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铺中小学教育资源网

林彪，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是简单的；对于中国的某个时期来说，是复杂的。他曾经是历史的功臣，更是历史的罪人。由于时间的行走，对他，许多人不甚了解了。《林彪的这一生》，把他奇诡跌荡的一生进行了全景式地曝光，唯物地客观地告诉读者一个“历史的林彪”。

第一部分
　　瘦小的身材，清秀的面容，柔弱得像个女孩儿，但却有一腔孤傲不群的凌云壮志。林育蓉改名林彪，想添增一点虎气。

　　黄冈回龙山走出闻名遐迩的“林氏三兄弟”。林彪是被他两位堂兄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但他后来的声威远远超过了林育英和林育南。

　　少年春梦随风而逝，遭受初恋失败的林彪投笔从戎，发誓“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林彪的童年从这里开始。

　　湖北省黄州中部，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回龙山。回龙山，原名枣儿刺岭，地处大别山南麓，属天柱山脉。由大崎山主峰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龙回首之状，故名回龙。这里的集镇均依山定名。

　　据传，回龙山镇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当时庙宇初具，规模不大，集镇人口仅有百余人。到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陈娘娘在此重建东岳庙，俗称大庙，规模宏大，有上中下三重大殿，雕梁画栋，飞檐翘壁，十分壮观。殿内塑有佛像，殿外修有钟、鼓二楼，楼前均有清池碧水，清池之上还有三孔桥。整个建庙工程耗银百万，费时数年，于农历的三月二十八日竣工。这天正是东岳大帝圣诞之日。自此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要前来赶会。

　　离回龙山镇不远，有一个号称林家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三十多户人家，全都姓林，无一杂姓。林家大是一个风景秀丽、乡风淳朴的小山庄，他们的族长名叫林明卿。

　　林明卿是回龙山有名的大户。他有良田四十九亩、山林三百多亩、房屋三十五间，另外还兼营织布工场一座。除此之外，林明卿执掌着林家大宗族之权。

　　1907年12月7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林家老屋的油灯闪了一夜。临近黎明，一阵婴儿洪亮的啼哭声把尚在睡梦中的人们惊醒。不多久，一个消息便传遍了全村。

　　“林明卿又添了个儿子!”

　　天终于大亮了，纯朴的乡民们纷纷前来林家贺喜。他们瞧着产妇身边的婴儿，口里不停地说着赞美和吉利的话语。他们看到的，只是婴儿那一张不断啼哭的小嘴。林母不顾产后的虚弱，兴奋地向妯娌和村邻们介绍说：“生他前我做了个梦，好稀奇!梦见一只大白虎，盘脚架腿，坐在堂屋上，醒来就生下了这孩子。”

　　“好兆头!”妯娌们都这么断言。中国人有个习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做母亲的总希望梦见些异兆，没有也要编造一个，反正人们都信。

　　林明卿这年正好三十岁。他为在而立之年又添儿子而感到高兴。婴儿出生之时，天刚发白，可以看见门前清水塘中团团的荷叶和几点熠熠透亮的水珠。林明卿苦思一番，给儿子取名叫“林育蓉”。

　　也许“育蓉”这个名字的女性色彩太浓，脂粉气重了些，孩子一生下之后就经常病病怏怏，即使不病，也清秀柔弱得像个女孩子。为了使孩子多多增加阳刚之气，也为了纪念林母产前吉兆，林明卿又给儿子取了个学名，单号“林彪”。彪，是小老虎的意思。

　　虎气十足的名字，在林彪的性情、气质、体魄上未带来任何变化，林彪依旧如故，小病连连，阴柔怯懦。这一点，是林明卿没有料到的。

　　林彪五岁那年，林家由老屋搬到了新屋。新屋紧靠白羊山，坐落在“神仙垴”上，据称是一块“风水宝地”。

　　白羊山，旧称白洋山。光绪八年，《黄冈县志》这样写道：

　　白洋山，旧志作白杨山，山侧有桃花洞，明主事秦继宗著书处。……考邑乘车称白杨，土人又称白羊，且有白虎赶白杨之谶。

　　是山也，三峰并耸，苍翠插空，朝露夕霭，绀紫百变，其或久旱欲霖若雨，新霁漫浩汗，漾澄湛，始如牵丝，继如团絮，渐乃光明，百顷如洪波，函肆演迤若无涯。

　　对林彪，林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林家堂屋内，挂着一幅木板对联，事过多年，木板上的字迹已经黯淡不清，但擦得清洁泛亮。上面，铭刻着林氏祖先的遗训：

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地

　　林家祖宗历代，奋斗了多少年，也没多少人成为“一等人”，惟独“两件事”时时在做。林明卿希望自己未能达到的目标由林彪得以完成，基于此，他很早就将林彪送进了回龙山地区有名的一所私塾念书。

　　这所私塾的先生，名叫李卓侯。他就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先生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启蒙老师。

　　李卓侯执教一生，有三大快事引为自豪。其一，他参加过同盟会，与孙文、黄兴等人多次聚首；其二，培养了李四光；其三，启蒙了“林氏三兄弟”。

　　在中国革命史上，“林氏三兄弟”曾有过他一段辉煌的时日。所谓“林氏三兄弟”，系指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和林育蓉(林彪)三人。他们虽不是亲兄亲弟，但有着同一个高祖，生在同一个子，进了同一所学堂。共同的相貌特征，相同的口音习俗，一致的朋友和敌人，使他们兄弟三人有如白羊山，三峰并峙，相映生辉，尽管林彪最后走向了反面。

　　林彪的这两位堂哥都比他大十岁。可以说，林彪是被他的这两位兄长带出来参加革命的。然而，他们谁也不会料到，林彪最后的声威却大大超过了林育南和林育英。仅自1968年至1969年的一年间，就有一百零八万人前来林家大“瞻仰林副主席故居”，川流不息的人群把清水塘的水都喝干了。

