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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帝国”的神秘面纱被无情扯落，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开始上演。在这部悲剧有条不紊演出的中间，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人物，减缓了“崩溃”的节奏。恍然间，帝国的荣光好似将被“复兴”。孰又料到，中兴变奏曲甫一开始，立告结束。时代的车轮轰然碾过，尚未展开的笑容被压成一道道形状诡异的车辙。多年後，烽烟渐散，风波已定；那些笑容（还有泪痕），那些生动丰富的往事，那些被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後抵抗”的诸多细节，不能不被重新检视……
　




引言
太平无事
俺家就是翰林院
学问优长
喳喳喳是是是
性情宽厚的OloFlen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二包公司
大姑
如夫人和同进士
名教
曾国藩在祁门
人不忍欺
养活细民
精于“理财”的道学家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下围棋穿什么鞋？
蒙汗药?拍花?汉奸
刺马
龙猪汉奸曾剃头
左宗棠的“伟人体” 李鸿章的“精神导师”
阴阳怕懵懂
同嫖之雅
二奶路线
摆谱摆成小弟
左宗棠的“伟人体”
忘八蛋，滚出去
骂出一个樊美人
人弃我取的知人之明
一保之恩，当铜鼎相报
鼻烟壶的特异共能
铜官感旧图
李鸿章：教天下骂老子 老师教我起早床
作伪书，也挺好
奏折写成请战书
要文斗还要武斗
横财
教天下骂老子
李鸿章的主考梦
当筵不让其兄
得道成佛的李瀚章
亚父山河，永永崽坐 诗人洪秀全
想考秀才的幼天王
湘军逼我作烈女 有用之学
两位慈悲名将
躲不开的炮弹
报应
少年杀人事件
含冤的铜盘
将军刀下风流鬼
“苟活”是民权，不是官权
地道战的攻防与墨子
湘军逼我作烈女 湘军逼我作烈女
救命稻草
“鲍膏旗”下的无间道
新年快乐
皇帝之死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敬事房档案
跟皇帝抢骨头
狗屁师傅
梅毒还是天花
皇帝之死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文化太监安仔
咱们旗人混蛋多
家人犯法，宰相砍头
不让老娘吃好？斩！
为肃顺同志平反
小聪明
圆明园是谁烧的
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
王闿运之永失我爱 “帝王师”的青年时代
王闿运的一声叹息
王闿运之永失我爱
史林识小 对袁世凯的“同情之理解”
黄仁宇的三道屏风
张荫麟的幸与不幸
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
大师兄是女孩子 谁家的女孩子
麻将
清史管窥
盛世之衰
文字狱
“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引子
废除科举的教训
小结

引言


　　“辫子戏”已经把大家搞烦了。但是，不管如何不胜其烦，不管我们心中脑後有没有辫子，清代二百馀年层累堆积而成的种种陈迹，对于当下的生活，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同治年间所谓“中兴”，更是直接影响此後数十百年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学术。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其名著《同治中兴》篇首写道：

　　“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

　　很不幸，这次中兴为时甚短，为效甚微。清朝的命运，早在“中兴”前一百多年便被英国人马戛尔尼准确预言：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1793年，北京，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国提出六条贸易建议，被全部否决（甚至没有得到谈判的机会），他的外交活动以全盘失败告终。但是，他有幸在中国的核心区域驻留幾十天，见识到科学、军事乃至制度方面的落後情状，于是，他做出上述预言。

　　“帝国”的神秘面纱被无情扯落，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开始上演。在这部悲剧有条不紊演出的中间，却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非凡人物，减缓了“崩溃”的节奏。恍然间，帝国的荣光好似将被“复兴”。孰又料到，中兴变奏曲甫一开始，立告结束。时代的车轮轰然碾过，尚未展开的笑容被压成一道道形状诡异的车辙。多年後，烽烟渐散，风波已定；那些笑容（还有泪痕），那些生动丰富的往事，那些被称作“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後抵抗”（芮玛丽语）的诸多细节，不能不被重新检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是一份历史的洞察，鄙人尚未敢自信于此能有所体会。但是，不贤识小；通过对当时诸人——上至柄国权臣、中兴将帅，下及幕府僚佐、野老村夫——言动行止的考察，或许能探知那个时代的些许消息。

　　有一句被用滥了的话，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文革时期，则有一个腾播人口、被视作学术乃至政治必杀技的定义：“影射史学”。二者是非，实在一言难尽。囿于学识，鄙人无力探讨此类宏大叙事，一己心愿，不过做一些梳理史料、存菁去芜的工作，努力实践“传疑传信”，与读者共享。

太平无事


　　1912年2月12日，溥仪与民国政府签订《清室优待条件》後，正式宣布退位。清朝灭亡，直接原因是去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而辛亥年之所以有革命，多少要归功于十一年前的义和团暴动；暴动激成八国联军进京，加快中外接轨的速度，为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义和团暴动之所以发生，则有赖于前数十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为之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和腐朽官僚政治这两份催化剂。而看似突如其来的外患（鸦片战争）内忧（太平天国），则在乾隆朝以後便开始萌芽。道光皇帝旻宁生逢其盛，两件大事都赶上了。

　　旻宁熬到四十岁才当上皇帝。他上台後执政约三十年，其执政风格可概括为“老成持重、讳言变革”八个字，正如龚自珍诗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漫长而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谨慎、稳重的性格是旻宁赖以最终取胜的法宝，当上皇帝後，这种性格自然衍化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风格。将这种执政风格加以量化和制度化的功臣，则是军机大臣曹振镛曹文正公，今日不赘述文正公在军国大政方面的举措，只讲一条他在书法上的指导性意见，庶幾能见微知著，看出曹氏在政治学上的高深造诣。

　　如果说天下太平是治国的最高境界，那么，这种境界的表征就是。果若无事，反映在臣子们的奏摺中，便是报报流水账，说一说套话。经过十馀年努力工作，旻宁自信天下差不多已经太平，可是，京中外省官员们的奏折依然长篇累牍，批阅起来，不胜其繁冗。看来，不是天下不太平，而是大臣太RAP，怎么办呢？曹文正公出了个主意：

　　国家承平以久，天下本无事，但是，一些人偏就喜欢危言耸听，没事要找话说，小事往大里说，以博取善于办事的虚誉。皇上若因此怪罪呢，不免蒙上拒谏的恶名，他还捞着个敢言直谏的名声；但篇篇都看呢，实在又费时费力不讨好。我说哪，皇上今後看摺子，压根别看他内容如何、事情曲折，而是专挑那字体来看。凡奏折字体不用馆阁正体，学这个碑那个帖的，统统给他拈出来批评；要还有笔画错误、重字漏字的，就给他罚俸降职。他们若见皇上对字体纰漏这种细节都严格要求，自然就明白了皇上持重为体、不事虚言的心思，今後再有陈奏，必然深思熟虑，出言慎重，不敢造次了。

　　主意不错。旻宁依计而行，逮着幾个点背的重重处罚。杀鸡儆猴，立竿见影，此後章奏便“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了。通过奏摺看国势，俨然一副的气象，道光帝和文正公不由得相视而笑。

　　于是，在君臣愉快的笑声中，英国军舰“有事”于东南，洪秀全在南方小镇创立了拜上帝教。大清国，出事了。

俺家就是翰林院


　　干禄，就是吃公家饭；有关干禄的书，相当于今日的干部必读或公务员手册。自隋唐以来，字写得好不好，逐渐成为干不干得到禄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了句俗谚叫做“字是打门锤”。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颜元孙就专门作了一部《干禄字书》，将每个字的写法分为通、俗、正三体，告诫有志于官者多写正体，不要因字体犯错而砸了公家的铁饭碗。孔乙己自诩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但不一定知道那种是正体，故此吃不上公家的饭，潦倒一生。

　　道光年间权臣曹振镛死後被谥为“文正”，生前却是个“字正”。他在高考中极力推行“齐整无破体”的书法，要求考生写字严格遵照以董其昌、赵孟頫二家书法为基础的馆阁体，不问文章写的如何，但看字体入不入格。这种阅卷套路，与他建议道光皇帝看奏摺的方法一脉相承。同时，他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士们想进翰林院，更须苦练阁体，不然万万过不了“字正公”这一关。

　　说来奇怪，写毛笔字这件事，并非熟就能生巧的。书法发烧友康有为练字五十多年，名碑名帖，揣摩殆尽，却终于只写得出一手“俗”字，不得不慨叹：“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最终断绝做书法家的念头，改行做了书法理论家——康氏《广艺舟双楫》是近代著名的书法批评专著。在他之前，另有一个倒霉蛋，也被恶鬼附了手腕，并因此绝了做书法家的念想，不过，这人改行做了书法教育家，而非理论家。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龚自珍。

　　论才情，论学问，论见识，龚自珍都有资格进翰林院。可是，院长曹字正公偏不关心才学识，他只看你小楷写得好不好。龚自珍却死活也写不好馆阁正体，进不了翰林院，无奈，他只得在部曹一级（相当于今日干部的科级）折腾大半生，不到五十岁便郁郁以终。人一憋闷，总得找个出气的办法，明着斗怎么也斗不过当朝极品，那咱们就想个办法恶心他腻味他；文人手中之笔，未尝不可作匕首、投枪，龚自珍深明此理，乃运笔如刀，模仿颜氏《干禄字书》，写了一本《干禄新书》。《新书》也讲如何写字，且专讲如何写一手翰林必备的“俗”字，且可当作教材用来培养“准翰林”。《新书》写就，龚自珍便令家中妇女——包括女儿、媳妇、小妾、丫环——全要对着教材练习馆阁体，日有程课，月有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龚家女子竟人人写得一手符合翰林标准的“俗”字。

　　于是，再要听到谁说某翰林如何如何、翰林院又如何如何，龚自珍便满脸不屑，傲然说道：翰林有什么了不起？翰林院又有什么了不起？俺家女人个个都是翰林，俺家就是个翰林院！翰林？翰林院？什么玩意儿，哼！

学问优长


　　“我的朋友”胡适之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他讲这话，是为了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要用西洋科学方法去整合和复兴乾隆、嘉庆时期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号称“乾嘉朴学”，即训诂考据之学，也称汉学。与乾嘉朴学不同，还有一种学问，叫性理之学，又称宋学。两种学问，各具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俗谓“村学究”者，就是汉学的基层代表；俗谓“道学家”者，则泛指宋学的粉丝们（fans）。当然，“道学家”和“村学究”的学问都不怎么样，其学养适足与电视剧中常见的“马列大妈”一较短长。

　　汉学做好扎实的基础研究，宋学发挥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来，汉宋之争势如水火，不单不相与谋，还要鸣鼓而攻，这是为什么呢？症结就在“学而优则仕”五个字。学问是学问，做官是做官，本来是两码事，但是，科举制度却风马牛为一体，将二者紧密结合。八股文和试帖诗，自有一套严格的规矩，本不涉及汉、宋学派的异同，但是，考官们却坚守汉、宋藩篱，在考试过程中上下其手，党同伐异。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会、京城住上一段时间，通过宴饮面谈、投稿请教等方式获得有希望成为考官的官吏们的欣赏。正式考试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虽被遮住，考官却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时留下一些印记以利辨认。试卷缴上後，考官阅卷，首先就去找这些留有“後门”的试卷，不论诗文写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说。

　　一旦学问成了敲门砖，那么，学问与学问之间，也就有了红黑冷热的差别。派往各省的主考们，若是汉学家，录取的便多是考据派；若是理学家，毫无疑问，望之俨然的岳不群们中举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喳喳喳是是是


　　继曹振镛後，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穆彰阿和潘世恩。二位大佬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曹氏老成持重的行政风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此，道光一朝三十年间，便成为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

　　苏州人潘世恩是个“全A生”；戏曲里津津乐道的的“状元宰相”，说的就是他这号人。他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高，拥有各种最高级别的文凭、证书和奖状，是全面贯彻“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他既然代表那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具有“不痛不痒”的特征——荣耀及身而止，名字与身俱灭。同治年间，李元度编撰极具权威性的清代名人大辞典——《国朝先正事略》，潘氏名下除了任职经历、恩奖记录、世系子女以及生卒年月，便再无其他内容。後人眼中的他，不再是时代骄子，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子。

