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铺中小学教育资源网

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然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同时代人所写的历史尤其不可靠。胡适先生也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历史就是一位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说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仍然充满了数不清的谜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发现，有些谜团才陆续地得以解开。

　　因此可以说，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构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这就要求，史家须摒弃功利，独立思考，严肃认真，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追问。把那些或者是因为利诱和威胁，或者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是因为偏见，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或者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原因，而背离了真实的历史，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去伪存真，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历史成为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前人的使者。

　　说到底，历史就是对细节真相的探究。然而，说出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先生说过，谎言和假话越来越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瞒”和“骗”的文化。它已经成了民族的心理痼疾，因此，说出真相就具有挑战某种民族思维的性质。真相的获得，需要历史学家的勇气和责任感，需要探索，需要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史家和历史事件的知情者、亲历者，孜孜以求，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寻踪，见微知著，决不妄加穿凿，挖掘史料中的深层内涵，探寻历史的本相、本质和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的是非功过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和史德。笔者有感于此，把近年来发表的有新意且有价值的文章，略作分类，编就此书。

　　这些文章，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经过作者的调查和探索，使其重见天日并予以合适的评价；有些是根据逐渐解密的档案或史料，把尘封多年因而被长期误读的历史赋予崭新的生命和意义；有些是对历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的说法、评价甚至是“定论”，根据作者的研究和发现，建构起迥异以往的命题和意蕴；有些则是将被歪曲、篡改甚至颠倒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或重新颠倒过来。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思想开放，无论是观点还是材料，都有很多新鲜感，那种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无处安身。阅读本书犹如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度，新颖的景观层出不穷，身心会陶醉在一种受到新知刺激才会产生的精神愉悦。

　　学人和专家们阅读本书会受到领悟、启发甚至震动，但本书主要还是以大众为阅读对象。对那些“纯学术”的鸿篇巨制，敬谢不敏。眼睛向下，拒绝枯燥，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学术只是一种精神，一种风骨，而鲜活丰满的血肉和生命，才是我们的追求。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分类完全是为了阅读的方便，多数文章因意蕴的多元，都是难以强作划分的。人物和事件的顺序基本上按时代先后编排，个别长文做了一些删节。书中所收文章大都是“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全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敬请读者明鉴。

司马迁之惑

　　向熹

　　2000多年前，当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开始撰写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时，他陷入了矛盾——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口吻写的诗中看到怨愤之气，于是他只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这首诗理解错了。

　　接着司马迁又借他人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终于饿死？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不作却寿终正寝？司马迁比照当时的现实，这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他终于忍不住将疑惑说了出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面对的困惑是循环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齐的死就证明他们不是善人；如果他们是善人，那他们的死又在证明天道不是鼓励从善的。

　　解决不了这样的困惑，司马迁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里找答案，找来找去，只找到三条不无勉强的根据：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一条是“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择跟着志趣走；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出伟大，这也就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如果用来建构史观、指导历史叙述却极其困难。

　　“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是人类进程的一种必然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国目前转型进程的关键任务。

　　人的管理，实质就是欲望的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欲望的释放与管束。释放欲望，可以激发人无穷的创造力；欲望的满足可以带来幸福感，欲望的不满会带来痛苦。于个体而言，欲望满足往往是暂时的，而痛苦却是经常的；于群体而言，欲望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因此，欲望这把双刃剑需要约束。

　　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寻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证社会运作的正常，保证人们痛苦的减轻与幸福感的增进。在这个找寻过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贡献了智慧，其中一些幸运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并成为约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时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在约束人的欲望。

　　在释放与约束消长往复的漫漫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神龛，不同的是龛中的“神”不同。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中国人心中的神龛中没有一个具体的神，但神龛却不是空的，仁、义、礼、智、信居于其中，它们是中国人心中的“理神”。与其他民族的神一样，起着约束欲望的作用。

　　当约束欲望的价值观成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时，约束自己的欲望的人可以由此获得内心的自我犒赏和社会的精神犒赏，于是产生极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要变成另一种欲望，宗教或道德也获得不依存于物质得失的发展动力，对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类也渐渐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动物。但是，当现实得失与精神价值有巨大落差时，就会出现对价值的怀疑，这就是“司马迁之惑”。

　　人类总是在释放欲望与管束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标准，想建立一个价值理想国，社会将丧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实用主义的标准，以绝对的利益得失比较，社会即使在短期内获得发展，也将陷入物欲横流，“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的境地，最终走向破产。

　　今天读《史记》，我们可以推断，面对困惑的司马迁做了两个决定：其一，为《伯夷列传》做总结时，完全不纠缠于天道存否，伯夷、叔齐贤否，而是绝对实用主义地总结出，伯夷、叔齐、颜渊如果不是孔子称道他们，他们将寂寂无名，所以结论是，凡夫俗子“非附青云之士”，名不能留于后世；其二，司马迁在修史中所持的观念，虽在轮廓上是儒家的，但其价值观更多实用主义的成分，例如他对人的私欲的认识。

当然，这些年过去了，我们也应看到，“神”被换了几轮的中国人心中的神龛，目前多是空的，从历史规律来看，这样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呼唤幸福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折射出的，正是认识人生目的的渴望、对欲望制衡的渴望。这时，传统文化的热潮就显得那么自然。