　　作为启蒙老师，李卓侯对“林氏三兄弟”十分喜爱。他曾说过：“育南秉性聪慧，育英勤奋刻苦，育蓉既聪明又刻苦，日后都会大有出息。只是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京、沪、津等地学潮如火如荼，林育南、林育英也在武汉与恽代英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与武汉仅隔咫尺的黄州府却依然风平浪静，回龙山林家大依旧是过去的林家大，村民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似乎一无所知，耕地的仍旧耕地，念书的仍旧念书，打牌的仍旧打牌。

　　光阴荏苒，林彪长到十三岁了。和往常一样，他除去念书，便是张弓弹鸟，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这一年，全国教育界兴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热。农历八月初五(9月16日)，是各大中小学祀孔日。林彪被同学推举，写了一篇《上巳祀孔记》，受到老师的褒奖。

　　《上巳祀孔记》不过一百九十余字，记叙了全校师生祭祀孔子的情景。全文如下：

　　孔子为我国周时代人，仁义爱民，为我国之伟人焉。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初五日，为仲秋上丁，全国各学校于此祀孔，遵古礼也。吾校师生亦祀孔，同学高初共百余人，皆敬祀孔子。因孔子圣人，为我中华教宗也。

　　这篇文章叙事简明，层次清晰，语言亦通畅。出自13岁孩童之手，说明林彪学习还是用功的。

　　这年春节，林育南、林育英先后回到了林家大。三兄弟又团聚了，依照惯例，要由两位堂兄检查林彪的作业。

　　“林氏三兄弟”中，林育南性子最为刚猛，人称“暴徒”。他笑时声震内外，怒则疾言厉色；林育英为人谦和，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因此，林彪敬畏大哥林育南，亲近二哥林育英。

　　当林育南翻阅林彪最为得意的作文《上巳祀孔记》时，脸色陡地一下沉了下来：

　　“这是什么?”

　　林彪心里一怔，他忐忑不安，嗫嗫嚅嚅地说：“祭……祭孔文。”

　　“现在什么时候了，还祭孔?!”林育南嗓门越来越大，蒲扇大的巴掌在林彪眼前晃来晃去。

　　林彪赶紧躲到林育英的身后，小声抗辩说：“先生都说我写得好嘛。”

　　“先生说好就好吗?大哥、二哥在外面领头高喊要科学、要民主、打倒孔家店，你倒好，在家里写起祭孔文来了。”林育南说着又火了，他又抡起巴掌，就要掴了过去，林育英把他拦住了。

　　林育英说：“育蓉才十三岁，一个小伢，懂得什么?要怪只能怪他读书的那所学校。这件事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救救孩子!现在的学校名曰新式，其实腐朽，误人子弟。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学校，培养新式的人才。大哥，我看应该恢复‘浚新’学校了吧。”

“浚新”学校是1919年林育南为宣传新思想而发起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它与陈潭秋、陈荫林兄弟二人创办的“聚星”学校和“青黎”学校一起，鼎足而三，成为黄冈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策源地。1920年，“浚新”学校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

　　1921年春，恽代英、林育英等人筹资恢复了“浚新”学校。“浚新”学校的宗旨即是“自觉觉人”。“浚新”学校一开学，林育英就把林彪第一个送进了教室。

　　“浚新”学校坐落在白羊山南麓八斗兴隆寺内。门前清池碧水，寺后茂林修竹。每逢金秋时节，漫山遍野丹桂飘香，沁人肺腑。在这所新式学校里，师生平等，纪律严明，传授新思想新知识，既学习又劳动，开湖北教育界一代新风，深受社会各界欢迎。不仅一些家长都想把子弟送来这里念书，连兴隆寺里的年轻和尚也积极要求入校读书，最后兴隆寺主持弘忍法师索性将庙产捐出，送给“浚新”学校作经费。

　　林彪在这所学校里，初步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他虽然缺乏表演才能，不能像弟弟林育黎那样参加新剧社，四乡演出，大出风头，但也能和大家一起高唱《放脚歌》和《劳动歌》。稚嫩的歌声在兴隆寺外传扬：

　　青的山，

　　绿的田，

　　蓝蓝的江河；

　　鲜的食，

　　美的衣，

　　玲珑的楼阁；

　　谁的功，

　　谁的力，

　　劳动的成果。

　　“浚新”学校采用新式教育方法，开设国文、算学、地理、历史、图画、音乐等科目，校长唐际盛还编写大量的乡土教材，对学生进行启迪和诱导，培养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黄州是一座人杰地灵的历史名城。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谪贬黄州数载，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传世之作。历代文人墨客、风流名士纷纷前来凭吊，留下了许多诗文歌赋。

　　一天，唐际盛请学校几名学生畅谈个人的志向和抱负。

　　“拯中华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

　　“驱逐列强，振兴中华。”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

　　在这番慷慨激昂的谈论声中，唯独林彪显得十分平静。林彪没有发言，他的神情十分冷漠，流露出一丝不屑谈论的神态。唐际盛注意到了这一点。

　　等大家都平静下来，唐际盛问林彪道：

　　“育蓉，你呢?能谈谈吗?”

　　被同学们认为聪明孤僻的林彪的回答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随口背诵了一段苏轼的《后赤壁赋》：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听罢林彪的吟诵，唐际盛校长多少窥见了这位少年的心迹：“哦，你想像苏轼那样，淡泊宁静，我行我素。”

　　“不!我要像那夜半孤鹤，独来独往。”林彪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唐际盛暗暗诧异。借物寓意，颇有一股傲世独上的气魄，光这一点就值得称赞，何况这志向和林彪的秉性脾气又是那样贴切。

　　1923年，林彪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他十六岁。

　　看到林彪迅速成长，林育英十分高兴。二十年后，林育英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上，曾经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说：

　　“当时的人们哪里料想得到，这样一个启蒙学校竟培养出了一个今天的林彪!”