　　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也是一个影子，不过，他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阴影，幾乎笼罩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道光晚期，凡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角色，绝大部分出自“穆党”。即在咸丰前期，穆氏倒台、穆党势衰以後，仍有很多经穆氏提拔的官员占踞着各条战线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道光二十七年，经过穆氏的“运作”，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同治七年——距穆氏逝世已十馀年——已是“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在各类表彰庆典不暇接应的情况下，犹专程探问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後人，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

　　与三十多年前的“权相”和珅相较，二人势力在伯仲之间，但是，穆彰阿与和珅有本质区别：他不是好货之人。对他来说，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并不一定要成为敛财的工具。穆氏追求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大更持久的权力，并不准备用这些权力作一番与之相称的事业。他是一个为权力而权力的权迷。故此，作为军机领班的穆彰阿，思虑所及，不过牢牢把持手中的权力；而潘世恩之自我期许，亦不过安稳作个太平宰相。然则，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为二人所不喜，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无从谈起，由外而至的事变也要讳莫如深。上行之，下必效之；于是，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通过层层转报的公文系统，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有什么吩咐，也都唯唯诺诺，不作争辩，避免局面复杂化。最终，天子无事，天下无事，你无事，我无事，大家无事。

　　当日民间流传一副对联，戏仿穆、潘二人“面圣”情形，便是一幅生动的“盛世”君臣同乐图：

　　“喳喳喳，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

性情宽厚的OloFlen


　　鸦片战争以前的八十馀年，广州是中国法定唯一的外贸港口。其时，在广州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称十三行。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年间，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老大。南海人伍秉鉴则是怡和的董事长兼CEO。

　　当日，伍氏常被称为浩官，或者沛官，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例如在伍氏之前先後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潘启官和卢茂官。“商名”中带个“官”字，不难想见其中官商勾结的紧密。以伍秉鉴们的商业谋略，不和官府勾结，他们的生意也不会差到哪去，难道是因为社会认同感不够，买个“官”名以混入主流社会么？非也。起初，广州外贸被朝廷钦派的“皇商”垄断，伍秉鉴们并无准入权，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却常常延误交割。最後，“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伍秉鉴们做生意。“皇商”背後的政府坐不住了：法律哪能当儿戏？执照岂是一张废纸？于是，找了个台阶：“皇商”退出广州商界，由民营企业接任，只是，行商们还是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交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因此，伍秉鉴们也就不情不愿的变成了伍浩官们。

　　行商崛起，广州商界气象一新。在广州做了十幾年生意的美国商人WilliamC.Hunter，由衷地称赞他的清国贸易伙伴，说他们是“可敬可靠的生意人，他们恪守合同，性情宽厚”。守合同、重信用，固然可以参评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性情宽厚”这种人格上的美德又从何说起？这得从洋泾浜英语说起。

　　伍秉鉴——不，得称伍浩官了——曾和一个美国商人做过生意；那哥们经营不善，血本无归，债台高筑。他在广州苦苦挣扎三年，欠浩官的七万美元也没能偿还分毫。某日，浩官找到他，掏出了那张七万元的本票，说道：YouanIareNo.1oloflen;youbelonghonestman，onlygotnochance（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语毕，哧啦一声，浩官撕掉了本票，继续说：Justnowhavesetteecounter，allafinishee;yougo，youplease（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罢）。

　　七万美元，约当今日三百万人民币，就这么一把扯掉了，你说是不是“性情宽厚”？当然，浩官曾自曝家底，说个人资产约合二十一亿人民币，三百万？湿湿碎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二包公司


　　道光二十五年，湖南新宁人江忠源随乡人邓铁松入京赶考，不久，铁松病危，便向他透露归骨湖湘之意。其时，忠源还有个陕西朋友邹君亦告病危，将後事托付给他後便咽了气。陕西近，湖南远；忠源乃将邹君的灵柩托付给其老乡，并预筹盘费，自己则雇个车载着奄奄一息的邓铁松回湖南。启程後数日，邓氏也撒手归去，旅店见他携带尸体一具，不许他投宿。忠源到底是邵阳血性汉子，大骂一声：难道不入殓胡乱埋在异乡不成？给我让开吧！强行闯入旅店，吩咐下人买了具棺木，将朋友尸骨安顿好，载在车上继续赶路。行经四千里，历时六十天，忠源完成了朋友的遗愿。京湘两地士大夫飞函相告，江忠源笃于友道的名声一时腾播人口。

　　其时，曾国藩正在北京埋头练习对联作法，尤其挽联，更是他重点攻坚的项目。挽联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数十个字的篇幅，既要总结生平，又要表达情感，兼要发表评论，不下苦功夫实在写不好。只是，可作挽联的人多为亲朋故旧，有数量上的限制，练习的机会实在不多，倘若死一个才写一幅，估计得等到熟人死光光才能练出一手好联法。操作机会过少，逼得曾国藩想出一个损招——生挽，凡是有机会让他作挽联的师长、朋友，他都给预拟了挽联。当然，这事儿得偷偷得干，决不敢让被挽者知道，谁乐意没事被人当素材编排出一段唁辞啊。却说道光某年正月，曾国藩正利用春假闲暇在书房中杜撰挽联，比他大十岁的好朋友汤鹏适时前来拜年。二人关系素来密切，汤鹏也就不待通报径直到书房来找国藩。说来也巧，国藩这时正写到“海秋（汤鹏字）夫子千古”，陡然见到被挽者现身，赶紧手忙脚乱的藏掖条幅。汤鹏以为他在写春联，只是好奇为啥用白纸不用红纸，便要看看写了什么。国藩死死捂住，汤鹏秉性霸蛮，兼好奇心重，乃不管不顾一把扯将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晕倒：好朋友竟在这新春吉日给自己写挽联！这还了得，当下宣布断交，拂袖而去。

　　对联发烧友曾国藩的故事很快传遍京城，成为当时上流社会最猛的八卦。更有好事者联想到江忠源千里送灵柩的典故，乃凑出一条广告语，将忠源和国藩虚拟成某殡葬事业服务公司的合伙人，其词曰：“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

　　若当日有谁擅长挖坑，加上江、曾，就可以开个三包公司了。文献不足征，可惜。

大姑


　　幾个月前，曾在网上写了个帖了，摘抄曾国藩日记中一部分自我修练的内容，例如：某日参加聚会，与人口角争胜，日记里便说自己犯了“妄语”戒，一定下不为例，否则“明神殛之”；跟同事交流黄段子，听说谁谁谁姿色尚可“而心艳羡”，日记里便骂自己是“真禽兽”；给地方官写信，语气亲热了点，就有“饵他馈问”的嫌疑，唯利是图，“鄙极丑极”，赶紧重新写过一封，改作“作疏阔语”；最有意思的是戒烟，某日起床後吃水烟，“口苦舌干”，觉得有损无益，于是“将水烟袋捶碎”，“从此永禁吃烟”。某网友看到後，回帖示意：如此修炼，矫枉过正，人生没甚乐趣！

　　读毕回帖，我的心中“啪”的一声，就像折断了一根筷子。是啊，这么个过法，真是口里淡出个鸟来，不如死球算了。但是，人又是一件很复杂的物事，既有规行矩步、一丝不苟的一面，难道就没有放松神经、娱人娱己的一面？李鸿章就透露过曾老师的另一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後，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听大人物讲笑话，历来是件苦差，其一般运作程序为：大人物埋头讲毕笑话，随即亲自大笑数声，尔後抬首四顾，围观群众心领神会，乃轰然大笑。由鸿章这段回忆却可看出曾氏不落窠臼，俨然是个搞笑高手。有人曾说曾氏一生三变，由理学信徒一变而为躬行的墨家，最终升华到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学；曾国藩讲笑话的风采，与前引日记中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姿态，两相比照，似乎可以印证这种评价。曾氏全集收录挽联共计七十七副，排在末尾的是这么一副：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

　　此联题目为《挽妓》。青年时代谈色“而心艳羡”，曾氏会自责为“真禽兽”，悼念妓女，是否可称为“老禽兽”呢？当然，倘已抛弃了那套道学规矩，不妨称之为真性情。至于此联悼念的是哪位女士，读者可以抬头看看本文的题目。

如夫人和同进士


　　今日大学有公费生、自费生之别。这个区别，不仅仅是每年多花、少花幾千块钱的区别，而隐隐有能力高低、脸面显晦的差异。旧时科举考试，也有这么个问题。

　　清代每科考毕，录取人数自一百至四百馀名不等，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诸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同”字，其实，就是“不同”的意思。“同进士”着实令人尴尬：好似饥肠辘辘之时，旁人端上好饭好菜，却赫然发现盘中粘着一只青头苍蝇，为肚肠计，不能不伸筷子，一伸筷子，又恶心得难受。因此，稍稍自尊自爱之徒，都会将“同进士出身”当作一分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日後成为中兴英雄的曾国藩，每一念及个人档案中这一段不算风光的记录，依然无法释怀。所谓英雄不问出身，一般来讲，专就行伍出身而言；一旦入了文网，对这种出身，就往往讳言之。今日农工商吏，一朝发达，首要之事，即是钻山打洞搞张文凭、补个出身，也算是这种心理的传承。但是，腐朽的旧社会自上而下，却很看重那张文凭，任你使尽解数，依然顽固的坚持“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的封建思想。因此，曾国藩纵然封侯拜相，极尽荣光，却也没办法去掉那个讨厌的“同”字。

　　不能洗底，只有免提。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就让那“同”字随风而去吧。但是，历朝历代，皇帝的禁讳也时常被触犯；终其一生，曾国藩这个痛处倘若不被人揣上一脚，那未免有悖于“历史之长期合理性”。谁来揣这一脚呢？历史选择了李元度。

　　一日饭後，曾国藩与幕客们休闲扯淡，出个上联求对，联云：“如夫人”。按：如夫人就是小老婆，如者，实不如也。引申之，此联其实有七个字：“如夫人不如夫人”。如前所述，同者，即不同也；可以揣想，在座才子脑中闪现的佳对，十之八九都是“同进士”；明摆着，同进士非同进士嘛。只是，李元度口舌伶俐，一举抢答成功，脱口而出：“同进士”。自保和殿传胪（唱名）以来，幾历三十年之久，曾国藩从未听人当面说过这三个字。想不到，今天听得如此亲切。自然而然，面色大变，聚会不欢而散。

　　六十老翁，终于看不破一个“同”字，可叹。只是，世间之人，搞得清同与不同其实无甚区别的，又有幾个？

名教


　　什么是？之名，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意识形态，即利用集体历史、个体经验以及因果逻辑总结出一些理念、原则，并以此直接或间接的规束现实生活。欲达到规束的目的，除了刑罚等强制性手段，也要使用一些宣传推广的手段；之教，就是宣传推广。那么，所谓，就是政治思想宣传工作。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既是东南军事、经济的指挥中心，也是程朱理学的宣传中心，不如此，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因此，入幕之宾，既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专才，亦不乏大量政工干部。其中佼佼者，乃有“三圣七贤”的品题；不过，这些人事，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说幕客杨长年的“不动心”。

　　杨长年，安徽池州人。他在曾幕的理学家排行榜进不了前十，但是，他写的《不动心说》，却让我们在百年之后还忍不住吟诵一番，其中警句，云：“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按：吕洞宾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杨先生却说，如果让“二八佳人”睡在我身边，我不会动心。“鸿炉大鼎”，热不可当，杨先生却说，如果让我靠近，我不害怕。他为什么不动心呢？因为他修的是正心诚意之道，不仅修了，还已修成正果。这种道行，集柳下惠、孙悟空的优良品德于一体，想来只应天上有，红尘无处著此人。

　　不过，宣传有优劣之分，修道也有高下之别。杨长年这种无赖标榜，实在缺乏技巧，适合自慰，而不足以感染读者。此文的第一个读者，与杨同幕为客的李鸿裔，便受不了这种低级趣味，大笔一挥，在文后题诗一首：

　　“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

　　凭什么李鸿裔能断定杨长年的心事就是“只要见中堂”呢？因为，只有多见几次中堂，才有可能睡在二八佳人之侧，才有机会接近红得发紫的名利场，才有条件进行“动心”实验的社会学研究。倘若不见中堂，则红粉变为骷髅，鼎沸顿成冰水，万事休矣。

