……不胜荣幸！”
　　“至今，我心没变。”
　　“得了！孩子都他妈生出来了还‘我心没变’！”
　　“两码事。——说吧，一个音乐会多少钱。”
　　“谢谢！……我们一定抓紧还你。”
　　“不要你还。”
　　“雷锋啊！”
　　“交易场上没有雷锋。”
　　“交易？”
　　“别装了申申。既然你要什么我知道，同样，我要什么你也应当知道。”
　　……
　　魏申申盘腿坐在我的单人床上痛哭流涕，边哭边骂，骂自己：自以为魅力无限所向披靡，到头来，在人家那里，你跟一切卖笑女子同等待遇！……
　　——自尊心、自信心同时受到了伤害。
　　“不是那么回事。”我安慰她，“要是是你的事儿，我敢说，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拔刀相助不要回报——争先恐后地！可你是为了你的丈夫啊，这就大不一样了，性质就变了。这种情况下，他越喜欢你，就越不会帮你。噢，拿着自个儿的钱，帮助自己喜欢的女人跟另一个男人好，脑子有问题啊！”
　　魏申申心情好了些，却仍觉委屈，仍抽抽搭搭：“辛辛苦苦吃了、吃了那么多顿饭……”
　　“好了好了！我给你拿条毛巾去。”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
魏申申摇了下手，伸腿下床，趿拉着鞋去了卫生间。擤鼻子，清嗓子，哗哗地撩水洗脸。片刻回来，眼睛通红，刚洗过的脸儿皮肤紧绷。

　　我做总结似的挥着手，说：“这事儿就到这吧，不要再想了！至于你们家胖子，能帮就帮，帮不上就算。犯不上两个人一块受罪，没意义。”

　　本意是安慰，却不料又招出了魏申申新的泪水。

　　“不是为他——不全是。我，我，我……你，你知道……”这次哭得更凶，话都说不成句。

　　魏申申不能演戏。

　　申申踏入这个圈子纯粹是因为长得漂亮，也不能怪当时招她进剧团的那几位专家领导走眼失职，她的漂亮确实是不可抵挡，冷艳华贵光芒四射大气磅礴，叫谁见了都会觉着不把这样的美纳入经营美的圈子里，任其失散于民间，才是失职，是暴殄天物。进团那年她十七岁，至今有些老演员说起那时的她来仍感叹不已嗟呀不已：“什么叫漂亮？那才叫漂亮！漂亮得你呀能跌一跟头！”招生时对她表演方面的才能测试过，不行，但还是决定收下了她。我想我能理解那几位专家领导当时的心情，就好比篮球教练见到一个两米多高的棒小伙儿，能不如获至宝般招至麾下？不会打篮球，教呀！又好比男人选择女人，先看的就是外表，心灵可以改造，外表怎么改造？可谁知道申申竟就不可教也不可改造，手把手都不行，比一般人还不是干这个的。听说早年间她还演过几个独幕戏，我调来剧团后就没见她演过，演也是跑龙套，比如站在人堆里凑个数，躺在地上扮演个死尸，在舞台后区来回穿梭几趟以制造热烈气氛，通常一个字儿的台词没有。这事用不着专职演员干，我都行。要换别人，早就得被剧团开了，申申能留下来，还是因了她的漂亮。一个剧团光戏好是不够的，下去演出，场合上，没有几个说得过去的美人戳着，会令大众失望，人家看剧团不光是为了看戏，还为了看人。这体会我有，当年在海岛部队，军区文工团来海岛演出，那些漂亮的文工团姑娘往往比她们的节目更能使我们激动。申申仅是作为门面、花瓶才被留了下来就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十几年的舞台生涯没能把她的演技培养出来倒培养出了她一颗热爱舞台的心，自己不行，就把全部希望压在了胖子的肩上。

　　“申申，试试往电视方面发展，我看电视剧前景广阔；比话剧还容易，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错了可以重来。”当时《 四世同堂 》、《 凯旋在子夜 》什么的已经出来了。

　　“都快三十了，还没有出道，等到你挤进去，得多大了？还不一定挤得进去。女演员的好时候就那么几年，三十岁前，出来了，就出来了；出不来，就出不来了。”她已不再哭，头微微垂着，神情疲乏，声音消沉。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快五点了。

　　窗外的阳光仍然很强，很刺眼，白炽一片，照其他季节看，这还是下午呢，我通常在下午就得去吃晚饭。我们食堂的开饭时间是全年一贯制，早七点半，午十二点，晚五点，因而到了夏天，晚饭后的白昼就格外的长，长得叫人不知该拿它干点什么，有厨房的人们就可以不受诸如此类的限制。一吃了晚饭人就懈怠了，即使百无聊赖也不想做事，连书都不想摸。从前不是这样。从前，在海岛的时候，我的许多休息时间都是在各种书里度过的，业务书，文学书，政治经济哲学书，那曾使我感到无比的充实、高傲。可惜年龄越大，这种感觉便越淡，相反，有时当我因实在无所事事而只能看书的时候，心里感觉到的常常是难以控制的空寂和委屈。我的无场次大型话剧剧本《 周末 》已经交上去了，于是心里就很轻松。这是从构思那天就期盼着的轻松。可惜与这轻松相伴而来的，还有惆怅，还有空虚，倒好像那作品是用来充填心房的一大块东西，拿出去了，心就空了，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再找点什么东西填上。写新的东西？当然。沉重强似空虚。可我不甘心现在就写，不想在这时刻写，那不是晚饭后做的事，晚饭后的气氛适于悠闲，比如，散步。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3)
我喜爱散步。在海岛驻军医院时每天晚饭后都要沿着海边晃荡两个多小时，有时候同雁南、小梅一起，更多的是同自己。不想调来北京后这喜好却被剥夺了。北京是个太循规蹈矩的城市，似乎绝不允许暮霭中的路旁或公园有一个独自散步的女性身影。小姑娘应当有女伴儿，大姑娘要有男伴儿，青年妇女则需傍着丈夫或牵着小孩儿。这些散步的伴儿我都没有。我快三十了，未婚，却仍是想散步，试过几次后方知确实不行。常常是正自得其乐地溜达着，一辆自行车会“吱”的一声在身边停住，车上坐着个小伙儿。“交个朋友？”他说。“不。”我说。如此几次，心里不能不犯嘀咕：夜色朦胧的，眉眼都看不清，一个神经不正常，总不会个个都有病。再一次我就不说“不”，而说“我是已婚妇女”。对方笑笑：“那有什么关系？”认准了我是时下重振雄风的——严格说是雌风——某种女性职业大军中的一员了。这不约而同的认定叫我感到十二分窝囊，曾一向认为自己长得很有几分书卷气。

　　从此后，我便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散步吗？屋里散。在四米来长的空地上反复练习“向后转走”。晚上，已经十二分的困了，却硬是撑着不睡，得等合住一个单元的邻居睡下了再睡。我神经衰弱，被吵醒一次这夜就再也别想睡着。与我合住的是一对夫妇，住朝南的大间；我住朝北的小间，与厨房隔壁。女主人通常在看完所有的电视节目后开始洗碗，深夜听来，流水声、碗盘碰撞声犹在枕畔。厨房归他们独用，单身汉只配吃食堂。我打三岁起上幼儿园就吃食堂，上小学住校又吃食堂，当兵后自然还是食堂，直吃到今日，深谙了食堂大师傅们把萝卜白菜土豆统一成一个味儿的本领。

　　——当婚未婚的苦恼，这些还算是浅薄的。深刻的，我懒得说。

　　我对申申道：“要不，申申，咱们出去？先吃饭，找一家好一点的冷饮店，有奶油蛋糕的那种，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完了去——最近有什么新电影没有？”

　　有一会儿工夫申申没动，然后双手把头发向后一捋，头顺势扬起，也像是顺势把刚才的坏心情甩了开去：“走！”

　　“去哪呢？”

　　“再说！”她跳下床来，轻盈无声，像一头巨猫。

　　我换衣服换鞋，心里头是丝丝的喜悦。

　　最近一段时间申申很少到我这来了。胖子在他们剧院排《 金子 》，不能去外地演出，申申就天天做好了晚饭在家等他，像一个好好媳妇。今天胖子晚上有事要十点以后才能回来，申申满腹心事耐不住寂寞，才跑来找我。夏日漫长的黄昏里能有申申做伴是件愉快的事儿，她的生动，她的妩媚，她的透明一向叫我喜欢。但我从不过分流露这种情感，更多的倒是把这种情感的依赖深藏起来。自尊心的需要。

　　楼道里电话铃响了，我住的是一幢老式五层楼，每个单元二层至三层之间的楼道拐角处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时私人住宅电话须按行政职务配备，手机这种东西尚闻所未闻。有人去接电话，电话是找我的。

　　申申警告我：“不管是谁，你今天晚上没空！”

　　我接电话。电话是胖子打来的，找申申。电话那边他发自丹田的共鸣声滚雷一般震得我耳朵嗡嗡心往下沉。

　　“你在哪里？”知道不该这样问，忍不住。

　　“在家。”

　　“不是说十点以后才回来吗？”

　　他含糊道：“啊，是啊，临时有点儿事……”

　　我放下电话，慢吞吞上楼，房间里，申申已穿好了鞋，一脸的不耐。

　　“找你。”我说。

　　“谁？”

　　“还能是谁？”

　　她脸上掠过一丝不安，接着向门外飞奔，我对着她的身后高喊：“不管是谁，你今天晚上没空！”

　　她嗒嗒嗒嗒下楼头也不回，一只手放脑后冲我摆了摆，两分钟后她回来了，整个人竟是通了电似的大放光彩，一进门就去找她的包，找到了就往外走，快走到门口了才想起了我这个人，想起还应当跟这个人说一声。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4)
“音乐会资金落实了！”

　　“噢。今晚上就开？”

　　她总算耐心了一点：“得及早准备。他说让我给他当主持人，那么多事呢你想。……我走了。”

　　她走了。我站在原地想了想，也走了。当然不可能去冷饮店去看电影，一个人，像个傻瓜。我去了公园。

　　正是夏季公园一天里人最多的时刻。

　　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儿迎面走来，身边走着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戴副白边眼镜。年轻人在说话，女孩儿在听，时而微微颔首，眼里含笑，看样子两人尚在初级阶段，各自正努力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他们与我擦肩而过，年轻人的谈话飘来，是些富于全局性的话：中国现行政策……体制……权宜之计……小平说过……

　　这类话如果听众是我我怕会不以为然，至少在心里；可那女孩儿听的是如此专注津津有味，谈恋爱就应当在年轻的时候，于天真混沌中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透彻是激情的天敌。

　　申申说胖子说我缺少女人味儿。当时申申就反驳他了：“她还缺少女人味儿？小巧玲珑的，我觉着比我强多了。”申申的反驳不用说是为了诱着丈夫往下说，往深里说，做妻子的哪有不喜欢听丈夫批评别的女人的？尤其喜欢听丈夫说别的女人不如自己。果然胖子就说了：“她比你可差远了，她呀，太聪明，太透彻。”申申告诉我这些话时我嘴上虽硬，心还是被刺痛了，深知这样一个缺点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致命。身为女人而缺少女人味儿，等于在“女人”这个事业上被判了死刑。诚心诚意地想改，比如装傻，装天真，装温顺，岂知“装”就是那么容易的？装者，表演也，要么得有天赋，要么得经过专业训练，北京两所与表演有关的著名学校，每年招蜂引蝶般，能吸引来几千名少男少女，一学四年，毕了业就是大学本科——也是学问。

　　这个公园叫紫竹院公园，园内有湖水，有翠竹，而不是紫竹，还有充足的新鲜空气，门票却只要五分钱——现在已涨到了两块——等于不要钱。傍晚，夕阳的七彩在湖面流溢，鲜艳热烈如印象派的画。走累了，拣一条面向湖水的长椅坐下，半眯起眼，极力把湖想象成海。

　　我在海上生活了十二年。

　　第一次见到海时我十六岁，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乘登陆艇进岛。那天的海是浅灰色，海面平静，如一块巨大的玻璃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同来的兵们被它的辽阔气势震撼得呆了。半天，才有人说出话来，说的是：啊！那一刻我也惊讶，原因却完全相反。我感到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熟悉，亲切，仿佛和它相知多年。四十分钟的航程，我始终站在登陆艇的甲板上看它。它也看我，柔软，明亮，闪闪烁烁。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知道我将要去的那个小岛是我父亲的出生地。父母孩子多，工作忙，对我们难有现在家长对孩子的那种重视和交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的老家是哪里，父亲母亲来自何方。当兵几月后父亲才在信中告诉我说，我所当兵的岛是我的老家。顷刻间所有的迷惑如潮水般退去，谜底显现：我的生命原来与大海一脉相承。当年，父亲参军离开了它，几十年后，我参军回来，十六岁到二十八岁，海是我青春的见证……

　　“这里有人吗，请问？”

　　我从梦中醒来，抬眼一看，面前立着个戴眼镜、拎皮包的高个中年人，面容清癯文雅——是好人。于是只好说：“没，没人。”我不能昧着良心。中年人坐下了，稍事沉默，开始说话，两个人坐在一起，一言不发也不自然。他选择的谈话题目是关于人性。

　　“人的性欲如同食欲，好比肚子饿了就要吃，非常正常……”