女子穿开裆裤的汉朝后宫

　　言语如剑

　　汉灵帝(156-189)刘宏，东汉皇帝，公元168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

　　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口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自己，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宫中众常侍及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帝对他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勃海王刘恢，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你杀死。现在宋皇后和刘恢都到天帝那儿去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灵帝被惊醒了，梦中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将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之状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灵帝终究没有听从许永的话。不过梦是心境的外显，可见在内心的深处他多少也有一些愧疚。

　　灵帝十分好淫，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女子与后世不同的是都穿着开裆裤，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朝末年的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是后话了。

　　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盖了个“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并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美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渠水中所植的莲花荷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

　　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灵帝每当连夜饮宴纵欲醉了以后，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这时候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灵帝的“裸游馆”后来被董卓纵火烧了。到曹魏咸熙年间，当年内侍为了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是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

　　宫女年纪在14岁以上18岁以下都浓妆艳抹，脱下衣服与他一同裸浴。西域进献了茵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弄狗与宫女进行交配。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但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亭亭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灯下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颠鸾倒凤后不久王氏怀了孕，被晋封为美人。在汉朝宫廷妃媵制度里美人比贵人要低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入骨髓，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愤怒难遏，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阉宦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从此心生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因而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阉宦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此时也显得无精打采，热衷的淫欲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市中有数枝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有几十枝丫，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到了灵帝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去世，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尊何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称制。何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并州牧董卓带兵入洛阳，诛杀了宫廷里全部的宦官，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王美人生的刘协为皇帝。不久何后与她的母亲舞阳君也被董卓逼迫而死。这时的汉朝实质上已经灭亡，汉献帝刘协成了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傀儡。一个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中国历史上最淫荡残暴的帝王

　　杨 军

　　北齐开国君主文宣帝高洋在称帝前任京畿大都督，掌管外朝大政，但是他假装愚钝憨直，连他的妻子被他哥哥齐王高澄多次调戏他也假装不知道，无论国事家事，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相安无事。可是，当高澄因为专横跋扈被杀死后，他忽然变得办事井井有条，一清二楚，推行新法，把一个晋阳城管理得市井繁荣，井然有序。

　　东魏帝元善见看他办事认真，不怕苦累，便封他为大丞相，都督全国的军队，还承袭了他哥哥的爵位，当上了齐王。可他哪里知道高洋早有当皇帝的野心，经过密谋策划，终于逼东魏帝元善见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齐，历史上称为北齐。

　　当了皇帝的高洋，嗜酒成性，变得昏乱妄为，脾气暴躁，甚至泯灭人性，大发兽性。有时喝到酣畅时，他自己就起身擂鼓，然后跳舞，直跳得筋疲力尽。有时他脱光了衣服，乱叫乱闹。有时他披头散发，穿上胡服，到街上挥刀舞剑。有时又随意乱走，到大臣或勋戚家乱闹一通，搅得人人胆战心惊。三伏天，他赤身裸体躺在地上晒太阳；三九天，他在风雪中光着身子跑来跑去。他不但自己发狂，还让随从们也仿效他，弄得随从们苦不堪言。

　　高洋极爱喝酒，常发酒疯，酒劲上来，往往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一次，他斥退左右，疯狂地撕扯他父亲的小妾尔朱氏的衣带，企图强奸尔朱氏。尔朱氏不从，双手紧紧护住身体，哀求他千万不要乱伦。高洋假意应允，却用刀捅进尔朱氏的下体，在尔朱氏死前痛苦的挣扎中获得快感。又有一次，他竟残暴荒淫得失去人性，将自家宗室的全部女人聚于宫中，要她们脱光衣服，然后叫他的宠臣去跟这些女人群交乱淫。高洋瞪着血红的眼睛狂笑不止。

　　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高洋同样丧失人性。有一次，母亲劝说他不要荒淫，他却勃然大怒。他扬言，如果母亲敢再管他的事，就把她嫁给胡人，让胡人去糟害她。当时胡人有个风俗，一个女人嫁给哥哥，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娶嫂为妻。胡人粗鲁残忍，尤其喜欢中原女人，如果一个胡人得到一个汉人女子，弟兄几个会日夜奸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高洋对母后都敢如此，其后妃的遭遇就更加悲惨了。

　　高洋有个宠妃姓薛，早先与清河王高岳相好，后被高洋看中，强行将她迎入宫中。薛氏的媚惑之术，令高洋感到新鲜、刺激，他那三千宫娥顿时变得索然无味。薛氏极受宠幸，被封为薛嫔。薛嫔有个姐姐，长相也很妖艳，高洋干脆将她也弄进宫来。高洋与薛氏姐妹，有时一连数日不离床榻。两姐妹则极尽风流，博取高洋的欢欣。她们自以为得计，便恳请皇帝封她们的父亲为司德公。高洋知道，薛氏姐妹的父亲是个卖唱的人，地位卑贱，不配当官。后来他又探知薛嫔依旧与高岳藕断丝连，不禁大怒。便令人当着他的面，将薛嫔的姐姐活活锯成八块，接着又砍掉薛嫔的头，将她的尸体乱刀剁碎；又把两姐妹的血掺进酒里，让大臣共饮。他还叫乐师剔去薛嫔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乐器。在每次杀人后的酒宴上，让乐师用薛嫔腿骨做成的乐器弹奏“佳人再难得”的曲子，以示对薛嫔的“怀念”。