　　杨文李诗，曾国藩都看到了。立召李至，正色道：“小李，你晓得什么叫作‘’么？”鸿裔一听：不得了，要责备我的轻率了。低头不语。孰料曾国藩微微一笑，缓缓道：“莫慌，莫慌。我告诉你，所谓‘’，就是他们以道学为‘名’，我顺水推舟，以此为‘教’而已。只是，这层意思，却不便说破。不说破，两得其宜，说破了，两败俱伤。以后，你就别管这些人名不名、教不教的闲事，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就够了”。

　　闻言，李鸿裔恍然大悟，唯唯而退。

曾国藩在祁门


　　自咸丰十年五月开始，曾国藩过了大半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NO.1；本应呼风唤雨，拳打脚踢，马到功成。可是，那会儿的他，却处于“百感交集，怫郁忧烦”之中，到了“以速死为乐”（左宗棠语）的地步。什么事弄得总督大人如此之烦？

　　原来，他呆错了地儿，他不该将湘军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登录祁门政府网，我们能看到这么幾句：祁门县，境内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达81.3%，被称为“森林王国”。这有什么不好么？若来探险、旅游、考察，确实没什么不好，可要将幾万湘军驻扎在此，问题就来了。据曾国藩亲自定下的湘军营规：营地务必靠近水边，以解决饮水和运输问题，水师和陆军最好能同处驻扎，便于互相接应。此前，大营驻地便都选择宿松（近长江）、湖口、建昌（近鄱阳湖）这些靠近大江大湖的地方。可是，祁门边上只有一条小河，水师无法停泊，只好停靠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长江，运兵运粮都不方便。其时，曾国荃正围攻长江边上的安庆，隔这么远，哥俩互通情报也很麻烦。更可怕的是，“环祁皆山也”，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斯，特像瓮中待捉的鳖。我都能三言两语讲清楚祁门地势的不利，太平天国名将李世贤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短时间内他就调派大批兵力来围剿曾国藩。

　　打战，不是你围着我剿，就是我围着你剿；本是一件平常事。但是，人家来围剿你，你若外无精锐救兵——曾国荃攻安庆、左宗棠打浙江、鲍超防皖北，都脱不开身，内无可以死守的地利——例如城墙、壕沟、背山面水，那好，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更糟糕的是，这时，曾国藩身边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将领！包括他自己在内，全是一帮善于运筹却无法决胜的文人，好容易挑出一个曾经“躬亲军旅”的李元度，派去防守徽州——徽州处于太平军进攻的必经之道，也是祁门的最後屏障——不到三天，竟就城破人逃。李世贤站在徽州城头遥望祁门，说不定已脱口讲出这三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下围棋有个理论：应不好时不应。棋迷曾国藩想起这条理论，灵机一动，索性不琢磨如何突围，而是从幕客冯卓怀那里借来《红楼梦》，开始研究红学。当然，此前他已写好了遗嘱。

　　咸丰四年，曾国藩在靖港战败，自杀，未遂。两年後，在湖口战败，他再次自杀，未遂。四年後，在祁门，眼看要被围捉，他又一次想到了自杀。三次自杀，在细节上有些改进：第一次，他先自杀，未遂，再写遗嘱，再自杀，又未遂。第二次，他先写遗嘱，然後立即自杀。第三次，则提前很久写了遗嘱，静静等待太平军的到来，表现得很从容。好朋友欧阳兆熊曾简练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说他一开始是个拥护程朱理学的激进分子，出山治军後变成现实主义的法家信徒，最後，升华为讲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黄（帝）、老（子）之学的忠实拥趸。若就三次自杀的不同表征来看，欧阳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欧阳先生在事过境迁之後固然可以从容评论，但是，当日身在祁门军营中的诸人是否也能像领悟了黄老之学的曾国藩那样平心静气看待将要来临的变故，实在是个问题。前述王闿运事，已讲过他在祁门被围时作了“逃兵”的经历；多年以後，他回忆这件糗事，依然秉持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老实写道：“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文人幕士的腰间“短剑”也好，如椽之笔也好，在硬碰硬、较真儿的时候，大半只可用来点缀“看山”的风景，并起不到实际作用，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这也算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罢。李鸿章以翰林身份在祁门大营作参谋，他的“人文精神”也因此次危机“失落”了一回，不过，他的身法比王闿运要强上许多。

　　其时，被曾国藩派去防守徽州的李元度（也是文人），不到三天便丢了防地，羞惧交并之下，竟不敢回祁门复命，而在外游荡一个多月，玩起了失踪游戏。曾国藩不禁大怒，于是，命李鸿章起草奏折，参劾李元度。于情于理，身为曾幕第一公文高手的李鸿章都不应推辞这个指令，孰料他竟冒出一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闻言，先是一愣，又一转念，以为李鸿章和李元度交情太深，不忍动笔，乃说：“我自己写。”话音未落，李鸿章竟又说出一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傻眼了，没想到二李的交情深到这份上，兼之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李鸿章再不说话，卷铺盖就去了江西。明年，祁门解围，朝廷让曾国藩保举江苏巡抚人选，多人推荐“才气无双”的李鸿章，曾国藩大摇其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正在万分紧急关头，北京方面又传来坏消息：英法联军进攻都城，咸丰帝急命曾国藩、胡林翼派遣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其时，胡在皖北，曾在皖南，正在施行对太平天国的“四路进剿”，鲍超率领湘军中最精锐的游击部队在其间策应；陡然要调开鲍超的队伍，曾、胡的战略将完全落空。更重要的是，被困祁门的曾国藩已经通知鲍超放弃在皖、赣交界地区所有的军事行动，火速南下救援；倘若他中途转向，北上勤王，那曾国藩除了长叹一声“我命休矣”，随即挥刀自刎，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应景的姿态。

　　局势之混乱，恰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後面对一桌佳肴，不知何处下箸——彼时，曾国藩每日读《红楼》，不妨有这般感触。不过，咸丰这道命令实在是病急乱投医，除了让曾、胡加重思想负担，并无可操作性。英法联军距京不过数十公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馀里”，且全是步兵，即能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也要三个月後才能赶到。届时，北京必已被敌军攻占，难道指望鲍超以三千远道疲惫之师，使用大刀长枪等冷兵器，去克复由“船坚炮利”的夷人所控制的王城？但是，自古以来，超现实主义的圣旨、天命多了去了，身为人臣者早已习惯，故此，奉旨後，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也写了一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奏折，聊作报命。他说，鲍超率军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不要管有没有实效；于是，他建议，勤王之师应由自己（或胡林翼）亲自统带，人数也应增加，以纾解大难。

　　方寸一乱，笔下就未免荒唐：祁门之围能否解除，尚未可知，他却建议由身在围城的自己代替鲍超，率兵北上去帮皇帝解围。当然，荒唐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妙处，以荒唐奏折回复荒唐圣旨，更是为人臣者必修的功课。而且，形式上的荒唐往往可视为常识（或称真理）的镜像——正着看，反着想——“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咸丰帝年纪小一点，性格冲动一点，但并非一味使性的“无道昏君”，待看到曾国藩的覆奏，心下自有了幾分明白，于是，不再不切实际指望曾、胡的勤王大军，而是乖乖去热河“扫墓”，免去了亲眼看到圆明园大火三日不息而导致的“情何以堪”。

　　毋庸北上勤王，鲍超军队以“生死时速”赶到祁门，救出了曾国藩。

　　徐枫、丁进军《新发现的曾国藩遗折钞本》：“曾国藩之遗折，以往《曾文正公全集》等有关书刊均未见刊录，故有人认为曾氏由于在两江任所病逝突然，并无遗折上奏。近于我国著名钱币收藏家、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徐枫先生家藏之历史文献中，见到一件曾国藩遗折的钞件，系曾国藩之幕僚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末钞存”（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

人不忍欺


　　市面上有数种曾国藩相人秘诀之类的书，概可归类于社会科学中“领导学”或者“成功学”范畴，我对这些专业不感兴趣，因此没看过这些书。清末以来的笔记小说，业已举出很多例子，试图说明曾国藩在“相学”上确有独到的造诣。案例太多，指不胜屈，有兴趣的人随便抓一本与湘军有关的书，就能发现幾条。此文也要讲一个曾氏相人的故事，用的却是反面教材。

　　湘军克复南京後，政府工作的重心由武统转移到文治，需要大批文职人员。因此，被“髮匪”们“荼毒戕害”了十幾年的东南士子，纷纷出动。原任公务员的，忙着恢复身份；资格不够或者志存高远的，则投身各位大帅的幕府（湘、淮两军幕府中的佼佼者甚至作到督抚级别的大官）。曾国藩幕府，天下第一，理所当然成为各位准幕客的首选志愿。入幕跟入学一样，需要考试。考试则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不一定当庭挥毫，缴上幾首过得去的诗文即可交差。面试则由曾氏亲自主持。

　　某日，一人赴考，自称萧山人，曾在浙江省教育系统工作。见面之後，他先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宏大叙事开始，煽乎得老曾一愣一愣。接着，谈操作实务，老曾提问：属下“欺蔽”上司，是一个行政难题，阁下有何高见？此人面色一变，语调一转，说：属下欺与不欺，是个伪问题。上司受不受欺，才值得探讨。曾氏肃然起敬，说：愿闻其详。此人不疾不徐，说：我看当世衮衮诸公，在受不受欺这个问题上，不外乎三种状况：像胡文忠公（林翼）那种人，综核名实，精明强干，人不能欺；左大帅（宗棠），心细如髪，性猛于虎，人不敢欺；都不愧是当代豪杰。说到这，他有意顿了一顿。曾国藩正听到兴头上，赶紧问：那第三种情况呢？此人微微一笑，说：但是，胡公和左公，都要比中堂您稍逊一筹。为什么呢？因为，您以诚感人、以礼待人、以道化人，已经做到了“”的境界。不能也好，不敢也罢，那都是用外力压制属下的欺瞒之心；不忍欺，则发自内心，是一种道德感召，弥足珍贵。前者是法家的恐怖主义，後者则庶幾实现了儒家理想。所以说，欺蔽问题的解决之道，胡、左二公，都比不上您。

　　无疑，这套欲扬先抑的“宏论”打动了老曾。明日，即派他督造船炮。

　　此文篇首，就说了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因此，幾天後，这个萧山人携款潜逃，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卷逃案报到督署，属下纷纷建议通缉此犯，曾国藩默然良久，叹口气，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由他去罢。回到内室，曾国藩黯然独坐，自言自语：“？！？……”。

　　这到底是谁相谁的面呢？

养活细民


　　同治三年夏，湘军攻克南京。前此，洪秀全在南京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湘军围城三年，南京城弹尽粮绝，物资匮乏，洪氏“共产主义”宣告破产。洪秀全鬼迷心窍，竟然丧心病狂号召全城军民以“甘露”为食。什么是“甘露”呢？就是苔藓。由此可知，湘军入城以前，南京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到了何种程度。而湘军入城之後，按照旧日军队惯例，弛禁三天，任由将卒烧杀抢掠。历此二劫，南京经济遂全面崩溃，再无丝毫六朝金粉的气味。破城後，两江总督曾国藩入城办公，看到这么一副惨状，不觉头大如斗，如何恢复生产、促进经济乃成为曾氏执政的当务之急。在曾总督的指挥下，如火如荼的经济重建工作全面展开，除了引进外资搞开发区，其他诸如移民回迁、减免税赋、地产开发、交通建设等措施，与今日大多数地区搞经济的套路如出一辙。不料，没多久，理学界知名人士、江宁知府涂宗瀛却给他出了个难题。

　　涂氏汇报工作，说：最近以来，秦淮河两岸的色情业死灰复燃，总督务必要防患于未然，明令禁止，不然淫风大渐，必生事端。在道德家眼中，画舫妓女无异洪水猛兽，理当驱禁；从地方长官来看，这却是经济复苏的表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且清代只废除官妓，禁止公务员嫖娼，并不禁止普通民众的有偿性交易。但是，曾氏是“理学名臣”，处理事务自应秉持比经济、法律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涂氏找他批禁令，看准的就是这一点。曾氏若冒然以法律未明令禁止者即为合法权利此一现代法学原则答复，必令拥趸失望，清誉受损。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次日黄昏，国藩换了便服，叫上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租了一条游船，对秦淮河地区色情业进行调研。只见得满河的画舫，只听得盈耳的笙歌，游人如织，美女如云，一派升平景象，哪有半点滋生事端的征兆？二公徜徉其间，不觉东方之既白。清晨，下船後，曾国藩直接去了办公室，即召涂宗瀛来府，见面便说，昨日与李山长在秦淮河上游玩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不少”。原来，曾氏不仅看到表面的繁荣，还看到此地色情业“拉动内需”，为“细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涂氏借口治安隐患的担忧，与此相较，自然无足轻重了。闻言，涂宗瀛唯唯而退。