　　南方口音，做学问的人常有的口音，态度坦然平静诚恳，一如人们谈论电脑信息两伊战争社会主义。我却止不住地脸发烧，相形之下，倒显得是我心中有鬼；好不容易抓空说了声“再见”——不说不行，对方是如此彬彬有礼——跳起来拼命快走。不能跑，没有跑的气氛。边走边偷偷回头看怕那人追上来，人家却根本不追。这一点也不是通常概念中的流氓，但只能更叫人心情沮丧。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5)
胖子大名王庞。因为长得比一般人胖点儿，又因为名字里有个“庞”，就被魏申申昵称成了胖子。人常把婚姻比喻作鞋，别人看着好看，自己穿着舒服，是最好的鞋。魏申申的“鞋”就达到了这个标准。

　　头一次见胖子时他们还没有结婚，申申为我们双方介绍：“韩琳，我朋友。王庞，我朋友。”

　　我握了胖子伸过来的手，那手倒不怎么肉，然后微微仰起脸看着他道：“歌剧院的？”他是哪的我当然知道，为的是找点话说。

　　“男一号！”申申抢答。

　　“你们歌剧院多少人啊？”

　　“五百来人。”胖子答。

　　“这么多！”我们团人还不到一百。

　　“真正能干活的，顶多二百五。”

　　“那二百五呢，闲着？”

　　“闲不着——那二百五骂干活的这二百五。”

　　我笑得弯下了腰去，申申不笑，光顾自豪了，眼睛盯着她的胖子，满脸放光。

　　申申是我们剧团外形条件最好的演员，胖子与歌剧院的男女众胖子比起来，也得算是身材姣好，要是他们俩上街，那就是街头一景，都高高大大，都气质文艺，犹如太阳和月亮同时出场，令人目眩；要是他们俩在家，那十四平米的小窠就是一个容器，专盛甜蜜。时常，星期天的二人早餐会延至成午餐，晚餐，饭菜飘香笑语绵绵，边说边吃边吃边说，物质和精神并驾齐驱。所以申申对我说，我要是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所以她要不断地给我介绍对象：带孩子的单身父亲，比我小六岁的未婚硕士，快退休了的中老年鳏夫……通常，从人们给女人介绍的男人类型大致能看出这个女人在人们眼中的价值，但这条规则不适于申申，她是个规则之外的人，做事基本不走脑子，全凭情绪，想起一出是一出。所以，不管她给我介绍什么样的人，我都不沮丧，不兴奋，宠辱不惊，或者说，无动于衷。并且，也不去见。被逼不过见过二至三个，都是一面之后就没了下文。

　　楼道里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已不知这是第多少次了，一声声的，听起来一声比一声高，焦急地，声嘶力竭地。没人去接，尽管从电话响第一声开始楼里的所有耳朵便都竖了起来。我也不接。房间不便敞门空气不能对流蒸笼也似的热，我的着装已从简到了上面胸罩下面裤衩的最低限度。多少次想就这样冲出去接一下电话，万一是找我的呢，有几次甚至都站起来，都走到门口，都拉开门要冲了，都是在最后一刻，被理智劝住。至于穿好衣服去接一个不一定是我的电话，我想都不想。一个单元里多少户人家一天多少电话啊，要都去接，穿衣服，脱衣服，上楼，下楼，喊人……不不不，与其这样我宁肯把找我的电话一块牺牲了，想来大伙都是同样状态同样心态，正是下午时分，一天里最热的时候。

　　我正在房间里看雁南的信，侧身坐在写字台前，脚浸在凉水桶里，电扇开到了最高挡，正对着，直吹。

　　韩琳：你好。

　　收到这封信先不要回信了，我要去军区政治部的卫生所了，正式调去。

　　后天出岛，等到了那边有了具体地址马上给你信。

　　我怀孕了，还是这次探亲时作的孽，它来得不是时候，你知道我正在准备考研，打算毕业后去军区总院，做医生终归是在大医院好，这下子全完了。本想不要，四处皆遭反对，他家里，我家里，还有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豁上了。去卫生所那种地方业务肯定荒废，利也不少，离家近，工作轻松，现在我再怎么振作也抵不住肚子一天天毫不留情长大，孩子生出来还得养，一人在岛上确实不行，去军区总院的事只好再说。

　　你是怎么回事，跟上次信中提到的那人又散了？原因也说得含含糊糊：

　　“才华平平，缺乏男子气”，这也能算作理由吗？才华平不平得看跟谁比，跟我比跟你比还是跟诺贝尔比？也许你说的是跟你比了。“他在他们班毕业出来的那拨人里，也就是个中等。不论创造力，组织能力，开拓精神……”你在干什么，韩琳？考核干部？提拔接班人？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6)
找个比自己强的——过去我们常这样说，我们追求才华追求地位追求超群出众。这完全是十八九岁少女的心情，是不了解生活的复杂性产生的天真，是普遍存在于女人中间的虚荣！靠别人证明自己，靠别人提高自己。可是韩琳，你是一个有事业、独立性很强的人，你的价值已完全无须对方证明提高了啊！你需要的是一个切切实实的爱人，平等相处心心相通彼此关心体贴，而这一切不是“组织能力”“开拓精神”所能提供给你的！务必转移自己的视点，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不起眼的事上，比如他与周围人的交往，对父母的心肠，对工作的态度等等。

　　关于“男子汉气”，我不知你所谓的男子汉气是指什么，指长相？不能是小个子、金鱼眼、红鼻头？对长相的要求务必宽容。我以为只要不引起生理上的反感即可。告诉你，结婚后我最不重视的就是对方的长相了。相反，我讨厌他的总是自觉不错，可当年我为他的八字眉曾经是多么遗憾啊！总之，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也许，你指的是气质，但气质不是能一目了然的。谦恭不是无能，随和不是软弱，动辄脸红的人也许恰恰是最坚强的人。对了，姜士安来咱医院住院了，髋关节后脱位，演习时受的伤，手术挺成功，现外科正给他做皮肤牵引。知道人家现在是什么了？团长！想象得到吗？当年咱连那拨男兵里最不起眼的一个成了最出息的一个——人不可貌相！韩琳，切不可形而上学，不可接受小说电影为我们提供的模式，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婚后与婚前对对方的判断喜好有时常常相反，我现在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所谓男子汉的傲慢了！

　　韩琳，我都要做妈妈了你还整天寻寻觅觅，说残酷点，找对象有时如同做买卖，不适当的要高价错过机会最终会使自己的商品大跌价的。婚姻远远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样神圣，有点像买生活必需品，买不着好的，就买次的，因为必需。人生应当正常、完整。这样说不是要你凑合，是要你实际。对你来说，对方能对你的事业、工作有所帮助固然更好，但一般来说只要无妨碍即可，要紧的是生活中的协调关心，望你会识别人，切不可把长处当短处，短处当长处。

　　好了，就到这吧，我得睡觉了，明天还有手术。

　　雁　南

　　姜士安跟我要了你的地址，他给你去信了吗？

　　又及

　　姜士安当上团长了的事让我颇生感慨，我们——我、雁南和他——同年兵，当年一同去了海岛部队通信连电话排，后来雁南上军医大学，我改行去岛外的护训队，他仍留在岛上连里。他刚当兵时的样子至今在我脑子里还很鲜明：黑，瘦，矮，穿最小号军装手都露不出来，如今却是团长了，手下有一千多号的人马了，而他同年入伍的战友们如我如雁南才只是区区营职干部，差着多少？端的是人不可貌相世事难料命运诡谲！

　　姜士安没有给我来信。从连队分手后他只给我来过一封信，那信我一直保存着，这并不意味着规格待遇，当兵后所有人的所有来信我都保存着，我有一种珍惜文字性东西的本能。那信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该看的时候没有看，事后才看，所以印象深。信中他这样说：

　　“今来信没有别事，因咱们分别好长时间了也没有通信，请原谅。今天正好过五一放假给你写信。实在对不起你，走了好长时间也没给你写信，主要是懒，再说也不会写信这些你该知道吧。

　　“现在咱电话排正忙着出坑道，看起来到五月二十号就能出来，就能在地上面值班了，我们可高兴了。你以后有机会来这里看看吧。现在排里的工作还不错，就是不如你们在时活泼了，一下子冷清了好多。自你们走后同志们可想念你们了，有时因此事想得我（ 们 ）睡不着觉。”

　　括号里的“们”写在“我”和“睡”之间的上方，打了个对钩，是后添上的，反而暴露出了要掩饰的意思，接下去他说：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7)
“我爷爷给我定了个对象，家里没有女人照顾，不方便。他让我回家看看，如都同意，就结婚，就可以让女方来家里住了。不回去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不想同意这事，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请速回信。”

　　那信我没回，没看完，第二页掀开后瞄一眼下面的落款就放下了，就算是看完了，当时我还有三封信急着看呢。那时候通信是我们的生活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收到四五封信是常有的事，我看信的习惯是先从最没有意思的看起。有意思没意思一般从信封的笔迹和地址上就能判断出来，准确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的信比我预料的还没意思，总共不到两页纸，却用了大半页纸在说为什么没有写信，为什么写信，翻来覆去；字又难看。这“难看”里两层意思都有：潦草和丑。

　　电扇在最高挡处呼呼旋转，搅动起一股又一股的热流。桌子椅子墙壁，摸摸哪里都比手热。泡脚的凉水都变成了温的。看表，已经六点多了，肚子却是一点不饿，天热得人新陈代谢都停止了。我将雁南的信折好，收起。心想，得出去，随便去哪儿，随便干什么，否则，我会被这间小屋窒息。拿上紫花帆布挎包做道具，脚步再匆匆一点，人们就会以为我是去采购东西。

　　刚一下楼，碰上了魏申申。

　　“这不在家嘛，怎么不接电话？”

　　“你打电话了？”

　　“无数次！你们这楼道的人，一点没公共道德！……你干吗去？”

　　“不干吗。”

　　“上我那去？”

　　“胖子呢？”

　　“去新疆了，演出。……别说啊，他们剧院不知道，偷着去的。”

　　“胆够大的！”

　　“那也是叫他们给逼的！”

　　我们往申申家走。申申和我住一个院儿，她家到我家，两栋楼相距不过几十米。她买了个25寸彩电，刚找人帮忙给拉到家里，电视一进家她就给我打电话了。25寸彩电在当时非常豪华，颇值得与亲朋好友们共享。

　　“能看了吗？”走着，我问。

　　“应该差不多了，正安着。”忽然她两手一拍，“哎！正好哎！帮我安电视的那哥们儿是胖子的朋友，上个月刚刚离了婚——你上哪儿去？”

　　“收发室。看有没有我的信。”

　　“不去我家了？”

　　“不去了。”

　　“你——神经病啊！”

　　我向右拐，扬长而去。

　　收发室里还真有我的信，两封，但都不是我期待中的。雁南说姜士安要去了我的地址，要去了地址为什么不写信来？

　　那天我又去了公园，实在没别的地儿可去，一个人在公园里走，直走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那天晚上的“玉兔”是月牙，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在北京过于明亮的夜空里黯然无神，仿佛化好了妆的脸上未及涂唇膏的嘴。

　　……那月牙细细的一线，纤小清瘦，镶嵌在干净得没有一粒杂质的海岛夜空上，亮晶晶的，我走它也走。我刚下零点至三点的夜班，从坑道里出来只身一人回营区宿舍。通常夜班都是三人一行，那天忘了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人返回。三个人一块我都害怕，坑道在山上，途中要穿玉米地，穿松林，要走二十五分钟，虽然有枪，但怕走火连队规定子弹不得上膛，因之夜班夜行一直是我深为苦恼的事，不是怕死，是怕“死不了也活不成”——这是“强奸”的代用说法，是我们排年龄最大的一位女兵的发明，她十九岁。不知现在的女孩子怎么样，反正我们那时对于强奸这种事真正是恐惧到了病态的程度，看到《 南方来信 》的书里说女革命者如何被美国兵脱光衣服同男人关在一起，就会刷地起一身鸡皮疙瘩，会想：如果这事摊我身上，我马上死！不知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受过性教育的缘故，无知便要想象，想象是无穷的，就好比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恰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年来的多少个夜班啊，我们就是这样地恐惧着，但是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那是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一个“男女都一样”的年代，谁也不愿意被人看做懦夫。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8)
我走出坑道，外面漆黑一片，海岛的夜里，除了信号台，再无一处灯光。天上的月亮，偏偏又是那样的孱弱。我深深吸了口气，咔，咔，声音很响地上好步枪刺刀，背在肩上，一步步向山下走。松涛阵阵，碎石哗哗……猛然间，我回过头去——动作似乎在感觉之前——我的身后，头上方，紧挨着我的地方，有一颗头，头上有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头下是一件黑棉袄，腰间束着绳子，毫无疑问这是个人，男人，简直想不出他怎么能够在碎石满山的路上悄然无声摸到了我的身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明白，事后想也想不清楚——几乎是眨眼之间我已站在了他的身后，他的上方！用军事术语说就是，占领了制高点。这次轮到他回过头来，看我。我一言不发，定定伫立，静静回视，肩上的步枪也不知何时如何被端在了手中，枪刺凛凛然反射着月牙的寒光……片刻，那人转过了头去，哗，哗，哗，踩着满山遍野的碎石，走了。我原地直立，步枪平端，目送他走直到消失。

