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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13个精彩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形象地描画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对照起来加以比较。动感现代的文笔、别出心裁的结构、突破陈规的解读和枝繁叶茂的细节，更增加了阅读的魅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历史中国的诸多改革息息相关，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机会把握还是难点所在，乃至改革哲学等各方面，都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找出相应的影子。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应当汲取；而那些失败的节点，更值得深思。
　　改革就是拐点，成功和失败都是拐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机遇。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潮流涌涌。为了进一步摆脱羁绊，攻坚拔城，争取更大辉煌，比对以往的改革，举一反三，实为不可或缺的明智之举。

从历史冷到历史热
　　马立诚：改革开放初期是文学热，进入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学热，后来又有一段政论热，现在是历史热，先后四个热。

　　到书店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中外历史著作满坑满谷，蔚为大观，中国大片也都是历史题材。

　　雷 颐：历史热是正常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每年的畅销书，历史著作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历史热也反映了社会变化，20世纪80年代，历史很边缘、很冷。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发生了史学危机。当时愿意研究历史的人很少，读者也很少，称为史学危机。跟现在对比一下，这个变化太大了。

　　马立诚：从史学危机到历史热，你觉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 颐：过去，对历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把很丰富的历史变成一种公式。比如，所有的朝代史，几乎都是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激起了多少次农民起义等等。历史人物都给贴上了阶级标签，用这个标准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人按照一个模式写，坏人也按照一个模式写，脸谱化、教条化。读者觉得很教条，很干巴，不愿意看。

　　中国原来的历史传统，比如司马迁的写法，是比较丰富的，充满了生动的细节。但后来，渐渐地公式化教条化的东西就多起来了。到“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开始的时候否定一切，把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否定掉，到“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说法家好，把韩非子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历史成为“文革”工具。人们对这种历史讲述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这是史学危机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从这些误区当中走出来，解放思想，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开始好起来。

　　马立诚：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很高。陆游有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说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东汉才子，蔡文姬的父亲。到了南宋还“满街争说”，这不是热吗？在明末，专讲历史故事的说书艺人柳敬亭热的程度更令人大开眼界。黄宗羲、吴伟业都为他作传，张岱撰文称颂，南方大军阀左良玉引他为知己，让他参与军机要务。现在的历史热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雷 颐：中国是史学大国，构成历史热的要素非常充沛，话题多到不可计数。美国才200多年历史，没法比。历史本来应该是热的。以前很冷，不正常。就我国情况而言，历史热应该是一种常态。目前我们称之为热，是因为从前的冷。

关注改革史
　　马立诚：当前的历史热，多是集中在有名的帝王将相身上，同一个帝王的历史，竟出了十几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在人人说历史的大热中，对中国改革史的阐述极少，这是一个遗憾。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改革，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这场改革息息相关。因此，总结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和思考，增进我们对今天改革的理解和把握，很有益处。葛兆光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也。”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过去谈历史，总说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不提改革也是推动力。实际上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清朝的洋务运动，对于走向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明摆着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上台以后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什么贡献吗？农民战争迫使统治者休养生息一下，但这种恢复不可能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如浪潮般涌现出来。欧洲一些国家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却较早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国家靠什么？靠改革。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上的改革，这本书就是我在这方面做的一个探索。

　　雷 颐：写历代改革很有意义，温故可以知新。改革都有相通之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借鉴。如果说到传统，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有改革的传统。不论哪个时代，它的制度、文化、习惯、风俗，总是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不是大变，就是小变；不是变好，就是变坏；不是自变，就是他变；不是因变好而兴，就是因变坏而亡。总之，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变化史和改革史。

　　当然，这里包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改革。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和平时期，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改革牵涉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触动部分人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遭到反对、阻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研究历代改革的得失成败，研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改革的发生条件以及策略与措施是否运用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是无价之宝。你这本书里的文章我看过了，觉得不错，应该坚持写，坚持研究。

　　马立诚：我写这本书有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可读性强一点，把每一次改革尽量梳理成一个故事，提供改革案例；二是尽量把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写，可以有个对比。

　　思考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十几次改革大都失败了，而十几次改朝换代都获得了成功。当然，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努力远不止这十几次，但毕竟有这么十几次大成功。改革当然也不止这十几次，可是却大都失败。也就是说，你要创新制度不行，推翻却可以。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说，中国人屈从于暴力，但拙于制度创新。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这本书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探索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好奇心。都说改革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不行，但外国的改革同样也是触犯利益，为什么英国宪章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林则徐、谭嗣同是汉奸吗？
雷 颐：你说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阻力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利益调整，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这是各国都遇到的问题，不足为怪。但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其中的一些弊端严重阻碍了改革，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我们可以从林则徐的一些遭遇来看一下当时的文化弊端怎样阻碍改革。林则徐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这个大家都评价很高。但是他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主张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东西，这一下子问题就来了。其实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你跟谁打仗，你就要了解谁，就要借鉴和学习对方的长处，增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可是，对于林则徐这一点，清廷诸多官僚不以为然，甚至声讨林则徐，认为林则徐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说林则徐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用外国的东西来改变中国。

　　林则徐在禁鸦片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当时就有一些官员为林则徐叫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在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上，替他辩护。林则徐到广州去的时候，广州有一个姓梁的比较了解各方面情况，热心帮助林则徐。但是这个姓梁的说什么呢？说林则徐什么都好，就是主张学习外国这一点不好。这对林则徐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想一想，这是不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弊端？就是封闭性。这种情况，今天还有。

　　马立诚：这种情况令人痛心，也很可悲。从骂林则徐是汉奸这件事上，折射出当时朝野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性。谭嗣同在他的代表作《仁学》中说，幸亏清朝的兵不够强，假如清朝的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那么君主专制的祸害将会更大。谭嗣同也被骂为汉奸。康有为、梁启超要求按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改造中国，当时更是被骂为汉奸。福建巡抚徐继畲写了《瀛寰志略》一书，介绍英美等国情况，也被上上下下诬为汉奸。在近代欧美各国，我还没听说哪个人因为写了一本客观介绍别国情况的书，而被称为“美奸”、“英奸”或是“意奸”的。这个问题反映了文化当中的一种惰性，这是中国改革者要特殊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惰性，使得制度创新除了要解决利益纠葛之外，还遇到巨大的道德阻力，结果难上加难，在很多时候几乎不可能。