　　某人极为欣赏曾氏此举，说：“政治之精意，即在‘’四字”；用今天的话说，这也算是“执政为民”罢。

精于“理财”的道学家


　　吴廷栋，清代“理学名臣”，某次朝会，咸丰帝问吴氏平日读什么书，吴以程、朱著作对。咸丰说：“学程、朱者，每多迂（腐）拘（束）。”吴答曰：非也非也。不会读书的人才这样。然後侃侃而谈，最终申明：好读、善读程、朱著作者，绝不会迂拘。吴廷栋的得意弟子——涂宗瀛，便不是一个“迂拘”的人。

　　宗瀛，安徽六如人，因为选对了专业（理学），跟定了大佬（吴廷栋、曾国藩），一生顺风水水，终于官历极品（湖广总督），寿比蛇龟（八十三）。宗瀛的书房有一条长案，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平干什么用呢？答曰：秤银子。原来，官场有个不成文法，每当节日、生日，下属须向上司馈赠礼金，称“节敬”、“寿敬”。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常在例行馈敬时作些手脚，银两的成色、轻重常与礼单不符；这些人算准了交接礼物不像纳粮入库，用不着严格盘点，故以此法蒙混过关。今日路边“礼品店”常有伪造的高级烟酒出售，顾客明知其伪，却欣然购归，明日再转赠他人；其心术即与上述官吏相同。宗瀛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待得自己升了官，他却把脸一抹，不甘心受此蒙混了。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补足”。下官没料到上司来这么一手，看着天平，不由呆了，宗瀛淡淡一笑，语重心长的说：“此我分所应得者，犹原思九百之粟也”——原思尝任孔子家总管，孔子发给他“粟九百”作俸禄，他推辞不受，孔子曰：“毋”。——下官听他这么理直气壮，哪还有话说，都乖乖回家取钱，再来“补足”。

　　一是一，二是二，务必钱账两符、毫厘不爽，完全摒弃传统士大夫只求面子好看、不顾内里难受的虚荣做派，这当然体现了宗瀛活学活用、绝不迂拘的“优良”作风。此外，宗瀛还有更高的招。节敬、寿敬是经常性收入，若欲拓宽财源，势必要开展主业外经营，为此，宗瀛“时以刊书或代故人求贷”之名，遍发笺启，广开财路。所谓“代故人告贷”，是利用自己的广阔交游为友人债务担保，提取巨额佣金。所谓“刊书”，即借为先贤出版遗著之机，号召大家捐款，自己从中牟利；例如，他主持出版了老师的遗著《拙修集》，死後犹得“沾润”不少，吾爱吾师之心遂更坚定。

讨个小老婆挠痒痒


　　同治元年初夏某日，湘军水师大帅彭玉麟提剑闯入曾府，声言要斩了韩正国这个小人。韩正国是曾国藩警卫连连长，彭玉麟杀他干什么？

　　原来，韩正国在外访得一湖北籍陈姓女子，介绍给曾国藩当了小老婆。四月十四日，陈女被接进曾府，吃过午饭（相亲），饭後便和曾大帅拜堂成亲。在此之前，曾家老五国葆曾为大哥介绍过两次对象：第一个“体貌厚重，特近痴肥”，国藩不满意；第二个匆匆一见，“未有成议”，没了下文。韩正国这次作媒，恰合事不过三的规矩，双方一见钟情，郎有情来妾有意，一顿饭的功夫，便结成一桩婚姻。

　　但是，彭玉麟不乐意了。其时，湘军正在筹划对南京的总攻，为振肃军纪，严禁将弁掳掠民女；身为统帅，曾国藩自应以身作则，节骨眼上却讨个小，同志们怎么看得下去？清廷规定：地方官不得娶辖区民女为妾；曾国藩正总督两江，陈氏虽是湖北籍，却在安徽生活多年，勉强也算两江部民。曾国藩娶了她，或多或少违犯了干部管理条例。此外，妇人在营不吉利，也令讲迷信的旧式军人无法接受——胡林翼在湖北，就为了不惹这个闲话，自己老婆都不让来营。而最令彭玉麟气愤的，尚不在此。他一直奉曾国藩为师，认他是道德楷模，当代圣人；孰料圣人竟也贪享声色，娶个小老婆，那岂不是偶像崩溃，上帝死了？这可怎生得了！只是，尊卑有序，他也不便露骨干涉曾大帅的私生活，于是，彭玉麟提着三尺剑，口里喊着小贼韩正国的名字，便直奔曾国藩而去。曾国藩何等样人，一见便知来意，乃佯问道：雪琴（彭玉麟字），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彭玉麟刹住脚步，绷着脸，一口气讲出上述幾条道理，末了要老师务必给个说法。讲道理，曾国藩自然讲不过，但是，曾氏此次讨妾却另有苦衷，并非贪图男女之欢。他将彭玉麟拉到一边，说：没办法，为师痒得难受啊。

　　原来，自少年时代起，癣疾就一直陪伴着曾国藩。幕友薛福成亲见曾氏下围棋时，一边长考，一边遍身挠抓，洒得整个棋盘都是皮屑。每当时势紧张、公务繁冗，癣疾发作还特别厉害。眼下总攻南京的大战即将展开，曾国藩之痒也就日甚一日，难以忍受，再不找个夜里挠痒痒的人儿，革命工作就干不下去了。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谁都知道。故此，彭玉麟闻言，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只好对着老师尴尬一笑，了结了这段风波。

　　当然，谁非得说除了挠痒，曾大帅和妾陈氏不定还干点什么，那就非我所知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自三十馀岁起，曾国藩“遍身癣毒”发作，痛痒难耐；此疾于少年时代即现端倪，这次全面爆发。此後，癣疾不时发作，尤以事务繁忙时发作得最为厉害。小资作家张潮说：“痛可忍而痒不可忍”；曾国藩对这句话的体会必较常人深刻得多。据通行说法，曾氏此疾当定案为牛皮藓；其实不然。

　　同治三年秋，刚刚收复南京，曾国藩即奉命北上剿捻。同时，他还要主持裁撤湘军的工作，时刻担心退伍兵勇因欠饷而发动叛乱。更恼火的是，对于幼天王的下落，左宗棠与他各执一词，在私函公牍中连连发难，搞得他意绪大恶。身心俱疲之际，癣疾应时大作，他给曾国荃写信通报病状：“湿毒更炽，遍身发烧”，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则令读者瞠目结舌：“余于（道光）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服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槐花一碗，亦无寸效”。如此说来，曾国藩竟得了梅毒？

　　钱锺书借方鸿渐之口，说鸦片和梅毒“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其实，元代和尚继洪《岭南卫生方》中已有“治梅毒疮方”，并谓梅毒原名“木棉疔”或“天皰疮”；钱先生于此不免小眚。回头再说曾氏的“杨梅疮”。“医者皆言”云云，似未确诊为梅毒。他且不敢服用专治梅毒的“攻伐猛剂”，如牡蛎散、五宝丹之类——明末名医陈司成治疗梅毒，将“矾石（即砷）、云母石、硝石”等烧制而成“生生乳”，即为避免“轻粉（砷）内服”而产生“水银中毒”；曾氏所见与之略同——似更证明他的癣症并非梅毒。不过，“日服槐花一碗”，又透露出一点消息。据医学名著《景岳全书》之《新方八证》介绍，槐花炒制成炭，可用来治杨梅疮；然则，国藩虽拒“猛剂”，而所服槐花，仍是用于治疗梅毒。如此说来，曾国藩真得了梅毒！

　　李时珍斩钉截铁的说：梅毒“皆淫邪之人病之”。曾文正公是人间楷模，竟厕身“淫邪”之列，这可怎么办？思来想去，我为曾公找了一条“厕遁”的解法：“先患疮之人，在于客厕之後，其毒气尚浮于厕之中，人不知，偶犯其毒气，熏入孔中，渐至脏腑”（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其实，还有一种解法，更能令曾公脱离“淫邪”之嫌，不过我不敢用，因为，那种解法将梅毒归咎为“父母胎中之毒”（窦书），我怕曾公怒其辱及父母自九泉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下围棋穿什么鞋？


　　淝水之战，东晋大败前秦，捷报传来，统帅谢安正与客围棋，接过捷书草草看过，随手放在边上，了无喜色。客问战况如何，谢安轻轻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便再无言，继续下棋。棋终客去，谢安入内室，跨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对谢安这种表现，房乔评曰：“其矫情镇物如此？！”谢是中兴名臣，房为唐代开国功臣，二人见识、心术应较接近，故“矫情镇物”四字可视作吾国宰相级大佬们的共同追求；不过，“矫情镇物”被人看破，就是美中不足了。

　　自少年时代起，曾国藩便喜欢上了围棋。围棋是一门易学难精的游戏，务必耗时耗神进行大量的技巧训练，一旦沉迷于此，极易招致玩物丧志的批评。对律己甚严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往往来自自己，三十四岁的曾国藩便在端午节那天发下重誓，戒掉围棋，否则“永绝书香”。但是，围棋的魅力太大，立誓不过一月，他便破了戒，气得自己在日记中破口大骂：“全无心肝矣”。骂归骂，棋反正戒不掉，此後他也就破罐破摔，耍赖到底了——死前一日，他还下了两盘。

　　不过，曾国藩既成为谢安一样的中兴名臣，围棋于他的意义，就非只一项业馀爱好那么简单了。戎马倥偬，军书旁午，曾文正公犹能从容镇定，每日不废围棋，早已成为美谈；他布置军事，常以棋理作譬，谙合兵法，更成为曾文正公一通百通、贤明睿智的明证。只是，经过文献统计，我们发现，上述美谈、明证俱非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只是“主席什么都伟大”式的谀词。曾氏日记中，若某段时间频繁出现下围棋的记录，即可断定此时必为军事吃紧之时；闲暇较多之日，下棋的纪录反不多见。看来，棋之于曾，不过是killtime的心法，故此，他棋龄甚长，棋艺却极不高明。某人曾问吴汝纶：近日与曾帅对弈，感觉如何？吴连连摇头，答曰：臭棋篓子一个！我的棋也跟着变坏了。然则，曾氏如此臭棋，欲求乎大益于军事，似不可得。

　　因此，对谢安与曾国藩来说，围棋都不过是“矫情镇物”的道具。不幸的是，谢安穿了一双木屐，倘若如鄙人此刻足下踏一双塑料拖鞋，再怎么内心狂喜，都不致露出“屐齿之折”的破绽，更不必被後辈如房乔者阴阳怪气的说闲话。曾国藩则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一族，无齿折之虞，有藏拙之妙，故能将围棋的宣传功效发挥到极致，成就一段美谈。

蒙汗药?拍花?汉奸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利用“蒙汗药”，劫走生辰纲；七侠五义亦曾以“密魂药”屡建奇功。同治九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就遭遇了似乎只存在于小说的“迷药”。

　　其时，天津民间哄传法国传教士配制出一种迷药，每日清早在望海楼教堂门口散发给市井无赖，令其“外出拐人”——简称“迷拐”；拐回来後，则“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某种特效药”——称为“采生折割”。这年五月，有人发现教堂内抬出的棺材内有婴儿尸体，且有“一棺装运数尸者”；于是，二十三日，大批市民齐聚教堂前，要求惩办凶犯。法国领事丰大业紧急约见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弹压，丰氏并于会见时鸣枪恫吓，更在归途中枪击天津知县刘杰，误伤随从。示威群众悉知此情，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殴毙”，并放火烧掉望海楼、领事署等洋楼，打死教士、商人共计二十人。法、英等七国立即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廷立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来处理此事。