　　我继续下山，上了刺刀的步枪就一直端在了手上。走着走着，咔的一声，手中枪上的刺刀不知为何自行垂落，与枪管形成了一个直角。心里清楚应该把刺刀上好，苦于没有第三只手，仅有的两只手紧握枪身须臾不敢挪窝，就这样，我端着这个“直角”一直走回了营房。

　　走进熟悉的营房看到游动的哨兵，全身立刻软了，站也站不住，倚着墙都站不住，只好顺势出溜，坐在了地上。这一瞬间清清楚楚感觉到所有的头发刷的一下子落下来了，才知道刚才它们是竖着的，才知道“怒发冲冠”并非虚构。同时，汗水也出来了，呼，一身，呼，又一身，湿透了的衬衣冰凉地贴在身上。……吱呀，身边不远的男兵宿舍门开了，接着跑出来一个人，披着军大衣，想是去上厕所，快到跟前了他看到了我，吃了一惊：“谁？！”

　　“……姜士安？”

　　“韩琳！……怎么在这坐着！天这么冷！怎么啦？”

　　“拉我起来……”

　　他伸出手拉我，我总算是站起来了，怀中的枪咣地摔在了一边，全身仍哆嗦不止，牙也，说不成话。姜士安神情万分紧张焦灼，一迭声问：

　　“你这是……刚下班？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去卫生室？……要不，我给你叫卫生员来。你等着！”

　　“不……”

　　“韩琳你到底怎么啦？你说话呀！”

　　“我害怕……”

　　这次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人承认我害怕，说完泪就流下来了，哗哗地。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姜士安让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夜间必须一个人进出坑道的时候，务必叫他；如果是去，可以直接在窗外喊他。如果是回，就打电话。电话排每个班的宿舍里都有电话。他那时已比我高出将近半头了，刚当兵时我们俩一般高，我一直把他当小男孩儿待的，对他很是关心照顾，尽管他比我大着几岁。这才不过一年的工夫，他不仅个子高了，肩也宽了，胸也厚实了，长成男人了。我看着他，点点头道：“好的。”

　　那天晚上在公园里我一直走到太阳隐退、天光收尽、星辰一颗一颗布满夜空，走到了游人渐稀、渐无；到这时候，竹林、小草、垂柳、针叶松，就都尽情地舒展开了，阵阵清香凉爽湿润直扑入怀……我一直在走，没坐。细细观察过，确实还没有年轻女人敢于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堂而皇之地久久痴坐，也难怪上次人家那位好好先生会认错了我。

　　从公园回来时院子里已经没有人了，邻居还没睡，敞着的门上挂个天蓝纱网，关了灯的屋里电视光忽明忽暗，电视声很响地传出。我回身把单元门插好，就去卫生间冲了个冷水澡，进自己屋，把房门关上，上床，关灯——灯光太热，小太阳似的；打开电扇吹着，静静等待，看表再有一会儿女邻居就该去洗碗了。

　　有一件事我曾不止一次反思，那就是，假如我那次认认真真看完了姜士安的信，会感到那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点特别吗？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9)
当时的我正在热恋，热恋中的人都是木头。

　　我们护训队是由我们部队中心医院主办的，在山沟里。一天下午自习，护训队的“焦淑红”找我陪她去门诊看病。叫她焦淑红是因为她姓焦，还因为她好看。焦淑红是当时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最美丽的女性形象，浩然小说《 艳阳天 》的女主人公。我二话没说，放下书就陪她去了，我是她的团小组长。我们往门诊走，时值秋日，路旁枝叶阔大的法国梧桐下铺着一层金黄的落叶，踏着落叶，沙沙沙沙。门诊楼里很安静，下午不门诊，只看急诊，本院的人可以例外。穿过洁净的长廊，我们来到了外科门诊室。轻轻推开门，室内同室外一样安静，午后的阳光从窗外进来，铺洒在两张并列靠窗的桌子上，一个人坐在桌后阳光里看书。听到声音，那人转过脸来。

　　——是他！

　　他就是我的热恋对象我们护训队全体五十二名女学员崇拜的偶像。

　　他给我们上过课，不过我们认识他可不是因为他给我们上过课，我们一到护训队就知道了他。在这方面，女孩子们的嗅觉无与伦比。我们像干部干事一样熟知他的履历：年龄，二十八岁；籍贯，江苏无锡；学历，大学本科；职务，医生；婚否，已婚。……“婚否”这一栏的内容叫人难过，但并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热情，相反倒给这热情蒙上了一层崇高、悲壮的色彩。他极有才，业务极棒，还会拉小提琴，会唱歌，身材修长性格深沉，那时候就会唱苏联歌曲《 山楂树 》，在一次晚会上唱过。他唱歌时我们一个女同学当场就哭了。事后大家问她哭什么，她说她哥也会唱这支歌，一听这支歌她就想起了她哥哥。骗人都不会骗，谁不知道谁呀？他说一口南方普通话，来上过第一次课后，我们便一致同意这种口音最好听。没过几天，护训队的好几个女孩子说话时zh ch sh z c s便分不清了，“注射”念成“阻涩”，很优雅地。我们见过他的妻子，他妻子也是这个医院的军医，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她不配他。身材还可以，可那张脸就像贫血病人似的，不用说，血色素准低，六克以下。其实身材好有什么用呀，一生孩子，全统一了。而且据说她已经怀孕了。他们俩结婚不怪他，是她追的他，他没有办法。每一个他给我们上课的日子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那天早晨同学们的洗漱时间必定要比平时长出许多。服装是制式的，军装，唯一显示个人风格的地方是军装领口的三角区。我曾注意到一个同学怎样把她认为效果最好的一件红方格衬衣从晾衣绳上拽下，半湿着套到了军装里面，那情景真叫人热血沸腾！我也默默地做着准备，穿上部队发的白粗布衬衣，用手掌揉搓一下梳好的小辫儿，使之不那么光滑。我不是想以这种外在的与众不同引起他的注意，而是想让他从这有意夸张的与众不同的外表看到我与众不同的内心。我总觉着他与我在精神上有着某种一致，我渴望得到证实。当然，我枉费了心机。要不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自作多情和单相思？我们五十二个爱他一个，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观察他并显示自己的角度。我不过是这五十二个中的一个，五十二分之一，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平均一个人还摊不上一分钟哪！虽然课余在院子里也可以碰到他，但每到这时我便会早早地、远远地避开，为了怕给他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我宁可不给他留下印象。在一起的女孩子崇拜的人容易相同，但表现崇拜的方式却永远不会相同。比如我，自尊，胆怯。由于自尊而胆怯，由于胆怯而自尊；再比如“焦淑红”，大胆，自信。刚好与我反了个个儿。

　　我敢百分之二百地保证，这次的门诊相遇绝不是邂逅，“焦淑红”肯定事先进行过一番福尔摩斯式的工作。一进门我便靠着门后的诊床站住了，“焦淑红”走过去，在就诊病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心情很复杂，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激动。

　　“哪里不舒服？”医生的职业用语。语气神态也是职业的，温和，平静，淡然。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0)
复杂的心境一下子趋向单纯：我想走。

　　“我这边的锁骨疼……”

　　天哪，锁骨！她还不如干脆说胸骨！她开始解领扣，尽管背对着我，我也知道那领扣下是一片怎样光滑、雪白、细嫩的肌肤。我深深地低下了头，面孔发烧，心里一个劲地希望——这是唯一的希望——希望我的那位同学的锁骨真能查出点什么毛病来才好。当然，没有，怎么可能有？！她以为叫一个人陪着来就会使她的行为在他眼中纯洁，可他不是傻瓜，他会瞧不起我们的，讨厌！讨厌！讨厌！我总算没有发作，总算强忍到了一切结束。在我如获大赦夺门逃跑时，却忽然听到有人叫韩琳。谁在叫？不是“焦淑红”，是男声。是他吗？不会。可屋里再没有别人。是他了。但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是韩琳韩琳是我呢？我迟迟疑疑地转过身去，他正在对我微笑，那微笑似七月的阳光使我头晕目眩。他说话了，南方普通话，跟我一个人说，而不是五十二个。他说的大意是这次考卷批出来了，想不到你会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年龄这么小，一定要珍惜自己……七月的阳光照耀！怔怔地，怔怔地，忽然，我掉头就跑。泪水在脸上奔腾，洇湿了我用来揩拭的衣袖……我感觉到的欢乐和悲哀太巨大了，巨大得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限度。回到宿舍，我拿起了镜子。镜子里是一张圆圆的、红红的、泪汪汪的娃娃脸。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这张脸前缓缓出现了另一张轮廓鲜明的脸庞：苍白，清丽，深刻，高贵——他的妻子。我把镜子扣在了桌子上。

　　他叫我韩琳。我忽然发现这名字是好听的，以前我曾那么不喜欢它。琳，多么的俗气平常。他叫“韩琳”。他显然注意到了她渴望他注意到的那一切。她以那一切来显示着她的存在，她的价值。她是多么天真固执啊，可是，她成功了，在他那里。那一年，她十八岁。

　　魏申申却不认为这是成功。“那算什么！”她说，“你为什么不给他来一个第三者插脚？”我立刻痛心地发觉我选错了谈话对象，或者说选错了谈话题目。懒懒地，我说：“插不上。”“你插了？”“那时还不兴这个。”魏申申看着我笑笑，轻轻地摇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气。我把脸扭向了一边。

　　后来护训队毕业，我被分进了岛里的医院，永远地离开了他，再没有过任何联系，没写过信，甚至想不起打个电话。打电话原是极容易的事，两个医院有直接的业务联系，可是我没打。这跟道德呀理智呀什么的没有关系，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不道德不理智的念头，只是没想起来就是了。可是我忘不了他，他的存在和他的认可在我心中变成了精神一类的东西，我很骄傲。仿佛自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百万富翁，了解的人自然会看重，有眼无珠的忽视我丝毫不以为意。我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那世界被知识被书本被未来被自信充实着。唯一令我遗憾的是工作，护士工作，它过于简单、被动，与我渴望的钻研、创造、绞尽脑汁儿的境界差距太大。有一天我们内科护士班得到了一个择优保送的医科大学名额，大家都认为这名额非我莫属，我也这样认为。可最后这名额却归了小姚，一个脸蛋像水蜜桃一样饱满的县城姑娘，见人爱笑，笑得甜汁流溢。得知是她时我简直傻了，一个劲地跟雁南说：“这是怎么回事？她连汉语拼音都不认识。她去不如我去，真的，不骗你！”雁南满脸的怜悯，迟疑了一会儿才告诉我，她已打听清楚了，那是我们主任的意思。其实不用打听也应该想到。内科大事小事主任当家，教导员不过是个摆设。可是我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主任！为什么？他是五十年代的老大学生，一口俄语说得唱歌一样，医术漂亮，人也漂亮，威武魁伟，气宇轩昂，因有海外关系才被从军区总院下放了来。他来后不久就对我的才智表示了公开的欣赏，我视他为知音，小心翼翼保持着与他的距离——在崇拜敬重的人面前我的首要反应永远是拘谨，好比爱极了一样东西反而不敢轻易触碰，生怕不当心损害了它，唯有以十倍出色的工作学习响应着对方的欣赏，深信对方的心智完全能够体会，理解。但显然他更欣赏小姚。小姚哪好？“小姚使主任感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魅力。”雁南说。并举例说明。有一次雁南来我们护士办公室找我，遇上了主任和小姚。主任问小姚为什么不服从护士长分配去做一件什么事，小姚身子一扭，背对主任小嘴微噘道：“人家不愿意嘛！”主任凝视着小姚甩给他的后脑勺，脸上露出了年轻、温柔、若有所思的微笑。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1)
“你懂吗，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来说，在年轻异性眼里的男性魅力，比领导的威严更宝贵。”雁南在冲着我放马后炮。

　　呵，我凭什么就认为主任会认为我比小姚们更懂得他的魅力？小姚不懂汉语拼音，却比我聪明。雁南说这不是聪明是本能。没有了本能还不如没有聪明。我感到悲哀。雁南安慰我：“别灰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怎么越？”

　　雁南双手捧起我耷拉着的头，双唇微噘道：“‘人家不愿意嘛！’——怎么样？”

　　“太不怎么样了！”我终于笑了，“会把我们主任吓晕过去的！”看到我笑，雁南也笑了。雁南真好。

　　从此后在主任面前我再也没有了拘谨，再也不关心他眼中我的形象，他从根本上不懂得我。我是女人，但首先是人，我首先要向这个世界证明的是我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就为这件事我把我的主任摒弃了，同时摒弃的，还有我的理想。击碎一个理想原来是这样的容易，一件小事足矣。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好的医生，像我心中的“他”，像雁南。

　　雁南军医大学毕业后就回到了岛里，是我们医院唯一的妇产医生。雁南的身上永远有一股消毒液的味儿，即使脱下白大褂，脱下军装，脱下衬衣，在淋浴喷头下冲三个钟头，再换上刚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也没用。那味儿已经渗透到她的血液里去了。由于是医院里的“唯一”，她经常要做手术，每做手术就要把手连胳膊浸到消毒液桶里泡，这个桶里泡半小时，那个桶里泡十分钟，手上的脂油都泡没了。本来那双手是无可挑剔的美：白，手掌纤小，十指细长，手背上并排四个浅浅的坑。可惜的是略嫌干燥了，失去脂油滋润的表皮皴裂出一层细小如尘的鳞屑。我挺遗憾。我要有雁南那样好看的手，睡觉都戴手套，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雁南却不遗憾，只是自豪。她也该自豪，名副其实一方领地的女皇呢。她常常很忙。她喜欢忙。有时休探亲假院里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替她而不准假时，她也抱怨。但她的抱怨只是为了强调，显示。强调她的重要，显示她的幸福。我非常非常地羡慕她：一个护士，医院里多一个不显多，少一个没关系，人的悲哀莫过于自己的不被重视。在这个问题上，我跟身处另一极端的雁南观点一致。