　　林彪从浚新学校毕业后，林育南把他带到武汉，送进武昌共进中学继续学习。这时，林育南已是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之一，同时代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情窦初开的林彪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他暗恋上了一位名叫陆若冰的漂亮姑娘。

　　陆若冰是黄冈回龙山戴家冲人，与林家大只隔三里路，她一直跟随着兄长陆沉(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生活。童年时，她就与林彪熟识，到武汉后两人来往更是频繁。林彪热情地教她识字，学文化，渐渐萌生了感情上的冲动。陆若冰比林彪大一岁，正处妙龄，肌肤白嫩，五官清秀，亭亭玉立，风姿绰约，一笑一颦，洋溢着妙龄少女的青春气息。她把林彪看作是聪明伶俐的小弟弟，从生活上关心他、照顾他。没有恋爱经验的林彪把这种姐弟间的友情当作为爱情，为之魂牵梦绕。

　　1924年8月，陆若冰由堂哥介绍，由武汉前往安庆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林彪按捺不住思念之苦，不断地给陆若冰写信，把她比作娇艳的“牡丹”和带刺的“玫瑰”，说她是自己心目中最可爱的姑娘。到这个时候，陆若冰才发现林彪人小鬼大，想岔了。于是，她冷静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

　　育蓉：

　　来信收到。目前，我的学习很紧张，没有考虑个人的婚姻的打算。盼你好好学习，并取得好成绩。即颂

　　时绥!

　　陆若冰上

　　对于这件潜藏在林彪心底的暗恋，陆若冰始终没有对人谈起过，直到晚年，她才透露出当时慧剑断情的理由：

　　“林彪打仗胆大，追求女人胆也大。那时，社会上有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的说法。在那个年代里，他不找媒人说亲，直接向一个姑娘求爱，这是很少见的。

　　我拒绝了林彪的追求，主要有四个原因：其一，他比我小。那时有只许男大女十岁，不能妇大男一岁的风俗，我是一个姑娘，不能在婚姻问题上让人指责。其二，我太年轻，书未读完，一心想学知识，觉得婚事处理早了，对学习不利。其三，我知道他在老家有未婚妻，我不能做拆人家墙脚的事。其四，我看不上林彪，青年时的林彪个性奇特，形象太差，特别是他头上长的黄癣，看着很不舒服。

　　他暗恋我几年，我全不知道。那时，他的条件那么差，鼓那么大的劲追求我，可以说是盖被子垫竹席——一面发烧!”

　　收到陆若冰的回信，犹如一盆凉水从天而降，不仅浇灭了林彪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而且极大地刺伤了他那颗孤傲的心。林彪发誓，大丈夫当以事业为重，不做出一番惊世伟业，决不涉足情场。从此，他紧闭心扉，潜心学业，言语越来越少，成绩越来越好。到了1925年，在林育南的帮助下，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党员。

　　1925年11月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第六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迅速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通告强调：“此事事关重大，各地万勿忽视。”黄埔军校第四期预招新生三千人，分配到湖北省的名额有一百五十五人。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这是林彪青年时最喜爱的诗句，投笔从戎，横戈立马，更是他的梦想。林彪决心中断学业，报考军校。他郑重地征求两位兄长的意见。

　　林育南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可说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将来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二哥(育英)搞党务、工运，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

　　林育英也支持林彪南下。他从亲身领导并参加的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最后惨遭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革命非有武装力量不可，没有军事力量，赤手空拳、红口白牙是对付不了反动军阀的刺刀和警棍的。林育英还给林彪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一位工友因参加罢工被关进了监狱。林育英立即求亲托友，奔走营救。后因营救无门，便决定到警察局喊冤。他对警官说：“我的朋友是无罪的，你们不能关押他!”

这名警官喝斥道：“憨包，滚开!你他妈不知天高地厚，到这儿喊冤叫屈来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长官，”林育英仍然彬彬有礼地央求道：“你们要是不肯释放我的朋友，那么，就请把我也关起来吧!”

　　“为什么?”警官不解。

　　“我要陪着朋友一起坐牢，分担他的一些苦难。”林育英虽然说了许多的好话，流了许多眼泪，但他的朋友还是没有得到开释。他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这些狗杂种，是不能用眼泪和央求打动的，要用武力来打倒。”林育英告诫林彪说。

　　林育南一反往常刚毅、严肃的神情，变得十分细心、周到。他亲自为林彪整理行李，忙着给广州的熟人、朋友写信，托他们照顾好第一次出远门的林彪。

　　临行前，林育南抄录了一首著名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所写的《赤壁怀古》送给林彪：

　　潼潼水势响江东，

　　此地曾闻用火攻。

　　怪道侬来凭吊日，

　　岸花焦灼尚余红。

　　林育南语重心长地对林彪说：“秋瑾，一位妇女尚且能够驰骋沙场，为推翻清廷奋斗至死。我们七尺男儿更要奋发图强，有所作为。”

　　林彪对送行的林育南说；“大哥，你放心。此去黄埔，投笔从戎，我一定好好干，不为人龙，便为人虫。”

　　林彪从此告别了父亲林明卿、哥哥林庆佛和弟弟林育黎，也告别了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踏上了他的军旅之路。

在“日月双璧”庇护下，黄埔四期生林彪表现如何？有人誉之为“军校之鹰”，有人认为“比较平庸”。

　　“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林彪写下一纸退婚书。

　　喋血潮汕，彷徨庾岭。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产生动摇离队思想，陈毅劝他做“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

