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十二条法则 - Powered by Discuz!NT Archiver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4:00

序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固若金汤，几千年来可以说是风雨如磐，雷打不动。成千上万次的造反、起义、暴动，无数次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磐石般坚实的基础。按照中国学者葛剑雄的观点，这个基础就是统一。客观去看，一个领导人率领自己的家族，凭着家天下的信仰，吸纳一群追随者，然后管理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经营数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倒，这在现代管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国的帝国时代，王朝更替犹如喷溅的万花筒一般，接连不断。比及其他古文明来讲，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上似乎更加充满智慧。科学还没有当家、民主缺乏制度保障的年代，同样的政治神秘主义，西方讲究“君权神授”，中国讲究“受命于天”，两者虽然意思差不多，不过具体操作起来区别就大了。中国的“天”是个虚的概念，就好像“道”一样，虚无飘渺而又无处不在。

　　在对王朝更替社会现象的诠释上，中国的帝王们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发轫于中国先哲的一个称作阴阳家的流派。他们主张用“五行相胜”来揭示王朝更替，为帝王们所欣然接收。（这套理论至今影响匪浅，蜕变成玄幻小说，算命风水的理论基础。）

　　五行论，简而言之，就是说世界的基本元素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天下万物都是出自他们克来生去的复杂关系。朝代的兴替，其实也是天人感应，有着规律可循的，这规律就是五行相胜。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一德克一德，所以一个朝代才取代另外一个朝代。

　　《吕氏春秋》有这样的记载：最早的黄帝，碰见过一条十余丈长，几米粗的大蚯蚓，蚯蚓属土，所以黄帝是土德；而大禹曾经在郊外碰到过青龙，青是木色，木又克土，所以夏朝就是木德；而取代了夏朝的是商朝，赶上过山上冒出来银子的好事，故而商属金，金克木，于是商就是金德；到了周代的时候，周王曾经看到过一个火流星在宫殿上空盘旋一周，火克金，周自然就是火德了。五德就是这么循环交替，贯彻始终。

　　在“五行相胜”理论的运用上，再次体现了统治精英们的变通睿智。按五行相胜的本意，只有拥有正德的势力才能推翻前朝创立新政权；但是大家全都反着用，先捏掉前朝，然后再给自己配一个合适的“德”，以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合法政权。

　　比如，周朝是火德，大秦取代周朝，水灭火，秦朝就确定为水德。五色里配合水德的颜色是黑色，于是大家都纷纷把衣服染黑。秦王嬴政还特意把黄河改名为“德水”，以炫耀自己的正统性。

　　中国文明固若金汤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人民的宏大胸襟及其无与伦比的忍耐力。中国元代张养浩的散曲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对中国百姓生活状况的最好概括：无论那些坐江山的怎样更来换去，百姓永远也脱离不了苦难的境地。帝王将相们追捧的“治世”、“盛世”，今天看来，不过是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正常时期罢了。中国人把忍作为一种伟大精神来追求，（“忍”字的构造正是“心”字头上放着一把刀），一方面是因为无权无势的无奈，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精英的刻意追求使然。他们在对各种流派的统治主张进行海选后，选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儒家理论，进而进行了改造，利用它来宣传灌输这种内敛意识。尽管王朝更替与农民起义不无关联，但是，这种反抗行为更多的表现为极端的被动。按照你们民间故事的说法，叫做“逼上梁山”。古中国历代王朝末年的境况，正如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

　　以上这些，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粗廓认识。历史统一稳定的一面，比较容易看出，而其间的治乱交替，才更具有历史的致命吸引力。然而，真正能解密王朝更迭真相的却只有身临其境的龙的传人。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寻觅着中国的相关出版物。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出版之前给予了我优先拜读的机会。这本书为我解读中国厚重历史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也使我的学术研究获益匪浅。这本书，作者牺牲了很多研究的理论性，更多的考虑了当下中国读者休闲阅读的心理，在统筹理论性和可读性上，似乎花了很大的功夫。这本书精选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典型王朝，以关键人物关键事件为线索，人性化，现场性的笔触铺陈了帝国衰败历程当中的政界往事。在还原了历史鲜活生动的同时，每部分结尾都有一节翔实的凝练总结，使读者在历史漫游之后，有一个全景把握。关于12法则，作者在绪论中论述的已经很多，不再赘述。

　　最后，特别感谢作者的信任，给予这个作的荣幸机会！

　　（日）吉田一郎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5:00

控制中失控：历史前进中帝国在惆怅

　　《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尽管后来人可以在品完一壶浊酒后，潇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对于帝国的经营者来说。

　　黄炎培先生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过往帝王们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缺乏毛泽东的思想高度，他们没能幸运地找到基业长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怀着虔诚之心，不自觉地走向了覆灭之路。

　　前段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紧的过程中走向了解体。这个道理同样适合王朝历史，帝国衰败正是在帝王集团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终走向了崩溃边缘。有人曾总结：“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此为证。

　　历史总叫人惦记。传统理论在谈论王朝衰败的时候，总是习惯以“凝练的语言”简洁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国并不都是“崩溃一亏”，数字与表格之外，历史的精微幽深，很难“作一总结”。于是，笔者选择了“勤于总结”，用求全的12法则来分析帝国“全线崩溃”的恢宏历程。

　　法则1：武装积弱，帝国在对军队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夺权，以武控权，军队对任何帝国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帝国初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保持重兵，来巩固政权。

　　冗兵冗费是帝国武装衰败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２０万，至至道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两倍；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并非完全虚构。

　　穷兵黩武是武装衰败的另一个原因。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义战争，推崇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战术原则，但小说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有道者遵循客观规律藏器待时，通过清静无为施行仁政的方式夺取天下。这种战争观与《老子》兵家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法则2：吏乱坏纲，帝国在对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说，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战国时期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历史上鲜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结构是：“法——情——权交相胜的三元模式。这三元结构中，‘权’自然居于重心地位。权大于法，有权人物可以权生法，以权抗法，以权压法，以权曲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谁要想发财致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语：“无官不贪。”那么他们都倚恃什么权力谋私呢？兵权、财政收支权、荐举考试权、官吏任免权、工程修建权、司法决狱权、监督纠弹权等。一般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强取夺豪、侵吞粮铜、卖官鬻爵、侵盗财物、枉法决狱、恣意聚敛、走私漏税、私弄工银、敲诈勒索、监守自盗、巧名贪贿等。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无限感慨地总结吏乱国败的教训说：“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任何掌权者都对吏治相当敏感，但吏乱似乎又在所难免。

　　法则3：国库银断，帝国在财富控制中破产

　　国穷民困，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做到“与民同利”，财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来讲，帝国初期，一般都会考虑到朝代更替带来的破坏，实行不同程度的“修养生息”政策。随着帝国统治铺展开去，在越来越大的开销面前，经营者就会忘记“与民同利”的原则，纳税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现实承受力，导致积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场的帝王，财政负担就会额外加重，盛世因此转衰。史学家王学泰就说：“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土地兼并是导致帝国后期财富危机的一个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所以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

　　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地主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则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帝国在意识控制中失控

　　谭嗣同认为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的钳制，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

　　为了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为了保证“治安”的稳定，帝国的经营者都挖苦心思寻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尝试失败之后，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霸道并行，打开了思想控制的历史密码；南宋继而提出“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对社会资源的寡欲内敛，经过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专制制度达到历史高峰。

　　对于有碍大一统局面的社会异音，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强硬打击的措施，于是就有了被鲁迅称为“脍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狱。杨乾坤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帝国对于社会舆论的处理手段大致有13类：

　　一、反对本朝狱。“指斥、毁谤、中伤、谋反、谋大逆”的造反者，罪当至死。

　　二、冒犯皇帝狱。天子自诩君权神授，尊严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顶礼膜拜，不得指摘。

　　三、离经叛道狱。离经者，远离官方所重之经，致生异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辟蹊径。不驯服官方，不承认官方哲学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字狱主角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讪谤怨望狱。揭露当局的腐败与无能，或讪讥，或毁谤，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绝逆耳之言，凑合统治之现状。

　　五、朋党狱。皇帝最惧怕的是权臣树朋党威胁皇权，为排除异己势力，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党，然后剪除。

　　六、触忌犯讳狱。专制帝王的忌讳是绝对的禁区，万万不可触犯。

　　七、妄议朝政狱。朝政大事，帝王权臣断之，肉食者谋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横祸。

　　八、妖言煽惑狱。与统治思想相抵触的“妖言”，被视为洪水猛兽，严酷打击，“避邪说而正人心”。

　　九、恶逆为伍狱。恶逆之徒，株连九族，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

　　十、冥顽不化狱。朝廷明令禁毁和收缴的“违碍”书籍，隐匿不首者，一经查出，都以冥顽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狂悖狱。独裁者总希望臣民俯首恭顺，无思想无棱角，无希图无反抗，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些伸张正义，表达欲望的臣民，其步入规范的“极端行为”，就被无情惩治。

　　十二、华夷狱。少数民族得天下后，对汉族“诛心”，要汉族人民心死，于是以华夷之辩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诬民惑世狱。这是清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大发明。精神病患者病发失控，言语不利，则以“诬民惑世”的罪名，而横遭刑戮。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汉朝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也就是要让人民说话，统治者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让老百姓发牢骚，以言定罪，大兴“莫谈国事”，用堵的办法来牵制思想，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王朝时代，大抵文字狱猖獗之后，国家肌体便病体羸弱，引起社会的大衰败。秦朝“焚书坑儒”，人们在恐怖气氛下惴惴其栗，英才丧尽，统治质量下降；宋朝的“莫须有”罪名，忠良扫荡殆尽，两朝尽受外辱之苦；明初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身后一片凄凉，皇太孙继位，国无柱石，致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夺了江山。