　　理想没有了，学习却没有停止，方发现没有理想的学习才是最纯净的学习：学习就是学习的目的，是大脑饥渴时的食物，是生活方式，愉快，平和。好比吃饭，因为想吃了才吃，不是专为去补充营养利于排便，胃口才会更好。那一段日子，除了医学书，我无书不看，能有那么多的书看，得感谢雁南。军俱乐部主任的老婆来医院生孩子，正好在雁南的辖区，雁南趁机要他拿书来给我看。现在想那主任当时根本就是在敷衍我，逮着什么拿什么，不假思索，杂且乱，连当时的禁书都拿来了。我倒也无所谓，没有了目标也就不讲范围，照单全收。什么《 啼笑因缘 》、《 安娜·卡列尼娜 》、什么《 日心说和地心说的斗争 》、《 人类的起源 》、《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乱七八糟，互不相干。

　　那天晚上我坐在被窝里看书，上身棉袄，脚底下蹬着个热水袋。外面天已经黑了，时间却还早，不到六点半。天太冷，宿舍里没暖气，每到晚饭后，科里的学习室便挤满了人，看报，聊天、下棋，磨蹭到熄灯回宿舍钻被窝睡觉。我轻易不去凑热闹，嫌吵。岛上风大，冬天更大，冬天的晚上尤其大，宿舍里面的风都有三级。我们医院单身汉的简易楼就坐落在海边，刮台风时的海水沫子都能飞溅到门外长廊的铁栏杆上，弄得铁栏杆上到处是被海水锈蚀的瘢痕，如同烧伤病人愈后的皮肤。

　　有人用钥匙开我的门。是雁南。她住在我的隔壁，每天晚上都得到我这里来遛一趟，每天每天，像医生查房。为了免受冷天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开门之苦，我给了她一把自己房门的钥匙。她也给了我一把她的。我倒没有查房的习惯，只是食欲较好，而雁南房间里总有可吃的，她正在谈恋爱，谈恋爱的女孩子一般都有一个零食的无偿供应者。雁南对零食的兴趣不如我大，雁南不馋。她那从海外（ 我们是海内 ）乘火车乘轮船定期进来的包裹里的东西，大部分就由我享用了，我不爱吃的雁南才会分给别人。她的那位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她对此满意，那时我们女兵都喜欢干事而不喜欢参谋。战时出将平时出相——和平时期，干事比参谋有前途，男干事女医生是当时部队婚姻的最佳配方。那人出身贫寒，这也使雁南满意。她从小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看不起她熟悉的那些男孩子，认为他们没有分量。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孩子能奋斗到军区一级的大机关，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才华和能力。我没有见过那人，连雁南和他见面都很少，他们的感情联系主要靠通信。雁南是在探家时由家人介绍与他认识的，回来后不久接到了他的信，那封信我看过，雁南需要跟人商量怎么回信，她被他的文采吓住了。信上这样写道：“时序流易，日月如梭，晚风吻面，繁星满天，军营已经进入了宁静深沉的夜，我坐在窗前，思绪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情感与理智驱动了我的手，不觉欣然命笔……”信结尾是，“愿我们的友谊，能够穿过平原，越过高山，跨过黄河，飞过海峡，将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2)
字是没的说，非常的漂亮，柳体。我表示了佩服，我的字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学生体。然而说到雁南所谓的“文才”，我不敢苟同。雁南为此跟我争得红了脸，我还是不敢苟同。气得雁南说：“就算不怎么样，总比你我强！”

　　我寸步不让：“可能比你强，比我，不一定！”并当即“欣然命笔”，以雁南的身份给那人写了封回信，没他信中的词儿多，但用就在点上，雁南看完后就不吭声了。雁南的基本鉴别能力还是有的，服从真理的基本觉悟也是有的。门开了，又关上了，熟悉的消毒液味儿渐近，我没有回头，被窝塞得严丝合缝，不愿意动。雁南走到对面我的脚边坐下，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她一向随和。

　　“看什么呢？”她问。我正在看丰子恺的《 音乐知识十八讲 》，一本很老的书，繁体字，纸页磨得都毛了。我把书合上让她看封面。“丰子恺是谁？”她又问，我也不知道。她笑了起来，“不知道就看！”

　　“不看，干什么？”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声道：“我说，你写东西挺好的，干吗不试一试？”

　　后来，当我的处女作在部队最高文艺期刊《 解放军文艺 》上发表了时，雁南说：“你是我发现的。”

　　我的处女作不到六千字，手法陈旧思想幼稚。要搁今天这个文学花样翻新，出手就是长篇，十二岁小女孩儿都能写出诸如找男朋友要找“富贵如比哥（ 比尔·盖茨 ），潇洒如马哥（ 周润发 ），浪漫如李哥（ 李奥纳多 ），健壮如伟哥（ 这个词我就不解释了 ）”这样文字的年代里，我那东西只能是汪洋大海里的一个泡沫。但在当时不同，当时那的确是一件挺了不得的事。来自医院的夸奖羡慕嫉妒自不必说，我甚至还收到了读者来信。姜士安给我打来过一个电话，其时他已调到深海一个更小的岛上。电话中他说：“祝贺你！”那几天我正美得晕头转向，不假思索或者说是有点习惯了的，就把那祝贺收下了，都没想起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我是在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已经结婚了，那一刻我的反应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就好比一件你喜欢的东西，虽说放在那里并没有什么用处，甚至你可能都把它忘了，但一旦有一天发现它没有了，属于了别人，你会若有所失蓦然一怔。

　　在连队时姜士安一直是我的施爱对象，怜爱、友爱的爱。这是我从小的毛病了，看到弱小的或不幸的，怜悯之心便油然而起。那时就常有大人说我将来适合做医生了，我想我那个当医生的理想，可能就是这样给怂恿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觉着姜士安是我接触过的人里最可怜的人了。刚下连有一段时间里我并不认识他，分不清他和排里的其他几个男新兵谁是谁。一律的瘦，矮，黑，一律的家乡土话。连队里农村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这种形象；一个连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村兵，加上穿着同一样的服装，短时间内他们在你的眼里会完全一样，如同一片树叶和另一片树叶。后来，是一个星期天，星期天两顿饭，下午，连队改善生活吃发面包子，他让我认识并记住了他。那天的包子是白面的，馅儿是剁碎了的萝卜、油条和粉丝，炊事班为图省事把包子包得巨大无比，一个足有三两，我对面一个小黑瘦子一气儿吃了十二个：两只手一手掐俩，几口一个，吃完了转身再拿，拿了三次，直到摆在两排餐桌中间那几个巨大笼屉里各剩下一团湿漉漉的土黄色笼布，才住了腿、手和嘴，满脸的意犹未尽和幸福，那时我一个包子还没有吃完，顾不上吃了，只顾看了，看得都傻了，三两一个十二个大包子啊，堆起来也是一座山啊，都吃到哪里去啦？老兵们含笑看着新兵们的吃相，时时对个眼神儿，带着过来人的优越、宽容和刻薄。新兵能吃这是常规，都是些农村来的穷孩子，多少年吃不饱饿过来的，而我对面这个小黑瘦子，似乎又是他们中间饿得最狠的一个。那天吃完饭洗碗时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回答是：“姜士安啊。”颇使我不好意思，毕竟一个排的战友相处这么些天了。才发现他其实挺与众不同的，比一般的男兵都黑，都瘦，更突出的是矮，跟我差不多高，小孩儿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是山东农村人，初中毕业，今年十九岁。除了头一条，后两条都有点出乎意外，初中毕业在那时得算是高学历了，他这样的农村兵大多高小都没有毕业。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3)
回宿舍发现雁南正躲在上铺吃桃酥，连队三令五申不准乱花钱吃零食，这规定似乎格外针对着我们女兵，雁南不怕。雁南的父亲是军区副司令员，即使她本人品格端良，也架不住来自各级领导的密不透风的另眼相待，毕竟她才十五六岁，是个地道的孩子。除了敢花钱买，为了吃，她还敢去偷。也是我们连的伙食太糟糕了，不知别的连队是不是也这样，还是我们连的司务长有问题，一天三顿两顿咸菜，尽管有时给炒一炒蒸一蒸，再炒再蒸，咸菜还是咸菜。主食一顿大米两顿玉米面饼子，一周两次白面。姜士安们也许无所谓，比起他们过去的吃不饱来说，生活是向前进了；对于我们，则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倒退。雁南最常偷的，是猪油。趁炊事员不在，溜进伙房内部，从黑棕陶瓷罐里撅出一大筷子猪油，再舀点儿酱油，一块儿拌进热热的大米饭里，味道好极了！很快，猪油拌米饭在女兵里风靡。男兵没人敢干，女兵干这事若被发现，恶作剧而已，男兵被抓住被报告连部，那就是偷。话虽这样说，我每次干也是提心吊胆，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偶尔为之，但是，每一次，成功之后，吃的时候，我定要分出一份来给姜士安，不管多少。他太瘦太矮了，纯属营养不良。看他大口大口吃着我调制的猪油拌饭，我很满足。那满足有点像小时候为给一只没人要的小狗多一会儿温暖抱着它一块儿在外面挨饿受冻，为满足一个乞丐的索求奉送了自己的早点因此饿一个上午——是一种牺牲了肉体需要换取来的精神上的满足，雁南曾说我这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做修女。我尽其所能对姜士安好，不拘是猪油拌饭，谁家来人带来好吃的我也会把分给我的那份分他一些。我对他比对所有其他男兵都好，因为不在意他，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他好。我所谓的“不在意”是这样的：如果对方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比如，一个个子高而挺拔，从城市入伍或者是干部子弟的人，一个当时我所认为的我的同类，我就会在意，会矜持地保持距离。

　　雁南在连里待了一年就走了，上大学去了，我却去不了。当时我父亲已由军区司令部二级部长调任某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正师到副师，降职使用，那个年代这类事很多。母亲来信只简单陈述了这个事实，别的没说，但我本能地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再为我们做什么了。雁南是上午走的，走的时候我正在值班。中午下班回来，雁南床上只剩下了一个光板，我心里难受极了，为了没能送她，更为了我自己。下午是我们值勤分队补觉的时间，排长让女兵班出一个人查线，副军长家的电话不通了，我就积极主动地要求去了，这种时候睡也睡不着的，与其睁着眼干熬，不如出去走走。男兵班也出了一个人，是姜士安。

　　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据老兵说海岛的冬天还没有这样冷过。近海的海水都结冰了，白花花一片，夜晚看时，假面具一样阴森可怖。海上好长一段时间不能通航，听深海几个小岛上的电话守机员说，他们早就不洗脸了，那些岛上的淡水全得靠船运去。后来还是海军派来了几艘破冰船，犁地也似的在冰海里轰轰地跑了好几天，才算开辟出了几条航路。那天的路面上，薄雪与冰冻在一起，又硬又滑，电线杆子朝北的一面一律半雪半冰。我们一路走着一路查，电缆没有问题，电话没有问题，是明线出了问题。明线出问题最麻烦，要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爬上去，一截一截线地试，我们从下午开始，一直查到天都黑透了，一直查到副军长家前最后一个电线杆子了，还没有发现故障在哪里。由于心情不好中午没怎么吃饭，这时候就感觉到饿了。走前灌了壶热水的，要喝时才发现水已结成了冰，军用水壶被冰撑成了一个球形。姜士安以为我渴了欲去给我要水，机关干部住宅区家家都亮起了标志有人的灯，我说我不渴就是饿令他颇为为难。是啊，要水可以，要饭——要饭怎么可以？

　　“韩琳，你坚持坚持。我抓点儿紧！”他说。说完，迅速套上铁鞋，咣咣咣，几下子爬上了最后那根电线杆子，手套都忘了戴。这一路，所有的电线杆子都是由他爬上爬下，我要做的事情只是在下面看着东西。海风嗖嗖地刮，小刀子似的，我将两手笼在棉袄袖子里，仰脖看他。他笔直地立在天上，身体微向后仰，身后就是那屏深宝石蓝的夜空。那天的月亮很亮，冷冰冰的，他紧闭双唇两手不停，开单机，夹线夹，振铃，测试……一板一眼，如一尊无知无觉的铁人。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4)
“你冷不冷？”看了一会儿，我喊。

　　“还行。”

　　“快好了吧？”再看一会儿，我又喊。

　　“从这到总机也没问题。……你现在去窗户下找电线接头，咱们测一测到那里的这段线。”

　　我背着磁石单机和沉甸甸的工具包来到副军长家窗下。这是这家人餐厅的窗户，副军长一家正聚在明亮的灯光下用餐，窗子开了一道小缝，一股由各种气息混合成的家庭气味儿从窗缝里泻出。屋里一大桌子饭菜冒着腾腾热气，热气中是数不清的碗和盘子。屋里人都只穿毛衣，副军长毛衣都不穿，穿毛背心，脸上仍兀自亮光光一片像在冒汗……