妥协与暴力(1)
雷 颐：我想，与制度创新相关联的问题之一，还有妥协和暴力问题。英国的改革者或者说反抗者，与国王的博弈过程很值得思考。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也有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相持阶段结束，新皇朝建立起来了，还要用很长时间彻底清算，甚至用几十年时间追杀早就下台的皇族。你死我活到这种地步。

　　项羽进入秦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李自成攻入洛阳，也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宫给烧了。福王都杀掉了，为什么还要烧王宫呢？你住进去不就行了？留下来不是一处很好的文物吗？不行，要用这个方式表明不但要让你死，连你的房子都要烧成灰。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社会上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葬送在你死我活当中了。

　　马立诚：改革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种妥协是一种智慧，是长远眼光，同时也是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改革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比如唐代中期“二王八司马”的改革，主角王叔文不懂得妥协，没有一个缓冲，也没有利益上的赎买。改革派宰相韦执谊劝王叔文作一点妥协，王叔文竟想杀掉韦执谊。王书文丧母回去尽孝之后，又轮到韦执谊不妥协。改革的后台唐顺宗身体不行了，已经让位给太子了，而太子是反对这次改革的，韦执谊面临的情况非常危急。韦执谊的老丈人，也是唐朝有名的官僚杜黄裳，给韦执谊出了个主意，说你最好妥协一下，主动率百官迎立太子，早一天让太子做皇帝。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功，太子当了皇帝要报复，也要看这点情面。韦执谊斥责了老丈人，说你怎么说这种话？结果宪宗上台就开始报复，报复非常之惨。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不妥协，两人掌握权力之后，史书称他们“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当然，如果妥协，一时看起来进步不是那么大，但是要保持改革的力量，从长计议最要紧。

　　北宋欧阳修也是太急，毫不妥协，孤军深入，硬干到底，写《朋党论》迎面挑战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结果是形势急转直下。

　　雷 颐：妥协主导面是权势者。因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强势政府和庞大的守旧势力，改革者往往是弱势。

　　比如清代立宪改革，立宪派主要是各地商会的力量。商会理所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稳定，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与当时革命派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妥协的，还保留朝廷的位置，保留皇帝的位置嘛。但是朝廷不妥协，连温和的要求也不接受。这是与英国不同的地方。再比如，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开始他只是提出来对行政机构做一些改革。因为当时建立了总理衙门等新的机构，传统的鸿胪寺等都没有用了。没用的机构还养了大批官员，使得财政很紧张，但统治者还是不妥协。

　　这怎么办呢？最后必然走到暴力的路上去。传统的朝廷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秦朝的时候，张良只有一个人，也策划暴力，弄一个大铁锥，远远地朝秦始皇的车队扔过去。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妥协与暴力(2)
　　马立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贯穿了妥协精神。用柏杨的话说，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做了这些工作，才把换衣服的事情推展开。

　　换衣服还这么难，可见改革的阻力有多大。清末统治者的眼光有毛病，对于利益的计算太短视了，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从妥协的角度讲，中国的改革，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

不能坐失改革时机
　　雷 颐：讨论中国历史上改革，还有一个时机把握问题。读读晚清史，就会了解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利益的纠葛，清廷一再延误改革时机，结果被推翻了。清廷的命运，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关系很大，值得说一说。晚清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今天读史看得很清楚。可是当局者迷，还在那儿感觉不错，这么混下去没问题，一百个不愿意改。戊戌维新提出来的要求是很温和的，可是掌握大权的人一点变动都接受不了。拒绝改革，对维新派采用那么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是清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廷把国事和家事搅到一起。国家发展大纲和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母子关系、母子争端搅在一起，这是利益纠葛。家族利益之争比维新更重要。这些利益之争，也是导致清廷对戊戌维新采取仇视态度的原因之一，结果是利益之争耽误大局，失去了改革的时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搞改革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足够的权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权威不够，就得有足够的补偿，我剥夺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给你补偿。当这两点都没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这两点都没有。从这里看来，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应该是改革的好时机。

　　马立诚：北宋也是延误改革时机。范仲淹搞改革要裁撤冗官，宋朝冗官之多，高于历代。结果那些人都跑到宋仁宗那里去哭，说范仲淹派出的三人考察干部小组是三只可怕的老虎。仁宗耳朵根子太软，犹豫来犹豫去，他对范仲淹讲，你不要搞三虎了。范仲淹的确有点急，但宋仁宗头脑也不清楚，结果是北宋丧失了改革的好时机，积贫积弱下去。

　　再说清末，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逃亡，一点面子也没有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想政治改革了，提出9年立宪。有一种说法，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断送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雷 颐：不是这样，实际是清王朝自己一再延误时机，断送了立宪的前途。关于9年时间是长还是短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评判，要按照当时形势来判断时机问题，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当时形势实际上是很急迫的，清廷对此估计不对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5月份出台的内阁，还是皇族内阁，这时候已经是火烧到眉毛了，清廷还在那里短视，他们的措施违反最基本的立宪原则——皇族成员不能充任内阁成员。这下子，连立宪派都失望了。其实，清廷开始说准备立宪的时候，全国欢欣鼓舞，张灯结彩，这说明民众对清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理解。但是清廷没有重视民意，觉得民意算什么？看不到民意民心的力量。结果是，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可是，要命之处在于，当你在下个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他又不愿意。总是慢一拍，从不主动，总是在巨大事件发生之后，实在不行了才做。这样，就延误了改革时机。你刚才也说，恐怕不止清朝这样，其他朝代也发生过把握改革时机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史写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很小吗？深入分析，就会有大的收获。

雷 颐：写改革史和其他历史，都应该透过纸面，看到纸面背后的东西，不能仅仅根据纸面上的资讯写文章。我看到有些学者只凭借文本写文章，不下功夫研究文本之后的实际历史是怎样的情况，这种风气很可怕，也很可悲。

　　比如，1958年的报刊，曾经发表过很多文章介绍各地粮食亩产节节升高的情况，有很多具体数字。当时还有不少文章说农民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情绪非常高涨，十分迫切，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兴办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幸福院等，一些地方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等等。20世纪60年代初，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人民生活十分幸福。“文革”当中的报刊，也说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人民生活大为改善。