　　法则5：“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

　　《孔子家语·五仪》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君和民的关系如同舟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可以拥戴君，也可以推翻君。这个比喻是帝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辟警语，帝王们总是拿它来教育后来者要善待人民，注意民心向背，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实现统一，“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即秦朝的统一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一统天下之后，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贾谊认为，假如秦始皇能够认识到“攻与守不同术”，顺应民心，就不会那么短命。秦朝不行仁政而亡，给汉帝国留下了深刻教训，汉初基本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时，士人徐乐认为“天下之患在乎土崩”，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农民起义所形成的“土崩之势”，要想长治久安，就要避免农民“不安其土”，把“土崩之势”扼杀在萌芽。王莽托古改制，大失民心，短暂而亡。隋炀帝重蹈秦辙，唐太宗在总结其教训时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才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

　　帝国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这就是说，帝国做得过火了。

　　法则6：修为无度，帝国领导人在统治过程中英明丧失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君主的好坏决定着他们执政的成败。

　　历史呈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华、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经过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代，往往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者一个能干的、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是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

　　怎样才算是英明呢？《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兴也忽焉。”意思是说，夏禹商汤这样的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兴旺昌盛；而夏桀商纣在出现政治失误时则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帝国的盛衰兴亡，大多与帝王的“罪人”与“罪己”有关。隋炀帝“性不喜人谏”，竭诚进谏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罢官，结果搞得“普天同怨，何止一人”。崇祯帝虽有回天之志，然而刚愎自用，临终竟留言：“臣为社稷忠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

　　法则7：防御过度或乏力，帝国在抵抗外患中走向式微

　　翻开中国的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战争的记载，甚至有人戏称中国的历史是由战争堆积而成。

　　对于外患，“华夷之辩”一直作为历代帝国的基本国策。“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尊王攘夷”，这是帝国统治阶层达成了共识的信仰。

　　一旦蛮夷入侵，像秦皇汉武这样的雄主，自然无法容忍，秦汉帝国因此就屡次发动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讨伐。但是穷兵黩武可以逞一时之快，遗患无穷。秦始皇无可奈何的匈奴再次扰乱西汉时，汉武帝远征导致西汉急剧中衰；唐玄宗的开拓边疆，坐大边帅，盛唐从此一蹶不振。

　　宋帝国汲取前世地方割据教训，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导致边疆空虚，外患不绝，最终亡于蒙元，开了国破夷族的先河。明帝国与宋朝相似，中后期民变与外患交织，双鬼扣门，江山终落他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宋明都是超级富裕的帝国，科技发达，军事实力极强。

　　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历代帝国留给历史的剪影都无一例外：在积极抵抗中走向国势式微。

　　法则8：天灾人祸火上加油，帝国在储备赈济中加速度坠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灾之国。天灾人祸是导致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学者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难和歉饥就有5079年次。其中，水、旱灾最多，还有蝗、雹、风、疫、地震、霜雪奇寒等灾害。

　　频繁的灾荒给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尽管诸帝国在救灾过程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姿态，甚至不乏有塌实措施，但是帝国末年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每次大范围的严重灾荒，随之而来的是饿殍遍野，流民涌动，“盗贼窃发”，直至扯旗造反，抢粮抗官。

　　帝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同天灾人祸有关。秦朝末年，大雨成灾，道路不通，触发陈胜吴广起义。崇祯末年，华北西北六省特大旱灾，引发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法则9：宫廷乱政，帝国在后院灭火中失火

　　理论上讲，后宫是无权干政的，开国帝王们也都竭力防范王后与宦官过问政事。但是在帝国的运行演变中，历史总喜欢违背开国大帝的初衷。朱元璋最讨厌阉党干政，但是明朝的宦官乱政偏偏最为汹涌。

　　而很多史学家认为后宫作乱是一种“正常现象”。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惟一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惟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法则10：变革成恨，帝国在振衰起废中无力回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末世，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

　　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姆所说：“停滞不前、故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人们害怕没有把握和不确定的事物，所以避免接近这些事物。”

　　从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产生之日起，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所制定的治国策略就成为祖宗之法，不允许任何继承者加以修正、调整和改良；而改革或者改良的行为成为国家的最高禁忌，触犯者从来没有好下场。王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以儒家理想改造现实，却都在儒家群体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王莽身首离异，王安石败走金陵，张居正死后成大狱。

　　不敢改革，缺乏改革；一旦改革又阻力重重，这就使得帝国在内外矛盾交侵时，注定大局危如累卵。

　　法则11：夷族兴乱，帝国在民族融合中失衡

　　儒家提倡“华夷之辨”，同时又主张“以夏变夷”，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且重点不在华夷之辨，而在以夏变夷。

　　民族融合得力，落后的少数民族就会泯然于汉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就会少去很多不稳定因素；民族融合不力，崛起的夷族就会趁机作乱，侵蚀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就曾经趁乱进入中原，分别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恩格斯说：“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要注重民族融合才行。元朝实行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结果像风暴一样倏忽而去。

　　法则12：地方坐大，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中失控

　　中央同地方势力能否均衡对国家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央权力过分强大形成地方势力疲弱无法对抗外强；如地方势力过强，则会令地方独立倾向日益膨胀，最终同中央政府抗衡，严重损害中央权益，令野心家有机可乘。

　　史学大家范文澜指出：“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

　　纵观历史，真正能对帝国构成威胁的有三种势力：一是封王，历史上的削藩，就是因为此；一是豪强，汉帝国中衰正是豪强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其复兴又是凭借地方豪强的支持才得以实现；一是边帅，以唐朝最为典型，安史之乱发韧于藩将实力的坐大。

　　梅朝荣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5:00

大秦　逶迤而来戛然而止楔子

　　史学家葛剑雄在其名作《统一与分裂》中感叹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

　　这份伟大的遗产正是源自大秦，源自千古一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以一抵六，结束了混乱的战国闹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自此揭开了王朝时代的扉页。

　　这里需要还原一个事实。传统的作史者在总结秦灭六国的历史意义时总是习惯说：“华夏文明从此进入了封建时代。”学者樊树志在其《国学十六讲》上指出，事实上，这是一种颠倒的说法。大秦建立，是封建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所谓“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建亲戚”。周朝一共“封建”七十一国，其中少数是异姓诸侯，多数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诸侯，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用同姓诸侯构筑一道屏障，来捍卫周天子的中央权威。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system”或“feudalism”，（feudal的本义是“封地的、领地的”），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

　　史学家吕思勉从“封建”的本意出发，在《中国制度史》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今人习以为常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吕思勉所指的郡县时代。

　　易中天对此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中，他认为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就不“封建”了。因为中华大地上的国家状态，由“许多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原来那些各自独立分散的“国”和“家”，则变成了这个统一国家的“郡”和“县”。他进一步指出了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区别：第一，封建时代的国和家是封给诸侯和大夫的，土地和人民归诸侯和大夫所有，诸侯和大夫对他们的国和家拥有主权。郡县时代的郡和县却是统一王朝的，土地和人民归统一国家所有，郡守和县令对他们的郡和县决不拥有主权。第二，诸侯和大夫是世袭的，也是终身的，因为国或家原本就是他们的。郡守和县令则是任命的，也是流动的，因为郡和县原本不是他们的。第三，诸侯和诸侯，国与国，虽然也有等级（公侯伯子男），却相互独立，并不从属。郡和县与最高当局则是从属关系。县从属于郡，郡从属于朝廷，它们又都从属于皇帝。皇帝的命令朝廷要听，朝廷的命令郡县要听。皇帝是这个统一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最高领袖，同时也是惟一的领袖。总之，这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国家的象征不再是诸侯而是皇帝，国家的实体也不再是诸侯的封国，而是由皇帝统一起来的天下。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好再叫“邦国制”，只能叫做“帝国制”。“所以秦灭六国，实在是一场革命。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一种新制度。”

　　促诞这一新时代，可谓代价重重。尽管秦始皇一生殚精竭虑，他一心想递延千秋的秦王朝却只有15年寿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秦始皇的严于律己从皇冠的设计可以反映出来。皇冠前后两端各缀珍珠12串。这些珠串在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用意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这也作为一个传统为后来者继承了下来。

　　秦始皇的最大贡献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的最紧迫需求：政治统一和经济、生活的标准化。这些成就凭借被史家称为“自杀政策”的残暴手段实现。这些政策的霸道，我们同样可以从一个细节管窥。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规定：“天子自称曰朕。”从此，一般人不能自称“朕”了。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5:00

1、历史疲倦让秦王拣了个大便宜

　　在著名的《六国论》里，苏洵认为：六国破灭在于六国本身，而非秦国。其实，导致战国结束的，不是秦国，不是六国，而在于历史的疲倦。决定历史的主角，是被史家偏好封杀了的失语大众。经过春秋战国数世纪刀光剑影的洗礼，人民厌恶混战，渴望统一，正是在这样一股强大的暗流作用下，秦国才讨了一个大便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说：“秦并六国，中国历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为秦国地势之险要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重要的还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本为地处偏远的一个西方部落，其远祖多以驯兽驾车见长，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后来相当强大，但还是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没有参与盟会的资格。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作“蚕食”。

　　被孤立者总是容易放卫星，诚如历史学家柏杨所形容的：“这个最落后、最不惹人注目的偏僻小国……就像一条闯进瓷器店的蛮牛一样的闯进了国际社会，令各国惊骇失措。”