　　“韩琳。”我回过头去，是姜士安，站在我的身后。

　　“好了？”我一阵高兴。

　　他抱歉地摇头，在窗下找到了电线接头，却撕不开裹着接头的黑胶布，手指头不灵活了；再看他的脸，皮下已冻出了一大块一大块的青，我赶紧把接头从他手中拿了过去，他叮嘱我弄好后把单机接上，他再上电线杆子，试一试这一段线路。

　　“你何必下来呢？叫我一声嘛。”我埋怨。

　　“叫了。”停停他又说，“你没听见。”

　　我再不好意思装腔作势，集中精力低头干活。

　　故障出在接头处，将锈蚀的线头用钳子剪掉，捋出一段新的，两下里接好，用绝缘胶布缠紧，通知总机试线。铃，电话响起来了，从窗外看到屋里的副军长向电话走去，我们收拾工具返部。

　　月亮已高高地升上了中天，这天的月亮是满月，水银般倾泻进大海，使冰冷阴郁的大海漂亮了，生动了。我们踏着月光下闪闪的薄冰走，放眼望去，前前后后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冬天，没有风的海岛真静啊，静得像一汪水，一坨冰，静得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两双大头鞋一重一轻，咔咔咔咔，薄冰在鞋下时而发出细脆的破裂声。姜士安胸前交叉背着磁石单机和工具袋，两手拎两只大铁鞋，我只背一部单机和自己的水壶，却仍是感到疲乏。饿倒是不饿了，也不再冷，木了，只有心头的忧郁挥之不去……

　　“你想家了是吧？”走了一会儿，姜士安打破静寂。

　　“你呢？”我扭过脸去。他摇头。我问：“为什么？”

　　“……部队就是我的家。”

　　我不说话了。并不是反感他这样说——那时大家常这样说，带着相当的真诚——只是谈话的欲望没有了。

　　静静的海岛，静静的冬夜，只有大头鞋踏冰的声音，咔咔咔咔……

　　“什么是家？”姜士安又开口了，像是问我，又像自问。

　　这倒是我小时常思考的问题，还在幼儿园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家，就是你住的那个房子加上爸爸妈妈。但是此刻，我没有跟这个人说这种话的心情。见我没开口的意思，姜士安只好自己回答：“家，不就是亲人吗？来到部队，我觉着很温暖，特别是——”他猝然打住，停了停，才又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没爹没妈，我没有家。”

　　我大吃一惊。“没爹没妈也得有家啊。……当兵前你住哪？”

　　“爷爷家，姑姑家，叔叔家，轮着住。他们对我都很好，特别是爷爷，家里穷成那样，也得让我上学，学费也是由他出面，从各家敛。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别人的负担，要少吃饭。每到吃饭，有剩的不吃新的，有孬的不吃好的，而且，从不吃饱，只吃到觉着不那么饿了，就放筷子。”

　　“你爸妈呢？”

　　“听爷爷说我刚生下来不长时间妈就死了，后来爹又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吧。”

　　这是一件超乎我经验之外的事情——我父母双全家庭温暖——不知该对此发表些什么样的意见才好，泛泛说几句没有意思，什么都不说也不大像话，想了想，就说了。“其实呀，谁也不可能指望父母陪自己一辈子，是不是？……等你以后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啦。”这番话之于我纯粹是鹦鹉学舌，是一种我认为与己无关的理论。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能想象父母离我而去，至于结婚，也觉着只是别人的事情。却不料姜士安竟会被这种有口无心的话打动，闻此后那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幸而他什么都没有说。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5)
几年后，我被我自己的话不幸言中。
　　父亲走得非常突然。
　　那天夜里，我一夜没睡，在医院靠海边那间单身宿舍里整整写了一夜。那是我第一个中篇小说，以父亲为原型。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以父亲为原型，写了一个从戎一生的老军人面临离休时的心态。小说发表后姐姐来信说：“你的小说对爸爸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父亲一生仕途不顺，开头还好，不到四十岁时第一次授衔，就是两杠四星，大校。那会儿，为了父亲我多自豪啊。同时，内心深处又那样热烈地希望父亲能“再升一升”，再升一升就是少将，将军，我崇拜将军！对一个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小孩子来说，军衔就是她用来衡量父辈成就和荣誉的唯一可见的标志。但是父亲再也没升，“文革”开始后，一切都偏离了原先可能的轨道。先是被降职，后来复职，去了军区辖区内最穷的一个地方任军分区司令。父亲是乘一辆北京吉普去赴的任，途经我们部队驻地，头一天我乘船出岛等候他们。北京吉普风尘仆仆开来，在我面前停住，车上母亲和父亲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和父亲一起，不管父亲是升是降，是去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那次我和父母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说的什么都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当时的状态和神情。父亲满脸长途跋涉的尘土，仍遮不住由里向外渗透着的一种光辉，沉静，坚定，激奋，昂扬。母亲脸上的神情就是父亲心情的镜子，或是父亲心情的一种比较通俗的诠释：笑眯眯的。决不会单单因为官复原职，从大军区机关、正规军平调到地方部队，算什么官复原职？但那终究是一方相对独立的领域，他终究是要去那方领域里当一把手，就好比农民渴望自己的一块土地，一个军官，渴望的不就是一个指挥权吗？尽管那里穷，偏僻，他不在乎！我想可能就是在那一刻，我隐约懂得了一点父亲，懂得了一点男人。但是，父亲的仕途到此为止，几年后，他被免去司令员职务，为该军分区的顾问，顾问即离休的缓期执行，父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阴暗的一段日子，父亲被降职时都不曾有过。母亲和我们姐妹之间的通信往来中，充满了担心忧虑。我在写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时，把这一切写了进去：
　　可是，明显消瘦的爸爸并不因此多吃一点。每次晚饭后他总是默默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飘浮的云彩。阵风掀起他灰白了的头发，他一动不动，显得那样苍老孤独。以前，妈妈总嫌他不知着家，现在，他在家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以前，家里的客人往来不断，尤其到节假日，简直让人心烦，电话也总是跟着爸爸追，睡觉都不得安宁。现在，家里实在太静了，因为已没有什么事再需要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尽管爸爸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但从他日见衰老的脸上来看，这样下去，简直要他的命。
　　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二十多岁，不论年龄性别还是阅历，都无法准确揣摸出一个经历坎坷、五十多岁男人的切实心境，我只能白描；到不能白描时，作者非得出来说话时，在小说的结尾处，我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出路，让他写回忆录。小说发表后不久，父亲就离休了。一次我回家探亲，就说爸爸你真的可以写回忆录嘛，要不，我来做你的助手？记得当时父亲笑了，没说话；我固执地要他说。他说：写回忆录，是需要一定职务的。心“嗵”地在胸腔里一跳，震得耳朵里一阵轰轰，我不敢再看父亲。这个事实我是知道的呀，这不是规定，是规律，规律比规定更无情更不可抗拒：谁会对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回忆录感兴趣呢？你自己觉着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可人家要看的是经历了那一切之后的成就，看那面插上了顶峰的胜利旗帜，所谓名将名人明星。以前我们从来不跟父亲谈论这些，回避，像好心的家人回避跟病人谈论他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今，父亲自己坦然说出。面对父亲我检视自己：对于小说中的父亲，我安排他写回忆录凭的是想当然是不假思索是一种偷懒；对于小说外的父亲，我得承认，我这样说纯是为了安慰，带着年轻人的粗疏和不负责任。就是那一次，我对我自己和父亲开始了以前所没有过的剖析和审视，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对父亲的关心观察了解，恰恰是从他的要离休开始。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因为恰恰在他离休的时候，我长大了。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6)
我把那次以及以后的许多经历感受，统统写进了夜里刚刚完成的中篇小说里。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我让主人公对他的女儿说：“我想过了，离休后，看能不能为你做一点什么。比如找一些你需要的资料，提供一些你需要的生活。”但这再不是凭着想当然和不假思索了，生活中的父亲真的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甚至在干休所我们家那幢二层小楼楼上——父亲离休前被调为副军职，也算是一种补偿——专为我留出了一间房子。他以平静达观的心态，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人生交替过程。我怀着天真真挚的情感，怀着与父亲交流的渴望，怀着得到父亲欣赏的期待，怀着给予父亲安慰和满足的热切，夜以继日，改完了这部长达六七万字的书稿，打算写完后亲自带回家，再让父亲看——初稿他已看过——再提意见，直到他满意为止。起床号响时我刚好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身心无比轻松地脱下棉大衣准备出操，夜里起风了，屋里很冷。刚下楼听到有人叫我，说教导员让我马上去科里他的办公室。我感到奇怪，一路上做了无数的猜测，但对即将到来的，竟是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告诉我，早晨，医院接到上面的电话，我的父亲于昨日晚上在军区总院去世，死于心脏骤停。父亲住院我是知道的，臀部疖肿引起轻微发烧。在跟妈妈通话时我还就此开过玩笑，说凭爸爸这样的年龄能因一个疖子发烧，说明他机体反应能力很好，很年轻——为什么会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通知我的时候我没有哭，我不信，我一定要亲眼见到才信，可是没有船出岛，头天夜里海上就起了大风。我给家里打电话，中间经过了无数总机，电话是妹妹接的，声音很小。

　　我喊：“爸爸怎么了？”

　　她说：“爸爸……没有了。”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爸爸！我要最后摸一摸爸爸的头发，爸爸的脑门，爸爸柔软爽滑的大手……可是没有船出岛。各船艇在接到大风警报后就躲到了安全地带不再出航。十级大风刮了两天两夜，阴云低罩，海面墨黑，一排排巨浪咆啸拔起顶天立地如面目可怖的黑色怪兽。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大风之后是大涌，大涌两天才停，从岛里乘船乘汽车乘火车日夜兼程到家还要两天，于是，六天。六天里亲爱的爸爸早已化作青云飘然飞去，去了一个为女儿所不知的远方永生不得相见——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

　　我返回部队，乘一艘军用登陆艇进岛。

　　正是秋季，傍晚，海上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时刻。来自八方捕捞对虾的渔船云集码头，各自开始生火做饭，支支炊烟笔直上升，上升着融化于无形，变作了海上的氤氲；海水平滑如镜，映照出天空的脸，大红大金大蓝大紫，色彩浓重无羁奇异诡谲，美得令人心碎。从前我们常在这个时候结伴来到码头，在各个渔船上跳进跳出跟渔民们讨价还价。不要鱼，不要虾，只要螃蟹。鱼和虾水产收购，渔民们卖给我们时就不会便宜多少。螃蟹水产不要，冰冻了没人敢吃，活着运出去当时没这个条件。水产不收购的渔民们就会卖得便宜，最便宜时我曾跟他们讲价讲到螃蟹七分钱一斤。回到宿舍，点上小煤油炉，将螃蟹用脸盆煮，上面扣一只脸盆做盖。随着水温上升，螃蟹将脸盆抓得咔咔作响，需要人将上面的脸盆紧紧按住。煮好了，就着盆吃，另一只盆吐皮儿用，两三个人一晚上就能吃出一脸盆的皮儿。

　　那时候的我父母双全，幸福得像个傻子。

　　“是韩护士吧？”我回头，一个士兵，看着面熟，大概是在我们科住过院的病号。我对他笑笑，不知姓什么，就不叫。“韩护士干什么去了？”

　　“探家。”

　　“家里都好吧？”

　　“好。”

　　“小韩！”又有人叫。是曲干事，宣传处的头号笔杆子，戴一副白边眼镜，脖子奇长，按身高应该穿一号军装，实际上才穿三号就刚刚好。“小韩，最近又有什么大作？”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7)
“哪有。没有。”

　　“给你提供个素材？”

　　接着他便说了起来，是一个有关领导的讽刺笑话，还没说完自己率先笑成了一团。此类笑话我听过无数，这是其中比较拙劣的一个。但我也跟着笑，拼命笑，笑得直咳，大笑中恍惚听到又有人叫我，心里禁不住一阵厌烦。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我累了。可惜我们医院是岛上唯一的医院，认识我们的人必然多我必须接受折磨。但这回这人对我的称呼跟别人不同，既不是“韩护士”也不是“小韩”，他叫我：韩琳。

　　是姜士安。站在离我不远处的船舷边。一认出是他，泪水夺眶涌出。我从护训队分回岛里医院时他已调走了，这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迎着他走去，泪水在脸上狂奔。他向我伸出了双臂，倏然间，又缩了回去，两只手因不能作为而不停地摩擦，发出刷刷的声响。

　　“韩琳，怎么啦？……韩琳，你别哭啊！……说，怎么啦？别哭，别哭啊！”他连连发问，担忧，焦虑，焦灼。

　　我深深吸口气正待说时，一个人从我身后闪了出来，冲他叫了声“姜营长”，姜士安回叫那人“高参谋”。高参谋道：“前天打电话找你，你们营文书说你回家了，老婆生孩子，男孩儿女孩儿？”

　　“有男有女。”

　　“双棒儿？”

　　“双棒儿。”

　　他有孩子了？他结婚了！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有他自己的家了他已不再是我的同类！奔腾不止的泪水刹那间止住迅速干涸。他和高参谋说话。我掉头看船后的大海。大海被船身犁开了一个巨大的锐角，雪白的浪花在船边翻卷，跳跃，时而飞溅上甲板，刷，从甲板上流过，复返归大海，带着无数的泡沫。