　　极短时间内，曾国藩便掌握了案情，理清了头绪。丰大业激怒群众，市民因而放火杀人，事实昭然；但是，此案却不能简单定性为聚众暴乱。若此前洋教士真的支使无赖进行了“迷拐”、“折割”等犯罪行为，则不但此次事变情有可原，且可对入华传教的洋人进行刑事追诉。而要求证“迷拐”、“折割”等事的真实性，则教堂是否配发迷药、进行折割的细节，十分关键。故曾国藩认为：“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一开始，涉案人员招供：迷药来自教堂，拐人用于配药。但是，曾国藩亲自审讯，却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曾被“稍事刑求”，都有不同程度的“跪伤、棒伤、踢伤”；再就采生折割的细节进行详讯，一众人犯的供词漏洞百出，卯不对榫。最可笑的，是传说教堂内有坛子浸泡了幾十枚眼珠，实地勘察，却发现不过是两坛腌葱头。後又查出“一棺数尸”，俱属病亡贫民，并非教堂致死者。由此可知，教士并未做出“折割”活人之事。但是，教堂是否派人“迷拐”民众，却未因此澄清。

　　教案发生前，曾国藩就已接到过迷拐案的报告：“保定、河间现皆获有迷拐之犯，而江南近日亦闻有此匪”；而涉案人犯对教堂派发迷药一事，却坚持前供。那么，法国神父与蒙汗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歌云：“我就象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田震《野花》）；这句歌词说的是，“我”在等“他”，却被“你”给“拍”走了。清代之“迷拐”，又称“拍花”，即可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曾国藩没听过这歌，却不妨碍他对“拍花”的了解。

　　教案发生前，天津曾拿获一起“拍花”案：天津某木匠店一个学徒，在城门口行走，忽被安三“自後拍其肩，伊遂昏迷”，稀里糊涂跟着安三走到西南三十里之某村。幸运的是，学徒昏然之状被村民发现，将他救下来，并将安三捉住，送到官府。安三自供“系天主教中人”，“惟问其迷药（来源），则供词闪烁，不能一定”。教案发生後，涉案人王三供称：望海楼教堂谢神父（法国人，死于暴乱）向他提供迷药，他则“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外出拐人”，被捉的安三，和武兰珍一样，也是王三“令其外出拐人”的“下线”。由此可见，洋教士支使本地无赖进行“迷拐”似非无因。

　　“拍花”案在清代并不稀见，即“拍花”所用迷药，其配方亦可考证。例如，“闹杨花、巴亚、蒙香、卤砂、山葛花、口口口”，即是配方之一种（为公共安全计，配药不宜全部列举，故用口口口代替其中某一成分）。清代刑部档案中有一件乾隆年间的“拍花”案（档案内“拍花”案件极多），与安三此案极为类似：河北文安人刘进喜，十三岁那年净了身，到庄亲王府内当太监，後因“打碎茶盅，心里害怕”，乃逃出王府，投奔别家作了佣人。一日，主人令其出外放驴，遇到一个道士，“他让我吃了一袋烟，我就迷了。他拉了我住店……我心里明白，又不能说话。他又给了我一袋烟吃，我越发迷了，他夜里就奸了我了。到第二日，将我的驴子卖了，我还糊涂，有当差人拿冷水给我吃，我才苏醒”。除了没被鸡奸，天津木匠店学徒被“拍”的遭遇和进喜一模一样。

　　作为勤于公务的地方长官，曾国藩稍加访查，便可对“拍花”一事了若指掌。但是，在天津教案的结案文件内，曾氏却说，教堂不但无“采生”、“折割”之事，且“无被拐情事”。要知道，除了王三的口供、安三的旧案，当日经他亲讯，业已知道“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二人”。按：仁慈堂是隶属教会的慈善机构。这些证据恰可用以令“洋人理曲”，他却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

　　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迷拐”的动机。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迷拐”、“折割”传闻嗤之以鼻：“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但是，同为美国人，同为外交官的西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却说：“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他的第一条“依据”是：“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其次，他说：“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即此可知，那么多小孩死在“幽闭”的教堂内——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将“洗礼”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灵魂得救”的宗教自觉——不能不令“暴民”们心生疑虑。

　　此外，教堂在华开展“福音事业”，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负责，还得对业务拓展的“指标”负责。“指标”不够，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慈善”款项；因此，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育婴堂的收养员额，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某些“不肖”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完成指标），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于是，“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以上都是驻华外交官的观察与分析，堪称“自供”；由此，可以确定天津的传教士们具有“迷拐”的动机——尽管他们自己不参加“迷拐”，而委托中国人执行。

　　回头再说曾国藩。他对洋人教唆“迷拐”、国人受托“拍花”并非全不知情，定案却矢口不提此事，原因有二：一、迫于中外强弱悬殊之势，办案之初他即确立了“曲全和好”的原则；二、洋人并未亲自“迷拐”，要以此追究洋人责任，说他们被杀是咎由自取，实在不能理直气壮。故此，他以杀天津暴民二十人、赔款五十万两结案，落得个“汉奸”的骂名。

刺马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府途中，遇其同乡王某跪道求助，新贻正欲询问，道旁突然窜出一人，向新贻打千请安，而不转瞬间，此人已自靴筒拔出一把利刃，直刺新贻左胁。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後，此人又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据目击者称：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行军士救护不及，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总督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午夜，新贻伤重不治身亡。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不胜骇异”，即命江宁将军魁玉对所获刺客“严行讯究”，同时，又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赶往南京，接任两江总督，弹压局势。这一边，魁玉提审刺客，孰料此人除了自称张文祥、河南人氏以外，便不再言语，故审讯多日，茫无头绪；那一边，曾国藩闻命调任，即上摺告病，请朝廷收回成命，另请高明。这么一拖延，便过去了五十多天。

　　自太史公首创《刺客列传》之体，大力表扬曹沫等五位刺客，其後，吾国史书中便再无显著的刺客事迹。秦以前之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无一定之尊，故匹夫行险，以刺敌君，或有望于改变局势；秦汉以後，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帝王承继俱遵血统，即能刺杀皇帝，不过令其子孙兄弟提早继位而已，并不足以改换天下。以此，刺客逐渐消亡。张文祥实为元、明以来六百年间出现的第一位刺客，其动机究竟如何，实在令人困惑。慈禧亟欲解惑，故对临事告假的曾国藩十分不满，于九月末急召国藩入京，促其赴任。

　　二十六日，养心殿内。慈禧先慰问曾国藩的病状，国藩称右眼已经失明，慈禧曰：我看你行走磕头，精神尚好？国藩说：“精神总未复原”。见他还有请病假的意思，慈禧不再客气，单刀直入问道：“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国藩答：“这事很奇。”又问：“马新贻办事很好？”答曰：“他办事和平精细。”尔後，又问了幾句何日启程的话，国藩便退出殿门，回寓整理行装。只是，他这一去，又是十幾日不见动静，慈禧不得已，于十月九日，又将他召进宫里，问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国藩盖欲采用能拖一天算一天的对策，答曰：“明日进内随班行礼，礼毕後三两日即启程。”慈禧对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加重了语气，说：“江南的事要紧，望你早些儿去！”再拖不下去了，十五日，国藩启程南下。

　　去南京之前，曾国藩刚被天津教案搞得焦头烂额。撇开排外、媚外的道德判断不说，自今日平心而论，曾氏办理此案，确实不尽人意。他既未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及法律原则，也未能实现一己心愿，大事化小，安抚民众，而终于落得个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的下场，所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时候，中央命他南下去处理谋杀案，正可借机离开是非之地，何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却迟迟不动身，难道真的心力交瘁，不堪任重？或者，江南那件案子竟有隐情？

　　我们先看看他动身之际，南京方面的办案情况。魁玉、张之万经过两月之久的“熬审”，终于向北京提交了案情综述：张文祥前曾加入太平军，太平天国覆亡後，又与海盗有染。马新贻曾任浙江巡抚，捕杀海盗甚众，其中多为张氏死党，故文祥怀恨在心。又、张妻被人诱逃，文祥尝至抚署击鼓鸣冤，新贻却不受理这桩绿帽案，文祥乃萌杀心。此後，文祥私设当铺，以为糊口，新贻却发布一道禁令，将全省私当尽行关闭，文祥因此“本利俱亏”。于是，家破人亡的文祥“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在同治七、八年间，文祥即数次图谋行刺，因种种原因不克得手，直到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才找着机会，刺杀成功。

　　粗一看，魁、张的报告用层层渐进的方式，揭示了张文祥在友谊、爱情、财富等方面受到马新贻“无情”打击的事实，似能重构张文祥的杀人动机；但是，慈禧仔细一琢磨，觉得尚有“不实不尽”之处。毕竟，捕杀海盗是政府行为，而非马氏一己所能决定；老婆跟人私奔了，丈夫机算憋屈，终究不能拿地方官做出气筒；因宏观调控而导致生意破产，心生怨恨，情有可原，而以此便决定刺杀一省之长，且历三年之久不改其志，也不能令人信服。既有这么多疑窦，慈禧便不甘心就此将此案了结，乃批示：此奏“不足以成信谳”，著曾国藩抵任後再审再报；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也赶赴南京，会同审讯。此案定性似已由恶性刑事案升格为政治案；若是政治案，则张文祥背後必有“主使”，或另具更为险恶的动机。

　　当然，若说曾国藩因此案过于复杂而惮于南下，则是小瞧了他；他能率兵平定大半个中国的叛乱，难道还搞不定一件谋杀案？但是，他又确实表露出不愿南下的意思，莫非，其时哄传于士民之口的“非官方”案情版本吓住了他？

　　张文祥为何刺杀总督？除前述魁、张所奏案情外，还有以下幾个版本。

　　一说。张文祥原为捻军，眼看造反事业江河日下，遂“怀反正之志”。适逢清军徐姓者被己军俘虏，文祥乘机与其结纳，共誓：苟富贵无相忘；随後，二人一齐逃出太平军营。徐为山东人，与时任浙抚的马新贻有乡戚之谊，因此关系，作了巡抚标兵营材官；文祥以“髪逆”卑职投诚，无法在清军中谋职，徐氏便给他本钱，助他在宁波开了间小当铺。虽未富贵，文祥对徐氏慷慨疏财还是十分感激，日思有所报效。一日，文祥到杭州看望老友，二人畅饮叙旧，酒酣，徐慨然曰：老话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真一点不假！我辈小人，不幸被掳，辛苦逃归，官老爷们犹时刻提防，动辄以“重治贼党”相威胁。早知今日，当日我竟从了贼党，也落得个清爽！更教人寒心的是，那堂堂节帅实为大大的奸臣，却无人识破。老弟你说，天下更有比这不平的事体么？文祥一听，徐大哥话里有话，“固询之”。徐氏这才透露了一桩阴谋：马新贻是“天方教”（即伊斯兰教）徒，半个月前，西北回部“叛军”颁给马氏一份密诏，说目今大兵已定新疆，不日便将“剿灭”与之作对的左宗棠楚军，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俱都委托马氏办理。马氏旋即复函，称“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云云。文祥一听，拍案大呼：“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不久，马氏下令禁止私人开当，文详失业破产，遂正式谋划刺马。

　　一说。被捻军俘虏的不是什么徐某，而是马新贻本人。新贻善辩能言，被俘後，说动了张文祥及曹二虎、石锦标，与三人结拜为兄弟，一齐出逃。新贻随後官运亨通，文详等人也鸡犬升天，各得优职。然世间自有一种贵人忘旧的传统，新贻未能免俗，对把兄弟们逐渐冷淡起来；世间又有一种朋友妻尽可欺的陋德，新贻不幸沾染，一来二去竟勾搭上曹二虎的美貌娘子；世间更有一种奸夫淫妇谋杀亲夫的恶行，新贻躬蹈其辙，设下毒计，终以谋反罪冤杀了二虎。文祥笃于友道，经此人伦巨变，伤心欲绝，乃辞职亡命，隐藏形迹，苦练近身格杀之技，终于复仇成功。