　　林彪走出了回龙山。

　　1925年冬，喧嚣的广州城粤华路杨家祠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外来了一位瘦削的青年。他风尘仆仆，满面倦容，背着一个蓝花布包袱，操着满口浓重的湖北乡音。这位青年在门外踌躇了一阵，随后跨门进来，在会客单上填下一行文字：“林彪，十八岁，湖北黄冈人。求见恽代英、肖楚女先生。”

　　门卫认真地盘问了青年一番，才指点他往里走。

　　林彪千里孤行，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按照堂兄的吩咐，来找林育南、林育英的好友恽代英、肖楚女。在他们的帮助下，林彪顺利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科第二团第三连学习。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坐落在广州黄埔岛上，它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日后成了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他们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入校，怀着“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的信念离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他们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22年的生死搏斗。这是黄埔军校的不幸。

　　林彪入校受训时，黄埔军校已经毕业了三期学员。到林彪所在的第四期时，军校的经济条件虽然有所缓解，但还是捉襟见肘，十分紧张。学员按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重、政治各科分编成队，散驻在蝴蝶岗等地。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房。军校学员每人发两套军装、两件衬衣、两双布袜、三双草鞋和一条武装带。学员以集体生活为主，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自由活动或请假外出。黄埔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叶剑英是当时黄埔军校最有声望的战术教官。

　　林彪经过了从私塾到高中的系统学习，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因此，他的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而且由于他肯动脑筋研究战术问题，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不无妒嫉地称他为“军校之鹰”。这只“军校之鹰”不畏繁重的课堂课程，就怕野营拉练和早典。因为林彪耐力很小，体质虚弱，适应不了大运动量、长距离的训练。

　　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十五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三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林彪，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林彪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异常尖锐激烈的场所。校长蒋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第四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不过是大雷雨前的暂时沉寂而已。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后，恽代英和肖楚女便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

恽代英、肖楚女二人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对于他俩的演说，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茅盾(沈雁冰)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可谓一语见的：

　　肖楚女为湖北人，与恽代英同乡。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才的雄辩家，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嗔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凄厉，慑震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一贯的冷静而诙谐的作风。

　　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中见其煽动力，楚女则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于演讲亦然。楚女之演讲，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时嘲讽，有时诙谐，有时庄严，历二三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孜孜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共同擅长。

　　在恽代英、肖楚女的团结和吸引下，军校中大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成长起来。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日月双璧”光环笼罩下的林彪，在政治上并无出色表现，有负堂兄林育南的希望和恽、肖二人的培养。

　　对林彪在黄埔军校的评价，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聂荣臻元帅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作为见证人和知情人，他于1984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而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在他的著作《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应该说，索尔兹伯里的论定是有些失之偏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林彪与蒋介石、勃留赫尔在黄埔军校时期有何种联系。

　　1926年秋，北伐军出师获捷，北定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声威大震，如日中天，但前线此时也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此形势下，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了。

　　1926年10月4日，毕业典礼在广州郊区瘦狗岭沙河广场举行，前来观礼的宾客不下万人。林彪在学员方队中列队经过检阅台，高声朗诵四期学员誓词：

　　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谨誓。

　　武汉在广州革命政府迁来后，即成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2月林彪来到武汉，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在北伐战争中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的“铁军”——叶挺独立团。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

　　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林彪向连长请假回家探亲，获得批准后，匆匆跨上战马，一路风尘地返回暌违已久的林家大。

　　林彪回家，令林明卿喜出望外，他决心乘此机会，帮助儿子把婚事办了。

　　林彪的婚事一直是林明卿的心病。小时候，林彪患黄癣，头发少，斑迹多，农村称癞痢头。林母陈氏担心儿子长大后娶不到媳妇，于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在离林家大不远的古坟咀抱养了一个比林彪小三岁的小女孩做媳妇养。这个女孩进了林家，三天两头患病，成天咳嗽、流鼻涕、头疼脑热。林明卿很不满意，说：“育蓉本来身体就弱，再找一个歪歪倒，两个病秧子凑在一起怎么过?”他把这个小女孩退了回去，在林彪七岁那年，作主与世交汪友成的女儿汪静宜定下娃娃亲。林彪年纪小，不懂事，开始还觉得好玩，后来渐渐长大，对目不识丁的小脚“未婚妻”很不满意。他在共进中学追求陆若冰失败后，更是发誓：三十岁以前，决不谈婚论娶。

　　林彪对包办婚姻的抵制，得到了林育南的支持。他说：“育蓉，婚姻要心与心的结合、爱与爱的交流才有意义，你将来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免得婚后痛苦不堪。”林育南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夫人汪秀芝人很贤惠，但没有文化，只能做他生活上的帮手，没法心灵相通，成为事业上的知己。

林明卿在全家吃过团年饭后，迫不及待地对儿子说：“育蓉，过一年大一岁，转眼你也二十岁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里和你般长般大的同伴个个都已娶妻生子。我合计，趁着年关，把你和汪家姑娘的婚事办了，圆个房。你娘专门请回龙镇的刘半仙算过了，门当户对，八字不克，是一门好亲事。”

　　林彪自小敬畏父亲，又猝不及防，呐呐地嗫嚅了半天。大家也没听懂，都注视着他。他横下心来，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想把这门亲事退了。”

　　“混账东西，你说什么?”林明卿怒不可遏，喝斥道：“说出嘴的话，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回来呢?这样做，怎么对得起你汪世伯?”