　　七雄征战初期，韩、赵、魏三家结成联盟，打败了齐、秦、楚等大国，成为较强盛的国家。后来起了内讧，不仅联盟破裂，成员国也自相残杀起来。

　　魏国是战国前期的“大哥大”。在没有建立王国之前便以霸主的姿态出现，称雄国际舞台六十余年。魏国占有地利优势，位于中国之心、中原的中央，拥有最肥沃的耕地，国民收入因而位于各国之上。开国国君魏斯对此也很为得意：“山川如此险要，正是魏国的珍宝。”魏国的强大还得益于三位杰出人士：一位是宰相李俚；一位是西门豹；一位是吴起。李俚当宰相期间，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治安长时间稳定如磐。西门豹兴办灌溉工程，使经济更富上加富。吴起镇守西河，像泰山压顶一样，紧压住秦国的北疆，如果再多给他十年时间，没准儿秦国会被他片片蚕食。然而，魏君敏感度不够发达，频频选中其他诸国攻打，独独不把秦国放在眼里，致使一个疏忽，不仅给了秦国膨胀的机会，还毁了自己。

　　魏国军队先瞄准了赵国。赵国请齐国帮助退兵。大军事家孙膑带领军队直接去打魏国的首都。魏国军队本已攻破赵国首都，听见自己的国家情况危急，便急忙从赵国撤军去救魏国，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埋伏的齐国军队，齐国军队堵住魏国军队，打了个大胜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

　　两年后魏国进攻韩国，齐国又充当了“维和”角色。孙膑故伎重演，指挥齐军围魏救韩。齐军假装后退。第一天撤出后营地留下的炉灶足够做10万人的饭；第二天留下的炉灶只够做5万人的饭；第三天留下的炉灶减少到只够做3万人的饭。魏军从炉灶的数量推测，以为齐军大量逃亡，于是挑选了精锐的士兵，追赶齐军，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南省境内)，结果被埋伏在这里的齐军彻底打败。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其实，魏国是很倒霉的，因为它启用了一位历史小人——庞涓。庞涓和孙膑同是鬼谷子的门徒，学生时代关系相当不错。庞涓先离开老师，当了魏国的大将，最初还怀着纯洁的友情向魏国国君魏斯推荐孙膑。可是庞涓不久就发现孙膑的才干远超过自己，可能被国君赏识而夺取自己的位置，他决心采用冤狱手段，排除孙膑。于是，他命人告发孙膑谋反，相当“证据确凿”，然后自己虚情假意的一再哀求，国君魏斯才勉强赦免孙膑一死，但仍砍断他的双足，以防逃亡。从此孙膑不能走路，只能在地上爬行。庞涓所以没有杀他，是为了要他写出记忆中鬼谷子所传授的一部兵法。孙膑感激老友的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他发现了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候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为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成了齐国军师，作战时他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在魏国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战争中，庞涓和孙膑作为双方的军师相遇了。魏军大败后，指挥官魏申被俘自杀，庞涓在黑夜中被引到一棵上面写着“庞涓死此”的大树之下，当他命卫士燃起火把，察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时，伏兵万箭俱发，把他射死。庞涓临死都没有丝毫对他的负义行为感到惭愧，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两次战役后齐国取代了魏国称霸中原。得了势的齐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总是喜欢对邻国虎视眈眈。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际，出兵进略。燕王国的内乱源自对禅让制度的东施效颦。燕国国王姬哙是一个糊涂虫，他非常谦卑地走下宝座，把王位禅让给他的大臣子之，自甘为臣。子之虽夺取了王位，却不能控制局势。另一位大臣市被和姬哙的儿子姬平先后起兵反抗，首都蓟城陷于混战。子之在位三年，内战就打了三年，死亡数万人。

　　齐兵团侵入燕王国本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蓟城，把混战的各派军队击溃，姬哙、子之一齐死在乱军之中。齐宣王当下得意洋洋地宣称：“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攻击一万辆战车的国家，只五十天工夫，就全部征服。”

　　然而燕国人民偏偏爱国心极强。两年后，新崛起的民间武力把齐军驱逐出境，拥立太子姬平继任国王。这位燕昭王为报一箭之仇，任乐毅为大将，联合秦、楚等国大举伐齐，联军只用半年时间便攻占了齐国除莒和即墨两城外的大部分国土，险些亡国。此后，齐国大将田单以此两城为基础，以少胜多，大败燕军于城下，才使齐国免遭亡国之祸。田单是用他新发明的秘密武器“火牛阵”吓跑敌人的。火牛阵是将利刃绑到牛角上，然后燃烧它的尾巴，这一群尾巴着了火的牛群，就成了无数坦克车，排山倒海般地冲进燕军阵营，燕军被这种从没有见过的武器吓坏了，霎时间大败。燕军这一败像一场连锁的雪崩，齐王国人民群起响应，向燕军攻击，只几天工夫，就把所有的燕王国占领军全部赶走。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奇迹胜利，但在这五年的战争中，齐国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从超级强国的地位上跌下来。从此，只剩下一个霸权——秦王国霸权。只因齐国远离秦国，才不致立即灭亡。

　　被魏国一直压制、蔑视的秦国，于默默无闻中憋足一股气：坐大！坐大！郁闷的秦王赢渠梁主持的虽然是一个贫穷的小国，但他始终保持雄心勃勃的状态。他秉信“人才决定命运”，求贤若渴。很庆幸，他遇到了政治知音公孙鞅。

　　公孙鞅是卫国人，但卫国池小，根本容不下这条大鱼。所以就到魏国“漂”，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很赏识他，可惜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公叔痤却一病不起。魏王亲自前往探望，公叔痤说：“公孙鞅的才干，高我十倍，我死之后，请把国政交给他。魏国前途，在他身上。”魏王不禁大吃一惊。迟了一会，公叔痤又说：“大王如果不能用公孙鞅，那么请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境。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将成为魏国第一大患。”魏王告辞出门后，对左右说：“公叔痤病势沉重，已经语无伦次了，竟然教我把国家大权交给公孙鞅。而且一会工夫，又教我杀了他。”大臣魏昂深知公孙鞅的才能，也向魏王推荐，魏王一笑置之。

　　失业后的公孙鞅决定前往秦国闯一闯。这时，碰巧看到了秦王的招聘启事，就应聘了。面试时，赢渠梁对公孙鞅可谓相见恨晚。公孙鞅告诉赢渠梁说：“对一项学问怀疑，绝对不能成功。对一件措施怀疑，也绝不能成功。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必被世人排斥。不可跟愚昧的人讨论进取开创，只可使他们看到丰富的收获。高度智慧的见解，跟世俗不同。成大功的人只跟少数人相谋，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要国家强盛，只有彻底地改革。”赢渠梁把大权交给这位新人，命他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进行变法。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逐渐摆脱了半野蛮状态，从一个侏儒演变成一个巨人。大约用了十九年时间，秦国就雄厚百倍于一向藐视它的魏国。

　　被战乱蹂躏太久的大量逃亡农民和中原各国具有知识技能的有志之士，在对混战厌倦和无奈中，纷纷投靠了悄悄绽放的秦国。无论这里是天堂也罢，地狱也罢，在这最后的栖息之所或者说是立足之处，疲惫的乱世子民渴盼最后了断。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兵源充足，使得秦国瞬间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同时，多年的厮杀屠戮，使得各国已经似“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战国后期，其他六国都不能单独抵抗秦国了。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6:00

2、合纵连横，最早的历史博弈

　　当现代经济学家为自己发明一个新术语——博弈能够诠释市场竞争而沾沾自喜时，早在战国后期，我们的先知祖先们已经对其大加运用了。六国采取合纵战略，弱弱联盟，却因为众心不齐，关键时候分崩离析，屡屡挫败；独秦采取连横战略，离间左右，灵活合作，相机拆桥，频频得手。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场分分合合的博弈，使秦国成了历史大赢家。

　　面对突然强大的秦国，六国断然没有像欣赏施瓦辛格健美肌肉的心情，因为他们的耳边充斥仿佛拳击前噼噼啪啪的热身骨骼声。六国对自己之前毫无警觉于秦国的磨刀霍霍而懊悔不已。

　　痛定思痛，六国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在六国首脑决策过程中，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这两种政策，由两个平民出身的战略家苏秦、张仪提出。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苏秦字季子，出身寒门，少有大志。曾追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史记》有记载：“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学成之后，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都不为所用，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正在织布的妻子看见久别的丈夫落魄归来，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苏秦向他正在煮饭的嫂嫂索饭充饥，他嫂嫂装作没有听见。妻嫂暗地责怪他不务正业：“东周人的风俗，都是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受了很大刺激。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所好的奥秘，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弓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学有所成后再次踏上了游说列国的征途。苏秦知道秦国绝没有用他的意思，因而，改往向东游说六国。苏秦首先到了赵国，又碰了一鼻子灰。他并不丧气，又向燕国进发。在燕国，苏秦的游说终于被燕文公所重视。燕文公又资助苏秦，再到赵国，向赵肃侯游说苏秦的计划，赵肃侯这次接受了苏秦的游说，拜他为相国，又派他为“纵约长”，去游说其余各国，合纵以抗秦。经苏秦游说，赵、楚、齐、魏、韩、燕六国订立了合纵条约，苏秦也被拜为六国之相，形成了合纵抗秦的阵营。

　　第一次合纵对抗，爆发于公元前333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7个城市归还。那7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80公里，是防务上最需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首府就可安枕。魏国不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专任燕国宰相。

　　公元前318年，第二次合纵对抗产生，这次由楚怀王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当秦王大开关门，盟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粮道被秦王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其他五国军队也跟着仓皇拔营回国，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第三次缔结合纵对抗盟约，可是盟约刚刚签订，楚怀王又第一个变卦，秦王赢稷邀请他在黄棘私会，当面把从前占领的上庸土地，归还楚王国。楚怀王十分满意这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合纵登时瓦解。