　　前说谓其为国锄奸；以常理论，文祥对大清国之爱似无此深沉，至多检举而已，毋庸轻生犯难。後者称其为友复仇，较合乎人情。但是，还有两种版本，更为惊险。

　　两江总督，名义上管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事务；而仅在江苏一省之内，总督（南京）、巡抚（苏州）、提督（清江浦）、漕督（淮安）便构成四分天下之势，总督“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两江是全中国最富之区，若督抚不和，争执必较他省更形激烈。同治元年至七年，两江总督由曾国藩担任，苏州巡抚则依次为李鸿章、李瀚章和丁日昌；鸿章为曾氏弟子，瀚章是曾氏老下级，日昌则由鸿章一手提拔。此四人不啻一家人，故无所谓争斗。直到同治七年，慈禧将曾氏调到直隶，任命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久违了的督抚相争才开始上演。演到激烈处，丁日昌连儿子也赔了进去。

　　八年九月某日，乘其父因公出差，丁公子惠衡带了帮朋友出外嫖娼。在妓院内遇到一群水师勇兵，双方争风吃醋，导致群殴。惠衡一帮打不过，急招巡抚亲兵营助拳。亲兵人多势众，将水勇全部拿下。丁公子下令“棍责”，不想行刑者下手太狠，竟将水勇钱有得乱棍打死。闹出人命，事情就搞大了；何况，水师一贯嚣张——曾国藩都称之为“长江之害”——要摆平此事，难度极大。当然，日昌与李鸿章交情极深，倘由李氏出面斡旋，水师的元老新贵——元老是杨岳斌、彭玉麟，新贵是李朝斌、黄翼升——都会给面子；只要处理及时，局面亦非全不可控。只是，命案发生後，日昌尚在外地，总督马新贻得以审办此案。对于盘踞两江、一贯耀武扬威的湘、淮势力，新贻早就看不惯了，如今有机会给淮系红人上嚼子，他那里会放过。于是，不留情面，将丁家公子破坏风纪、酿成刑案的报告递到北京。若由日昌处理此案，必有另一种写法；例如，只讲水陆兵勇械斗，找一个替罪羊（直接用刑的亲兵）销案，完全不用提及主持策划的高干子弟。

　　马奏一上，事情无可挽回，更糟的是，丁惠衡闻讯竟畏罪潜逃了。管区出事，要负领导责任；儿子跑了，还得背上不能齐家的批评，这一回，日昌的脸可就丢尽了。他不能不对落井下石的马新贻“深致怨怼”；明年，马被刺死。于是，江湖传言：文祥刺马乃丁日昌主使。传言且愈演愈烈：日昌与湘、淮二系都有渊源，他若杀总督，则亦可将此次谋杀解读为湘淮集团对中央政府人事任命的激烈反对。

　　慈禧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答：“很奇”。“奇”在哪？我说，就“奇”在这个版本。

　　前面讲了刺马案的三个版本，都不是空穴来风，不过，下面讲的才是实情：

　　道光末，捻乱方作，苏、皖一带地方不靖，地方官多在刑名、钱谷以外，特聘一位“司捻事”的幕友以为辅佐。马新贻恰于此时署合肥县令，也请了位“捻事”幕友，这人便是张文祥。宾主相处甚欢，两家女眷也时相过从，只是，新贻忙里偷闲，竟与张妻有了私情；此时，文祥尽心公事，懵焉未觉。幾年後，二人分道扬镳：新贻战败军溃，革职回籍；文祥没了依靠，投身捻军。咸丰末，新贻经翁同书荐拔，从头再来，竟咸鱼翻生，于同治三年担任浙江巡抚。文祥亦已自“贼”中脱身，听得老东家作了大官，便来杭州投靠。或许考虑到文祥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新贻对他甚为冷淡，“不以礼接”；但是，他对文祥的老婆却不能忘情，只问“眷同来否”？张眷抵杭後，新贻找了个“王婆”，劝说张妻：捱苦受穷没意思，不若从了马大官人；张妻动心，乃逃入马府做了姨太太。老婆失踪，文祥到县里告官，这县令早得了巡抚指示，说他一贯“招摇”，咎由自取，此案本官不予受理。数月後某日，文祥闻得风声，说逃妻在某处露面，他急忙赶去，找到了老婆。带回家讯问，老婆说前次是迷路走失，他半信半疑。孰料不过月馀，老婆又跑了——此系新贻派人接姨太太“回家”——文祥经人指点，这才知道老婆死心塌地从了奸夫；这奸夫还不是别人，而是老东家。遭此人伦巨变，文祥万念俱灰，杀心顿起。依《大清律》，本夫杀死奸夫奸妇是不论罪的，但是，有个前提：捉奸在床（所谓“奸所”）才能杀；若在别的时候杀，都将据情定罪——除非奸夫“供认不讳”。目今情形，文祥不可能跑到“奸所”——巡抚家後院的某张床——去将老婆和新贻“登时杀死”；他只能随机应变，分次分批将奸人杀掉。于是，他整日巡抚官邸外侦查，不久，逮着他老婆外出购物，“手刃之”。只是，要杀奸夫就没这么容易了；巡抚出外，例有护卫，闲杂人等实难近身。直到两年後，文祥才把握住机会，在南京杀掉了奸夫。

　　照当时法律术语，刺马案应阐述为：“本夫”（文祥）在“奸所”以外地方，将“不拒捕奸夫”（来不及抵抗的新贻）“杀死”。依例，当“照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执擅杀律，拟绞监候（即死缓）”。只是，当日审案的高官们会这么判么？

　　经过前面的梳理，我们知道：张文祥因为马新贻屡教不改、多次勾引他老婆，才痛下杀手。不消说，受命审案的魁玉和张之万也会了解这个情况；但是，他们向北京汇报，却要说：文祥因老婆与人私奔，告到官府，官府不理，乃迁怒于马新贻，并致其死命。慈禧固然位高权重，对基层情况有些隔膜——其实，她本就出身基层，绝非毫不懂得民间情伪——但是，你非得让她相信张文祥仅因为政府不帮他找回老婆就去谋杀政府首长，这怎么做得到？故此，她认定此案另有隐情——她这会倒没想到是马新贻给张文祥送了顶绿帽子，而是猜测有幕後主使（或与南京官场的权力斗争有关）——乃改派曾国藩和郑敦谨前去审案。一个是中兴元老，一个是刑部尚书，放眼全国，再没有比这个组合更能压住场面的了。

　　可是，如前所述，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愿南下；去南京处理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刑事案，总比留在天津处理中国人杀外国人的外交危机要轻松一点。他何必趋难避易呢？翻阅曾氏日记，似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日记，接到南下之旨前，丁日昌因被派协助处理教案，已来到天津；刺马案发生後，他俩曾有过幾次长谈——只是未说明谈教案还是谈马案；二人是否担心去年丁家少爷惹发的风化命案会被影射到此案呢？此後不久，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便上奏说：此案有可能是“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也可能就由丁日昌主使，而故意选择他赴天津出差之时动手，以掩人耳目；而且，“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此案必与他大有干系。纵观前後，似可明了曾氏迟迟不愿南下的原因：此案真要与丁日昌或者淮系势力有关，作为湘、淮两军的祖师爷，他这一去，就算趟上了浑水，进退维艰。所以，他不愿去；三番五次，被逼无奈，他也尽量拖延。

　　教案完结，丁日昌回到江苏巡抚的本任，了解到此案的内情，放下了心。于是，他主动上奏，“请饬曾国藩迅速赴任”。曾国藩从社会各界收到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基本证实了此案与政治无关，他舒了一口气，整顿行装，轻松上路。

　　自接奉调令到抵达南京，曾国藩花了三个月时间。政治上的顾虑既已消除，两江之地又是旧辖区，并无其他掣肘的人与事，理应加快程序、早日结案才是。可是，到南京後，曾国藩一直按兵不动，两个月间，竟从未提审过案犯。这又是怎么了？

　　曾国藩迟迟不开锣，原因有二：一，结案报告不好下笔；二，奉旨会审的刑部尚书郑敦谨未到。若照实说，那么，马新贻人虽死了，名声却极不光彩：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这个说法，死者家属接受不了，马氏的也亲朋故旧接受不了，最重要的是，朝廷恐怕也接受不了。

　　马氏无赫赫战功，也无优秀政绩，而不过五十岁却做了总督；谁都看得出，此乃最高层精心培养出来的政治明星。最高层之所以要培养他以及其他新锐人物，目的很简单：不能教天下的大官都让湘、淮系人马作了。同治初年，八个地方总督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十一位以上——用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淮内部，固有龃龉，然自外视之，这个集团气焰嚣张；自上瞰之，更令治国者寝食不安。曾国藩何样机敏？他当然能体会到中央对以他为首的强力集团所抱有的那一份“淡淡的哀愁”。攻克南京，他立即下令裁撤湘军；中央将他从两江调往直隶——有点就近看管的意思——他毫无怨言，闻命即行；与沈葆桢、左宗棠吵架，中央偏袒後者，他也“打落牙齿和血吞”，缄口不言。种种行迹，莫不是在向中央表达善意：请组织放心，我决无二心。在此背景下，他宣布马新贻——中央重点培养的高级干部——因男女苟且之事而死，岂不是狠狠嘲笑朝廷的用人失当？前此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故此，郑敦谨一日不来，他一日不提审张文祥。不能照实定案，则只可谎报案情，这么作实有枉法之嫌；但若刑部尚书在案卷上签了字，那就有人分谤，毋庸独受其责。同治九年的最後一天，郑敦谨到达南京；短暂休息後，大年初二，曾国藩就拉着他开庭审案。从此进度加快，正月以前，即将案审毕。结案报告怎么写的呢？跟五个月前魁玉、张之万的初审报告一样：因张妻为人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心怀忿恨，乃乘间刺杀总督大员，“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张文祥杀马新贻，本应算杀害“不拒捕奸夫”，依“擅杀律”，判个缓期执行的绞刑。曾国藩为维护马氏声誉及朝廷体面，却判他“谋反叛逆”，将其“凌迟”、“摘心”。

　　不妨猜一猜：接受酷刑那一刻，张文祥最恨的人是谁？

龙猪汉奸曾剃头


　　曾国藩是名人，名人免不了被编排，一编排，就有了各式绰号。

　　最著名的绰号，叫作“曾剃头”，後人多以为这是因他与太平军作仗、杀敌过多而得到的荣称，其实不然。咸丰三年，他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类似今日之严打办），仗着钦命襄办团练大臣的威风，从省府抢过全省治安大案的管辖权，凡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都解到审案局听候发落。审案局不遵循正常办案程序，一干人犯都是“闻信即提来”，并不通知各级司法部门，提来後，讯问从快，量刑从严：重的砍头，次则杖毙，再次也要抽上幾百鞭。半年间，曾氏大笔一挥，就地正法二百馀人，鞭子抽成重伤约上千人。就凭这日均“剃”一个人头的纪录，长沙人给他起了个“曾剃头”的雅号。

　　第二个绰号，叫“癞龙”，这个外号由两个典故整合而成。吾国传统史书每说到大人物诞生，便不免作蛊作祟，渲染出一些“异象”，或者是祥云满室，或者是电闪雷鸣，或者是神仙托梦。据说，某夜，曾国藩他爷爷梦见一条蜿蜒盘旋、金黄灿烂的大龙，次日，曾国藩便呱呱坠地，应了这个吉兆。这是绰号中“龙”字的来历。自少而老，曾国藩的皮肤病——银屑——就没痊愈过；银屑，即俗称牛皮癣者，亦有松皮癣、干癣、风癣、白壳疮等各种叫法，一言以蔽之，则曰“癞”。因此，人称曾国藩为“癞龙”。不过，还有一种恶毒的说法，说他这身皮肤病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因嫖娼得性病所致，只是，这种说法得不到医学上的证明，故未能流传。

　　第三个，叫“猪子”。咸丰四年夏，曾国藩生平第一次指挥战役，便在靖港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他愤而投水自杀，被幕僚救起。出水後，曾国藩馀恨难消，口口声声要再死一次，左右只好轮班看护，并给他的好友左宗棠报信。左宗棠闻讯，特地从长沙来探班，只见曾国藩呆坐房中，身上还穿着跳水那天的湿衣湿裤，不言不语，“污泥满身”，“气息奄然”。见此情状，不由哈哈大笑，赞一句：“好像猪子”。调侃过後，左宗棠好说歹说，总算挽回了曾国藩的必死之心。