　　仆射崔进是三朝重臣，曾经是高洋父亲高欢的心腹。他死了之后，高洋前往吊唁。崔进的小妾李氏见皇上驾临，连忙跪地“接驾”。李氏只有十七八岁，是个既年轻又十分漂亮的妇人，正值丧夫之时，穿着一身缟素，更显得唇红齿白，不施脂粉，现出天生的肤如凝脂，增添几分凄艳的姿色。高洋见到李氏，又禁不住心旌飘摇，想来个雨打梨花。他不顾身在灵堂之上，当着治丧者的面，一把抱住李氏，尽行挑逗猥亵之事。李氏有重孝在身，对高洋的兽行深恶痛绝，坚决不从。高洋干脆强行撕开李氏的衣服，面对李氏诱人的躯体，他双眼通红，伸出两手要去抚摸李氏的酥胸。李氏惊呼着逃进人群。高洋恼羞成怒，令人搬来一把椅子，高坐其上，审问李氏道：“这么说，你很想念故去的丈夫喽？”“回陛下，”李氏颤抖着声音说，“谁不想念自己的丈夫啊！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未等李氏说完，高洋就接过她的话头说：“那好，你这样忠贞，我很佩服。现在我命令你做我的使者，前往阴曹地府，去探望一下你的丈夫，看看我的崔爱卿是否平安！”言毕，还未等李氏醒过神来，高洋就叫人杀死李氏，并亲手割下她的头，扔进阴沟，说是“送她去阴间”。

又有王氏姐妹，姐姐已嫁给崔修，妹妹被高洋封为王嫔。高洋有个丑恶癖好，特别喜欢淫人妻女。他多次借故去崔修家，一边挑逗他的妻子，一边直截了当地对崔修说出自己的要求。崔修竟然毫无怨言，一切照办，后被高洋提拔为尚书郎。

　　段昭仪是段昭之妹，地位仅次于皇后。高洋与段昭仪成婚之日，段昭的妻子元氏按风俗闹洞房，玩笑开得过大了一点。高洋不顾自己大喜的日子，竟在婚宴上对段昭说：“你给我听着，我非杀了你老婆不可！”段昭仪从中劝解，高洋不予理睬，吓得元氏只好逃到高洋生母韦太后家中，直到高洋死后才敢露面。这时，她因过度惊恐，神经已经失常了。

　　高洋的女人，只有一个没有受到他的欺侮，那就是皇后李氏。李氏是汉人，才色俱美，高洋为太原公时娶她为妻，当上皇帝后立她为皇后。高洋对众多妃嫔虽喜怒无常，厌烦了就杀掉，但对李氏却以礼相待。至于对李氏的母亲和姐姐，他就另眼相看了。一次酒后，高洋闯进岳母家中，见岳母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发起无名之火。他从随从手里拿过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并对流血如注的岳母说：“我打过母后，还没有打过你，这不公平，我还要打你一顿才好。”于是又命令手下抽了岳母一百鞭子才罢休。

　　李皇后的姐姐是魏安乐王元昂的妻子，长得香艳迷人。高洋早就对她垂涎欲滴，于是故伎重演，借口到元昂家饮酒，酒后装疯，同李皇后之姐调情。他故意把酒洒在自己身上，让李姐为他擦拭，趁机在李姐身上摸摸捏捏。他甚至将酒吐在裆处，要李姐清理。正当李姐把手伸过去，擦也不是，不擦也不是时，高洋突然一把把李姐抱住。元昂和李姐拒不受辱，面呈不快之色，高洋虽欲火中烧，却无从下手。

　　为了得到李姐，高洋想将她纳入宫中当三昭仪，但又怕她留恋丈夫，便心生一计，找个借口，召元昂进宫，用乱箭射死。李姐设置灵堂，祭奠元昂。高洋假装前往祭祀，欲火攻心的高洋就在元昂灵前把李姐奸污了。朝廷命官吓得从此不敢蓄美纳艳，有了美女也只送往宫中。

　　一天早晨，住在北齐皇宫附近的一户李姓居民，起床后忽然发现屋檐下有一群蓬头垢面、赤身露体的男人。他赶忙向官府作了报告。地方官带着兵役赶来捉拿这帮人时，看见其中一人正在奸污李氏的女儿。小女呼天抢地地哀号着，施暴者却哈哈大笑，连地方官到了面前都视若不见。地方官不禁大怒，心想这畜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幼女，正要喝令拿下。谁知“拿”字还未出口，这地方官已吓得屁滚尿流，慌忙俯伏在地，口称“死罪”。原来那个奸淫幼女的人，正是当今皇帝高洋。

　　到了三十岁，高洋已经不能吃饭了，每天只靠几碗酒度日，最后终于死在昏醉之中。历史上，像高洋这样的淫迷狂皇帝，还是少有的。曾有人说，高洋是因为酒醉才乱性，应该说，他是借酒装疯，酒后暴露了他荒淫、残暴的本性。

张丽华与“玉树后庭花”