　　正如《资治通鉴》卷二评说的：各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自动形成合纵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苏秦游说合纵时，自己没有一个合纵的蓝图，至少他游说各国时用的不是一个蓝图。合纵虽然是六国共同利益，但各国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却未必一样，苏秦更多的是劝以各国自身利益为重，而没有强调合纵的同舟共济的集体利益。苏秦合纵游说极尽促合之能事而忽略合纵后长远运作方式的讨论，是合纵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合纵的失败，直接表现为鬼谷子的另一位高徒张仪的连横化解。同师一师，我们只能说，张仪的心理学学得不错，对合作心理的揣摩比苏秦强：在利益面前，合作总是倾向于俯首诱惑。

　　张仪是魏国人，苏秦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贫穷的学人。公元前338年，张仪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结果被魏王一口谢绝，只有到楚国去发展，再次被谢绝。无奈，只好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做客卿。有一次，昭阳设宴，款待群僚。在酒兴宴阑之际，炫耀楚王对他嘉奖的“玉璧”时，忽然变天，群僚纷纷脱离露天宴避雨，慌乱中传阅玉璧不知所终。令尹大怒，责令追查。众食客为表白自己，新人张仪成了替罪羊，张仪哪能容忍如此无端受辱，争执后遂被驱逐出境。

　　张仪于是决定投靠同窗好友苏秦，不料见到苏秦，苏秦傲慢无理，张仪遭此冷遇后相当生气。怒斥：“我和你同窗数载，今天才知道你是如此得意忘形的小人！既如此，绝交就是！”言罢，拂袖而去。

　　张仪越想越气，决定跟苏秦对着干，报复他。盘算再三，锁定苏秦的目标秦国，让他的合纵计谋不能得逞。当时秦国处于孤立地位，的确一筹莫展。但是张仪实在太潦倒了，连去秦国的路费都承担不起。正发愁，巧遇贵人——赵国大贾舍仁，几句寒暄，舍仁愤愤不平，愿倾囊相助。张仪自是求之不得感激涕零。有了盘缠，顺利参加完面试，秦文王印象不错，拜为上卿。舍仁一路相伴，告辞时张仪恳切地说：“我对您大恩未酬，仓促离别，岂不使我愧疚终生吗？”舍仁说：“一切全仗苏相安排，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罢了。”张仪这才明白苏秦是用激将法，间接助他谋得肥缺。当即做出承诺：“回禀苏相，我在秦一日，决不使秦犯赵！”张仪果是信义之人，从未撺掇秦王主动犯赵，倒是苏秦自己如上所示，主动离赵。

　　其实，据《资治通鉴》揭秘：苏秦之所以帮助张仪在强秦找工作，不仅仅是出于私人感情，更是为了利用张仪对秦的制衡，为自己的合纵大业获取宝贵时间。

　　公元前313年的一天，作为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罢了。”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

　　秦王很大方地宣称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而且仍愿继续和解，并且提议用商於地区（陕西丹凤至河南西峡）的六百华里，交换楚王国黔中地区的六百华里。楚怀王把张仪恨入骨髓，他回答秦王说：“我不要交换商於，只要交换张仪。”秦王拒绝，但张仪表示他愿意交换。秦王说：“楚怀王会杀了你。”张仪说：“杀了我而国家可得到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死也值得，何况楚怀王并杀不了我。”张仪一到楚国，楚怀王就把他投入监狱，准备选择一个好日子行刑。而张仪的谋略——贿赂，适时产生力量。楚怀王最宠爱的美人郑袖向他哭泣说：“张仪是秦国的宰相，秦王最得力的智囊，你轻率地把他杀掉，秦王国岂肯罢休。一旦大军临境，我跟孩子死无葬身之地，不如早一天向南逃生，免得受秦军凌辱。”楚怀王最亲信的宦官靳尚也秘密建议说：“人臣各为其主，本身并没有什么恩怨。杀了张仪，秦国不过少一个人罢了，我们却要失掉黔中地区六百华里。”楚怀王考虑的结果，决定把张仪释放，而且跟张仪做了好朋友。

　　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有识之士景春曾这样评价张仪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秦王国一再得到甜头之后，对东方诸国的侵略，更加凌厉，直搅得各国筋疲力尽，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搏的力量。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6:00

3、催诞王朝时代的智慧脸谱

　　外交官范睢

　　“睢字叔游，魏人。为魏齐所辱，更姓名曰张禄，入秦，秦昭襄王以为客卿。寻相秦，封应侯。”

　　同现在普遍盛行的“睦邻友好”外交关系截然不同，一代奇才范睢主张“远交近攻”。

　　范睢少时家境贫寒，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抱有远大政治抱负。首先想到的是报效自己的祖国——魏国。但因为范睢家里贫穷，苦于没有机会面圣，一直寄身于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

　　这须贾却是个心胸狭窄的势利小人。有一次范睢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以当年齐国遭到五国联合进攻，魏国拒绝援齐这一例旧账指责须贾，把须贾弄得很尴尬，范睢站出来为须贾解了围。齐王见范睢是个人才，就赠给范睢黄金、牛肉、白玉、美酒等，诱惑其跳槽，都被范睢谢绝。回国后，须贾因为嫉妒，反倒向魏王诬告范睢接受了齐国的贿赂。魏王怀疑范睢出卖了魏国的情报，把他打入了死囚牢，亲自拷问，打得范睢肋折齿落，体无完肤，昏死过去。魏王尚不解恨，又让人把范睢用苇蒿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让宾客们往死尸上撒尿。

　　到了夜里，范睢慢慢苏醒过来。看守他的小卒很同情范睢的遭遇，就把他背回家，对魏王谎称把范睢的尸体扔到茅坑里了。魏王也就信以为真。

　　范睢有一个结拜兄弟叫郑安平，得知后把他隐藏到一个秘密地方，精心治疗，这才救了范睢一条命。范睢伤好后，化名张禄，藏居深山。范睢吩咐妻子大举丧礼，使魏王对他的死深信不疑。

　　半年后，秦国派使臣到魏国招聘“空降兵”。郑安平设法见到了招聘专员王稽，说：“我有个朋友叫张禄，才能卓越，同已故的范睢不相上下，不知秦国可否愿意聘用他？”王稽答应见上一面。这天夜里，张禄打扮成狱卒的模样，低调面试。王稽认定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带他到了秦国。

　　好事多磨。秦昭王当时正为国舅穰侯专横跋扈而发愁，没空搭理新人。范睢就只好在驿舍里耐心等待。后来，他听说穰侯要派兵去攻打齐国，就实在耐不住了，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请求昭王接见他。秦昭王这才安排会见。

　　在去往王宫的半路上，正好碰上前来迎接的秦昭王的仪仗队。范睢也不让路，径直入前走。侍卫高喝：“秦王来了，快让开！”范睢更大声：“我只知道秦国有个穰侯，没听说还有秦王！”这话刺中痛处，秦王就把范睢请到宫中密谈。

　　秦昭王佩服范睢的才能，向他请教统一中原的方略。范睢说：“无他，四个字而已：远交近攻。具体地说，就是对离我们远的齐、楚等国搞好关系，使他们不再干预我们去攻打邻近的国家；而对离我们近的赵、魏等国，可以像蚕吃桑叶一样一个城一个城地去攻占，占领了就派我们的人去管理，统一中原，何难之有？”秦昭王听罢，高兴得眉飞色舞，便封张禄为客卿，下令把攻打齐国的军队撤了回来。过了几年，又拜范睢为丞相。

　　范睢当了丞相，便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革新。在内政上，他建议昭王把穰侯撵到了封地去养老，接着又剥夺了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这些与穰侯狼狈为奸者的大权，送到边远地方去居住。随后又逼着太后退位养老，不让她再干预朝政，使国内政权得到了巩固。对外，则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派人与齐、楚通好，然后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赵国和魏国等邻近的国家。经过几年的征战，把韩国拦腰斩为三截，把魏打得俯首称臣，接着又把赵国打得大败，一下子伤了元气，从而为秦最后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行管大师吕不韦

　　民间关于吕不韦的传说很多，其中吕不韦慧眼识嬴异人“奇货可居”从而利用生意人的思维投机政治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其实，吕不韦作为行政管理大师的业绩远远要比传说渲染的功劳大。因为是生意人出身，吕不韦要比一般的行政人员务实得多。

　　秦始皇刚继位时，始皇尊母庄襄王后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因始皇年幼初立，一切国事皆委于不韦。在这期间，吕不韦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大业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在政治上，吕不韦“委国事于大臣”，自己并不独揽大权。他还注意起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让这些人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如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早已被迫告老称病。吕不韦请他出山，参与朝政；后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龀、蒙骛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也继续委以重任，使他们在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还十分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任相后招致宾客三千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智囊团”。“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司马迁语）。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战国末年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吕不韦发现他有才干，任为郎官(宫廷侍卫)，李斯才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12岁的少年甘罗因有奇才，也受到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后又献十一城于秦。甘罗因功封为上卿。

　　吕不韦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这一点实属难得。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尽管在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加强国力是起了作用的。

　　实力决定命运。吕不韦深谙此理。他强调要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劝民务农，不夺农时，用政策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还注意兴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这虽然增加了地主阶级的剥削量，但也带来了“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历史成果。

　　吕不韦还很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有喜宾客和著书立说之风。吕不韦齐招天下贤士，给以厚禄，至食客三千。是时荀子等人已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便使宾客人人各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也称《吕览》，它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集先秦各派之学说，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集中表达了吕不韦的政见，为秦统一天下打下思想基础。

　　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政局稳定，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相比，明显地占了优势，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6:00

4、勤劳的嬴政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

　　文人说起秦始皇极易义愤填膺，然而和其他消失了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它无论在民族上还是文化上都延续了下来，而这种延续下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幸运地在秦始皇时代就统一了起来。