　　有些学者就以这些文本的资讯为依据写文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容抹杀，20世纪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的决定错了。我觉得这样搞不行，研究历史一定要了解真实情况。

　　马立诚：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是挨骂的，史书纸面上的不实之词很多，这就要辨析材料，多方研究，寻找历史的真相。

英雄出少年
《诗经》用了极恐怖的8个字形容春秋时期（前722～前481）的翻天覆地：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巅。形势反复无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这个时期，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了，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彼此侵夺，是一幅活生生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手舞足蹈。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前583～前522）。

　　子产对他父亲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如果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挟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前来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从此之后，郑国官员对子产都另眼相看了。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隐蔽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愚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的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顶着晋国压力，给叔向回了一封信说：“我为的是救世啊！”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的气势减弱了，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20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承受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高度肯定子产“铸刑鼎”，批评了叔向和孔子，他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为法治。”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殊不知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郑国换了天地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的咒骂。

　　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

　　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了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子产不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驱逐丰卷，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3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3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3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一表人才，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在郊外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20多年（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去世之时，还掌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

　　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1)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就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就像北京“的哥”开出租车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他们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也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把乡校封闭或是毁掉，怎么样？

　　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柔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会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料。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做药来吃吧。”

　　然明非常佩服，他说：“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实行下去，郑国就有希望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面，在子产那里得到了统一。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30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 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出言不逊，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

　　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驱逐出去了。

　　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子产不毁乡校颂(2)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到国外，这就是债务奴隶，从而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

　　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国外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依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400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等级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被继续开拓下去。

把绸子抖开
柏杨说，秦国商鞅的变法，是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魔术。

　　此话有理。这一场变法可谓惊天动地，中国历史上只此一回。

　　商鞅的主张太吓人了，他无比激进。激进到什么程度呢？在他那里，“从容易改的地方着手”等等，全是废话。他绝对没有“增量改革”的计划，丝毫没有考虑过“渐进”这个字眼，也不需要论证什么“社会承受力”。商鞅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全盘出击，一个也不落下，齐头并进，锐意突破，争取在最短时间内，通过上述所有方面，把秦国全盘改变，彻底改变，变出一个你从来不认识的秦国。

　　如果有谁出来阻挡，对不起，大刑伺候！你跳出来说不好，当然没好果子吃。你如果称赞他的改革，也不行。《史记·商君列传》说，改革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有一帮人聚集起来前往京师献辞说好。结果，这些唱赞歌的人全家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为什么呢？商鞅说：“唱赞歌也是捣乱！”他要你彻底闭嘴，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全盘改变，就马上全盘改变，一个字也不许议论，说好说坏都不行。全国所有臣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哑巴一般地沉默执行，而且要全盘彻底。

　　我们中国人如今也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见过很多世面，可是你能想象商鞅这样的改革吗？你吃得消这样的改革吗？

　　话说也怪，商鞅历时19年的改革，竟然成功了。怪不得范文澜说，秦国旧势力比较小，所以商鞅变法成功，这与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遇到极大阻碍很不一样。吕思勉则说，“秦国开化较晚，所以风气朴实”，民众比较听话。

　　不管怎么说，魔术师上台的时候，用一幅宽大的绸子遮住旧的秦国。旧秦国是什么样呢？地处偏远，默默无闻，落后而贫穷，再加上长期内斗，“兵弱而主卑”，就如一个侏儒，不时受到强邻魏国和楚国的欺负，谁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中原各大国谈到秦国的时候，竟称之为“夷狄”，这是蛮荒不开化的同义语，秦国人怎能忍受？

　　19年之后，那幅绸子一抖开，你可要揉揉自己的眼睛了——侏儒变成了巨人！一个崭新的秦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秦国，出现在战国舞台上。19年，在历史上算起来，可称为一瞬。你说是不是魔术？在这个意义上，称商鞅为魔术师不为过。

董事长秦孝公
　　魔术表演常常有两个人，一个是主角，另一个是配角。这次秦国变法的魔术，也有两个人，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秦孝公。商鞅名气太大，时常把秦孝公遮挡住了。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突出重点，也只标出了商鞅的名字。实事求是地说，商鞅固然功劳甚巨，但实际的主角是秦孝公。他是董事长，商鞅是CEO。所有的事情，最后都由秦孝公拍板；所有的压力，都经不同渠道传递到秦孝公那里，一切后果也都由秦孝公承担着。

　　秦孝公不是一般的君主。他父亲秦献公就有志于振兴秦国，可惜壮志未酬。公元前362年，孝公继位，遭人白眼，大受刺激。他立下宏图，不管遇到多大阻力，遭到什么风险，也要实现霸业。

　　继位一年，孝公向全国发出征求人才的布告，用词极其沉痛：“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然后说，不管是谁，“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其恳切的承诺，甚至超过了今天延揽诺贝尔奖得主来本国发展科技开列的条件。

　　出生于卫国，后来在魏国干点小差事的商鞅（约前390～前338），闻声而至。此前，商鞅觉得自己怀抱绝世之学（刑名之学），却一直不得志，所以投奔秦国碰碰运气。他原名公孙鞅、卫鞅，后来由于在秦国立功，被封为商君，人们又称他为商鞅。

　　商鞅来到秦国之后，与孝公几经磨合，终于得到充分信任，君臣一心，准备变法。

改革研讨会
　　魔术上演之前，孝公想试试水。由他亲自主持，在高管层挑了几个人，小范围地召开了几次改革研讨会，结果遭遇强烈反对。

　　孝公说：“我想变法，可能会有许多人反对，你们看怎么样？”

　　商鞅说：“旧制度已经证明不能富国强兵，应该废止。高出常人的举动，本来就会遭到世人反对。事情已经发生了，愚昧的人还看不明白，而智慧的人在事情还没萌芽时就观察到了。因此，不能和民众讨论事情的开端，只能和他们享受成功的结果。成大功的人决不能老和民众商量来商量去。”

　　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国家在改革时必然遇到阻力和咒骂，孝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甘龙就是贵族保守主义的代表，他说：“官员和老百姓对于传统很熟悉，如果硬要改变这一切，就要大乱，恐怕天下人都要反对。”

　　商鞅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代代不同，却都创立了王业。春秋时期的五霸也各有各的法度，却都能称霸。有头脑的人应该创新，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不必法古。”