　　一 眼

　　歌伎出身的张丽华后来做了南朝陈后主的贵妃，她长相上最大的特点是发长七尺，光可鉴人，眉目如画。此外，更具有敏捷的才辩及过人的记忆力，所谓“人间有一言一事，辄先知之。”她在做龚贵嫔的侍儿时，陈后主一见钟情，封为贵妃，视为至宝，以至于陈后主临朝之际，百官启奏国事，都常常将张丽华放在膝上，同决天下大事。特别是张丽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当即被立为太子，张丽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巩固。

　　陈后主陈叔宝，小字黄奴，他即帝位的时候，北朝的隋文帝杨坚正大举任贤纳谏，减轻赋税，整饬军备，消除奢靡之风，随时准备攻略江南富饶之地。而陈后主竟然奢侈荒淫无度，臣民也流于逸乐，给隋朝以可乘之机。

　　陈后主除宠爱张丽华之外，还有龚贵嫔、孔贵嫔，还有王、李二美人，还有张、薛二淑媛，还有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当时陈后主在光照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耸入云，其窗牖栏槛，都以沉香檀木制成，至于其他方面当然是极尽奢华，宛如人间仙境。

　　陈后主自居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同住望仙阁。三阁都有凌空衔接的复道，陈后主往来于三阁之中，左右逢源，得其所哉！妃嫔们或临窗靓装，或倚栏小立，风吹袂起，飘飘然犹若神仙。

　　此外陈后主更把中书令江总，以及陈暄、孔范、王瑗等一班文学大臣一齐召进宫来，饮酒赋诗，征歌逐色，自夕达旦。著名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就是这时由陈后主写的：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当时陈后主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这明明形容的是嫔妃们娇娆媚丽，堪与鲜花比美竞妍，但却笔锋一转，蓦然点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哀愁意味，时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当时隋文帝处心积虑地要灭掉陈朝，完成统一，但陈后主认为“王气在此，役何为者耶？”孔范附和：“长江天险，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居然大事化小，无视隋文帝的勃勃雄心。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三月，下诏：“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期一举，永清吴越。”于是发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由晋王杨广节度，分进合击，直指陈朝都城建康。

　　晋王杨广由六合出发，秦王杨俊由襄阳顺流而下，清河公杨素由永安誓师，荆州刺史刘思仁由江陵东进，蕲州刺史王世积由蕲春发兵，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江疾进，其他还有吴州总管贺若弼及青州总管燕荣也分别由庐江与东海赶来会师。大军很快攻破建康。其中韩擒虎亲率五百名精锐士卒自横江夜渡采石矶，紧接着贺若弼攻拔京口，形成两路夹击，最先进入朱雀门的是韩擒虎。

　　当时陈后主陈叔宝惊慌失措。平日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班侍臣，还力劝他仿照梁武帝见侯景的故事，摆足架势会见韩擒虎。

　　当年侯景以千人渡江，攻下台城，去“拜见”梁武帝，面对八旬老翁，犹觉天威难犯，背上冷汗涔涔而下，惶恐不已。而今时移势易，韩擒虎不是当年的侯景，而陈后主也不是昔日的梁武帝，陈后主不理会群臣的看法，只说：“非唯朕无德，亦是江南衣冠道尽，吾自有计，卿等不必多言！”大家听他说“吾自有计”，立即作鸟兽散。

　　韩擒虎本期望攻入宫中，抓住皇帝，立下头功，想不到宫殿中空空如也，鬼影也没有一个，陈后主不知去向，这可大事不好。陈后主虽然无能，但一个有野心的人却可利用他起事，给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当即下令搜查。

　　后宫佳丽都已列在景阳殿前听候发落，还不见了张丽华与孔贵嫔，韩擒虎差一点把宫苑掀翻过来。最后只剩下后花园中的一口枯井了，一群士兵趴在井口大呼小叫，但井中寂然无声，士兵中有人建议用大石头投入井中，这时井中忽然传来讨饶的声音。于是士兵用粗绳系一箩筐坠入井中，众人合力牵拉，觉得十分沉重，大家先是以为皇帝的龙体确实不同凡体，等到拉上一看，才发现陈后主、张丽华、孔贵嫔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坐在箩筐中。士兵们一见欢声大笑。据传由于井口太小，三人一齐挤上，张丽华的胭脂擦落井口，从此，这口井被叫做“胭脂井”，但也有人不齿于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的作为，把它叫做“耻辱井”。

倘若陈后主能够及早防备，隋军不见得就能轻而易举地渡过长江天堑；如果守城军士十万人能够齐心协力，隋军又焉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假使城破之时陈后主能够奋其勇毅，登高一呼，未尝不可以收拾军心，重整旗鼓，拼掉韩擒虎的区区五百人马。无奈陈后主只是一个脂粉堆中出色当行的风云人物，一旦到了与敌人拼战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自以为得计地投匿胭脂井中，不啻是死路一条，徒然给后人留下笑柄。

　　陈后主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在国亡城破之际，理当以死殉国，否则有何面目苟且偷生？张丽华、孔贵嫔等人也应殉节兼殉情，为南朝最后留一抹凄美的色彩，然而她们都丢人现眼地硬是要等到敌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

　　后人有感于此，作诗讽刺：

　　擒虎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

　　仓皇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

　　韩擒虎当时并没有为难陈后主，等到贺若弼入城，听说韩擒虎已抓到陈后主，赶来相见，对他说：“小国之君，入大国之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陈后主一再拜谢，惶恐战栗不已。