　　当经过秦国几代君主们长长的铺垫之后，一个石破天惊的帝国雏形就要诞生了，单等着他们的非常继承人快快长大，来为这宏图伟业作最后的点睛之笔。

　　人世间欲望的巅峰，无非是做一位显赫的帝王。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始皇亲政后，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倾全力投身于祖国统一大业之中。他选拔了许多得力武将，继续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对其他六国家施展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于公元前221年灭掉了最后一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在西方人眼里，秦始皇俨然就是中国的拿破仑。

　　“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六国残余还有不少，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还有匈奴在虎视眈眈。

　　以楚国残余势力最强，散布在岭南地区，负隅顽抗。对自己的蓝图相当负责的秦始皇，不惜远涉千里，征战两广，扫荡了最后一批“恐怖分子”。大约于始皇三十三年，秦设置了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三郡，把南方蛮荒纳入到自己的文明框架之中。

　　在进军岭南时，为了转运粮饷，始皇命史禄率士卒在今广西兴安县，截断了湘江上游，另开两条分水渠，一条较短，为北渠，引水七分下流，绕道再入湘江，可上下通航；另一条长达33公里，为南渠，引水三分西流，而入漓江。南渠就是著名于世的灵渠。后代有歌谣说：“兴安高万丈，水把两头流。”就是描述灵渠情况的。灵渠东通北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自战国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像的。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秦始皇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一直把他们赶到了漠北老窝。后来干脆在边境设置了34个县，从中原迁来人口，充实边境人气。而且，修缮、增补旧秦、赵、燕长城，衔接起来，延袤万余里。不过，始皇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这万里长城的附加值远远要高于他所认定的使用价值。

　　当一切看得到的帝国隐患，都从眼底消失之后，始皇心中还是不很踏实，总觉得还有什么危险的地雷藏在人间某个地方。为了图个心静，他下令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防止天下人作乱。修建官道，即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驰道宽达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驰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结果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

　　“天下归于一统，四方无不归顺”最终实现。秦始皇并不像后来的其他君主那样，一旦得天下就要讲究享受了。极尽能事装扮自己的帝国版图，似乎才是他不变的追求。尽管后来修建阿房宫有个人享受之嫌，但据《史记》记载，“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多，先王宫廷窄小，听说周文王建都在丰，武王建都在镐，丰、镐两城之间，才是帝王的都城所在。于是就在渭水南上林苑内修建朝宫。先在阿房建前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宫中可以容纳一万人，下面可以树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天桥可供驰走，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作为标志。又修造天桥，从阿房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起来，以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跨过银河抵达营室星。”由此可以看出，修建阿房宫还是主要从事业出发的。事实上，作为一个要超越以前的泱泱大国，国家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阿房宫相当于现在美国的白宫，花点心思是可以理解的。

　　在秦始皇的身上，散发了一种以坚决的态度创造未来的倔强精神。开国伊始，他每天都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还要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可谓勤劳之极。

　　膨胀着的万世帝国梦想，使他的大脑潜层，蕴藏着持续不断的创新意识。在不断地统治摸索中，在富有想像力的臣子们的激发下，他大搞了很多发明。

　　首先，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有的主张用“帝”，有的主张用“皇”，这主要来自远古的传说三皇和五帝。三皇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是传说中的三个古代帝王；“帝”原来指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后来王国混战，各自称帝，出现西帝、东帝、中帝、北帝等，使天上的“帝”来到人间，成为超越“王”的人间尊号。秦始皇觉得这些都小家子气，而且自认“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于是，索性将“皇”、“帝”两个人间最高的称呼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帝号，从此天子称为皇帝。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又规定了一套称谓：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其次，他发明了三公九卿作为各式助理，编制了一张控制大网。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只有拿到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秦始皇还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发明了郡县制，以管理地方。在全国设立了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官则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

　　一如史学家柏杨揭示的那样：“帝国的领导人，上至嬴政大帝，下至包括宰相李斯在内的高级官员，都精力充沛，具有活泼的想像力。……做出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近代的政治改革家谭嗣同有证：“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发出了“历代皆行秦政治”的感慨。可见，勤劳的秦始皇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所设计的这一卷恢弘蓝图，对于此后中国命运的发展所起作用有多大。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7:00

5、王气十足的秦始皇不懂管理

　　汉初政论家贾谊认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战争、是进攻、是夺取，“守”是安定、稳定、保全。换用现代的话语方式诠释，秦始皇的失败在于用创业的暴力惯性来进行经营管理。一如当前某些短命企业的创业英雄一样，秦始皇也是一个不懂管理的创业型领导。

　　在结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战乱局面下，秦始皇并没有从一个创业者适时实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强盛的国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他那随着战胜攻取而膨胀起来的战争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冷却和及时得到置换，反而在一片关于“成功盛德”的颂歌里飘然起来，明显表现出面对治世的应对缺陷。

　　今天，缺乏远景是很多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并无过失。他在创立帝业之初，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远景设计，“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不过对于这一基业长青的美好愿望，如何实现它，却心中没底。秦始皇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只是建立起靠武力支撑、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结构系统。嬴政沉湎于帝王极端权力的嗜欲之中，忙于皇帝至高权力威势的刻意营造。“群臣上书奏事一律要采用‘臣冒昧死言’的格式”，可见一斑。这张辐射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大网，正是其权力张扬的工具。权势的过度膨胀实际在窒息着封建统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降低了体制本身应付社会变化的弹性，因而常常会引发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统治权力威势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也就埋下了权力危机的种子，并且随着权势趋于极端的发展，权势崩塌危机的趋势愈烈。这正是一个适度分权的管理问题。

　　秦始皇被世人诟病的最大把柄莫过于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的动机也是很好的。一向破旧立新有创新精神的始皇，对旧势力当然决不妥协。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惟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都一样。

　　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在朝议中批判王朝统治，提议师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议”，反对师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辩论。李斯认为私学有害于大一统，有损“主势”和“法令出一”应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议”，于是有焚书之事。可以说，焚书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观点不一、主张分歧引发的。以淳于越、王绾为代表的儒生，希望实现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付诸实行。而秦始皇当初重用这些儒生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力为其集权统治服务。两者的意图发生冲突。冲突本来可以温和的化解，可是秦始皇最终选择极端做法。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审视，焚书坑儒反映了一个沟通不畅的管理问题。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始皇偏听李斯一人，别人的意见在起点上就输了一筹。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顺其志，正是李斯仕途腾达的秘诀之一。秦王曾因郑国间秦一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撵，惟李斯紧紧抓住秦王欲兼并天下之野心，慷慨陈词：“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结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这样的人以唯上为出发点，只会助纣为虐。

　　其次，始皇也缺乏管理者必要的耐性与胸襟。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这种武断做法，是对人才的极其不尊重。当时，被坑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高知”。这些人在战时可能作用不大，但是和平时期，对于抚慰民心却是极为有用。始皇就因为他们的异议，一味铲除，残暴之外，堪称愚蠢。

　　坑儒的结果，并未起到巩固秦王朝统治的目的，却造成大批人才的流逝，使高管内部的关系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对于异己的人才如此暂且不论，始皇对于南征北战有功于帝国的实力派人才，也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致使下属对其颇有微辞。大将尉缭就曾经说过：“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

　　秦始皇一直对自己的帝业充满忧患，然而这种忧患并不等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危机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虽然秦始皇把他们赶出了中原，但接下去的长远对策就多少有些可笑。修个长城把自己一圈，圈子中间是中国，圈子外面是外国，自以为“皇图永固”了。这样做，除了束缚自己的发展降低了自己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之外，其作用为以后的历史证明，收效甚微。

　　在远景渗透上，秦始皇采取的形式化宣传做法，根本不奏效。战争刚一结束，秦始皇就首先宣布了山东六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同时，他还着手确立秦王朝的正统地位。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所谓“五德始终”。这种学说认为，五德相克，导致朝代更迭，虞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是火德，虞、夏、商、周各占一德，都是历史上的正统朝代。秦始皇推论五德始终说，以为周得火德，水克火，秦代周，所以秦朝应得水德。于是颁布新的“正朔”，以十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表示新朝代的诞生，并把黄河改名为“德水”。按五行学说，水德具有黑暗阴冷，严酷无情的特征，于是秦朝以黑色为上，衣服旗帜皆为黑色，明确秦朝得占水德，也就肯定了秦朝的合理性。秦始皇又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告祭天神地祗，把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始皇还采取了强迫性的广告宣传。这种与今天广告“标王”铺天盖地的王婆卖瓜式相仿的做法，似乎秦的子民并没有买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到东方去巡视郡县，登上邹县峄山。在山上立了石碑，又跟鲁地儒生们商议，想刻石以颂扬秦之德业，商议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和遥祭名山大川的事情。于是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筑起土坛，举行祭天盛典。下山时，突然风雨大作，始皇歇息在一棵树下，因此赐封那棵树为“五大夫”，接着在梁父山举行祭地典礼，在石碑上镌刻碑文。后沿着渤海岸往东走，途经黄县、腄县，攀上成山的顶峰，登上芝罘山，树立石碑歌颂秦之功德。南行至琅邪山，十分高兴，曾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

　　史书对此有记载：秦王兼有天下，建立名号称做皇帝，亲临东土安抚百姓，到达琅邪。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着在海上一起议论皇帝的功德。都说：“古代的帝王，土地不超过千里，诸侯各守受封之土，朝见与否各异。互相攻伐侵犯，暴乱残杀不止，还要刻金镂石，立碑夸耀自己。古代五帝三王，知识教育不同，法令制度不明，借助鬼神之威，欺凌压迫远方，其实不称其名，所以不能久长。他们还未死，诸侯业已背叛，法令名存实亡。当今皇帝统一海内，全国设立郡县，天下安定太平。显明祖先宗庙，施行公道德政，皇帝尊号大成。群臣齐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树作典范永恒。”