　　第四个也是最後一个绰号，则叫“汉奸”。同治九年夏，因怀疑法国传教士迷拐儿童，“挖眼剖心”（即“折割”），用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天津发生民众暴乱。暴乱中，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神甫谢福音被群殴致死，望海楼天主堂和法国领事馆被焚毁。暴乱後，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派全权处理此事。当时，法、英、俄、美诸国都向清廷施加压力，慈禧则将此压力转加到曾氏头上，令他来不及彻底调查此案的关键——传教士是否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迷拐”和“折割”——而被迫草草结案：处死16名天津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黑龙江，赔款50万两。判决一出，举国大哗，于是，曾国藩头上多了一个“汉奸”顶戴。

　　1943年，史学家范文澜为了影射蒋介石，特地借古讽今，做了一篇曾国藩传记，标题便借用了上述绰号，称《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左宗棠的“伟人体” 李鸿章的“精神导师”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而曾、李实非同一种人，亦有口能说。窃谓并不是曾国藩，而是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殁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若将李鸿章一生的道德文章，与胡林翼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鸿章之才，晚清无出其右者。曾国藩就不止一次说过“汝才胜我”，后人梁启超则如此总结：“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鸿章）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反之，其师曾国藩为人处世，最为讲究“诚”、“敬”、“惧”——或不免诚而近伪、敬而实慢，然大体而言，都能落实——三个字，在李鸿章身上却看不出有几分薪传。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要算是胡林翼的嫡传弟子。

　　以上终归是揣测，有没有事实证据呢？当然有。

　　咸丰十年秋，因李元度玩忽职守，导致徽州失守，湘军大营遂被太平军围困于祁门，危在旦夕。曾国藩欲奏劾李元度，李鸿章力阻，不可，竟“愤然”离去——论其迹，不过是意气之争；论其心，则有临难苟免的机巧。对此，曾国藩极为不满，不在话下。即在曾、李产生矛盾几乎无可弥缝之际，胡林翼致函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再三思量，才未狠心断绝与李鸿章的关系。待到明年，湘军收复安庆，局面为之一变，在南昌赋闲的李鸿章，专函道贺，暗喻浪子回头之意，曾国藩复函乃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虽有讥讽，却不反对重修旧好。于是，李鸿章再巢曾幕，开始谱写风生水起的下半生。

　　这一段风波的原委，尤其是胡林翼信中的那段话，十年后，由曾国藩亲口告诉李鸿章。鸿章听到以后，反应如何，已不可考。然而，若无胡林翼的此番提携，李鸿章的下半生必是另一种模样，可想而知。

　　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的一句名言，他也经常挂在口边，这就是“阴阳怕懵懂”。什么是“阴阳怕懵懂”？因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下篇再讲了。

阴阳怕懵懂


　　咸丰十一年末，湘军攻克安庆，统帅曾国荃欲率师东下，围困南京。其时，长江航道尚未全部肃清，苏、浙大部仍由太平军控制，国荃行将以万人孤军顿守于坚城之下，心中不免忐忑；但是，南京的最后屏障——安庆既已撤除，再不顺势进军，一旦太平军喘息稍定，反攻倒算，或将前功尽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胡林翼写信给他“打气”，信中，便讲了“”的故事：

　　有兄弟二人，哥哥不信神鬼，弟弟则是迷信发烧友，一切言行俱依黄历，不敢逾违。时间长了，拘禁多了，弟弟颇以为苦，看他哥哥百无禁忌，活得潇洒，乃思效仿。有一日，弟弟不择日便外出，半道上，竟撞见了黑煞神（据吾友任继甫考证，黑煞神身形高大，约长丈余，常据路中，堵住行人不让过去，然此神只挡路，并不伤人）。黑煞神责备弟弟，说黄历上清楚写了“忌出行”，你竟敢明知故犯，故不得不示以薄惩。弟弟觉得委屈，说，我犯规一次，便罚了红牌；我哥哥犯规无数次，黄牌也不得一张，太不公平！神曰：“汝兄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

　　故事讲完，林翼因势开导国荃，云：“天下人，惟懵懂足以成事。（汝）往矣，行见大功之成。”曾国藩、国荃两兄弟，仔细比较，国荃更比国藩“懵懂”；故林翼与国藩交流，多用老成世故之言，与国荃谈心，则不妨讲几句怪力乱神，激发他的血性。国荃因此坚定了志意，进逼南京，终成大功。

　　明人王守仁尝说：“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解思维省察，只是个冥行妄作”（《明儒学案》卷十）；他这是讨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举出一种无知而行的极端例子，与林翼信中的“懵懂”程度不同。世间之人，终究还是“懵懂”者占多数，知“阴阳”、谙变化的少。然当时与林翼共事者，个个都是“人精”级别，“阴阳”太盛，真“懵懂”者倒是难得一见；即如林翼本人，虽别有一种豪杰气象，若说他真以“懵懂”而做成大事，打死谁我都不信。但是，既为上士说法，便不能太循常轨，因此，林翼才会讲这个故事给国荃听，怂恿他“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冀能助他解开心结。

　　没料到的是，国荃自从尝到“懵懂”的甜头，以后就不太讲“阴阳”，只管“任意去做”，还真做出一桩“冥行妄作”的事体。同治五年，国荃甫任湖北巡抚，即参劾总督官文，得罪朝野上下不少人，明年，受不住各方压力，不得不辞职归里。官文虽是庸才，但胡林翼对他极力笼络，至结为兄弟；其用意，盖欲利用他满洲亲贵的身份，办事少些掣肘。这份苦心，国荃未能领会，以致两败俱伤。

　　怪不得李鸿章听闻此事，评价国荃，便说：“是太懵懂矣”。

同嫖之雅


　　说起湘军人物，人人脑中首先浮现的必然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个名字，其实，倘依资历、资格和实际贡献作标准，为湘军元老排名的话，益阳人胡林翼才应坐头把交椅。论资历：胡林翼在贵州率兵“剿匪”的时候，曾国藩在京城赋闲，左宗棠则隐居山林。论资格：曾国藩以守孝之身组织团练、左宗棠以师爷身份参佐军务的时候，胡林翼已经是封疆大吏，直接掌管湖北一省的军政。论贡献：咸丰末期，调度长江上下游的军事布置，组织前後方的後勤供应，维系军队与地方的的公共关系，都由胡林翼主持。那么，事过境迁，他的排名怎么变成了第三？

　　窃谓原因有二：一、他死得太早；二、他早年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咸丰十一年，胡林翼因病逝世，不过五十岁。死得太早，便见不到三年後攻克南京的辉煌场面，也因此得不到最高的褒奖，例如曾、左的封侯拜相。而早年的作风问题，则令他在吾国固有的历史功绩-道德评价这种评估体系中得分不高。

　　讲一个胡林翼嫖娼的故事。

　　二十五岁，林翼便考中进士，旋又点了翰林，少年科第，风光无限。翰林院事情少，老婆不在身边，北京城郊结合部亦不乏大量销魂场所，依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胡林翼往那边“潇洒走一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大清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且免不了要接受降级甚至革职的处分。套用一句小说，官员嫖娼，那叫玩的就是心跳。

　　那一日，胡林翼和同事周寿昌“流连夜店”时，便被风化纠察队（坊卒）逮个正着。寿昌耳尖，一听门外大声呵斥，立即跑到厨房换了套佣工装扮，蒙混过关。林翼酣迷，待到醒觉後慌忙爬入床下，纠察队员已破门而入将他纠将出来。随後便是身份辨认。格于严厉的公务员处罚条例，林翼矢口否认自己是翰林。纠察队则见其服饰华贵，怎么也不信，乃侵犯人权，刑讯逼供。那一夜，林翼坚守翰林的尊严，苦苦支撑，受尽羞辱，总算保持了颜面，事态不致扩大到通知单位的地步。次日，胡便与周绝交。

　　“同嫖共赌”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形容朋友间真挚深厚的友谊。胡、周同嫖，陡遇危难，周却弃之不顾，独善其身。逼讯之苦让胡林翼认清了所谓朋友的真面目，因此绝交。不但绝交当时他愤懑不平，事隔多年，他也不原谅周寿昌，甚且恨及屋乌，在招募士兵时严令“善化籍城市油滑之人”不得入伍。按：善化，即长沙；周寿昌，善化人也。

　　胡文忠公（林翼）青年时代风花雪月、年少轻狂的故事还有很多，举此一例，足窥全豹。不过，仔细一想，这和他在湘军排行榜上的名次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可实际上又有关系。

　　奇怪。

二奶路线


　　咸丰中，胡林翼擢升为湖北巡抚，上任後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胡、官之间，存在两种矛盾：一是满、汉的种族区别，一是督、抚同城（武昌）的行政矛盾。紫禁城中有块御碑，专供省部级满族干部“恭读”，碑文略谓：汉人不是同族，故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惟令其供奔走之役而已。官文牢记这条祖训，故对胡林翼等汉人官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总督、巡抚同居一城，互不买帐，明争暗斗，是清代地方政治的痼疾。论官衔，总督高于巡抚；论职权，二者却差不多，且总督并无节制巡抚的权力，倘若二人闹矛盾到不可收拾，也只有各自奏告皇帝，听天由命。这种一山二虎的委任制度，很不合理，却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以防止出现强有力的地方领袖。此前，汉总督吴文镕就被满巡抚崇纶逼迫，在缺兵少饷的情况下战死黄州。胡林翼上任，处身内忧外患中，没有点非常手段还真搞不定局面。

　　林翼的非常手段可以概括为让利与和亲。让利好理解，即保证官文以及官文集团具有各项合法、非法的丰厚收入；以前就有的，继续拿，以前没有的，想方设法给他们增发。只是，光让利，并不能杜绝官文一系人马插手正事，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人，常使英雄泪满襟啊。为了让官文拱手无为，胡林翼选择了。官文极其宠爱某个小妾，一日，此妾生日，乃广发请柬，大开Party。同僚属官们给总督太太拜寿，是当然之礼；为总督二奶庆祝牛一，则是非礼。官文未尝不晓得这层区别，只是小妾虚荣，逼他就范。无可奈何，只得在请柬上做手脚，不标明小妾身份，希望来宾们装个糊涂，共度难关。届时，冠盖云集，好不热闹。某官走到门口，却发现生日主人不是大奶而是二奶，不由大怒，转身就走。走到外边，恰逢胡林翼进来，拉住他问：来了怎么又走？此官说明情况，继续往外走。看着他的背影，胡林翼大赞一声：好有骨气！语毕，他却继续走向会场。旁观者本拟一哄而散，但见巡抚举动如此，不由得腿脚发软，稀里糊涂都跟着他赴席就座。由此，二奶的寿筵得以圆满举行。事後，小妾自然对胡巡抚心存感激，胡林翼且打铁趁热，让小妾拜自己母亲为干妈，自己则作了官总督的干姐夫。据说，此妾曾开导官文，说：我胡哥哥是天下一等一的人才，你懂个什么？事情都让胡哥哥来做，你就别瞎掺乎了。官文遵命而行，湖北大治。

　　《清史稿?列传》每篇後都有一段简评（所谓“赞”），道学气比较重，说到这件“非礼”的事，却非常开明，词曰：“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

摆谱摆成小弟


　　咸丰八年，大兴人俞奎垣出任湖北学政，此人少年科第，中进士，点翰林，作御史，充学政，十余年来，干的都是高雅清贵的活，不免自命清高，不大瞧得起人。在鄂任满，将返京述职，巡抚胡林翼备下一桌酒席为他饯行，并郑重其事，请鲍超过来陪客。

　　鲍超是当时湘军第一名将，官拜提督，约当今日之省军区司令员。胡与鲍，是湖北官阶最高的两位文武长官，一起陪前任教育厅长吃饭，这顿饭，档次是相当的高，排场是相当的大，俞大人的面子，那是相当的大。宾主尽欢，不醉无归，似是题中应有之义。

　　谁成想，俞奎垣在文教界待久了，已养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跟没文化的人在一块，话都不愿多说一句。于是，他在酒桌上只跟胡巡抚谈文化、谈教育、谈翰林掌故，压根儿就不跟鲍提督啰嗦。鲍超大老粗一个，固然谈不了高雅话题，你跟他说幾句天气如何、战况怎样的套话，不也就打发了？非要故意冷落他，不拿正眼瞧他，这不是逼他发飙么？果不其然，草草吃罢，鲍超回到军营，召集左右，破口大骂：区区一个学政，也不把老子当回事儿，武官算个锤子啊！咱们拼死拼活，到底为那个打仗，到底有甚么功劳？罢了罢了，大家伙散了吧！众将士一听，这还了得，一个酸文人将大帅气成这样，怎么着也得找他算帐去。