　　诸事停当，各路军马业已次第攻略陈国各州郡，统帅晋王杨广派遣高先行入城，收图籍，封府库，并索张丽华。高一一照办，唯独认为：“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妃，今岂可留张丽华。”于是在清溪旁将张丽华处斩。从此杨广恨透了高，也埋下了后来杀高的种子。

　　唐代魏徵在《陈后主本纪》中评论说：“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

　　张丽华已经香消玉殒，杨广为之惋惜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要争夺皇位的继承权，不得不多所矫饰，装出一副礼贤下士、恭谨仁厚的模样，故示俭约，不好声色。及其登位而为隋炀帝，接二连三地糟蹋女子，甚至不惜杀兄奸嫂，但这些都不能满足他对张丽华的想念。最后不惜开凿运河，三下江都，劳民伤财，归根结底，就是对江南风物人情与佳丽的思慕，特别是为了满足他未曾得到张丽华，在心理上以获得一些补偿。

　　唐代大诗人杜牧夜泊秦淮，闻岸上酒家女子还在月下高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声凄婉，兼蕴南朝幽怨气韵，良夜宁静，益增遐思，于是作《秦淮夜泊》：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南朝虽亡，但张丽华留下的风流韵事，至今仍惹人悬想不已。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啊，几许风流随风而去。

天才诗人白居易的生活秘闻

　　王青笠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白居易的一些作为很不以为然。

　　少年得名，被人当做偶像追捧

　　在众多名家当中，白居易大概属于天才那一类。

　　他出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他竟然就此记住，以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这样的天才儿童要是放在20世纪末，没准就读上那些著名高校的少年神童班了。

　　难得的是，白居易没有像那些高校神童班的孩子们那样流星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9岁就熟悉了声韵——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这样，他1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目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

　　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

　　政坛失意，与歌伎同病相怜

　　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

　　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

　　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老来享乐，几多荒唐几多愁

　　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

　　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

　　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白居易说工资

　　李国文

　　我对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陌生，读诗很少，有点孤陋寡闻，还没有见过任何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以诗歌的形式，写他的月工资收入。这一点，不得不佩服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居然有本事能够用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入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来，这真是开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

　　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唐代官员的工资其实不高，白居易的收入，应该说是微薄的。很显然，如今的什么粮补、菜补、独生子女费，或者国家特殊津贴，或者哪家文学杂志的高额稿酬，都不可能有的。但就这点工资，诗人还是很满足的，还有点感恩戴德，不过要写进诗里，大概有点难度，因为工资总离不开数字，这还不仅仅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情了。

　　但是，白乐天是大手笔，把这些一一都写了出来，真不简单。

　　为校书郎时，也许是个科级干部吧！“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不久，升左拾遗，工资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二千张谏纸，纯系诗人为了三十万俸钱的对仗而虚拟的了。

　　为苏州刺史时，地县级干部，又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好像油水更充足一点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参加工作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达到他一生的最高程度，而且工作还相当清闲自在。“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一直到了晚年，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他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能领到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也就很不错了。

　　从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时的月薪万六千，到七十五岁吃劳保时的五十千，看来唐代的通货膨胀情况，还说得过去。从苏轼羡慕白居易的诗“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可以看出，即使如洪迈所称的清贫，诗人仍拥有这样的兴致和乐趣，使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向往不已。这证明诗人的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那时，他在洛阳龙门一带，经常请客聚会，野游踏青，笙歌弦诵，赏花吟月，晚景是很惬意的。苏轼还写过一首诗，提到了“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同样很浪漫，但没有白公在洛阳家中拥有一个小歌舞班的条件。这素与蛮，一位善舞，一位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诗人能供养得起这样具有艺术才能的女侍以娱悦晚年，可让苏东坡着实羡慕。

　　洪迈说白居易一生清贫，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的。洪迈的父亲为洪皓，礼部尚书，大哥洪适，尚书仆射兼枢密使；二哥洪遵，中书舍人，官至资政殿学士。一门皆为官宰，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自然会在《容斋随笔》里说白居易的生活清贫了。其实，诗人行将下世时，还不能说薄有资财，他曾在诗中交代：“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看他拥有的这一份房地产和府中供奉的小歌舞团，别说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外国诗人怕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苏轼为北宋人，洪迈为南宋人，按说，东坡先生的话似乎更可信些。孰是孰非，也就不去管它了。但白居易，一不假清高，不耻谈钱；二敢在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这两点，值得称道。

诗人的嫉妒

　　——看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

　　李国文

　　说来你也许不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在中国，有先拿斧头，杀死情人，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比较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猫一样，是珍稀动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来往，肯定没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称之为文坛的这块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文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好，都认为别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相向，互不相能，针尖麦芒，各不退让。打过来，打过去，真是好不热闹。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分析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因此，一些观点褊狭的作家诗人，意气用事，各较短长，彼此顶杠，信口雌黄的风气，也就是不足为奇的毛病了，于是，曹丕发明了“文人相轻”说，便成了数千年来的定论。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仅仅是“文人相轻”的话，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者，另外一个丙，对甲和乙的作品大摇其头，而甲和乙对丙的文章，联合起来大撇其嘴，这种相轻，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情。对一个有点出息的文人来讲，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有些人，乌鸦跳到猪身上，笑话别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很黑。这类眼睛长在额头上，嘴巴撇在耳朵边的翘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来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应该说，一位作家，唯其知不足，才肯进步；唯其怕落伍，才要奋斗；唯其有竞争，才不敢懈怠。这样，文学才能日新月异，百花齐放。若是小酒捏着，小烟抽着，小菜吃着，小女子陪着，如《颜氏家训》所说：“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那样，甲誉乙为文坛泰斗，乙誉甲为文学大师，丙跳出来吹捧甲和乙文章传世，众人休想望其项背云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进入了文学史，甚至还能在KTV包间里与小姐耳鬓厮磨，荷尔蒙饱满，就业已不朽，传之万世云云……作家要是都这样自慰自渎起来，恐怕文学的前途也无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文学上的较量，一旦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结果，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