　　“我与汪家姑娘都没见过几次面，根本不了解，怎么结婚?再说，现在正是乱世，男儿志在四方，我不愿过早成亲，让妻室捆住手脚。我当兵打仗，提着脑袋东征西讨，万一有个什么不测，岂不是耽误人家的青春!”林彪举出了许多理由，企图说服父亲。

　　知子莫若母。陈氏知道儿子的心思，温语规劝道：“汪家姑娘除了不识字，人品、模样、家境都不差。好物难全，红罗尺短，到哪里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呢?你就将就些，把婚事办了。”

　　林明卿、陈氏和长兄林庆佛好话说尽，林彪就是不松口。见儿子这般执拗，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好心，陈氏忍不住老泪纵横。林彪是个孝子，见母亲如此伤心，自己也不好受，便退了一步，答应再考虑考虑。

　　好容易挨到大年初三，林彪逃难似的匆匆辞别父母，返回部队。

　　陈氏心里清楚，林彪这般行色匆忙，其实是逃婚。她指望父母的规劝、汪家姑娘的痴心会感动儿子，使他回心转意。谁知不久，林彪越过父母，直接给汪静宜写了一封信，提出废除婚约。林彪在信中写道：

　　值此国家破裂之时，战事正殷，前途难卜。彪自投身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义无反顾。国民党发动政变，共产党被抓被杀，武汉国民政府已决定第二次北伐。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此为退婚因由。乞谅。

　　林彪以为此信一去，婚事可了，万事大吉。不料汪静宜是个烈性女子，说：“我与育蓉的亲事，回龙镇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他不能仅凭一纸书信，就将两家的婚约撕毁。”

　　汪静宜苦心守候，终身不嫁，与患侏儒症的妹妹相依为命。她盼望林彪回家，两人还有沟通转圜的余地。可林彪自离开家乡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汪静宜这一盼就是二十三年。50年代初，林彪从东北打到武汉，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他的一位婶娘去武汉见林彪，告诉他：“育蓉，汪家的姑娘还在等你呀!”林彪一怔，说：“我这么多年未回去了，她不应等嘛。”这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并生有一双儿女。汪静宜听闻林彪娶妻生子的消息后，柔肠寸断，心如刀绞。在巨大的失望、难言的屈怨和纷纷的议论面前，这位敦厚的乡姑没有上门哭闹，只是和泪嗫泣，自叹命苦。倒是林明卿良心不安，多次对林彪说：“王宝钗苦守寒窑十八载，而汪家的静宜却等了你二十三年，这是多不容易。现在你不能娶她，但你不能不管他。她一个弱女子，在农村生活很艰难，你是不是把她接出来，安排点事情。”林彪一想也是，便与叶群商量。叶群心胸狭窄，既不敢忤逆公公的意旨又担心丈夫旧情复炽，左右为难。后来，她心生一计，派人来接汪静宜，说是安排她到林家当保姆，给叶群带孩子。汪静宜对来人说：“尽管我与叶群虽然地位悬殊，但人格都是平等的。告诉育蓉，我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不需要他的怜悯!”就这样，她单身一人，孤苦无助地过了一生，1963年因病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对于这位善良而苦难的女性，她的侄儿和乡邻有许多回忆。

　　汪培天，是汪静宜三哥的儿子，在谈到姑姑生前的情况时说：“林彪未娶我的姑姑，给我姑姑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她是一个正常、又很不错的女人，却不能像其他的女人一样出嫁成家，而且还经常听别人的冷言冷语。寂寞、孤独伴随她的一生。对于她与林彪的婚约，因我是晚辈，她从未向我谈过。但有一次，我听她与村里一位婶娘谈到1927年林彪到我家的情况时，曾说：‘我要是不与育蓉订婚就好了。我是小姐身子丫环命，不怪任何人。’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她对林彪未娶她还是很有意见的。”

殷树芳，回龙镇农机厂退休工人。他追忆道：“就我们老百姓的眼光看，汪静宜除没文化外，是各方面都不错的好女人。她在香炉山住了几十年，个个喜欢她，对她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60年代初，我曾当面对她说：‘你的年龄已不小了，林副主席也早已成亲，你还把个人大事拖着干什么呢?看合适的人，你还是应找一个。’她听后，摇摇头说：‘以前，我和父亲都天真地认为育蓉会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总在等他。那晓得他一去不复返，并在外面结了婚。我年轻时未找人，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找人做么事。一个人过一生算了。’她说话时，声音低沉，情绪低落，我听了也很不好受。”

　　解放前，林家出过一本家谱。家谱上记载林彪有三任妻子，第一任是汪静宜，第二任是张梅，第三任是叶群。在汪静宜名字下特地注明“聘”，意思是未婚妻。从这本家谱可以看出，尽管汪静宜没有与林彪正式拜过天地，但林家大和林氏家族都把她列为林家的人。

　　当然，这是后话。

　　林彪不愿意耽误汪家姑娘的青春年华而要求退婚，然而退婚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汪静宜空帏寂寞、孤独一生的悲剧。林彪没有料到，汪静宜也没有想到。

　　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先期举行二次北伐，然后东征讨蒋。5月，国民革命军与奉系军阀在河南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战争反复拉锯。在一次争夺战中，第二十五师三连击溃奉军追至渭河边，溃军潮水般窜过桥梁退至北岸，连长命令停止追击。

　　“为什么吹停顿号?”林彪气呼呼地问。

　　“上级交待不可穷追，以免孤军深入，受敌夹击，要等友邻部队到齐后，再行追击。”连长据实相告。

　　“战机瞬息万变，指挥官应该独断机行。如果奉军炸毁桥梁，或者在北岸设防，再追就来不及了。”林彪建议继续追击。

　　连长还在犹豫。林彪大喊一声“冲啊”，率领他指挥的一个排冲向北岸，其他各排尾随其后，迫使正在北岸布防立脚未稳的奉军，彻底溃散，纷纷缴械投降。是役，三连共俘虏八百余人。林彪因机智、果断，善于因势制变，受到嘉奖，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

　　二次北伐成功后，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分裂。及至1927年夏，蒋介石——这位林彪先前的校长和汪精卫相继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来，在“宁可枉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尸曝山野，血涨江流，南中国陷入血雨腥风的肆虐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7月下旬，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暴动。当时，贺龙的二十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已经分头往南昌城集结，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并负责接应随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他们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开出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立即把辎重物资和部队运往南昌。