　　另一位保守主义代表、大臣杜挚说：“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换器具。我看不出我们的制度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为什么要大动干戈，自找动乱呢？遵守先王法统，慢慢来没有错，君主请三思！”

　　商鞅说：“先王法统？是哪个先王的法统？商汤、周武兴起，正因为他们不拘守古法，而殷纣、夏桀的灭亡，正因为他们不改革旧例。君主不要再犹豫了！”

　　几个回合下来，孝公下了最后的决心。这位好学的君主说话还颇有点哲理：“我听说，穷僻的胡同里，遇到事多觉得奇怪；头脑僵化的学者，对变化常常看不惯。愚昧的人喜欢的事情，聪明的人觉得悲哀。情绪化的主张，贤明的人觉得伤痛。你们所说的那些拘守古法的话，我听不下去了。”

　　不管甘龙、杜挚他们的脸色如何难看，孝公要变法了。他封商鞅为左庶长（中级官员），直接对孝公负责，草拟变法方案。

要大炮还是要黄油(1)
若要揭开两位魔术师在绸子后面的倒腾手法，你可能会全身冒冷汗，好在这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变法分成两步推进，其内容优劣互见，不过，方向所指倒是十分集中，就是“农、战”两个字，实质是一个“战”字，就是一切为了战，为了最后的霸业。要大炮还是要黄油？商鞅要的是大炮。下面把变法措施总括起来披露一下。

　　政治与军事方面：

　　一、实行残酷的连坐制。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坐（连带受罚）。5家互保，10家相连。5家连在一起称为“伍”，10家连在一起称为“什”。一人有罪，伍什连坐。在伍什之内，大家每天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如果发现“奸人”而不告发，判处腰斩重刑。告发者与斩首敌人一样重赏。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人同罪。

　　二、组建地方政府系统。把小的村落、乡邑聚集起来，设立县。全国共设41个县（一说31个县），县直属中央。每县设置县令，全面负责。这是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开端，创造了崭新的政治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三、废除以前的贵族、官员级别，重新制定二十级爵位。第一至第八级为民爵，比如一级叫“公士”、二级叫“上造”等。第九级以上为官爵，第九级叫“五大夫”，第十九级叫“关内侯”，第二十级叫“彻侯”等。

　　四、对敌作战杀死敌人是第一等功劳。在战场上斩敌人脑袋一颗，授爵一级，可担任50石的小官（1石等于10斗米）。斩首两个，授爵二级，可担任百石之官。立了战功，还赏赐田地。

　　五、用最大的力量奖励战功。凡是没有立过战功的贵族，一概废除名位，废除级别，不能做官。按照战功确定级别，然后根据新的级别，规定应享有的土地、住宅、奴婢数量。范文澜说，这一条激起了贵族领主的反抗，但它是变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许多靠世袭、资历、行贿等途径成为贵族的人失去了特权，变成民间富户。有军功的贵族宗室，最高待遇就是封侯，封侯之后只是收取食邑内的租税，不管理民事。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变成地主制度的秦国。

　　经济方面：

　　一、推崇农耕，打击商业和知识分子。一个家庭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可免除徭役。另外，商鞅认为商人是“游民”，助长奢侈。民间凡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到官府里做奴隶。凡是无业、懒惰而贫穷的，也收入官府做奴隶，或押送边疆垦荒，这是强迫每一个国民都要有职业，主要是务农。各国“文学游说之士”，也归入“末流”、“游民”一类，不许入秦。商鞅这些措施，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产生了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与商鞅同时的古希腊罗马，虽然农业也是经济的重要成分，战争亦很频繁，但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政府对此采取鼓励态度，民间的制造业、金融业、内外贸易、航运业欣欣向荣，颇具规模，这是早期中国与西方的一个巨大区别。

　　二、开疆垦田。把原来田里用土堆成的疆界和供战车奔驰的道路，都破开（战国已开始放弃兵车，大量用骑兵），辟成农田。当时还推行授田制，国家授给农民田地，鼓励耕种。同时，也号召民众到荒野上开辟新的农田，承认个人新辟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土地私人买卖。秦国地广人稀，商鞅挖邻国的墙脚，对山西、河南、河北的人说：“到我们秦国来吧，你们开荒的土地，三年不收税。”

　　三、统一度量衡。划一并制作标准的斗、桶、丈、尺等等，以利于全国交易。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家庭生活方面：

　　一、私人之间的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严禁私人殴斗。私人殴斗，不论有理无理，一律严厉处罚。当时秦国私人决斗很普遍。

　　二、改变秦国落后风俗，强迫民众学习最低限度的礼仪。父子兄弟姐妹，不准同睡一个炕。过去，因冬天严寒，一家男女老幼都睡在一个火炕上取暖。

要大炮还是要黄油(2)
三、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强迫分家，否则重罚。这是为了增加生产和税收。

　　四、按照等级尊卑，规定穿不同的衣服。

　　五、焚烧儒家的《诗经》、《尚书》等经典，禁止战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游说活动，以彰明法令，树立法令的绝对权威。后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已经由商鞅开了头。

　　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当时秦国还处在半野蛮状态，落后、穷困、一片混乱；也可以看出变法是要全盘地改，彻底地改。明眼人不难感觉到，这样的变法难度太大了。

　　聪明的商鞅何尝不知？他知道，即使把法令颁布出来，人们也会疑惑：这么多严厉的举措，贯彻得了吗？他心生一计。改革正式开始之前，商鞅先在陕西临潼的南门立起一根木棍，下令说：“能够把木棍拿到北门的人，赏10斤黄金。”这么简单的事情，赏金这么重？当大家惊疑不定、议论纷纷的时候，商鞅又把赏金骤然提高到50斤，简直是开玩笑！远远近近都轰动起来了。

　　一个争强而又好奇的青年在众人怂恿下，不管那许多，把那根木棍移到北门去了。结果，这个青年竟然立即如数得到赏金。人群惊叹不已，商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是第一步，商鞅要通过这件事让民众信任他。等到人们都相信他令出必行之后，就开始颁布改革方案。

镇压反对派
当然，要让全国所有的人一起变成哑巴，毫无声息地贯彻改革措施，这是不可能的。

　　反对派给商鞅出了一个十分为难的题目，那就是唆使孝公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触犯法律。如果惩处太子，孝公这一关不好过还不说，太子将来继位，肯定不会放过商鞅。如果装聋作哑，新法的权威就被减弱。