　　高参谋终于走开，姜士安得以转脸向我，没容他开口我便问他：“你结婚了？”

　　“啊。”他看着我的脸，急急道，“这事我告诉过你呀，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在护训队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信，那年的五一节。”

　　“噢，对。”我点点头，冲他笑笑。然后不论他怎么问我刚才怎么了，我都不说，直到我下船，直到那船载着他继续向大海深处驶去……

　　晚上，我从床底下拉出了我用来盛信的纸盒子，找到了他说的那封信，褚黄色的信封，盖着三角形的军邮戳。我把信抽出，打开来，看，一字一字。在信的最后他说：“我爷爷给我定了个对象，家里没有女人照顾，不方便。他让我回家看看，如都同意，就结婚，就可以让女方来家里住了。不回去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不想同意这事，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请速回信。”

　　我慢慢地把信合上，装好，收起，怀着一种“永别了”的心情。

　　门外响起了嘭嘭的敲门声，邻居家男人回来了，我以为他在家就把门给插上了。女邻居故意抻了好一会儿后才去开门，这时我就知道我完了，至少前半夜别想睡了，每次夜半敲门声都是吵架的前奏曲。他们吵架不关房门，敞开了吵；往好里宽里想，人家是拿我不当外人儿。

　　“说是去一会儿去一会儿，你那‘一会儿’到底是多长？”

　　“那你让我在家干吗，陪你看电视剧？”

　　“陪我看电视剧又怎么了？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恋爱是恋爱，要不就不会有恋爱、结婚这些不同的词儿……”

　　“明白了。结了婚麻将就比老婆重要。”

　　“操！这日子真他妈不能过了！”

　　“你才知道？离婚——拿钱来吧！”

　　“凭什么？！”

　　“你在外面玩儿个鸡还得给钱呢是吧？”

　　“你是鸡吗你要承认你是鸡我就给钱！”

　　我躺在热成一团的夜暗里静静地听着我的邻居高一声低一声地吵，那段日子，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造物主能让人把眼睛闭上为什么就不能让人把耳朵闭上呢？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8)
每次我都是这样忍，从不抗议从不说。既过日子就得吵架，人家并不过分。况且他们也是无奈，他们心里烦我的程度，肯定不亚于我烦他们。否则，女邻居怎会那样积极地为我张罗对象？就像我一个好心的娘家人，生怕我老在了家里。她给我找的对象不管别的方面怎么千差万别，有一点相同，都有房儿，一结婚就能立马把我接了走。看着她这样操心忙碌我心里很是不忍，很想跟她说你即使把我嫁出去了单位也不一定就把这房子给你，你跟别人合住一套房子的主要障碍并不在我。终是没说：人家口口声声可是说为我着想，我根据什么就能说别人是为了自己了呢？两家关系已然紧张得只剩下了这一层窗户纸儿遮着，真捅破了，还得在一个房顶下圈着，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日子才真是他妈的不能过了。

　　不结婚真的是不行了，为自己，为他人，都不能再拖下去了。

　　脑子里慢慢又浮出了那套两室一厅的独门居室。若真的能拥有这样一套房子，就算拥有了家的一半了。那套房子的主人，那个男人，就是女邻居给介绍的，是北京军区的一个参谋，有权力调动车。那年头能认识一个能调动车的人是非常实惠的事，女邻居家的双缸洗衣机，就是那人找车帮着拉回来的。他唯一的缺陷是离过婚，可是，照女邻居话里话外透露出的意思，这缺陷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缺陷，但对于我这样的大龄女青年来说，得算旗鼓相当半斤八两了。这很有些伤害我原本就很脆弱的自尊心，于是我说，我没兴趣，闻此女邻居一下子急了。

　　“面都没见呢怎么就没兴趣？！”

　　“大致你都说了……”

　　“具体还没说呢！那人特爱学习，烟酒糖茶一律不沾，唯一的爱好是看书，我去过他家，一张床上半铺书，跟毛主席似的！”

　　“看书不是目的……”我咕噜着。我熟悉的父辈在他这个岁数大都已做到了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但我没说，怕自己显得庸俗。

　　“但总是优点！”

　　不一定。二十岁时是优点，四十岁时依然只有这个优点那就是缺点了，一切都有条件。“爱看书”在年轻人那里是一张可能兑换的支票，在中年人那里，就应当是已然兑换完毕的现金，如果一个人到了老年还是一事无成，纵然学富十车不也跟废物一样吗？

　　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园，女邻居陪着去的，是一个黄昏，太阳已移至西天呈现出垂暮前的全红，风儿返过了劲来，一阵比一阵欢实，摇动起公园门口的竹丛，阵阵清爽。我的心情好了一些。天气一好我的心情就好。心情好，做决定时就会豁达、宽厚。在女邻居扭着脖子东张西望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差不多就行了，婚姻之事不可不认真，但也不可过于认真。

　　“嗨——”

　　就在这时身边女邻居发出一声突兀的高叫，吓我一跳，下意识循着她旗帜般高扬的手臂看去，迎着夕阳，一个中等身材的陌生中年男子向我们跑步过来，绿军裤，白上衣，双手端在腰间，两腮帮子上的肉卡着跑动时的步点儿，有节奏地一颤一颤……我赶紧把脸别向一边，从心底责备自己：怎么一看就是别人的缺点一看就是缺点？切切记住韩琳，你也不是一个美人儿！

　　那天，我和他在公园里走了三十分钟，表现得非常耐心、配合、驯顺。分手前，他主动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初战告捷。

　　下次见面，他开着公家的车来接的我，接我去参观他的家。

　　他的家是我平凡理想中的天堂。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专职专房，令人顿生无限遐想。他去采购时我没去，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走进走出，时时，就倚着某间房的房门站住了，双臂抱在胸前，久久地沉思：这屋子朝南，窗子阔大阳光灿烂，写字台就放在窗下吧。早晨，吃完早餐——早餐也绝不凑合，既然有着设备齐全的专门厨房，要熬粥，煎鸡蛋，还要有各种的小菜——吃完早餐，泡上一杯茶，把稿纸在光线充足的写字台上摊开。没有同居一处邻居家的电视声，开门关门声，吵吵嚷嚷声，楼道里永远不断的电话铃声和吆喝声，有的，只是我的钢笔尖在稿纸上走动的声音，沙沙沙沙……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19)
他回来了，买了菜，买了鱼，买了哈密瓜。把哈密瓜洗净放进冰箱冰镇着，作为饭后的水果。

　　我们一起做饭。我择菜，他洗，我切，他炒，都没怎么说话，却没丝毫两人相对无话时的尴尬和焦虑，水灵灵的青菜，活蹦乱跳的鱼，刀切菜时的嚓嚓，油锅的吱拉，丝丝缕缕都是填充，是和谐，是温馨，是无声的话语。……生活本就是物质的，起码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好人，再拥有这些外在条件，对于我，应当说是可以了。……我思绪飘忽地想着，偶抬头看他一眼，正碰上他也看我，二人相视一笑。我撩上垂下的头发，复埋头切菜。心里对自己说，就这样吧，韩琳，就这样吧。

　　我们很快弄出了蛮像样子的一桌子菜，花花绿绿，有凉有热，他还开了啤酒。我不喝酒，为了气氛，倒了一杯放在手边。一旦面对面地坐下，还是有点拘谨，尽管两人都主动找话来说，态度都很积极，总是有一点累，直到一瓶啤酒下去，他的话才开始多了起来。

　　“我们这开始精简了，你们那开始了没有？……我打算走！”

　　“哦。为什么？”

　　“没意思！……官场上的事儿，我算看透了，没意思。蒋介石说得好，立世当权，并非要学问，只要有手腕儿——太对了！我这人，学问不多，有点儿；手腕儿，一点没有。请客送礼，不会；巴结奉承，更不会；会，也不干，犯不上！你是上级，该请示，我请示，该汇报，我汇报，别的，没话——跟你当官的没话，没共同语言。但到有一天你退下来了，我去看你。”

　　“那时你跟他就有共同语言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赶紧轻轻一笑，以减轻那话的分量。说话刻薄不计后果是我的诸多毛病之一，母亲针对此一再告诫过我，凡事，要紧动脑子慢张嘴。其实，我并不对所有人刻薄，只对亲人、亲近的人才会这样，而现在，我不是正打算跟他成为亲人吗？幸而我的话没造成什么后果，不知是由于他的宽容还是木。接着我的话，他道：

　　“对，跟当官的不交朋友，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其实，我觉着，交朋友，合得来合不来，是主要的；至于他是不是官……”

　　他对这个题目却并无兴趣做进一步探讨，把话题转到了话题的开头，显然那才是他当前心中的中心。“这回精简，我们部编制减掉了二分之一。副部长十一月二十四号到点儿，能空出一个位置，就这一个位置，十八双眼睛盯着，论工作能力，论水平资历，我在这十八个人之首，可是，”他摇头，脸上露出悲愤，“我不怨我干得不好，不怨我能力不够，只怨我没有一个当红军的爸爸。你说我爸爸他当年怎么就知道打鱼？哪怕帮红军拉拉纤、送个人儿呢！”

　　“其实，到地方干也不错，趁着相对年轻。部队终究不是久待之地，就是当了副部长又怎样，还不是得走？”他眼盯着桌上的某个点，不吭，目光沉郁；于是我知道下错了药，试着换一个方向，再说：“走一步看一步，你现在就是个机会问题，只要有了机会——”

　　“让我当总长，当总理，都没问题！”我以为他是幽默是开玩笑，抬头看他，同时心里都想好了怎么附和两句，凑凑趣，却发现对面那张肉脸异常的认真严肃：“给我一个舞台，我还你一个奇迹！”

　　我还能再说什么？两个陌生男女坐到一起，本是要通过“说”来沟通来达到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如果你已发现根本就达不到“共同”，还有什么心情再说？就好比买卖双方侃价，买方说一百，卖方说一百万，差距这么大，这买卖哪里还能谈得下去？只有免谈。吃完饭，我抢着洗碗，让他去坐。他不去坐，倚在厨房门口跟我说话，不知是出于礼节，还是意犹未尽。

　　“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我一下子又有了点情绪。“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什么都不是，家里也穷得要命，所有人都说她不配我。她爸妈生病，挂号，取药，是我；换煤气罐，是我。她家里电视机，都是我买的。……她脾气不好，上来一阵儿，跟疯子似的，逮着什么摔什么。……动不动就回她爸妈家住，有一年春节都不回来，这人冷得很。……有一个男人常去接她下班，我就碰上过三回。”说到这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你以为他是真对你好？不就是看你长得漂亮吗？男人我还不知道？其实她并不漂亮，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瘦得什么似的，小脸儿蜡黄，没胸。那时候，除了我，谁能跟她结婚？都是玩玩罢了。我现在怀疑，我不是她的第一个。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她流了血，可是后来我发现，她是来例假了……”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0)
他讲得拉杂，不连贯，一件事没说完，还没结论呢，就蹦到另一件事上，也许是积怨太多，一件事顶着一件事自动向外涌，容不得他说详细说条理，以至都讲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也没能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她”在我脑子里也始终面目模糊。即使如此，我还是得说，他是好人，无论按什么样的标准界定。他对我也很有诚意。按说，按照预先打算的说，这桩婚姻应该没问题了，好人，又有房子，还要什么？可是事到临头方才发现，抽象中的好人一旦具体起来，就容不得大而化之了。能力差点，平庸一点，没多大出息，这些我都想到了，都预备接受，就是没想到他会是个心胸狭窄又自以为是的怨妇。噢不，怨夫。与一个怨夫结婚，成家，共度一生，我有这个襟怀有这个能力吗？雁南说：婚姻远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样神圣，有点像买生活必需品，买不着好的，就买次的。可是，次，次到什么程度方是底线？

　　那天，我正坐在医院单身宿舍的床上看书，雁南拿来了一封信。信首：梅玉香同志——梅玉香是外科卫生员，负责妇产病房，是雁南的部下。我问雁南：“怎么回事？”雁南示意我先看。我便看。这是一份详尽的军队干部履历表，详尽到一次口头嘉奖都未被遗漏，写了一页纸零三行，信末尾的客套词是：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乘胜前进！落款：同志程百祥。一分钟过后，我抬起头来，问：“怎么回事？”“还不明白？”“明白是明白——”“那你就给他回封信！”“我回？”“你起个草，叫小梅抄。”“包办婚姻啊。”“是恋爱！”“恋爱？”我抖着两页单薄的履历表。“韩琳，别太挑剔了，头一封信，还能怎么样？再说，小梅今年肯定复员，她不愿意在农村找，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对她已经是不容易了。帮帮忙，嗯？”随手又递过一张照片，青年军人的二寸半身免冠照，看上去又陌生又熟悉，是张没有特点的脸。雁南站一边当解说员：这人是个汽车排长，家跟小梅一个村，不过以前不认识，两家老人牵的线……

　　雁南走了，我下床坐在桌前把照片竖在脸对面开始写回信。尽管回信的内容也是一份履历表——小梅的履历表——但比对方开的那份要自然丰满生动多了；也写了一页纸零三行——这些细节很重要；信末尾的祝词朴实热情而不失分寸：祝你好。雁南看完后一个劲儿地表扬我：“韩琳，你是真聪明！”我谦虚道：“聪明是不幸的源泉。”雁南没领会出这谦虚，反点头表示了同意：“言之有理。最近我老是想，要是小梅一直在他们家乡里一直没有出来，压根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可能反倒好些。”