　　在马回岭，聂荣臻在党员军官中逐层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通知和决定，并具体拟定了各项行动计划。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组成。七十三团又是我党较早掌握的基本部队，因此，林彪作为一连之长，也较早地得悉了这些计划，并向他所在的七连或个别或集体作了传达和动员。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二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1日下午，周恩来发出一列火车开往马回岭。聂荣臻知道南昌暴动已经得手，立即与七十三团团长周士弟商量，决定部队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带武器弹药，以打野外为名把队伍拉出马回岭。

由于事先进行了动员准备，一旦开始行动，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不仅七十三团登上了火车，七十五团也有一部分连营队伍一同行动。这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那里，两人大吃一惊，急忙乘车前来拦堵部队开往南昌。张发奎隔着铁路桥大声喝斥已登上火车的七十三团官兵：

　　“你们干什么?我是总指挥张发奎，我命令你们停止行动!”

　　此时此刻，纵令是总指挥也对七十三团无可奈何。在聂荣臻的率领下，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开进了起义胜利后的南昌。进抵南昌后，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一部经过补充，整编为二十五师，周士弟担任师长，陈毅担任了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林彪仍任七连连长。

　　林彪为未能参加8月1日的南昌起义而感到终生遗憾。面对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的崇高威望，林彪即使后来身居高位，心里也始终是酸溜溜的。他曾几次心怀妒意地对罗瑞卿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

　　南昌起义胜利后，按照党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迅即整编为第九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挥师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俟机举行第二次北攻，打倒蒋介石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

　　8月3日，部队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劳师远征，兵家大忌，又值酷暑，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不足，病员骤增，造成了严重减员，更为严重的是，一出南昌，蔡廷锴统辖的第十师就叛逃，脱离了部队系列，使起义军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了广东潮汕，随即错误地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由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周士弟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钳制敌人，其他部队继续前进。此后，起义军又接连几次分兵。节节分兵，造成了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军事态势。十一军和二十军进至揭阳汤坑，与敌相持；敌黄绍亲率二个师并指挥钱大钧部大举反攻三河坝和潮州。不久，潮州被敌攻陷，三河坝我军陷入孤立无援、前后失据的境地之中。

　　在朱德的统一指挥下，第九军及第二十五师与敌军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留陈赓率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担任阻击掩护。敌钱大钧师四个团的兵力黑压压地朝阵地围上来，子弹在空中划出“”尖厉的叫声，炸弹掀起层层青草和泥屑。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还有许多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在肉搏战，竟彼此喊着对方的姓名叫骂。

　　“陈赓，林彪，你们快过来吧，校长会原谅你们的。你们不要造反哪!”

　　“我们不是造反，是革命。你们为什么要当蒋介石的走狗?”

　　…………

　　双方一面疯狂地厮杀，一面又忍不住暗地心酸流泪。不断有人受伤，不断有人倒下，牺牲的尸体布满山坡，血流成溪。一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退了追敌的数次进攻，自身也遭受很大损失，防御阵地被冲破几道缺口，部分连排因减员或分割无法保持正常建制，各自为战。

　　陈赓扫视战场，发现七连正在徐徐后移。七连战斗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中央被敌楔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招呼“林连长”!

　　林彪走过来，刚喊一声“陈营长”，就有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立即腾起一股烟雾，把两人都罩住。

　　“七连是怎么回事?”

　　“我们连牺牲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

　　“不行”，陈赓厉声命令他，“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

　　“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林彪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建议。

　　“你再说我枪毙你!”陈赓急了，粗红的脖子青筋直爆。按战场纪律，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上级长官有权就地正法，林彪看了看周围的人，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横下心，操起枪，拉起喉咙吼了一声，“冲啊!”又率七连投入了战斗最激烈的中央阵地。

阻击从早晨8点一直打到黄昏，总部人员仍没来联系，陈赓焦急地直跺脚，漫无目标地臭骂一阵，只好下令“收队”，追赶主力。

　　8月下旬，主力部队又在汤坑恶战，再次受挫，朱德率余部并收集由潮汕撤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共二千五百多人，由福建向湘赣边界退却。

　　起义军进入赣南山区后，道路崎岖难行，沿途屡遭国民党民团袭扰，部队粮饷毫无补充，处境十分危险。

　　这天，林彪奉命带领七连打前站。进至石径岭宿营后，他下令以班为单位去购买粮食、棉衣和医药。

　　“钱呢?”被派出去的战士们问道。是啊，没有钱，买东西从何谈起?

　　林彪一愣。他派人到处去找军需官，不见人影。有士兵向他报告说，“好像军需官行军途中就不见了，半天了，恐怕已经开溜了。”

　　一听这话，林彪急得团团转，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军需官正是他的表弟，一旦逃跑属实，林彪性命难保。

　　傍晚时分，后续部队陆续来到宿营地。得不到粮食和衣物，军饷又被人拐走，一刹那，群情激愤，军中大哗。

　　七连军需官携款逃跑，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气冲牛斗：“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林彪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正在魂飞魄散之时，随后赶来的朱德和陈毅大声阻止了七十三团团长的这一行动。

　　朱德操着浓郁的四川口音，和蔼地问：“不要害怕，慢慢说。是怎么回事?”

　　林彪惊魂未定，他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军饷事关全军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路上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军长，指导员。”

　　林彪的一番苦诉，使为人忠厚的朱军长谅解了他。他让人为林彪端来一个凳子，让他坐下。等林彪镇定下来后，朱德和言悦色地对他说：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们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林彪感激得涕泪交加。他发誓今后若是碰上表弟，一定亲手杀死他。

　　一场风波过后，林彪跟随部队在饥寒交迫中，继续前进。

　　对于这支从南昌起义中冲杀出来，不肯认输的部队在湘赣边界行军打仗的处境和当时官兵们的心理状态，粟裕大将曾经这样回忆说：

　　在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走边打。

　　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越来越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的流行病折磨着我们。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队伍，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粟裕大将还特地指出，林彪就是一个“想跑而没有跑成的逃兵”。

　　此话从何讲起呢?