　　商鞅的处理算是很机智了。他对孝公说，太子年幼，又是王位继承人，不便施法。可是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对此负有重要责任。君主把教导太子的重任交给他们，这不是玩忽职守吗？

　　孝公下了台阶，同意处理公子虔（太子的生活老师）和公孙贾（太子的学问老师）。商鞅判决，在公孙贾脸上刺字（在脸上刺上难看的花纹，涂上洗不掉的黑色，为终身极大耻辱），割掉公子虔的鼻子。商鞅还训斥太子，烧掉了太子所藏的儒家著作，此事为商鞅留下了后患。

　　这件事传遍全国，引起极大轰动，那些反对变法的贵族，气焰顿时受挫。商鞅又逮捕了触犯法律的贵族祝欢，以及其他700多个反对变法的贵族，全部在渭水边上斩首。

威猛新秦
　　魔术发生效力，秦国大炮日渐威猛。孝公提拔商鞅当了大良造（总理兼军队最高指挥官），两位魔术师的地位日渐接近。

　　商鞅掌握大权之后，一直寻找机会攻打东邻魏国，为秦国报仇。先前，魏国实力强过秦国，夺取了原属秦国的黄河以西地区，压迫秦国。再说，商鞅来秦之前，在魏国一直屈居人下，长期不受重视。魏国相国（总理）公叔痤临死前，曾郑重其事地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魏惠王只是一笑了之，根本看不起商鞅，商鞅为此也衔恨魏国。

　　公元前354年，秦国军队夺取了魏国的少梁（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又率领军队包围魏国旧都安邑（山西夏县），迫使魏国守军投降。此为锋芒初试，表明秦魏力量对比开始逆转。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队大举讨伐魏国，这一次是真正的争雄。一年前，魏国与齐国大战。齐国以孙膑为军师，田忌为大将，杀了魏国大将庞涓，取得胜利。商鞅向孝公建议说，魏国惨败，人心不稳，力量疲弱，应该趁机进攻魏国，孝公极力支持。

　　魏国派出公子昂迎击秦军。公子昂是商鞅在魏国时的熟人，商鞅给公子昂写信说：“我们是老朋友，阵前相遇，实在令人为难。不如我邀请你到我这里来相会，饮酒结盟，让两国永远和好算了。”傻乎乎的公子昂信以为真，前往秦营拜会商鞅，当然他也不想打这个仗，梦想和为贵。结果，当即被商鞅拿下。秦军立即出击，大破魏军。魏国被迫把河西大部分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躲避秦国锋芒，把国都也迁到了远离秦国的大梁（开封）。这一仗，向各国显示了一个经变法之后日益强大的新的秦国。从此，魏国完全拜了下风，直到被秦国消灭。

　　孝公雪洗了祖上大耻，无比高兴，亲自出来迎接商鞅，并把商、于（陕西商县到河南内乡县之间）地区15个邑封给商鞅，赐给他一个称号叫商君，商鞅的级别也成为二十级中最高的彻侯。

改革付出生命代价
魔术演到尾声，主角孝公的身体病危了。

　　公元前338年，秦国上层都能预感到形势即将发生变化。此际，一个颇有点背景的人突然拜访商鞅，他叫赵良。

　　赵良对商鞅说：“你这么多年蛮干，用严刑峻法处罚贵族，杀人如麻，积怨太多。你每次出门，彪形大汉在车上护卫，全副武装的人跟在车旁奔跑，没有这些安保措施，你绝对不敢出门。为什么？不就是怕人报复吗？现在国君身体堪忧，我建议你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主动辞职，把封地还给国家，劝国君重新起用那些被压制的贵族，然后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隐姓埋名，种地过日子。这样的话，某些大人物也许能够让你活下去。否则，国君一旦去世，想想后果吧，想要你命的人还会少吗？”

　　商鞅觉察到了赵良背后的势力。但是，即使按照赵良的建议去做，公子驷这些人就能善罢甘休吗？再说，自己毕竟让秦国强大起来了，新的国君恐怕也得顾及这一点吧。倔强的商鞅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秦国多么落后，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谁改变了这些陋习，是我。再说前些年，我指挥迁都咸阳，扩大了旧城，建成了比鲁国宫殿还要宏伟的宫殿，这些你都没看到吗？”

　　这一年，孝公因病去世。

　　公子驷继位当了国君，是为秦惠文王。蛰居多年的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立即活跃起来，指控商鞅图谋造反。商鞅跑到魏国边界，被魏国拒绝入境，他又跑回自己的封地，仓促组织了一支小军队抵抗前来捉拿他的秦军，结果兵败被捕。秦惠文王判处商鞅车裂大刑，用几辆马车拽住手脚向不同方向奔驰，把他的身子拉裂成几大块。商鞅的家人也都被杀死。

　　魔术表演虽然落幕，但19年变法已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这些措施也收到了奇效。所以，秦惠文王杀商鞅报了私仇之后，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沿着惯性往前走。“商鞅死，秦法未败也。”除了后来秦庄襄王用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排斥商人和游说之士的法令以外，其余也都相沿不变。这就最终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提到商鞅的魔术，都是全盘肯定，赞誉有加。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峰。“文革”后期，为了配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吓人的高度，甚至于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商鞅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单一色调涂抹他，则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毋庸讳言，商鞅的措施当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

　　古人与今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于愉悦和痛苦的感觉有相通之处。商鞅实行“法西斯”连坐制，试问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

　　商鞅彻底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全国人都变成哑巴。为了不让人说话，甚至将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之地，岂不是一种病态？司马迁批评商鞅这种政治风格是“刻薄、少恩”。联想起早于他200年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支持舆论监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叹。商鞅的病态作为，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四人帮”神化商鞅，就是例证。

　　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听音乐，也不许自由迁徙。他说，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识，就会一心一意种地。商鞅烧诗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黄金时代开始沉没的先兆。后来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国人思想空间几乎丧失。从长远效果来看，这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创造力贫弱，现代化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中的税赋改革，主要是把按田亩征税改为按人口征税，并加重徭役和兵役负担。《商君书·垦令》说：“收取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懒惰的人就没办法了，必须尽力开荒种田。”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当时实物剥削量（商鞅时期秦国还未使用钱）占农民总收入2/3，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1/7，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4/5。所以当时国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农民日子并不好过，不像“四人帮”在“评法批儒”中所宣传的那样，人民“发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造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多久就覆亡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统治集团残酷的压迫。