　　事实上，除了簇拥他的大臣们一片附和声外，并无百姓的认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安下心来，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怒扶苏多嘴，把他轰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去执行监军任务。不仅士人，百姓也在怨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始皇三十六年（前２１１年），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尽管如此，朝野的怨恨不能稍减。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7:00

6、法家胜也？败也？

　　许多人把中国两千年来的治国史看成是“内法外儒”，意思是说，口头上都大肆宣扬儒家思想，行动上却实践法家思想，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法家思想，一手抓儒家思想。这个硬道理是后继者从秦始皇的“统治偏瘫”病总结而来的。

　　始皇独独青睐法家，在依法得天下之后，又依法治天下，从而让法家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红极一时，因此，法家可以说是胜者。然而大秦帝国的衰落，与采用法家思想“苛政于天下”不无干系，法家又可以说是失败了。

　　汉朝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独步历史的舞台，法家成了没有名分的幕后杀手。距离韩非时代整整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出了反对儒家思想的口号。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难以给法家胜也败也一个定论。

　　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

　　公孙鞅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

　　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但是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一个历史讽刺。

　　真正把法家推向独尊地位的是韩非。韩非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前辈和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牢牢地吸引住了秦始皇。

　　韩非原是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很快流传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深为喜爱，当即表示“但恨不见古人”。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国。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专门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理论。但到了秦国，韩非被秦始皇捧了一阵，便因为李斯的妒嫉，冤陷而死。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二个历史讽刺。

　　究竟，法家的什么魅力打动了秦始皇呢？

　　其一，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在法家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强力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宇要想“大定”，海内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嗜权成痴的个性与攻击性极强的人格力量，容易与“严而少恩”的法家理论一拍即合。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

　　其二，法家崇尚统一，即“法令由一统”、“政令皆出于上”。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与秦始皇的宏伟理想不谋而合。在法家理论合法化的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

　　其三，法家思想主张“法治”重刑罚，这与秦始皇“治乱世用重典”的信念又非常一致。在统一国家草创之初，基于六国初定，人心未稳的局面，为确保大一统局面而严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诛叛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法家的遗憾又在哪里？

　　关键在于，秦始皇对于法家的理解与篡改。换句话说，法家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完整体被采用过。

　　公孙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没有忘记“去刑”、“重赏”。不过，公孙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而韩非本人也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即是说，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不过韩非也保留警告：“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不过，秦始皇采纳的更干脆。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他的宠臣李斯则更露骨：“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法家思想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只能严厉处罚违法的臣民，却不能保障守法的臣民不受到非法的伤害。换句话说，韩非的法治对于臣民来说只会受其害不会受其惠。连商鞅、韩非本人都无法依法保护自己的生命，难免会受到臣民的反对。

　　为了落实被精简为重刑的法治，秦帝国制定出了名目繁多、让人毛骨悚然的“法”条。以死刑为例，有戮刑、磔刑、弃市、定杀、生埋、赐死、枭首、腰斩、凿颠、抽肋、绞、剖腹、族刑、具五刑等等。

　　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有段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个范阳令，他在任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在执行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如此凶残横暴，其他的各级官员就更不在话下了。

　　“法治主义”彻底成了一把虎虎生风的统治工具，秦始皇挥舞着它，鞭笞着他的还没有完全脱离奴隶命运的子民，按照他的绝对意志，去建造宏伟的宫殿，去修筑豪华的骊山墓，去赶筑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城，去铺筑四通八达的驰道，去远征匈奴和南越，去巡游全国，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去妄杀无辜和焚书坑儒……

　　但是，严刑峻法只可当一时而不能持久，把在战场上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统治下的民众，势必会导致“民不堪命”的后果，无异于自掘坟墓。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7:00

7、末世之劫

　　7、末世之劫——必然毁于一旦，奈何扶苏抑或胡亥

　　秦二世胡亥使秦始皇“皇位传万世”的好梦彻底破灭。太子扶苏继承了秦始皇的帝王气质，然而因为多了一点仁义天下的美德，终究与秦帝国的风格不符，而被历史所排挤。纨绔胡亥虽然丝毫不具备大写人物的任何迹象，却因为传承了秦始皇肃杀残暴的基因而登上了历史的席位。

　　在帝国轰然倒塌的历史一瞬，围绕着权位的竞争，竟发生了一连串血腥的PK活动：胡亥PK扶苏；赵高PK李斯；赵高PK胡亥。这些PK活动，既搅乱了秦帝国龙气的纯洁，也耗尽了王朝最后一点底气。

　　扶苏，秦始皇长子，因其母郑妃喜欢吟唱当地流行的情歌《山有扶苏》，秦始皇便为其取名为“扶苏”。“扶苏”是古人用来形容树木枝叶茂盛的词语。秦始皇以此命名，显然是对第一个儿子寄托无限的期望。

　　年少时的扶苏机智聪颖，深得始皇喜爱，但他却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让嗜暴的始皇有所顾虑。这扶苏长大后，常常在政见上也与始皇背道而驰。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就是扶苏反对始皇焚书坑儒。嬴政大怒，认为其性格软弱，不加以锻炼无法成才，于是下旨让扶苏协助大将军蒙恬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北方的匈奴，希望借此培养出一个刚毅果敢的扶苏。

　　几年的塞外征战果然使扶苏成熟了许多，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立下了不少功劳；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指挥才能让众多的边防将领自叹不如；爱民如子、谦逊待人更深得广大百姓的爱戴与推崇，大将军蒙恬也因此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情义。

　　历史似乎注定与秦始皇过不去，这一次有意识的接班人培训，却事与愿违地毁掉了扶苏。天妒英才，能人与能人的结合总是会无意间触犯小人们的利益。大将军蒙恬一心扶植扶苏，他们的这种纯洁关系早已被人由惧生恨。这似乎也是一条历史规律：皇帝驾崩，不在身边的太子常常是很倒霉的。

　　可怜始皇病危，思子心切，曾写过一封盖上御印的信给公子扶苏：“回咸阳来参加丧事。”信已封好，却一直被赵高扣留下来，没有交给使者。始皇终究未能见到扶苏，直到在沙丘平台逝世。丞相李斯认为皇帝在外地逝世，恐怕皇子们和各地重臣乘机制造变故，就对此事严守秘密，不发布丧事消息。棺材放置在既密闭又能通风的凉车中，让过去受始皇宠幸的宦官做陪衬，每走到适当的地方，就献上饭食，百官像平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宦官就在凉车中降诏批签。只有胡亥、赵高和五六个曾受宠幸的宦官知道皇上死了。正赶上是暑天，皇上的尸体在凉车中发出了臭味，李斯就下令随从官员往车里装一石有腥臭气的腌鱼，让人们分不清尸臭和鱼臭。

　　赵高本是宫中的一个太监，但他也有一些才干，如精通刑法，不但身高力气大，字也写得很好，所以深得秦始皇的宠信，提拔为车马仪仗队长。赵高经常教胡亥书法和如何断案，加上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胡亥很快被他牢牢地控制住。赵高清楚李斯的影响力，就对他说了自己的打算：矫诏立胡亥为太子，赐命公子扶苏、蒙恬自杀。李斯一口回绝。

　　于是，赵高就劝他说：“李丞相，您最好好好考虑一下：在朝中，您的功劳、您的威望、您的计谋能和蒙恬相比吗？况且，扶苏对您的信任也没有对蒙恬的深，假如扶苏继位，那丞相的职位肯定就是蒙恬的了，哪还会有您的地方？丢掉丞相倒是小事，身首异处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斯权衡再三，决定与赵高合作。只是李斯未来得及去想：一旦胡亥继位，自己跟胡亥的关系，能比得过赵高么？这一疏忽，让李斯背负上死亡的阴影。

　　扶苏接到假诏，号啕大哭后，旋即执行自杀令。大将蒙恬起疑心，力劝其不要轻生，“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但扶苏为人宽厚仁义，不愿怀疑父亲，就一头撞死在石崖上，而得到消息的胡亥便忙不迭地登基称帝了。

　　据说，扶苏撞了那块石崖后，迸出一股泉水来，人们为它起了个悲伤的名字，叫“呜咽泉”，同时把此地叫作“杀子谷”。唐代诗人胡曾在其《咏史诗》有证：

　　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

　　赵高借李斯之手除掉扶苏后，就着手借胡亥之手除掉了这个盟友。赵高设计使胡亥对李斯不满，然后又找机会向胡亥诬陷李斯总抱怨不受重用，似乎有异心，想和胡亥分土做王。

　　胡亥听信了赵高的话，就派人监视李斯。李斯听到消息，马上反攻，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胡亥不肯相信，反而将书信给赵高看。赵高就进一步地罗织罪名诬陷李斯。胡亥终将李斯抓捕，交给赵高负责审理。赵高自然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对李斯用尽了酷刑，屈打成招。公元前208年，即胡亥即位的第二年，李斯被处以极刑：先是在脸上刺字，然后割鼻子，砍断左右脚，又拦腰斩断，最后剁成肉酱，即“具五刑”。李斯一生侍奉秦二主，皆力主酷刑，没想到自己最终也吃了个“套餐”。

　　作为臣子，李斯的地位已经达到最高级别，不能再升高。而赵高，作为宦官，位卑言轻，很想升官掌权直至位极人臣。李斯要保，赵高要争，这个李斯是知道的。但李斯不知道的是，赵高的野心，原来那么大！独揽朝廷大权，篡位夺天下，这不在李斯的职业规划里。