　　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全唐诗》里有关于他的一段记载：

　　“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

《全唐诗》是官方出版物，“或云”这两个字，就很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那种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口吻。文人笔下的《唐才子传》，这段史实，就写得率直真实，爱憎分明了。说：“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苦思冥想，写出了这首诗后，多少有些情不自禁，就拿去给宋之问看，想讨个好。他忘了他舅舅也是个诗人，而且还是有名气的老诗人，这可坏菜了。人一老，就容易倚老卖老，所以，老诗人、老作家、老演员、老交际花，有其可尊可敬之处，也有其可嫌可厌之处。你除了向他鞠躬外，万万不可招惹他。因为，他要张嘴，你没法听而不闻；他要伸手，你没法视而不见。所以，上海话里的“老娘舅”，其实是一句貌似恭谨的贬义词。现在，这位挺麻烦、挺不好对付的老先生，让刘希夷摊上了。

　　至少，他应该晓得，这位老娘舅，基本上是个马屁精呀！只不过因为此人甚不讲究口腔卫生，那时，又找不到什么口香糖，可以稍稍遮住口臭，因此，女皇武则天对他不感兴趣，何况他并非小白脸。他拍不上武则天，退而求其次，拍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大唐王朝，是个诗歌王朝，张易之做了莫名其妙的“控鹤史”这个官，总得有两首诗临场朗诵才是。宋之问就是凭借写诗献媚，以此混饭吃的。当娘舅的一看外甥这首好诗，连呼精彩；尤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让他拍案叫绝，“真亏你想得出来。”接着，便拉下那张老脸，对刘希夷说，“我的贤外甥啊，你的这首诗就留在我这里吧？”

　　“舅舅，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此诗以后就算是舅舅的作品了。”

　　“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唐才子传》载：“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其实，宋之问已经获得了为上司、为领导，捧尿壶随侍左右的光荣，说明他在权力场中，既是能够出入客厅，也是能够进得卧室的核心人物。尿壶只有一个，犹如官印只有一枚，让你拿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而随着这种不避隐私的信任，将会有什么样的灿烂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的了。我估计，当他捧着那骚哄哄的尿壶，随控鹤史张易之身后走过来，一脸骄矜之色，是可想而知的。从当代那些捧尿壶的同行表情，以今观古，大概八九不离十。

　　看来，文人的胃口还是真够大的，鱼和熊掌，哪个都不想落下。这个尿壶诗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炀帝杀薛道衡和王胄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第一，他的诗就写得有长进，独占鳌头了吗？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当时人的嘴，能挡得住历史的判决吗？

　　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

朱熹的沉浮人生

　　佚 名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饿死蔡京

　　李国文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都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物值得关注。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糜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短不了要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蚱蜢，难拆难分，谁也离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

　　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年），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

　　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能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贪官污吏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

“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沧州，也是不可能的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

　　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了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杀一杀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

　　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两眼翻白的饿鬼。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一致的，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麈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大宋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饿死蔡京的故事。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了，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历史不忍细看

　　黄文山

　　历史不忍细看。历史如何能够细看？一细看，便好比用高倍放大镜看美人，光洁圆润全然不见，入目但是鳞纹交错、毛孔贲张、瑕疵毕露。于是，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处着墨，更何况，还需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君上避、为时政忌。因此，读史时，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几分闪烁。那当然是史家的难言之隐。但其实那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中，往往藏着许多细节的真实。

　　何妨细看一下，透过发黄的卷宗触摸一次历史曾经跳动的脉搏呢？

　　袁崇焕的失败

　　在明代被杀的边关守将中，袁崇焕的死大约是最冤屈的。他没有兵败失地之过，却生生被诬陷为叛敌，是引清兵破边墙进犯京都的罪魁祸首。

　　袁崇焕当然不该死，袁崇焕本来也不会死。虽说他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崇祯杀害，但细细检点，这个结果与袁崇焕的为人性格不无关系。

　　宁远城位于山海关和锦州之间，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先后调往该地区作战的有五十多名战将，其中不乏兵部尚书、大学士、总督等头衔的高级官员。而战功最显赫的当属袁崇焕。袁崇焕守宁远，两次击退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进攻。努尔哈赤本人就是在宁远城下中炮受了重伤，以致不治身亡。有了这些资本，袁崇焕开始骄傲起来，目空一切，并在崇祯皇帝和朝臣面前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从而种下败亡的祸根。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当清军大举进攻锦州时，皇帝召集众朝臣开会。皇帝忧心忡忡地问袁崇焕东方战事何时能了，袁崇焕居然十分轻率地回答：五年为期吧。没有一位朝臣相信袁崇焕的大话，但皇帝却大加赞赏。