四面楚歌
《东周列国志》这样描写赵武灵王赵雍：

　　身长八尺四寸，龙颜鸟喙，广鬓虬髯，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

　　《东周列国志》是小说而不是信史。再说赵武灵王并没有留下写真集，他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有待考证。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知道，诸多古典小说描写武士，大都套用这些词汇。古人写文章的缺点之一，是不顾及细节，只图省事，《东周列国志》中赵雍的外貌便是个例子。

　　不过，龙颜其实并不好看。按柏杨的说法，“跟虾米差不多”。鸟喙呢，大概是嘴部向前突出。晚上见到这样一个人，你也许吓得半死。这副尊容，也未必是小说作者愿意见到的。

　　首府设在邯郸的赵国，是公元前403年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同时从晋国分出来的还有魏、韩两国。赵、魏、韩原是晋国的三家贵族。三家坐大了，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斗来斗去，晋国的国君竟然要去朝拜三家贵族。

　　到公元前403年，奄奄一息的大家长——东周周威烈王发挥最后一点作用和余热，在接受三家大笔贿赂之后，干脆封三家贵族的族长为国君，于是三个新国出现了，晋国淡出历史。

　　史学界多数意见认为，从“三家分晋”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战国时代，直至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为止。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从公元前403年写起。

　　赵雍于公元前326年登基，是赵国第六任国君。

　　赵雍闲不住，身体也棒，喜欢深入基层调研，体验风俗民情。好在赵国并不太大，大体上是今天河北中南部到山西东部，以及山东西部这一片地方。按地盘来说，赵雍的管辖权限，相当于今日的省委书记。赵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了一圈，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原来70多年前赵国建国之初，是三国中最强大的，魏、韩都差一点。后来南面的魏国重用李悝、吴起，实行变法，逐渐强大，实力超过了赵国，并多次攻赵。赵国西南是摩擦不断的韩国，西边是虎视眈眈的强秦，东边则是强邻齐国。齐国经常攻打赵国，还怂恿小国中山国从东面骚扰赵国。赵国北面是时战时和的燕国，西北则是林胡、楼烦等胡人部落。胡人部落是游牧民族，不时袭击赵国，掠夺民众、粮食、牲口和土地。

　　当时人称赵国是“四战之国”，意思是环绕赵国的都是战争。

　　赵雍望着国家残缺的边境，想起前几代赵国君主耽误的时间，心情越来越沉重，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了。

“西服”的优势
　　从“战国”这个称谓不难猜出，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之间关系的主旋律就是战争。天天战，月月战，年年战。正如唐代诗人王维所作《夷门歌》：

　　七雄雄雌犹未分，

　　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

　　魏王不救平原君。

　　翻开战国的古史记载，每一页都是兵戈相向、攻城略地，每一页都是血肉横飞、肝脑涂地。

　　这就是赵国面临的最大压力。比如中山国的国土从东面深深插进赵国国土，几乎将赵国裂为两块。这个小国丝毫不把赵国放在眼里，经常袭击赵国，使赵国如鲠在喉。赵国如果想在诸侯中确立大国地位，首先要平定中山。

　　公元前307年，赵雍正是怀着这个雄心，亲率大军进攻中山。出乎赵雍意料的是，赵国的兵车和步兵很快被中山军队击败。赵国不但损兵折将，连边境一些重镇也被中山占领。赵雍垂头丧气，连小小的中山都对付不了，遑论其他？

　　谈起战争中各国战略以及兵器的优劣，赵国诸大臣滔滔不绝者比比皆是。但是，赵雍偏偏把目光牢牢盯住了与赵国交战并不多的西胡——地处赵国西北的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很令大臣不解。林胡、楼烦等部落，没有和赵国打过大仗，属于“打一把就跑”的鼠窃狗偷之辈，因此很为赵国大臣看不起。

　　其实这正是赵雍的过人之处。

　　赵雍看中了胡人什么呢？胡人和赵国军队作战，都是骑在马上。胡人身穿短衣长裤，总之是一身短打扮，动作灵活，上马下马十分方便，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也很迅速。

　　赵国就不然了。赵国军队的武器比胡人精良，但绝大多数是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这样的服饰很有威仪，检阅的时候耐看。但要想骑马打仗，就不便了。

　　当时中原各大国都是以“带甲”的步兵和兵车为主，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骑兵则很少很少，最多也不过五六千骑。

　　战国时的兵车，既不是今天的坦克，也不是罗马帝国的两轮一马式的“驰车”，而是四个轮子，用一匹马或两匹马、一头牛或两头牛拉的方形车。车上面站着两排兵。

　　进攻时千车启动，黄沙滚滚，势如排山倒海。防御时则成为一个营垒。这是兵车的优势。但是，一遇到胡人的骑兵部队，毛病就暴露出来。兵车笨重，运转困难。追击时像一群乌龟，心急如火，却无论如何追不上骑兵。还没追几步，敌人早已无影无踪。退却时也像一群乌龟，只有身陷重围，被动挨打的份。还有，兵车只适宜在平坦地方作战，地形稍微复杂一点，有个沟坎什么的，就全完蛋，更不用说翻山越岭。而骑兵呢，攻势迅猛，运转自如，速进速退，动静也轻，一般的小山小河不在话下。

　　再说步兵。众多步卒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无须论证。以人的两条腿，要想跑过马，那是妄想。因此，说到捕捉战机，长途奔袭，速战速决，只好甘拜下风。

　　赵雍对此考虑了很久，颇想采纳胡人的骑射战术，进行军事改革。要想学习骑射，首先必须抛弃长袍，像胡人一样短装打扮。短装打扮不但骑射自如，就是在劳动与生活中也很方便。但是，中原各大国是看重礼仪的国家，服装乃礼仪的重要标志，能说改就改吗？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赵雍遇到的阻力有多大，今天的人也许难以想象。这里且先不说赵雍，只说比赵先生晚了约2000年之久的李鸿章。2000年可不短啊，想一想，跨越2000年，人们的观念应该发生多大的变化？至少对服装变化这样的事总可以接受了吧。可是，请你看看李鸿章对服装改革的态度。