　　部队驻扎在大庾县城时，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

　　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林彪的说法。他严肃地对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

　　陈毅也诚挚地劝告大家，“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大伙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大多数士兵信心日益增强的时候，悲观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在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离队，朝梅关方向跑去。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与几个离队者失去了联系，只身一人，踽踽而行。路遇一个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一听这话，林彪又害怕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返回了部队。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御用文人百般吹捧林彪，称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率领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朱毛会师”应改为“林毛会师”。深悉内情、素以耿直驰名的陈毅愤怒地痛斥道：

　　“伪造历史是一种犯罪行为。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说穿了是一个逃跑分子。”

　　1927年11月，朱德利用他和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使部队赢得了一次休整的时间。为利于隐蔽，在保证原编制不动和行动自主的条件下，朱德将部队暂时改编为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率部进驻湖南资兴一带，解决了弹药、冬衣、被服等供应方面的困难。11月中旬，朱德得悉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到达井冈山，即派毛泽覃前往联络。毛泽东及时派何长工来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

　　何长工告诉朱德，井冈山周围五百余里，有六个县，山高、林密、路陡、地势好，有五大哨口，内有盆地，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不但可以屯兵，而且遇到敌人进攻还有回旋进退的余地，易守难攻。朱德当即决定，在湖南举行年关起义后，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共图发展。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

　　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

　　白沙会议上唇枪舌剑，一场激烈的争论波及红四军全部高级干部。林彪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给失意的“巨人”留下深刻印象。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身处荒山僻壤，林彪疑团重重，写信向恩师求教，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正是这位阅尽沧桑，厚道慈祥的老帅慧眼识英才，从奔腾的马群中发现了这匹俊美而孤独的骐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湘南起义后，参战部队和各县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三十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朱德不忍心再责备下去，放缓语气：“你打算怎样善后?”

　　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

　　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下午三时，庆功宴会在三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慌中也被化装成“国军”的起义军战士俘虏。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接着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是位沙场老将，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发起冲锋，兵分两路，向我军阵地穿插。一时间，兵锋锐不可挡。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请战?”

　　“只要一个连?”

　　军部领导感到惊讶。

　　朱德也觉得意外，问道：“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面对诧异的目光，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不妨一试。

　　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正在睡梦之中的敌军仓促应战，乱成一团。林彪挥舞驳壳枪，领着部队横冲直撞，将敌军建制完全打乱。与此同时，耒阳县三千余农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攻城，上百门松树炮、土铳一起轰响，铜锣、牛皮鼓鼓得震耳欲聋，松明火光将城外照得一片血红。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一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缴获枪枝五百余支，可谓大获全胜。

　　一口气还未喘匀，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令王尔琢带领三个连，兵分三路，直捣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挨户团总局。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在新市，不仅猬集着常备队五百余人，还有从郴州、永兴等县逃来的地主豪绅上百人。他们在新市修筑了成群的炮楼，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此地易守难攻，王尔琢准备亲自带队去取新市。

　　朱德有心考验林彪，对王尔琢说：“派七连去。”

　　林彪率领第七连在李天佑一千余名农军的协助下，将新市街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了一天，外面的攻不进，里面的出不来。林彪心生一计，命令农军四面放火，一时间，烈焰冲天，防守的团丁、居民担心房子被焚，纷纷放下武器，忙于扑火。林彪下令吹冲锋号，南北对进，一路突进北门攻打常备队队部，一路突入南门，焚烧大地主黄宾虹的老巢，然后四面开花，各个击破敌人，顺利拿下新市。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是个做大事的材料。更为难得的是，林彪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军官和耒阳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

　　对于这个任命，军中颇有怨言。有人提出，林彪先败后胜，至多功过相抵，如何能破格提拔，比他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二营之中，也是怪话连篇，说跟着厨师不挨饿，跟着娃子有奶吃。朱德听到这些反应后，付之一笑，他知道，军人最看重的是胜利，能打胜仗自然服众。

　　四天后，战争便给了林彪一个扬威服众的机会。

　　3月16日，李宜煊命令副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从衡南方向突袭耒阳。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所率的三个连。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军情如火，重任如山。

　　全军都把目光投向刚刚度过二十岁生日的小将林彪身上。

　　林彪的确与众不同，他的感觉不是沉重，而是兴奋。长期以来，他都是跟随别人冲锋陷阵，从未单独发号施令，现在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他一心要打个漂亮仗。这种任务越重，对手越强，斗志越旺的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林彪手下三个连合计只有二百七十余人。营部讨论战法时，大多数人都把重点放在固守待援上，唯独林彪口出狂言：“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营部参谋本来就不太服气，反唇相讥：“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耒阳县委一声令下，李天佑带领八千余农军与二营一起来到敖山庙。

　　林彪视察地形后，更加胸有成竹。他将指挥所设在敖山庙内，命令三个连分作两路，一路埋伏在敖山河的桥头，一路埋伏在敖山圩，耒阳农军也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油茶山上。

　　16日下午五时许，敌先头部队陈壁虎一个团逶迤而来，陆续进入伏击圈。陈壁虎见一路上风平浪静，远望敖山圩除了三五个农夫犁田点种外，没有任何异常，遂下令部队休息待命，自己带着几个卫兵向敖山庙走来。林彪见时机已到，朝天一枪，两路设伏部队从桥头和山圩包抄过来，子弹像喷射的火龙朝敌群倾泻，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敌人。陈壁虎慌忙命令部队向两旁山上撤退，抢占制高点。没等爬上山坡，李天佑帅旗一挥，几百门松树炮迎面将敌人轰得人仰马翻，八千余名农军刀枪并举，从丛林中杀出。陈团调头向山下跑，又与林彪率领的起义军迎面相撞，双方杀作一团。只用一个多小时，陈团一千余人悉数被歼。