　　袁崇焕接着在朝堂上作出近乎跋扈的举动，逼着各部大臣在皇帝面前逐一表态，不仅要保障袁崇焕大军的物资供应，而且在用人调兵上一任所为，不得掣肘。这也就是他提出的要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并且不许朝臣干预乃至议论。朝中许多大臣对袁崇焕借皇帝重用之机，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

　　袁崇焕上任后，战事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顺利。他便想通过和议暂时中止清军凌厉的攻势。还在熹宗时，袁崇焕便曾当过和谈代表，但他却忘了当今天子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敏感多疑的君主。而这期间，又发生了他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事件。崇祯皇帝看袁崇焕如此行事，心里不免害怕。而朝中大臣则议论纷纷。袁崇焕任性使气，殊不知已把自己一步步推向败亡的深渊。

　　皇太极正是利用这一事件而施展反间计。一方面将袁崇焕议和之事大加渲染，广为扩散，并把杀毛文龙称为袁崇焕向后金（清）讨好的举措；另一方面，亲率大军绕道喜峰口，攻破边墙，直逼北京城下。致使京师上下震动，纷纷传说袁崇焕通敌。这时，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再也沉不住气了，下令将袁崇焕逮捕，并立即绑往西市斩首。此时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袁崇焕说话。一代名将袁崇焕便这样成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受害者。

　　袁崇焕没有在强敌面前打过败仗，但他却败在自己狂傲不羁的性格上。

　　谁杀害了岳飞

　　究竟是谁杀害了岳飞？

　　一千多年来跪在岳坟前的四尊铁人：秦桧夫妇、张俊和万俟，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对于岳飞的死，他们当然难脱干系。但仅仅是他们四人，就能置岳飞于死地吗？

　　处死岳飞，当然需要皇帝点头。杀害岳飞的人中宋高宗应该算一个。但高宗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呢？

　　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

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

　　宋设枢密院，为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知枢密院事一直由文官担任。其实，北宋的边关统帅也都由文官担当。比如，宋仁宗时，镇守西北防御西夏的两位统帅，一位是韩琦，另一位是范仲淹，时称“韩范”，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南宋沿袭旧制，仍然由文官指挥军队，并且每支部队的规模、编制，都有一定的限制。

　　岳飞独立成军时只有正兵万人，但在镇压太湖杨么、钟相起义后，吸收了大批原起义军士兵入伍，军力大大增强，总兵力增至10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诏令岳家军以“三十将为额”，就是想以军官数量来限制岳家军的扩张。但随着岳家军不断打胜仗，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不久即增至84将，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编制限额。因为宋高宗不吭气，枢密院对此也无可奈何。

　　军队作战，需要征粮、筹款、派夫等后勤供应，因此，便要占有固定的防地，享有便宜处置管内行政、财政的权力。岳家军因为军队庞大，所管辖的州县比起其他部队自然要多出好几倍，而且岳飞战区随着战事推进还在扩展。加之幕僚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大批读书人来到岳家军，他们为军队书写文书、布告、奏章，甚至参与政治谋划和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执政的文官集团最不愿看到的。这批读书人不但在文书布告上激扬文字，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处处臧否时政。岳家军的文告奏疏常常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但这些都被岳家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掩盖了。

　　一开始和岳飞发生冲突的恰恰就是主战派的重要人物张俊。张俊原为翰林院编修官，因勤王有功，且力主抗金，受到高宗皇帝的信任，迁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今天的军委秘书长。他指挥全国的抗金军事行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知枢密院事只是个正二品的文官，而受他指挥的岳飞因军功赫赫已被皇帝拜为太尉，官居一品。将帅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微妙。绍兴七年（1136年）岳飞计划乘金人废刘豫之机，合诸将之兵北伐。皇帝亲自接见了他，赞许他的计划，并下诏将王德、郦琼两支部队交由岳飞统一指挥。但张俊不想岳飞军力太过扩张，想另外安排这两位将领，于是找岳飞商量。岳飞认为如果那样安排，恐怕两人不服。张俊当即变脸说：“我当然知道，除非太尉（指岳飞），谁都不能胜任。”岳飞与张俊发生冲突，心情也很不愉快，当日便上奏章，要求解除兵权，回去为母亲服丧。张俊大怒，上奏说岳飞处心积虑一意想兼并其他部队，提出回家服丧，是对皇帝进行要挟。而秦桧在一旁也流露出“忿忿之意”。在皇帝的默许下，张俊不但坚持自己的安排，并且还派都督府参谋官张宗元担任岳飞军队的监军。这引起了岳家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岳家军主将张宪称病不理军务，其他将领如法炮制。而且“部曲汹汹，生异语”。这件事更增加了朝廷上层文官集团对武将的疑虑。岳飞被杀，秦桧便是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陷害的理由。

不久，郦琼叛变投敌，张俊引咎辞职，秦桧接任枢密院事，接着又担任了宰相。秦桧是主和派的领袖，受到高宗的信任，一直与金人周旋，力图创造和议局面。这样，一心想依靠作战收复河山的岳飞与秦桧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绍兴九年（1138年），当秦桧声言和议已取得进展，金人将归还南宋三京及河南之地时，岳飞上奏章反对说：“金人不可相信，和议不可依赖。相国（指秦桧）为国家谋划不善，恐怕为后世留下笑柄。”皇帝看了岳飞的奏章后，便将和议之事搁下，秦桧因此对岳飞恨得咬牙切齿。