　　1875年11月，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保定，拜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们两人的谈话，有一段涉及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服装改革的问题，颇为有趣。下面是这段谈话的记录：

　　李鸿章：对于贵国近来所举（指明治维新）很为赞赏，独对贵国改变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礼：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到的，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对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有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的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花费。

　　森有礼：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改穿欧服，对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是觉得费了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图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采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有礼：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指清军入关之前的明朝），也该没有人喜欢现在（清朝马蹄袖等）这种服装。

　　李鸿章：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森有礼：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贵国强迫做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和反感。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这一场唇枪舌箭的论争说明了什么呢？从李鸿章谈话可以看出，当国权臣对服装改革至为反感，甚至有不共戴天之势。2000年之后的人竟然对服装变化还抱持如此僵化的态度，就可以想象赵雍当时面临的困境了。

改革预热
　　赵雍知道，改穿胡人的“西服”，是移风易俗、更新观念的重要事件。一下子要改变全国的生活方式和军事制度，阻力不会小。他虽然手握君主大权，也不便轻举妄动，于是先找他所信任的大臣暗中商量。第一个召见的就是楼缓。

　　赵雍说：“赵国四周都是危险的敌人，如果没有强大的战斗力保护自己，只有灭亡。”

　　楼缓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沉默着点点头。

　　赵雍说到主题：“怎么加强战斗力呢？咱们打仗都靠步兵或者是马拉车，但是不会骑马打仗，结果吃了不少亏。我准备干一件大事，改穿胡人的衣服，学胡人那样骑马射箭。我知道这件事将会有很多人反对，可是我不怕。历史上有高度美名的人，当时大都是受到世俗的谴责。你看如何？”

　　赵雍停下来，看着楼缓。

　　楼缓兴奋地说：“我过去听你提到过这个意思，也想了好久，觉得这个主意有道理。咱们仿照胡人的衣服，也就能学到他们打仗的本领了。我赞成！”

　　赵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召见元老重臣肥义。他对肥义说：“赵氏先祖创下的基业，我们要很好地发扬光大，不但要保卫好我们的国家，而且要开疆辟土才是。为此，我打算下令全国，一律抛弃传统衣冠，改穿胡服，加强骑马射箭的训练，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我知道，一旦这样做，就会遭到强烈反对，上上下下闹翻了。你看怎么办呢？”

　　肥义要比2000年之后的李鸿章更有眼光和魄力，他说：“我听说，做事迟疑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对自己的行为如果总是疑虑，也不可能成名。你既然决心要移风易俗，就别考虑那些人怎么议论了。凡是要建立大功业的人，从不拘泥于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也从不跟成群结队的人磋商。愚昧的人对已经成了的事情尚且愚昧无知，聪明人在事情萌芽的时候就已经看清楚了。愚昧的人安于现实，聪明的人才能瞻望前程。你主意已定，别再犹豫了！”

　　赵雍高兴地大笑起来，说出了一番颇具叔本华哲学意味的话：“我不疑惑穿胡服这件事，我是有点担心天下人耻笑。唉，你说得对。痴汉子高兴的事情，聪明人替他哀伤；愚蠢人所讥笑的事情，贤明人却仔细地审视它。世上人如果都顺从穿胡服的决定，赵国将会得福。算了！即使全国都反对我，我也这样定了。西北诸胡部落和中山的国土，我一定要得到！”

　　赵雍得到两个重臣的理解，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雍竟穿着胡服出来。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袖的打扮，一时惊呆了。

　　赵雍问众大臣，新的打扮怎么样。大臣们觉得这件事未免太丢脸了，没有人吭声。赵雍环望一周，他的叔叔公子成没有来，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公子成听说赵雍要改穿胡服，认为是奇耻大辱，干脆称病不上朝。

服装激辩(1)
　　反对的情绪在德高望重的皇族前辈——赵雍的叔叔公子成身上集中表现出来了。守旧势力自然奉公子成为首，坚决抵制胡服。

　　赵雍先是派了侄子王绁前往公子成家里，做说服工作。

　　王绁拜见了公子成，对他说：“大王已经穿上了胡服，多么希望您和他一起穿胡服会见群臣啊。在家里顺从父母，在朝廷顺从君主，这是古今的准则。现在，叔父大人不肯更换胡服，大王担心天下人将会议论纷纷。改穿胡服的目的，不是为了换个花样娱乐消遣，而是为了迎接艰苦的战斗，建立救国救民的不朽功业。我听说过，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好的行为。任何一项事业，有皇亲国戚鼎力相助，就一定能够成功。大王想仰仗您的支持，来完成胡服骑射的伟大事业，恳求您改穿胡服吧！”

　　公子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知道君主改穿了胡服，恰好我有病在身，不能行动，因此没有去朝拜。现在国王派了你来，我正好也有话说。我听说中国是聪明才智的人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宝聚集的地方，是圣人推行教化的地方，是仁义道德的地方，是最讲究诗书礼乐的地方，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也是远方外国最向往的地方，是蛮夷作为楷模的地方。现在大王舍弃这一切，却效法蛮夷，穿他们的衣服，习他们的战法，改变传统文化，违背固有风俗，远离中国习惯，已经激起百姓的愤怒。这是一种叛逆行为，愿大王三思。”

　　王绁无功而返，回报赵雍。赵雍叹道：“我知道叔叔不是真病了，他害的是政治病。”于是，赵雍亲自出马，到公子成家探望，亲自做细致的说服工作。

　　赵雍对公子成说：“穿衣服是为了保护身体和实用，讲究礼仪是为了有利于事业成功。圣人因地制宜制定礼节，是为了方便国人有利国家。南越的风俗是什么呢？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在身上和胳臂上刺上花纹，衣服大襟开在左边（传统中国服装大襟开在右边）。吴国的风俗是什么呢？把牙齿染黑，额上刺花纹，用鱼皮做帽子，用粗针粗线缝纫。各地风俗虽然不同，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做事利落。这些例子说明，背景不一样，使用工具也不一样；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制度也会有差别。”