　　林翼何等机警？在酒桌上就觉得不对头，送完贵客，立马就往霆营去，恰在节骨眼上拍马赶到。入帐找到鲍超，林翼说：春霆（鲍超字）吾弟切莫生气，小俞不懂事，大哥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明天我再摆一桌，专门请你，令小俞作陪客，当面我再教训他，包管你消气。

　　次日，三人再聚首。一开席，林翼面色凛然，全无昨日作东道的和颜悦色，径以翰林大前辈（胡入翰林院比俞早十科）身份，直斥俞奎垣没礼貌、没修养，俞奎垣不敢辩白，惟有低头受教。一边吃，一边骂，折腾了大半个时辰，将要散席，林翼话题一转，说道：所谓不打不成交，今日有此一遭，也算咱三人的缘份，既如此，咱们干脆换贴拜个兄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俞奎垣当然不乐意，犹豫踌躇，不置可否。林翼眼睛一瞪，也不管他，立命手下拿来纸笔，写下三人的姓名籍贯，当筵互换，拜了兄弟。论年纪：胡为长，鲍次之，俞最小；林翼乃笑谓鲍超：从今後，袭芸（俞奎垣字）就是咱俩的小弟，再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春霆你只管教训就是，别担心抹不下脸面哦。

　　一向文雅清高的俞奎垣就这么稀里糊涂给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鲍超做了小弟，心中的憋屈郁闷实在无法排遣。返京途中，他神情恍惚，言动举止渐渐失常，到得涿州竟投井而死，享年三十八岁。

左宗棠的“伟人体”


　　左宗棠参加三次会试，每次排名都在孙山以外，终生引以为憾。但是，道光十八年，他和湘潭举人欧阳兆熊结伴同行、赴京赶考途中，却发生了两件趣事。

　　舟过洞庭，二人下船参拜湖神庙，上香行礼毕，看着浩浩汤汤的八百里洞庭，左宗棠文思大作，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这副对联气魄很大，文艺理论专家通常将之归类到“伟人体”。当然，倘若作者日後没有建立相应的事功，那就当作“伪体”，禁止进入文学史；或者，作者当时并没写下这么一些诗文，功成名就以後，再行补作（请枪手亦可），也能胡乱算作“伟人体”。三十多年後，左宗棠以“书生”领兵，远征西北，“管领”之地远迈“重湖八百”；坐言起行，文质交辉，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留下大名的“过客”之一，终于证明牛皮不是吹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第二天，他又创作了一篇“伟人体”，事情就有点蹊跷。他给老婆写信，称：舟过洞庭，碰到一群悍匪，一干人众失魂夺魄，眼看就要舟覆人亡。千钧一髪之时，自己挺身而出，虽无羽扇纶巾，却也“谈笑却之”，很有诸葛孔明先生当日的风采。云云。

　　欧阳兆熊恰在边上，瞄到这一段故事，不禁大惑：二人同舟数日，一路上风平浪静，哪里来的悍匪？但又不敢冐然置疑，故先向左家仆人打听。仆人一听，嘴角撇了撇，貌似不屑，说：

　　“哪有什么悍匪！不过是我家相公发梦癫罢了。昨天晚上，相公睡在通铺，旁人不慎扯动了他的被子，相公梦中惊醒，连声大呼“捉贼，捉贼”。不但吵醒了船上的客人，连同泊的幾条船也被惊动。大家举火执仗，忙乎了半夜，可是一根贼毛都没摸到。不信？你仔细听听，直到今天，相公的声线还有些嘶哑呢”；

　　左家仆人的证词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仆人眼里没有伟人。

　　欧阳兆雄听罢，极为羞愧：自己睡得太死了，这么大的动静竟然没知觉！愧极，故生恼：左宗棠连自己老婆都骗，太不像话了！恼羞交并，则成怒，遂当面质询左宗棠：“你给老婆写家书也弄虚作假，大言不惭，太过分了吧！”

　　我辈庸凡，每当把戏被人揭穿之时，无不极难为情。左公到底是伟人，面对质询，绝无挖地洞或者尿遁的龌龊想法，他正色道：

　　“这算什么！我问你：楚霸王（项羽）巨鹿之战、汉光武帝（刘秀）昆阳大捷，都号称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难道就全是真的？我看，不过是司马迁、班固这些文人会写文章、会吹牛皮而已。推而广之，天下大事小事，不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今天在家书里写了以少胜多、谈笑退敌，百年以後，大家不也就当作《史记》、《汉书》，信以为真了么？那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你这种不解风情的人？切！”

　　言毕，二人大笑而散。

忘八蛋，滚出去


　　众所周知，左宗棠的出身，不过是个师爷。随行就市，师爷的前途实在有限。可是，左宗棠後来竟帅兵出征，转战东南、西北，战功赫赫，出将入相；这又是什么道理？子细分析，其中必有很多道理。而大大小小各种道理，却又源于一句不讲道理的粗口。

　　话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作金牌师爷的时候，才极大，心极细，故大至军事指挥，小到官员考察，巡抚都要向他请示，方敢定夺。左师爷运筹帷幄，噓枯吹生，俨然是不挂名的一把手，人送绰号“左都御史”（一省巡抚在中央挂衔，亦不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已）。

　　某日，永州军分区司令员樊燮因贪赃枉法，被人举报到省里，巡抚依“例”将此案移交左公馆查勘。数日後，樊燮到省城接受双规，登门拜谒左师爷。二人见面，樊司令作揖行礼毕，等着左师爷安排就座。孰料左宗棠大喝一声：

　　本省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怎么还站着？快！给我请安！

　　司令一听，楞了。要知道，总兵官居二品，师爷则不属政府正式编制；樊燮先行作揖，自认给了师爷绝大的面子，哪知道左宗棠如此嚣张，竟让自己给他下跪请安？不由得面色大变，抗然曰：

　　朝廷所订礼制，可从来没有武官见师爷要下跪请安的条例。你太过分了吧！”

　　左宗棠被樊燮依礼驳斥，不禁恼羞成怒，大骂一句：

　　！

　　司令遵命，愤然滚出。次日，左宗棠不做不休，根据举报信和调查材料，写了一份参摺，将樊燮告到中央。

　　此案罪证确凿，左宗棠的底气来源于此；但是，樊燮後台很硬，左宗棠的命运由此改变。樊燮是湖广（即湖南湖北两省）总督官文的心腹，官文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军在长江上游战区的最高长官。政府编制外人员在“帮办”公务时，作风如此高调，人家要揪幾条小辫子来整你，易如反掌。因此，官文帮着樊燮上诉，并参劾左宗棠这个“著名劣幕”。

　　皇帝一听，大怒：堂堂军政大计，倘若操纵在这种人手里，那还了得！立即派遣钦差查办，并亲笔批示：如果参案属实，可将左某“就地正法”。根据《大清律》，左宗棠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实属违法乱纪。眼看大事不妙。

　　语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其时，左宗棠的朋友有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朋友的朋友又有肃顺、潘祖荫、王闿运等人；军界政界，在朝在野，都是强援。于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一番运作，大势转危为安。

　　但是，性命虽可保住，再作师爷却不太合适。无奈何，左宗棠只得投笔从戎，自领一军，向浙江杀去，并在十馀年後，功成名就。

　　一句粗口，成就了左宗棠。

骂出一个樊美人


　　咸丰年间，左宗棠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的金牌师爷，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骆秉章乐得有如此英才为我所用，大事小事便都托付给左师爷，自己索性做个甩手掌柜。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腐化，到省城接受“双规”，本应由巡抚讯问，也被骆秉章打发到左公馆去接受调查。二人见面，樊燮拱手为礼，左宗棠却让他行跪拜礼。总兵是朝廷二品，师爷却属体制外聘用的临时工，樊燮当然不跪。左宗棠勃然大怒，骂道：“忘八蛋，滚出去！”

　　此後，樊燮打点关系，一边为自己翻案，一边反攻倒算，检举左宗棠这个“著名劣幕”；左宗棠这方，则有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出面斡旋，幾个回合下来，胜负判然：左宗棠毫髪未损；樊燮则被革职，并遣回湖北原籍，监视居住。经此一役，樊燮心性大坏，变得神里神经。回家後，他盖了一栋读书楼，遍请乡邻，举酒发誓：左宗棠，不过是一个举人，竟敢这么欺负人！夺我的官，骂我的娘，举人就了不起吗？从今天起，我遍请名师来教育儿辈，要考不中举人、进士，点不上翰林，就不配做我樊家的子孙！

　　仪式完毕，樊燮将家中改造成高考魔鬼训练营。首先，在列祖列宗的牌位边上另立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樊燮亲自带领儿子对着牌位跪拜行礼，口中并念念有词：“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住书楼，不许下来，其他人众则一概不许上去，食物饮料都用吊篮转运。最後，樊家少爷在家都不准穿着男装，而做女式打扮。中了秀才，方许脱去女式外套；中了举人，才让换掉女式内衣。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内，其子樊增祥就考中进士，後来更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樊增祥且写得一手好诗，是清末民初晚唐体的大家。民国诗评家汪国垣曾比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为光绪、宣统间的诗人们排定座次，称《光宣诗坛点将录》，樊增祥名列前茅，被封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不过，兴许是少年时代男着女装留下了後遗症，樊增祥的言动举止俱有女性化倾向，故在双枪将以外竟还得了个绰号，唤作“樊美人”。而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樊氏的性取向也有点扑朔迷离，很符合“美人”的定义。

人弃我取的知人之明


　　左宗棠给曾国藩作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谋国”这等大事，我们且不管他，至于左氏对曾文正公的“知人之明”是否真的“自愧不如”，揆之左宗棠在人事领域的诸多表现，实在令人怀疑。讲两个案例，看这种怀疑有没有道理。

　　曾国藩初兴“义师”，手下有位大将名叫王錱，不仅对敌时勇猛逾常，运筹帷幄的水平也极为高明，且著有《练勇刍言》——为此後湘军、淮军乃至北洋军营制的滥觞。可是，只因为在统辖人数的问题上与曾国藩产生分歧——王欲自统三千人，曾却认为他的能力只够带五百人——挥师东征的时候王錱竟被弃而不用。後来，湘军连折两员大将——塔齐布、罗泽南——曾国藩欲求一将而不可得，局势困顿而不可再振，乃在江西受尽太平军的磨折，并终因师久无功而黯然还乡。王錱却在左宗棠（其时为巡抚幕客）的指挥下，防守湖南，援助江西，所向克捷，太平军对之极为忌惮，至以“出队莫逢王老虎”为诫。王錱因病早逝，留下一支军队，称“老湘营”；左宗棠投笔从戎後，便以这支军队为骨干组成“楚军”，完成了收复浙江、中原剿捻及西北平乱的大业，可谓“虎死不倒威”。

　　衡阳人李楚材，尝入太平军，後投降曾国藩，人称“李九长毛”，作战迅猛，颇得好评。他有三种绝技：一，跑得快，可以“走及奔马”；二，水性好，“入水不濡，可历数时”；三，“黑夜有光”（气功术语称之为“人体奥拉”）。一次，援助湖州，至时城已失守，回来向曾氏报告，说行军甚速，自己并在“昏异之中，偷过贼营十馀座，已探至城根矣”，无奈敌军抢先得手。曾国藩却不相信他那近乎特异功能的绝技，斥为胡说八道，将其革职。除了打仗，楚材再无其他可以糊口的技能，如今饭碗被打破，势必要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左宗棠领军後，有鉴于曾氏“调度乖方之至”，不仅平时“词旨亢厉”地批评他，且立下一条不成文法：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曾国藩弃用的，左大帅都给提供职位。楚材闻此，便前去投靠。与左氏见面後，楚材特地将三种绝技表演了一遍，宗棠“试之皆验”，大喜，即命统率四营（较在曾营时尚多统千人）。嗣後，楚材如鱼得水，“颇立战功”。

　　曾国藩于眉睫间如此英才都交臂失之，左宗棠怎么会佩服他的“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