　　跟着陈团后面的李力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以为陈团遇上了小股农军，督促后续团往前赶，等他们来到战场，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着的都是陈团士兵的尸体。而战场上，除了地上的死尸，竟然没有一人。

　　正在李力诧异时，突然间，松树炮像一阵骤风，喷射到面前，数不清的士兵从道路两旁和丛林之中钻出来，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力以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队，急忙下令敌军撤退。

　　耒阳是林彪的福地。他在这里一战出名，不仅令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还赢得了朱德的青睐。他像一枝钻出水面的小荷，虽然甫露头角，但给人以新鲜灵动的印象。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可惜，对于发现他的“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朱毛会师后，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春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龙江书院。

　　1928年4月28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两双巨手握在了一起。

　　对于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作为毛泽东身边联络员的何长工记得十分清楚。他回忆会师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书院时，朱德连忙偕同陈毅到门外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进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样热烈，那么深情。

　　当毛泽东、朱德的两双大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绘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5月4日，两支革命武装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远近山坡上杜鹃花开得一片火红，砻溪河两岸的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一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演讲。陈毅宣布两支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此时的林彪，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是星星，总有闪亮的时候。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

　　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八月失败”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红四军中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

　　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中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革命的力量来之不易。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王尔琢当场牺牲。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王尔琢的倒下，换来了林彪的升起；王尔琢不死，林彪的历史或许是另外的写法。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

　　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28年5月，林彪自从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如同山中湿雾在井冈山蔓延散开。有的干部们就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

　　1968年，林彪重返井冈山，远眺竹林云海，近聆流水潺潺，一时兴起，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并送呈毛泽东阅：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第二部分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

　　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常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数百名敌军在惊慌失措中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可是没持续多久，油棉烧完，疼痛减轻，电网后敌人一放枪，这些牛又哗啦啦掉转头往回跑，搞得战士东躲西藏。敌人一个反冲锋，涌到前沿指挥所跟前，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危急，罗荣桓挥舞双拳喊道，“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把敌人压下去”，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迅速迎敌，贴身肉搏。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去，打退了敌人，化险为夷。

　　林彪擦一把冷汗，命令停止攻城。火牛阵为什么失灵，林彪百思不解。事后不久，他带着疑问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明白过来。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认为如果继续围而不克，对红军十分不利，于是说服大家撤围，返回中央根据地。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进攻赣南赤区。敌军兵分八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荡平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12月下旬，东固之敌张辉瓒部孤军东进，朱、毛下令反攻。林彪、罗荣桓按照军委指令，亲率红四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急行军余中，侦察员报告张辉瓒师位于龙岗。林彪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签署了一则十分简短的命令：

　　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的命令简洁精练，近乎训词，命令由参谋人员抄在一块门板上，竖在部队经过的路口，以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指战员一望便知。张辉瓒所部已被围困，高兴得直叫唤。30日下午，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同时赶至龙岗地区，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苦战一天的敌张辉瓒师抵挡不住红军的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役俘敌九千余人。

　　1931年春，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增兵二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再度发起进攻。毛泽东将主力红军撤至根据地底部，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匿了二十天之久，而敌军毫无察觉。5月14日，红军破译敌人电讯，得悉敌二十八、四十七师将离开富田进占东固，其中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靠拢东固；王金铭之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七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红军总部决定吃掉这两股敌人。命令由毛泽东亲手签发，为了保密，连军参谋长也不知晓。这一仗的关键在于观音崖方面。

　　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七寸岭、观音崖是敌军必经的两处险隘。5月15日，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这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按照红军当时的规定，行军打仗，军事首长走前面，政治委员留后面。战斗一打响，这一规定被打了折扣，林彪、罗荣桓和各师团军政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炮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响彻云霄。突然，一发炮弹突然在师团首长所站处旁边爆炸，击中了站在林彪左边的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受伤部位就在太阳穴附近。林彪下令将罗瑞卿抬下去抢救，继续组织部队反击，以攻对攻，把敌军逼出阵地，压到山洼中消灭。

　　罗瑞卿被抬到后方，陷入昏迷之中。医生估计这位政委可能会牺牲，便通知后勤部门做一副棺材，准备收殓。

　　可是，罗瑞卿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军政上司，林彪、罗荣桓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皆捷，俘敌二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痛心疾首之余，感到“步步为营”的战法失之过缓，改取“长驱直入”的方针。1931年7月，蒋介石亲挂帅印，发誓“不获全胜，不回南京”，指挥三十万大军洪水一般由北而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占领了整个苏区。由于敌军来势凶猛，红军不能在根据地腹部进行集结调动，只好冒着酷暑，绕道千里，经瑞金至兴国地区集结力量。8～9月间，红军发起旋风般的总攻击，经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五次战斗，歼敌三万。蒋介石再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名将。一位外国友人在仔细比较了他俩的性格特征、处世风格和指挥才能之后，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黄陂、草台岗战役的关键，是红军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三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岗。战斗最激烈时，敌人派出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落到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但是，林彪没有受伤。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占领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

　　“那怎么办?”林彪问。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林彪听了这话，把李聚奎“”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然后又冲向草台岗。

　　草台岗战斗，红一军团获得全胜，歼灭和俘虏敌军近四千人。

　　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又立殊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蒋介石”色厉内茬地吹牛皮，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给“蒋介石”一个痰盂。

　　“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觉得不妥，摘下来，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侯请他提意见。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秀。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