　　赵雍看公子成默不作声，又接着说：“这就告诉我们，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就要去做，不能僵化固执。不同区域的服装变化很多，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使他们完全统一。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不要忙着否定它，要看看它有什么道理，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如今叔叔坚持的，是固守传统；我所追求的，是要发扬传统。我们赵国，东有黄河、漳河，虽然与齐国、中山处于同一流域，却不擅长水战。从恒山到上党，东边有燕国、东胡，西边有楼烦、秦国和韩国。这些边界地带的部队，使用的是传统武器，缺乏现代化骑射装备，怎么保卫国家？所以，我要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第一是建立水军，严密防守黄河。第二改组陆军，穿上胡人那种利于作战的紧身服装，练习骑射。这样，就可以保卫上党，平定中山。”

　　赵雍最后又警告道：“现在叔叔为了固守习俗，违背了赵国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国家的遗训，而且忘记了我们至今还屡屡被人侵略的耻辱，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这里介绍的只是谈话要点，实际上当时的辩论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天下来，公子成被说服了。他终于接受了赵雍的决定，第二天就穿着胡服上朝。赵雍于是下令全国改穿胡服。

　　但是，反对的浪潮并未完全平息。皇室贵族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人又出来阻拦改穿胡服。这大概就是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了——传统决不可改变，否则跟你纠缠个没完。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诸位的反对理由。总之，少不得赵雍又一一做工作，劝告他们说：“拿古代学说衡量今天的人，不懂得形势变化。效法古代的规则，不可能治理现代。”说到后来，赵雍实在口干舌燥，简直要昏过去了，不得不大叫一声：“传统那玩意儿，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世界，你们怎么这样不通达？”赵雍气急了，要治赵燕的罪，吓得赵燕赶快穿上胡服。

服装激辩(2)
　　在赵雍严厉警告下，保守势力退缩了。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赵军改穿“西服”并加以训练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公元前306年，即改穿“西服”之后第二年，赵雍就率领着新军——现代化骑射部队，向西出击。几年之内，征服了位于内蒙古中部的楼烦和更远的林胡部落，解决了长期困扰赵国的胡族侵扰问题。赵雍在北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开发了边地。接着又在北方修筑长城，派军队防守，实行民族和睦政策，巩固了北方边疆。

　　从公元前305年起，赵雍又向中山国开战，几年之内灭亡了中山，使赵国合为一体。10年左右，赵国国土扩张了两倍，兵强马壮，成了能够与秦国抗衡的举足轻重的强国。

　　梁启超曾说，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世为中原之患。能够有力抵御并取得胜利的，仅有赵武灵王、汉武帝等四人。梁先生甚至称赵雍是黄帝以后第一人，这个评价表明赵雍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赵雍改穿“西服”之后，胡服的优点日益被中原地区民众接受。赵雍倡导的胡服骑射对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方式影响甚巨。在此之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一般都采用马拉车。胡服骑射之后，中原的骑兵发展起来，兵车时代转型为骑兵时代，马也渐渐用于骑乘。这就加强了各地区的往来，促进了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所以，赵雍改穿“西服”，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可惜的是，赵雍的雄心壮志，因为选拔接班人出了差错，尽付东流。不但事业全付之东流，还搭上了一条性命。赵雍因为宠爱妃子吴娃，就废掉了早先已经确立的太子赵章，立吴娃所生的儿子赵何为太子，并于公元前299年传位给赵何，赵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一切当然引起赵章极度不满。公元前295年，赵章发动叛乱，赵雍在离邯郸不远的沙丘宫被围饿死，赵章也在混乱中被杀。赵国人亡政息，逐渐衰落，最终在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

　　2500年之后，在亚欧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赵雍，这就是凯末尔，他建立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推行“胡服骑射”——淘汰传统衣冠（宣布戴土耳其帽是违法犯罪），改穿西服；淘汰古老武器，重组军队。他还废掉了学起来比较困难的阿拉伯文字，改用罗马拼音。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时隔古今，地别东西，两位改革人物却同为国家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凯末尔的魄力大到难以想象，而赵雍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没有被传统力量绊倒，反而挑战成功的君主。

贵族里的孤寒
　　假如有一个地方，把人和牛羊关在一个栏里，随便买卖，不合主人心意就杀死，你觉得如何？无疑这是非常残酷的制度。

　　假如一个人上台，下令不准买卖奴隶，这是不是改革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命令朝着人权方向前进了一步。

　　可是，下了这个命令的王莽，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

　　2000年来，围绕王莽所作所为，史学界分成红蓝两军，争论不休，闹得面红耳赤。古代史学家一提王莽就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不绝于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当时上海京剧名角周信芳自编自演京剧《王莽篡位》讥刺袁世凯。把王莽作为反派代表，就是受了古代史学家正统观念的影响。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他的改制是倒行逆施。

　　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位社会主义者，应该替他申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800年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订改革方案的。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王莽呢？

　　公元前45年，古罗马恺撒大帝经过东征西杀，摆平了战场上所有对手，凯旋回到罗马。此际，他的声誉达到顶峰。罗马元老院为他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恺撒以战利品的形式，给他的士兵分配了土地和金钱。其中分配土地最引人注目。因为长期以来，罗马一些改革派领导人为了解决土地过度兼并问题，展开了反复激烈的斗争，这和王莽所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这一年，正是中国西汉汉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王莽生在一个显贵的外戚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但不受宠。王莽14岁的时候，元帝去世，王政君的儿子刘继位，是为汉成帝。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王家立马显赫起来。成帝登基没几个月，王莽的五个叔叔就在同一天被封为侯（仅次于王的贵族爵位），此事打破历朝纪录。“五侯之家”权倾朝野，位极人臣，腐败丛生。《资治通鉴》说：“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王家子弟个个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但王莽却例外。他父亲王曼很早就去世了。孤儿寡母，没有享受到封侯待遇。王莽一家在王氏家族中被边缘化了。

　　一位作家曾略带浪漫地描写了王莽幼年的困境：

　　一个孩子瑟缩在北风中，站在墙角，因为大司马（总理级）王凤家门口已被拜年的车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提篮子的小手已经快握不住了。篮子里是一份贺礼：一坛宛城名酒。

　　终于出现了一个空隙，孩子钻到守门人面前：“我叫王莽，是大司马的亲侄子。”

　　守门人打量打量这个孩子，不屑地说：“是吗？大司马没空见你！”

　　“我真是大司马的侄子！去年过年我也来送礼，那时看门的不是你。”说着举起篮子。

　　守门人看了看篮子，哈哈大笑：“说瞎话不带脸红，你有事以后再来吧！”

　　孩子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啪”地把篮子摔在地上，一转身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