　　绍兴十年（1139年）岳飞率大军北伐，郾城一战，消灭了金兀的骑兵主力，接着又取得朱仙镇大捷。他打算乘胜前进，一举收复中原。然而，南宋朝廷上下对岳飞的胜利却忧心忡忡，高宗急令岳飞班师，并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抗争不过，悲愤地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翌年，金兵入侵江淮，高宗又急忙诏岳飞赴江州救援。岳飞却迟迟不肯发兵，他提出要乘金人后方空虚，准备直捣中原。高宗为此竟连下十七道文书，岳飞不得已才出兵救援。朝廷上下对岳飞的抗旨行动议论纷纷。而一直被胜利的光环笼罩着的岳飞，哪里知道，因为自己率性的行为，已经种下了被罪的祸根。

　　宋高宗一方面对以岳飞为首的抗金将领优抚有加，勉励他们努力作战；而另一方面，又默许文官集团想方设法削弱武将兵权恢复传统体制的措施。此时，在南宋的朝堂上，“文武之途若冰炭之合”。在文官们的眼里，军队本来只是一架作战机器，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而自说自话、不听招呼，总是特立独行的岳家军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统轨道，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宋金绍兴和议签订后，以秦桧为首的文官集团立即着手解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的兵权，将三支部队的指挥权直接收归枢密院。

　　这时的岳飞已经预感到祸之将及，日夜不安，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一首《小重山》词中细诉自己的苦闷心情：“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但不等岳飞找到解脱的办法，在高宗皇帝的默许下，秦桧等一干人已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了。

　　没有谁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在秦桧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

张居正：中国唯一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李国文

　　一提张居正，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担任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选几名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我之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政敌都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太监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居正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章去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太监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坟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是，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兵围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好多少。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倒腾了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永远的价值所在。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

　　彭 勇

　　明朝这一代，有趣得很。皇帝们嗜好奇特，大臣们倒声名卓著，就连思想界的“异端邪说”也令人瞠目结舌。若是走在明朝晚期的大街上，随口提到李贽这个名字，别说儒林学士了，就是贩夫走卒，都会双眼放光：“李贽又出畅销书了？还是上讲坛品孔子了？”热烈之情溢于言表，连顾炎武都有点酸溜溜的，说是“一境如狂”啊。

　　思想家做到这个分上，成大众偶像了，肯定得受点争议。不过，李贽惹的争议实在太大，他一竿子捅到底，把深宫里的皇帝给惊动了。万历皇帝调来他的案子一看，出身没问题，履历很简单：先做官，后做和尚。正准备放他回老家算了，没料到李贽用一把剃刀在喉咙上轻轻一割，揭开了他狂放思想中最后的答案：做自由烈士。

　　做个傲慢清官又何妨

　　不管李贽是多么“离经叛道”，有何等“异端邪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做官。

　　李贽祖上跟朝廷颇有渊源，曾奉命下西洋经商，虽不像郑和混得有头有脸，但总算富甲一方。可惜犟小子李贽1527年初冬在福建泉州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嘉靖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海禁”已起，家道中落。迫于生活压力，只好另谋出路，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片天地。天才儿童李贽一鸣惊人，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这下好了，特长一栏既然填上“写作”二字，只好锦绣文章卖于帝王家。很快，26岁的李贽考中举人；4年以后，谋得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之职，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军。

　　后世有欧洲人米卢对着足球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明朝高才生李贽的态度，就是对着官场轻蔑地说：我混饭来了。这决定了他做官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傲慢，二是清贫。

　　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八九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俸禄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不齿于官场暗规则，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的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以及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日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

　　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万历二十八年（1603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顽固的正统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怂恿黄安、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淫寺”。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20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又一条，好不容易学问有成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贵，长发蓄多年。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

　　但是，剃发虽真，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佛祖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多了个荣誉弟子。至于说李贽“宣淫”，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岁垂老之人怎能在龙湖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做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罚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说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

　　吴小龙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于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300年间，究竟还有几个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位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有这样的来自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直接经历的评价，无怪乎后来的伏尔泰们会把康熙皇帝当做开明君主的楷模而赞美讴歌了。

　　这位17世纪的伟大君主怎么会如此超前地具有这种“面向世界”、接受西方的眼光与胸怀呢？细究起来，原来也出于对一次学术公案的拨乱反正。康熙后来自己这么回顾：“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这里所说的引发他“自愤而学”的事件就是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的那桩学术公案。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杨光先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和战斗性的口号。虽然作为公案，杨光先很快就输了官司。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他可是大大地后继有人。他的这句话，与后来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心理和逻辑上都完全同构，堪称我们的文明史中最具“政治正确”特征的两句口号。杨光先的原话是这样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改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而有西洋人，则迟早“挥金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也”。现在看来，这位挑起事端的钦天监杨光先，虽然因此而被定位于极端保守反动者之列，在说出这句名言之际，除了个人权位功利方面的考虑之外，似乎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对于华夏江山“百年之国祚”深远的隐忧。利益与忠心、卑鄙与真诚，有时是会搅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