　　胡亥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是出名的纨绔子弟，一点不入始皇的眼睑。胡亥的劣根性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管窥一斑。有一次，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让皇子们也参加。胡亥也遵命赴宴，但他不愿和大臣们循规蹈矩地在父亲面前喝酒，便早早吃饱借故退席。按照大秦的规定，大臣进入宫殿时必须将鞋子脱下放在殿门外。参加酒宴的群臣的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却成了胡亥胡闹的道具。他借着酒劲，边走边随意地将群臣的鞋子踢得横七竖八。

　　胡亥信奉庄子的逍遥理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坐上帝王宝座之后，便极尽享乐。而且大搞专制，残害兄弟姐妹和忠臣，崇尚严酷厉刑，苛政盖过其父。

　　赵高唆使胡亥大开杀戒。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为免遭羞辱而死，选择了自尽。在杀死大臣的同时，赵高将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安插进去，他的兄弟赵成做了中车府令，他的女婿做了都城咸阳的县令，都是要职，其他朝中的要职也遍布赵高的党羽。胡亥只知道自己享乐，对赵高的这些阴谋动作毫无知觉。

　　赵高为了达到自己彻底专权的目的，对胡亥说了一大通很有“道理”的话，大意就是说胡亥年轻，经验不足，而且皇帝也应该少和大臣们见面，以免在大臣们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如果能居住深宫中听取赵高他们的汇报，有他们这些“栋梁之才”来辅佐，那国家会治理得更好。胡亥一听有道理，而且他也愿意呆在后宫中享乐，从此，朝中大小政事都由赵高一人来独断专行。

　　赵高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害怕大臣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为了试验大臣对他的真实态度，赵高精心策划了一起遗臭万年的政治事件：指鹿为马。

　　公元前207年，即二世三年，在一次朝会上，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禁不住笑了：“丞相搞错了，这里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们看到赵高脸上阴险的笑容，两只骨碌碌轮流盯着每个人的眼睛，明白了他的用意。一些胆小又有正义感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说明书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就紧跟赵高的奸佞之人立刻表示拥护赵高的说法，对皇上说：“这确是一匹千里马！”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赵高过起了皇上皇的生活，直到陈胜吴广的军队逼近都城咸阳，胡亥才了解了天下的真实情况。等胡亥言谈之中流露出不满情绪时，原来就有篡位之心的赵高干脆先动手了。赵高的女婿阎乐领着上千人，假称抓捕盗贼，直闯胡亥的行宫，最后胡亥抽剑自刎。

　　有人说，假如胡亥换作扶苏，秦始皇帝业千秋的梦想也许会实现，至少不会如此短暂。其实非然，扶苏与胡亥争夺的只是王位，胡亥在位仅仅三年，其苛政并没有来得及铺展开来。也即是说，秦始皇留给他的继承人的已经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只不过调皮的胡亥一不小心嘎嘣弹断了“秦”弦罢了。诚如韩唐在《博弈生存：中国历史现象的博弈论解读》中所说：“无论是扶苏还是胡亥，都不能拯救秦王朝的即将灭亡的命运。这种谁都无法拯救秦王朝的无差别现象，就是因为秦王朝推行的政策，造成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处于一种相背离的博弈状态，统治者想要控制人民，人民想要摆脱控制，二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个博弈对局就只能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了。”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7:00

8、亡命之徒的人权叩问与造势才智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

　　公元前209年秋，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敲响了秦王朝覆灭的丧钟。仅九百人的起义队伍赤手空拳，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面对强大的秦王朝镇压机器毫不畏惧，一往无前，犹如干柴堆上，点起一把火，风助火势，越烧越旺，一举烧毁了秦始皇精心搭建的帝国大厦。帝国的如此不堪一击，这是仰卧在地下王宫里的秦始皇如何也想不到的结果。

　　说陈胜、吴广起义是农民起义其实有些牵强，因为二人身份尚带有奴隶性质。

　　陈胜年轻时，常被雇佣从事耕田，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史记》里说此人素有大志，在田埂休息，会突然冒出一句：“富贵了，不要相忘。”同伴们笑他：“就你呀？啥时候会富贵呢？”他会自嘲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尽管说陈胜有点追求，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也决不会造反的。从起义小胜后陈胜的骄奢表现来看，可以推断这人断无坐拥天下的胸襟与抱负，也许不过是个农村里游手好闲的莽汉罢了。日子但凡太平，他的“鸿鹄之志”，可能就是摆脱不断跳槽的苦命，谋得一个稳定的职业罢了。说他有谋反基因，也只是古代史家演绎造势罢了。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连个半农民的职业都做不了了。在发配服兵役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守边的名单里，就有陈胜、吴广的名字，所幸二人都当上了小头目，不枉“鸿鹄之志”。当时二人各负责押解一批壮丁去大泽乡集合，结果碰上连绵大雨，道路不通，按照路程计算，已不可能如期到达。不如期到达，依秦法都得处死。陈胜、吴广于是商议说：“如今逃亡是死，起义也是死，同样是一个死字，死于国事，不更好些吗？”可见，已是到了不起义活不下去的地步。

　　二人手下的那一组命运的俘虏们自然都同意。接下去，就是给自己起义找个理由，借以号召更多的人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两个都是在人堆里混出来的人，深悟底层人的习性。所以，他们不从讲大道理开始，而是从扫除群众心理障碍开始。陈胜、吴广先利用戍卒的迷信心理，制造“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异象，煽惑人们的情绪；又“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二人先是找了算命先生卜卦。算命先生了解他们的用意，就说：“你们的事一定能成功。是不是还要问一问鬼神？”陈胜、吴广揣摩算命人的暗示，说：“这是教我们先从心理上给群众施加影响。”于是在一块红绸子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置入所网鱼腹中。伙夫买鱼煮食，发现鱼肚内的红绸书，十分惊讶。间隔不久，吴广在屯留之处附近祠堂荒庙中，夜间点起篝火，装着狐狸的叫声说：“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一夜惊恐，天一亮就交头接耳，对陈胜指指点点。舆论宣传效果相当不错，成本也不是很高。

　　仅仅靠舆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说服力的标杆人物及事件。吴广平时关心人，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士卒多愿为他效力。押送的将尉喝醉了，吴广故意说想逃走，逗尉官发怒，挑动尉官辱骂自己，以激发士卒对自己的同情。尉官果然鞭打吴广，并举剑刺过去。吴广跳起夺剑，反身刺死尉官，陈胜在一旁助力，一连杀了两名将尉。

　　事情惊动众人，陈胜、吴广趁机游说众人：“大家遇上大雨天，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已误期，误期罪当杀，即使不杀，在边境戍卒，十之六七要累死饿死。壮士不死罢了，死要死得有名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带有人权叩问的呐喊，无论在当时还是对于此后的起义者，都产生了非凡的煽情效果。生存权与平等权，这是再低级不过的生命诉求了，然而在此前的历史岁月里，却没有人敢于如此豪壮地喊出来。秦王朝对人性的肆意蹂躏，让多少在战国时代就已支离破碎的心灵，更加零零碎碎。这一句有感而发的呐喊，仿佛甘露洒在炸裂很久的旱地，唤起了人们积聚许久的满腔义愤。这满腔义愤化为一团火，汇集起来，就有了燎原之势。当时根本不存在“星星之火”，因为为了活着这一基本的生命主题，无论是性善性恶的人，此时都不折不扣地成了亡命之徒。要么彻底燃烧，要么完全熄灭，这就是当时的生命之火。

　　众人当即表示听从。于是陈胜、吴广借太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起义，迎合广大民众之愿望。起义者袒露右臂，拉起大楚旗号。在野外筑坛宣誓，用将尉的头祭旗。陈胜宣布自己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起义队伍攻打大泽乡政府，占领之后又攻蕲县。之后继续东征，连克、苦、柘、谯等地。打到陈县时，已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步兵几万人。于是陈胜称王，国号张楚，当此时，许多郡县民众苦于秦吏压迫，都把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抓起来判刑，或杀掉以响应陈胜。

　　随着反秦战争的发展，陈胜变得骄傲，听信谗言，诛杀故人，与起义群众日益疏远，派往各地的将领不再听从他的节制。围攻荥阳的吴广也与义军将领田臧意见不合，田臧竟假借陈胜的命令杀死吴广，结果导致这支队伍全军覆灭。章邯在荥阳获胜之后，乘胜猛扑陈县，陈胜接战不利，突围逃至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叛徒庄贾杀害。此后陈胜的部将吕臣率领的苍头军虽两度收复陈县，处死庄贾，但张楚政权已不复存在。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要发动区区九百人，赤手空拳去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秦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胜、吴广起义虽不到一年而败亡，但恰似一声春雷，震倒了徒有一具庞然空架的秦帝国。

　　造反是大逆不道，天诛地灭。但陈胜吴广不信这个邪。他们打破了束缚农民思想的传统陈腐观念，打破了唯心史观和宿命论思想，给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鼓舞了后来的造反者。他们成功的舆论宣传和对大众心理的拿捏才智，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效仿的模板。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8:00

9、秦始皇与奥古斯都·恺撒

　　“历史上的事情经常是千篇一律、殊途同归，相同的令人奇怪。当东方的秦帝国正进行完毕了一场统一中国的殊死搏斗；在地中海北岸的南欧，罗马帝国与迦太基及马其顿刚刚开始了一场为地中海的霸权而展开的生死之战。随着迦太基城邦的覆灭和马其顿帝国的军事失利，罗马确立了其在地中海上的空前霸业。”（邹牧仑，《梦断神州》）

　　秦之作为大帝国，略早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在古朴粗犷的铁器农耕时代，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但是，大秦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秦帝国统一大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15年；而罗马帝国却有数百年大政权的历史。另一方面，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延不断的流传了下来；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