　　我和雁南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农村待过，每年夏秋两季助农劳动，干几天就走。我们心目中的农村便是小说《 艳阳天 》里的农村，处处是爱情、露珠和绿。可一到了小梅嘴里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她十岁退学下地干活时一天挣六分，合不到两毛钱。我们诧异十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她说成年妇女干什么她就干什么，除了犁地之外，和大老爷们儿干一样的活儿。一年里最累人的是秋收，收地瓜。那活急，要倒地种麦子。刨完了就地切，就地晒，晒成瓜干，逢下雨半夜也得爬起来抢收。地瓜是她家乡的主食，一年得吃大半年瓜干，吃苞米面是改善生活，白面过年才能吃上，大米见不着。农民不种什么就不吃什么。山区缺水。秋收时她最怵的就是切地瓜干，拿着小木板拿着刀，蹲在地里边切边向前赶。这种活儿都是包件，干一垄四分，谁也不敢怠慢。一天下来，两腿哆嗦得站不住，晚上睡觉疼得爬不上炕，得靠哥哥抱上去。哥哥比她大三岁，看她累成这样，心疼得直哭，几次闹着退学跟她一块干活帮家里，娘不准。娘说就是自己不吃不喝也得供他上学，他是男孩子，他不能跟他爹似的一辈子在地里做死，累死，穷死。爹四十不到就死了，娘跟他苦了二十年，到头来还得自己拉扯三个孩子。小梅还有个弟弟，比她小两岁。弟弟也上学。娘是个有见识的人。她和娘养活着他们兄弟俩，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多苦多累，心里自豪。小梅说现在说这些真觉着像在做梦。人哪，真是怪物，没有受不了的罪，没有享不了的福。现在医院里的人整天闹着给食堂提意见，不是嫌菜的花样少就是嫌菜不中吃。“我们那阵儿，哪有菜吃？有菜没有油炒啊！豆油舍不得吃，得留着夜里点灯用，芝麻油那么一点点当什么用？一天三顿吃咸菜，能下饭就行。下来红萝卜了，腌上。吃着红萝卜，青萝卜又下来了，再腌上。赶红萝卜吃完了青萝卜就腌成了，这时再把白菜帮子腌上。一茬接一茬地腌，一茬接一茬地吃。有的家连咸菜也不叫随便吃，为省粮食。……”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1)
“唉，算了，不说这些了。看这，小梅，同类项合并完了，再往下呢？”

　　我一直在辅导小梅数学，我和雁南计划帮她考上护校。新规定战士提干必须经过院校学习。小梅不愿意复员。她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一切，包括我们。并处处事事模仿。我们吃苹果削皮儿，她也削；我们睡前要洗洗换换，她便也洗也换；我们不吃肥肉她便也不吃，尽管她爱吃。其中最热衷于模仿我们的事是说普通话。小梅的家乡话口音很重，“哥”念“果”，“做”念“揍”，“耳”念“乐”。小学校的老师上语文课比别处老师须多费一道工序：耳，耳，“乐朵”的乐——如同用国语注释外文。小梅来后一年家乡口音就听不出多少了。她其实挺聪明。小梅的变化引起了教导员的注意，教导员认为农村孩子应当保持自己的本色，他本人即是保持本色的榜样，离家乡十多年了，一口胶东腔仍是纯洁无瑕。一次他们科春节晚会他独唱《 北风吹 》，回到宿舍后雁南直着脖子学给我听：“跛风那国催……”笑得我差点肠梗阻。教导员责成雁南对小梅进行批评帮助。小梅要入党要提干，政治经济命脉都攥在教导员手中，雁南便找小梅谈了。

　　“小梅，你们家乡话，好不好听？”雁南怎么也曲里拐弯起来了？

　　“好听什么？土死了！”

　　雁南看看我，叹口气，没滋没味地又问：“是吗？怎么土？”

　　小梅抿着嘴不出声地笑了，想了想，突然喊道：“乐果（ 二哥 ）——家走次（ 吃 ）饭俩（ 啦 ）——”嗓门大得就像真的站在田野里一样，把我和雁南吓了一跳。小梅喊完憋不住又笑了起来。

　　“别笑了小梅。”雁南哀求她道，“不过家乡话还是不能忘的对吧？要不将来复员回去不好办对吧？”说完扭头看我，我目不斜视。

　　“忘不了！”小梅说。停停，又说，“我不复员！”

　　“当兵总是要复员的……”

　　“我不复员！！”声音之响使我和雁南同时一惊。小梅看我们一眼，放低了声音，“我不复员，我喜欢这里。到了这里我才认识了你们，我才知道，以前我活得就像个白痴，整天吃了挣，挣了吃……”

　　窗外，海浪哗哗，低低地，缓缓地。

　　“小梅，以后我教你学说普通话。”

　　“也教我学接生，对吧？”

　　“那当然啦！”

　　“我帮你补习文化，咱们考护校！”

　　小梅看看我，又看看雁南，看看雁南，又看看我，然后谁也不看，说：“要是我早能跟你们在一起就好了。”

　　……给“同志程百祥”的信发出去了，小梅只是抄了一遍，也附了一张照片，二寸半身相，规格同对方那张一样。我说过，这类细节很重要。雁南也同意，认为既然想成，就不能矜持也不可掉价儿，分寸得把握好。我们在共同对“敌”，我和雁南是小梅的军师。她无条件地执行我们决定的一切，没有异议没有建议，没有反感没有热情，态度平和像是在做一件与她并不相干的事情。这使雁南心里不踏实。

　　“小梅，你到底觉着这个人行不行？”“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那是他的态度。你自己呢，觉着行不行？”“我就是觉着只要人家不嫌乎咱就行。”雁南问不下去，就不问了，从此隔十天左右拿来一封信给我，我写了回信，雁南审阅后再交给小梅抄、发，这样往返了五六个来回，小伙子信中一次比一次多地流露出对小梅的、也就是说对我的肃然起敬。雁南再也不表扬我了，后来干脆直接说了：“韩琳，这次，你把信写得稍微、稍微……稍微那个一点好吗？”稍微哪个一点儿？戏演得不错，却没法收场了！这天，雁南又拿着小伙子的信来了，我断然拒绝：“不，雁南，我洗手不干了！”雁南说：“你先看信！”我看信，看完后禁不住从心里发出了一声欢呼。小伙子要来，利用探亲假。一旦他和小梅真正接上了头，我就可以撤出，再也不用像个骗子似的从中作祟了。心里一轻松，就想开玩笑。“雁南，”我一本正经地说，“见面时需不需要我代劳？”雁南看着我不怀好意地笑：“不必了！还是各尽所能吧！”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2)
小梅却不自信。在百祥同志预定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她紧张得手都凉了。雁南把镜子捧到她脸前，一遍遍地说：“看看，小梅，睁大眼睛看看！……这里面的俊俏丫头是谁，你不知道？”“可是我跟他说什么？”我说：“闲聊天，拉家常，谈学习，谈工作，谈现在，看未来，国内生产国际局势种族歧视计划生育宇宙飞船试管婴儿——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雁南说：“试管婴儿计划生育什么的我看先不要说，头一次见面就说这些容易引起误解！”我说：“这不过是打个比方，意思是说谈话时要放松，随便！”雁南说：“也不能太随便！”我说：“别把小梅当傻瓜！”小梅说：“我就是傻！都怪我平时不注意学习……”雁南说：“哎呀呀呀，这又不是开班务会！”……

　　小伙子在岛里住了三天，住在军直招待所。小梅每天中午和晚上去看他。头一次是雁南陪着去的，回来后我问雁南怎么样，雁南说没有什么毛病。什么叫没有什么毛病呀？雁南说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没有什么毛病！她的情绪有点烦躁，这时候应当不理她。我去问小梅，小梅却问我廖军医怎么说，雁南姓廖。这使我有点不安。后来小伙子走的头天晚上我应小梅之邀和雁南一起去为他送行，才算亲眼看到了他。确实没什么毛病，个头不高但也不矮，那张脸不俊但也不丑，挑剔一点的话是内分泌旺盛脸上显得油多了点儿，我不喜欢油汪汪的脸。但雁南早就说过叫我不要过于挑剔。我们坐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吃花生喝水说话，四个人里顶数小梅拘束，一说话就脸红，弄得我和雁南都不敢看她。他还好，也健谈，只是从没有主动挑起过话头，全是顺着我们说。我们说小梅入伍以来进步很大，他说这是领导同志们和二位大姐帮助的结果；我们说小梅没考上护校今年可能复员，他说分工不同目的是一样的；我们说你头一回进岛肯定晕船了吧，他说多锻炼几次就好了……一如头一封信中“祝学习进步工作顺利乘胜前进”的风格。

　　从招待所出来时天已经黑了，天上有月亮也有云。“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歌声从医院单干楼里隐隐传来，听得出的确快乐，只是云却不是白莲花般的，是乌云，很厚，月亮走着走着就被它罩住了，没有了月亮天地间顿时一片黑乎乎的。我的心情不好。天一不好我心情就不好。

　　“廖军医、韩琳护士，你们都别结婚吧！你们不结婚我就也不结婚，咱们在一起，不行吗？”

　　“你对他不满意？”

　　“不。”

　　“不什么？是不满意还是不是不满意？”

　　“不是不满意。”

　　“那你干吗要说这些话？”

　　“说着玩儿的。”

　　雁南再没说话。小梅也没有说。我也没说。

　　……复员的命令下来了。我和小梅同乘一艘船出岛，我因又发了几篇较有影响的小说声名骤起被我现在的单位借调去北京。四十分钟的航程，小梅一直没有说话。她原是个顶爱说话的小姑娘，一点小破事儿能岔七岔八地说半天。雁南说得对，她还是待在家里根本就没出来的好；我说得对：聪明是不幸的源泉；老子说得对：绝学无忧。我们坐在前甲板上，海水细细的泡沫不时飞溅上来，我几次想提议转移地方，终是没说。小梅靠在我身上，靠得很紧，半张脸埋在竖着的大衣领里，一动不动，我便也不敢动。船靠岸了，下了船，我们要分手了。一个去长途汽车站，一个去火车站。我拉着她的手，笑着：“再见，小梅，有时间我去看你！”她笑笑。我说：“真的！如果他们能要我，我就可以到处体验生活，就可以去你那里。”她不笑了，怔怔地看我。我又强调：“真的！”

　　“那要是……那要是他们不要你呢？”

　　“那也能去你那。从北京回部队，拐个弯，就到你们村了！”

　　小梅突然着急起来，翻包翻口袋，找纸，找笔。我说我有你的地址，她说那个不管用，路不好走，下了火车要坐汽车，下了汽车还有好长一段路不通车。……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来了，我接过小梅画的线路图跳上了车。车开了，小梅看着我；车开快了，小梅忽然跟车跑了起来，边跑边招手，像是有事儿要说。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外，透过车后滚滚的黄尘，听到她在喊：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3)
“不过他们肯定会要你的，韩琳护士！”

　　她叫我“韩琳护士”，四个字一个不省。认识我的人只有小梅一个人这样叫我，那是第一次见面时固定下来的。雁南向她介始我：这是韩琳，内科护士。她想了想，叫道：韩琳护士。

　　我至今没去看小梅，但知道她结婚了，复员回去后的第二年结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存和需要其实比爱情更接近于婚姻本质。在那个吵吵嚷嚷、酷热难当的暗夜中，我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要不要去看一看小梅？

　　我是被一个找我的电话叫醒的，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电话正是我那位男友打来的，约我出去，方才记起今天是星期天了。

　　出院门碰上了我们剧团的另一位编剧。同是编剧，他一级，我三级，档次差着不是一点半点。人家也不像我半路出家，正宗科班毕业，来剧团后，上了三部戏，响了三部戏，还不到四十岁。上级机关几次意欲让他出任剧团领导，均遭婉拒，此举愈发令同仁敬重：这才叫真热爱艺术，不是叶公好龙。他的妻子是舞蹈演员，很漂亮；儿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很出色。可谓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既有抱负又很实际，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我很佩服他，恭称其老师，心里从来没有一点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预感。相互打完了例行的招呼，老师问我剧本准备好了没有，我看着他，不明白。他说我的《 周末 》定于明天上午九点全团讨论。我大吃一惊，呆住。老师已走得看不见了，我还站在原地拿不定主意。拿定了主意后就去给男友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去赴约了并讲明了原因。《 周末 》是我的心血之作，明天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刻，今天我必须在家里做些准备，电话中男友流露出的遗憾颇令我心动。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从宿舍到剧场只需五分钟，我提前一刻钟就出发了，带着本，带着笔，第一个来到剧院。天气预报这天最高温度３１度，不高，感觉却是出奇的热。没有太阳，没有风，空气黏糊糊地罩在天地之间纹丝不动。那时剧院还没有空调，有重要演出就得提前准备好大量的冰块，演出开始前分装在盆子里一盆盆在观众席前摆好，盆子后面再放一排落地扇，负责将冰块散发出的凉气吹送到观众席里。平常的日子就只有电扇，吊扇，悬挂在剧院高高的天棚上，已经老得转不大动了，扇叶一叶是一叶，怎么使劲转也连不成片。我记录本上的字儿被手汗洇成了一朵一簇，好在那些字儿全无意义。