　　西方作家偶尔把秦始皇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是若把他与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奥古斯都·恺撒相提并论似乎更加适宜。两者所建立的帝国在面积和人口上大体相同。将东西两大帝国的创始人、对历史影响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比较，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奥古斯都·恺撒35岁得到“奥古斯都”这个皇号。奥古斯都在拉丁语里有“皇帝陛下”的意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自称皇帝，时年38岁，二人功成名就的年龄差不多。

　　奥古斯都·恺撒生于公元前63年。他是儒略·恺撒的侄孙，儒略曾是罗马的政治风云人物，他自己没有儿子，十分喜爱年轻时的奥古斯都·恺撒，为他铺下了从政之路。但是在公元前44年当儒略·恺撒遇刺之时，他还只不过是个不满20岁的学生。这与秦始皇被怀疑非秦人后代的民间传说有几分相似，而秦始皇继位时也不过20出头。

　　老恺撒遇刺，因为他要结束罗马共和政体、自称帝王的意图昭然若揭。老恺撒死后，在经历了多年内战和共和政体的罗马遭到明显失败以后，大多数罗马人愿意接受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只要他表面上继续实行民主统治就行。奥古斯都·恺撒俨然是理想人选。而且，与秦始皇不同的是，奥古斯都·恺撒顺应了民望和形势需求，他没有武力得天下之后武力治天下。

　　虽然奥古斯都·恺撒在登上权力顶座的斗争中残酷无情，（他利用老恺撒最亲密的朋友马可·安东尼，把其他政治死敌一一歼灭后，回头再灭了安东尼。）但是一旦地位巩固，他就采取出人意料的和解态度。公元前27年，为了稳定元老院议员的情绪，他宣布要恢复共和国，主动辞去了自己所有的政治职务。但事实上他保留了作为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诸行省的元首职务。由于罗马的大多数军队都在这三个行省，所以实权仍牢固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元老院推选他为名誉奥古斯都，但是他从未接受过帝位。在口头上，罗马仍是一个共和国，奥古斯都只不过是第一公民，但实际上，奥古斯都想要得到任何官职皆是开口之劳，感恩戴德、温良驯顺的元老院对他总是一呼百诺。奥古斯都·恺撒在余生的岁月中，成为了一位强有力的独裁者。到公元14年他去世时，罗马完成了由共和国向君主国的转变，他的养子轻而易举地成了他的继位人。

　　与秦始皇置天下于不顾、死死抓中央集权的做法相比，奥古斯都·恺撒的做法要英名得多。他出类拔萃，可称得上是历史上才干卓绝、仁慈大度的君主的最佳楷模。他的安抚政策为愈合罗马内战所带来的深刻创伤起了重大作用。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四十多年，他的政策在随后的许多年中对该帝国都有影响。

　　与秦始皇灭六国合天下的显赫军功相比，奥古斯都·恺撒丝毫不逊色。在他的领导下，罗马军队完成了对西班牙、瑞士、加拉西亚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地区的征服。在他的统治完结时，罗马帝国北部边界与莱茵河—多瑙河河道没有多大区别，该河道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均为北部边界。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改革军制，把财政大权和军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奥古斯都也修改了罗马的税务结构和金融制度，改编了罗马军队，建立起一支永久的海军队伍；他还组建了一支贴身护卫队──罗马皇帝侍卫队，这支侍卫队在未来的世纪里对挑选和罢免皇帝起了重大的作用。

　　秦始皇兴修水利、建长城、打造阿房宫，把中国装扮得气势恢弘。而在奥古斯都的领导下，一个庞大的宽阔公路网遍布整个罗马帝国，许多公共建筑在罗马城市内拔地而起；罗马城的面貌美饰一新。

　　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奥古斯都时代则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文艺百花盛开。罗马最伟大的作家维吉尔、霍里斯和李维等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作家奥维德引起了奥古斯都的不快，被逐放出罗马，比及秦始皇的活埋，显然比较幸运。

　　两个伟大人物不同的政治态度造成了令人揪心的迥然后果。同样作为一个专制统治的开始，秦始皇和恺撒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坏统治者，也许会从恺撒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而东方的好统治者，也许会从秦始皇身上学到一些坏榜样。东方和西方的体制是从秦始皇和恺撒的种子上长出来的大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人的想法和作为决定了两个世界以后的格局。恺撒要的是重整山河的权力，并不是君主所能有的排场，即使身为罗马的绝对主人，他的举止不过是一个党派领袖：圆通平和、和蔼近人，从不把军事上的威胁带到政治上来，即使在成功的顶峰上也能识别出成功的自然界限，不去做力所不及的诱人之举，所以，奥古斯都开创的国内和平即所谓的“罗马和平”持续了大约两百年之久；而一心梦想千秋万代的秦始皇辛苦创立的帝国历二世，不足15年即亡。

今夕何夕 - 2008-3-29 18:38:00

◎12法则在大秦

　　◆秦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8′

　　秦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凡调动士卒50人以上，必须持有皇帝的虎符为凭，才准调动。否则，就是违法。秦始皇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还下令将民间兵器尽数收缴，熔为铜人，剥夺了百姓反叛的手段。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驭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由此可以推断秦军的战斗力甚强。

　　但是，当陈胜吴广掀起的农民起义者即将踏进咸阳的时候，奋起抵挡的并不是帝国的正规军，而是一支由囚犯拼凑而成的部队。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规模浩大的地下陵墓仍然没有完工，几十万囚犯一直在忙碌善后。当起义军离秦始皇陵不到10里的时候，即位的秦二世赦免了修建囚犯，命令他们拿起武器，镇压反叛。问题在于，秦军的主力部队在哪儿呢？

　　秦统一以后，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一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叫严关的要塞，50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这部分秦军正在戍守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在帝国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沉默。司马迁记载，当地的最高长官下令，堵塞南北之间所有的通道，军队严禁北上作战。南部秦军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30万精锐并没有南撤，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当都城告急的时候，这支秦军开始南下。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保卫都城的任务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

　　由此可见，到了帝国末年，军队控制权已经不在当政者的手里了。这就是秦帝国亡于一批缺乏武装的亡命之徒的原因所在。

　　◆秦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7′

　　秦始皇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体制，一个管辖全国的有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帝国的整个官僚体制可谓相当严谨。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而是加重处罚。《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官吏如同秦始皇一样迷恋刑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刑人不能极”，比如前面第6节提到的范阳令。秦朝的灭亡，直接源于官吏的不得人心。

　　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开创的这套政治体系是一种“早熟”，这种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

　　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将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正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秦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秦始皇经济统一措施中着力最多的应该是统一度量衡，从历史考古见到的许多标准量、权刻诏器和反复强调“明一之”的诏文内容可以体察得出。秦始皇不仅颁行标准器，而且在许多标准器上刻出诏书，同时要求每年对标准器进行校验，还对有问题的衡量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并进行市场监督，要求明码标价“各婴其贾”(《金布律》)。度量衡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经济运行的要求，重要的是与皇室对财富的控制关系很大，统治者在上面下力气是不难理解的。

　　秦帝国大搞工程建设，修建皇宫，修建皇陵，修筑长城，修造驰道。这些工程规模浩大，必然要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税收来源支撑。

　　《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中葬有数量巨大的珍奇宝物，并用水银制成百川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让墓中永久保持光明。面对如此奢靡情景，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贵族也不禁感慨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在这个“盛”字中，不知消融多少民脂民膏。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而汉朝“收秦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秦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10′

　　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体制里，包括一条：就是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秦始皇为此而采取的“焚书坑儒”酿成了悲惨的文化浩劫，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焚书”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焚烧秦记以外的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只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之类的技术性书籍，命令颁布后30日内不焚书者治罪。二是令下后若再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族，杜绝以历史反现实的行为。三是有愿意学习法令者，以吏为师。可见“焚书”的要点是剥夺人们学习知识的自由，剥夺人们政治思考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阅读某种书籍、学习某种知识的自由，知识和思想被强行拉入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集权统治所认可的轨道之中。

　　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坑儒”事件的血腥气息，进一步增强了“焚书”带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将春秋战国以来生气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拦腰斩断，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法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所言：“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费正清总结秦灭亡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可见，秦朝失去的真是各个阶层的民心。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以及后来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让平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钱穆语）。秦朝严酷的刑法，更使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还没有哪个王朝的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得上秦朝末年。所以，秦朝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光到项羽刘邦，可谓经久。

　　◆秦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7′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胡亥也大致如此，子婴软弱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能受恤”，从而使“天下苦秦久矣”。

　　对于秦始皇的深层认识，有史学家认为他过于追求完美，是“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政治家”。他迷信法家，试图用国家制度整合一切社会问题，大刀阔斧，规划宏伟。他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不懂得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综合工程，也严重忽视了当时人民的生存权利，忽视了人民是其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他设计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采取强制措施，驱使全体国民去实现这个蓝图。

　　◆秦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6′

　　秦朝统一全国，匈奴经常南下侵犯。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举兵作战，镇守边关。并且大规模修筑长城，在长城附近设立郡县，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在此定居。

　　很多人对秦皇神鞭北击匈奴赞不绝口，但是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家敏锐地指出：秦帝国对于匈奴入侵问题，一直是消极防御，很被动。学者邹牧仑就认为：“秦帝国短暂存在期间，虽然一时间解决了北患，但终秦始皇有生之年，匈奴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这些游牧人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秦始皇自己也一直慨叹：“灭秦者，胡也！”却无可奈何。

　　对于采取长城力求防御上一劳永逸的做法，一直遭后人质疑。事实上，长城的作用确实很有限，明朝的兵部尚书刘焘说：“长城之设，古为无策。是以修筑愈炽，而患虏愈炽；钱粮愈耗，而士马益疲。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而一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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