　　开始我一直在做记录，边记边还频频点头，表示着谦虚，若有所悟，英雄所见略同等等等等的意思，但渐渐地我发现这种姿态并没有什么用处。

　　“艺术是什么？它和非艺术的区别在哪里？现代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说艺术应当是‘有意味的形式’，”说话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不仅在我们剧团，在演艺界，也算得上是名门出身。名门自然就有着名门的风范，外国艺术大师的名字，不管多么拗口生僻闻所未闻，由她嘴里说出都像是她的熟人儿，一串串高深的专业名词更是叫人闻之肃然。她有着一双狐狸眼，看人时，尤其看男人，半合半开半斜，越显其媚，并不想勾引谁，本能、习惯而已。下巴略长，皮肤稍粗，牙齿很好，细密而白，因此常常要嫣然一笑或不禁莞尔，时有机会在电视剧里出演妓女或姨太太，基本是些没名没姓的角色，所以她格外推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说法，视黄宗洛为她的学习榜样精神楷模。可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神圣的艺术殿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势利。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主角、明星，只看红花不看绿叶，令狐狸眼们在激愤不平的同时，也寂寞。所以狐狸眼格外珍惜，不肯放过一切展示她才华的机会，今天就是她的机会。“布莱希特说，戏剧只有参与了建设世界这一工程，才能在舞台上塑造世界。可在《 周末 》里有什么呢？几个人，几段苍白的经历，看不到时代，看不到历史，更不要说世界了。标准一定要高，没有高标准，就不会有好作品。都说不能眼高手低，”一顿，“NO！眼高才是一切的前提！高尔基说，戏剧是一种困难的文艺形式，没有困难不见功力，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4)
我收起了笔和本，收起了眼中的的谦恭，仰脸看天，一条腿也架在了另一条腿上，调动起全部肢体语言，告诉对方我很烦，请闭嘴。狐狸眼不闭嘴，四年“中戏”收获的知识她这才用了多一点？一点点。剧团领导眼中也露出了不耐，但无奈，作为领导，他不能遏制一个团队成员对于团队活动的参与热情。

　　终于还是有人说话。“我说，咱是不是来点实的？就戏谈戏，务虚以后再务，齁热的天！”浑厚的男低音，声音不大，却传到了剧场每个角落，是那种所谓有穿透力的声音。因狐狸眼的发言而昏昏欲睡的剧场为之振了一振，个把被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扭着脖子寻找说话的人。我一动没动，我知道是谁。“我觉着《 周末 》的关键问题在于上面能不能通得过。不是不让你写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戏，这谁都知道。但是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对编剧是个考验。你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到底想告诉人点儿什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不清楚。剧本的不清楚是因为剧作者的不清楚，我建议帮助作者把最近党中央的精神吃透，从政治上号一下脉。”

　　“Ｎo！”狐狸眼一声尖叫，像一把利刃将男低音拦腰斩断，半死不活的剧场彻底兴奋了起来，仿佛一出戏终于进入高潮。“伟大的思想先驱卢梭怎么说的？——法律是不允许进入剧院的，只要有一点点强制的存在，剧院就由娱乐变成惩罚！著名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怎么说的？——”

　　“卢梭说了算还是中央说了算？”

　　“这正是艺术的悲剧艺术的堕落！是我们剧目质量搞不上去的症结之所在！”

　　“你呀，说别的行，还就甭跟我谈艺术。想当年我在这儿搞艺术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里‘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男低音今年五十四岁了，距退休还有一年，最后一句他是唱出来的，唱得字正腔圆中气十足，于是剧场里响起了稀疏的笑声，尽管稀疏，也是笑声。话剧演员尤其知道剧场中笑声的宝贵，男低音大获全胜颇有几分得意，狐狸眼不甘失败欲起身再战。领导抢在她的前面站了起来，两手平伸用力下向压着，道：

　　“大伙的发言都很好，从各方面对《 周末 》进行了论证，相信对作者会有所启发。希望韩琳能将大家的意见琢磨消化，对剧本做进一步修改，争取在现有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散会！”就散会了。

　　这天老师没来，为了什么事不知道，是不是他也觉着《 周末 》太糟，让他不好发言，不忍当面伤我，就——躲了？

　　我低头匆匆去了剧场的洗手间，直在里面待到估计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时才出来。我这会儿不想见人，不想听任何虚情假意的安慰鼓励，更不想再听人跟我探讨“艺术”，这种借探讨艺术之名行炫耀、发泄甚至是填补精神空虚之实的作风平常就令我厌烦，别说在这个时候了。

　　剧场里空空荡荡，没有灯光没有舞美装置的舞台显得破败不堪，昏暗的光线下，可看得清上面的一层灰尘，毛茸茸的。侧幕条都被拢了起来，露出台后横七竖八的道具，景片，电线，大小箱子。刷，刷，刷，老朱在扫地。我拣后排边上的一个椅子悄悄坐下，将自己隐蔽了起来，连老朱，我都不想让看见。

　　“孤王酒醉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貌容/寡人一见龙心宠/兄封国舅妹封在桃花宫……”

　　老朱边扫地边哼戏文，心情很好。我就没有见他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他来剧院两年多了，负责清洁和看门，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全名，多大岁数，从哪里来，如何而来。只知他姓朱，一辈子未婚，无儿无女，也没有父母，一个彻彻底底的孤人。住一间借建筑物拐角搭盖的简易小屋，单人床放进去便三面顶墙，只剩一侧不足一人宽的过道。放不下桌子，他就捡来大小适宜的木板搭个桌子；水泥墙灰秃秃的不好看，他就把旧挂历拆了挑漂亮的贴一满墙，还养花，养鸟，最喜欢的，是吃一口好的。吃饭是他极重视的事，从不凑合。我经常见他坐在小屋门口，自己给自己包饺子：和面，调馅儿，擀皮儿，砸蒜泥儿，全套的程序。尤其可贵的是，忠于职守。比如你想带个人进剧场，跟他再熟——哪怕你昨天刚给过他一小袋大米，尽管是你吃不了的，给别人行不行？扔了行不行？给他，就是一份好意，一份惦记，没用，没领导发话，他绝不批准。领导常为此感慨，要是部属都像老朱该有多好：工作好，需要少，无牢骚，狗一样忠诚，还不必给他评职称。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5)
老朱仍在唱：“内侍臣摆驾上九重/高御卿发怒你为哪宗……”

　　曾经，我很同情他，觉着他很可怜，此刻，却兀地生出几分理解，几分羡慕：肉体的所有感受，最终还是要通过心灵得出结论，快乐与否的标准，全在每个人的心里。他贫穷卑微他快乐。我优裕高雅我却不快乐。

　　老朱终于也走了。偌大的剧场静下来了，放眼看去，一排排无人的座椅连成了一片空虚。

　　只有我知道我为《 周末 》付出了多少心血，这之前我还写过六个剧本，都是在这一次次的所谓讨论中，在“再上一个台阶”的敷衍中，不了了之。前六个剧本放弃也就放弃了，但是《 周末 》很好，经过了六个剧本的磨炼，它已相当成熟。如果这样的剧本仍不能为这个剧团接受，就说明我与这个剧团是真的无法相融了。这里没有人事因素，大部分发言也都出于真诚，包括狐狸眼，包括男低音。但这只能更加证明了问题的严峻：我和这个剧团在美学追求上有着相当的差异。我无法改变剧团，又无法放弃自己，于是，就僵住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戏剧是一种集体经验，集体创作集体欣赏。换句话说，就是要限制个性的过分张扬。我记住了这话，并努力实施，在最大范围内修正了自己。修正不等于放弃。而在目前，不放弃自己，就意味着放弃剧团放弃这份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能总占着一个坑而长不出萝卜。

　　当初借调来京时领导明确告诉过我，能写出可供剧团上演的剧本来，就留下，写不出来，走人，试用期半年，令我骤感压力。我不懂戏，看得都很少，一个小岛上哪里有戏？十几年我只看到过一次话剧，军区话剧团的《 雷锋 》，印象中还不是太好。这种事谁也救不了你，唯有自救，我的办法是：恶补。晚上，窜去各个有演出的剧院看戏，话剧，京剧，沪剧，越剧，《 三百年前 》《 狗儿爷涅 》《 烟雨 》《 阿混正传 》；看完戏回来后躺床上接着看剧本，莎士比亚，缪塞，曹禺，老舍；通俗的，高雅的，好看的，难看的，传统的，现代的，一视同仁兼容并蓄逮着什么是什么。白天，写，硬写，逼着自己把小说思维转向戏剧思维，这二者有着完全相反的特性。转眼，就是半年，我是在试用期快到时才把剧本拿了出来，抒情风格，偏又遇上反“精神污染”，抒情在当时按有些人的标准不是“精神污染”也得是“精神污染”的亲戚，至少是有此倾向。幸运的是当时的剧团领导有着同样倾向并且霸道：这是个好戏！就这么定了，上！于是，我的命运也就这么定了，戏上之后，被正式调入。那是一段幸福时光，戏立起来后，层层看好，一路绿灯，获得了空前的肯定：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新突破——领导和专家这样说。是夜，拍板上这部戏的那位领导同他老伴一块儿，从剧院出来直接跑到街上，花二十六元钱吃了顿涮羊肉以志庆贺，那时的二十六元可不能算是小钱。可惜这位认可欣赏我的领导很快因年龄到了退了下来，我是在他退了之后才感觉到了他之于我的宝贵——他退下来后，我就再没上过戏。他晚年不幸，老伴先他而去，几个孩子均出国定居。五十年代也是剧坛一名骁将，曾把自己两万元的稿酬一次性交了党费，那时的两万元顶不上今天的两百万二十万是顶上了。但到了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后，他却要因一项按规定必须自费的手术，为了区区一两万块钱的手术费低下头来四处去借。一年春节，他打来电话：韩琳，我这个春节过得很凄凉，家里只有我和小阿姨……我深为震惊，震惊的不是他的处境，而是他的表述。一个这样的男人，如不是在现实面前完全地无奈了，无望了，屈服了，怎么会肯如此背叛自己的自尊？后来，他得了肺癌，手术前我去看他，带去了花篮和祝福，原以为面对的会是形销骨立阴凉凄惨，却不料老人形容开朗谈笑自如，分手前还给我写了幅字：“凶吉福祸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七律，据说是白居易读《 老子 》后作的。我把这字拿去裱了，郑重其事挂在了写字台的上方，失意时深深看它两眼，很是能从中得到些安慰、感悟。这工夫，在刚刚遭受了致命打击一个人坐在空空的剧场里时，我又开始在心里默念它了，一字字地仿佛念经。却是不论怎么念，虔诚地念，也轻松不起来，超脱不起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这部戏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别想在这个单位里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问题，就这么回去？怎么跟母亲交代？因为父亲的缘故，母亲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

大校的女儿 第一部分(26)
“韩琳，”我茫然扭过脸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师，站在座椅之间的过道上，两眼含笑，问，“完了？”

　　我一语双关：“完了。”

　　他轻声一笑，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听我说韩琳，《 周末 》相当不错，可以说非常成熟，是一个从生活出发的东西。坦率说，我没有想到。”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诚恳认真，不像一种安慰，“你很有才华，戏剧感觉很好。”

　　“那您上午为什么没来？”我不禁嚷道。

　　“有点非办不可的急事。没关系，我的意见都跟领导谈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当然本子还需要做一个调整，结构上的调整。打个比方，一幅画，每个局部都很好，眼睛、鼻子、眉毛、嘴，都很好，很美，可是假如安错了地方，嘴安在了眼睛的地方——”我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明白我明白了。“两天时间就够！”这是他最后的话。

　　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整整待了两天两夜，吹着电扇，两腿浸在一只凉水桶里，调整剧本，让“眼睛，鼻子，嘴”各就各位。剧本交上去之后我就躺倒了，高烧，头疼欲裂。早晨申申来过一趟，收拾房间打开水送饭，一阵旋风般地忙活之后就走了，她家胖子的“个唱”正在关键时刻。这天天很好，夜里下了场大雨将多日来的闷热一扫而光，邻居两口子上班去了，我得以敞开房间门让习习的凉风由窗至门自由出入。真舒服啊，我闭上了眼睛，睡意渐浓。有敲门声，我叹息了：“进来！”单元门开了，门外的人进来了。是他，我的老师！心中一阵紧张，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突如其来的紧张。一切都应被理解为正常的：她有病，他来看望病人。他是这病人的同事、老师，有权也有义务表示一下关心。当然，她敬重他的成就，他欣赏她的才华，但这也是一种不超越同行、同事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一点超越这种关系的东西，可我就是紧张，这算不算是一种预感呢？

　　他进来，并顺手把我敞着的房间门关上了，然后走进来，站住，把拎在手里的一大网兜水果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坐下。我想起身，他不让，却没说话，只是那样微笑着摇头，含着温和的责备，这责备让人从心里头感到舒适。该我说话了，却找不着话说，急中生智一向不是我的长处，心里一阵焦躁。“药都按时吃了吗？”他随随便便拿起桌上的药瓶，自自然然地问，气氛立刻变得又随便又自然。我真感谢他的细腻、体贴和聪明。“没有打针吗？”他又问，我笑着摇头。他不看我，看着我的写字台说：“不打针也好，药物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需要的是休息，你太累了，一个人，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他突然转过脸来，看我，目光里深沉的理解使我的心一阵抽搐。我避开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