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 - 2008-4-7 10:35:00
内容简介
中国从秦朝建立皇权体制到前清为止，历时2133年。其间皇帝制度、宰相制度，以及文臣武将、嫔妃宦官等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到明朝时达到最高峰。
本书即以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嫔妃宦官等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为线索，具体介绍和分析了皇权体制的运作机制，指出它是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社会制度，一切以皇权倾轧为目标，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完整、严密的控制。这样，在庞大的皇权体制的压力下，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嫔妃宦官等人物的命运大都是悲剧性的，他们在权力的得失之间，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悲剧。...
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古人
漫无边际的中国皇权
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
皇帝的宝座——耀眼而血腥的权力碑
引 言：血光闪闪的龙椅
专制帝王如何实现“绝对领导”？
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
帝王秘诀之二：愚民政策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
帝王秘诀之五：深藏不露
官场红人——皇权体制下的“众生相”
引 言：皇权社会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权力舞台
皇帝与宰相：难解的“矛盾体”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帝相关系”的范式：刘邦与萧何
宰相得人，利国利民
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宰相
得过且过，太平宰相
文臣：帝王的“网中鱼”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文人的朋党之争
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匡胤：“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
“风流宰相”严嵩
官场红人凭什么“弄权”？
“弄权”之一：事上之道
“弄权”之二：同事相处之道
“弄权”之三：驭下之道
“官场红人”的自保之道
权力悲歌——皇权政治中的人生宿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天子也命苦”
对死亡的恐惧：“英年早逝”的唐宪宗
对死亡的恐惧：雍正暴死之谜
“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
李后主：“亡国又陪了夫人”
宋徽宗痛失江山
“破天荒”的《训政细则》
宰相：战战兢兢的“二把手”
皇帝的“替罪羊”
皇帝的“替罪羊”：上官仪之死
皇帝的“替罪羊”：“冤死鬼”宋申锡
“你方唱罢我登场”
“你方唱罢我登场”：乱哄哄的“牛李党争”
“此起彼伏”的首辅争夺战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刀下鬼”夏言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严嵩的倒台
文臣：权力主宰了理性
士大夫的“工具化”
“一朝天子一朝臣”
“贰臣”的悲哀
“文字狱”的牺牲品
退隐山林，以保全性命
“绝对权力”法则——中国皇权社会的生存密码
引 言：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形成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一：军队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二：法律
皇权社会权力三要素之三：哲学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二：权力与金钱“联姻”
皇权社会四定律之四：历史周期律
后 记
星空 - 2008-4-7 10:35:00
皇权统治下的中国古人 漫无边际的中国皇权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7世纪初的英国。当时，英国处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1608年的一天，詹姆斯一世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皇家法院亲自审理几件案子。
一进皇家法院，正好碰上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等詹姆斯一世说明来意，柯克却略带遗憾地说：“对不起，陛下！我很理解您的意图，但是您没有审理案件的权力！”国王听后大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厉声质问柯克法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英国都在朕的统治下，区区几桩案件，朕竟然无权亲自审理，这是哪门子道理？”
柯克法官毕恭毕敬地听完后，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容臣禀告！陛下，您是国家元首，总揽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但是，您要亲自审理案件，却是万万不可！”
“哈哈，国王不能亲自审理案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大法官阁下，我国的法律历来是以理性为依归，你不让朕审理案子，是否认为朕智商低下，不如你和你的同僚有理性？”
在国王的步步紧逼下，柯克并不退让，反而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不错，陛下您确实是知识丰富，而且天资聪颖。但是，陛下对英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而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财产，只靠自然理性是不够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没有达到精通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审理案件。陛下，不知您意下如何？”
“这……”听完柯克的话，国王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爱卿，你说得不错，句句在理，于我心有戚戚焉，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国王一面打着哈哈，一面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然后就打道回宫了。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
1866年10月，在一大群文武百官簇拥下，威廉一世来到波茨坦行宫。此公向来刚愎自用，早就因为血腥镇压1848年革命而得了一个绰号——“炮弹亲王”。现在，这位“炮弹亲王”已经贵为普鲁士国王，在两个月前他又被推举为北德意志联邦主席，更是威风得不可一世。
这一天，威廉一世兴致勃勃地登高远望，忽然发现宫墙外面不远处耸立着一座旧磨房，挡住了自己的视线，真是扫兴！于是，他就派一个大臣去和磨房主交涉，准备把磨房买下来，然后拆毁。
不料，磨房主却不识抬举：“这磨房是我们家祖传的产业，是无价之宝，我要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威廉一世也不气馁，又开出很高的价钱来。可是，这位磨房主就是“死心眼”，偏偏不肯买他的账。威廉一世勃然大怒，便大手一挥，派人强行拆掉了磨房。
没想到，第二天，磨房主就将威廉一世告到最高法院。结果，几位法官一碰头，作出判决：国王违反了法律，必须重建磨房，并赔偿磨房主的损失。威廉一世知道后，苦笑着说：“唉，我这个国王有时也会头脑发热，做下一些错事。幸亏我国还有这么好的法官，能够刚正不阿地办案，实乃国家之幸！”于是，威廉一世命人重新建造了一座磨房。
读了这两个故事，我实在是大惑不解：都是专制君主，为什么人家的“国王”没有我们的“皇帝”威风？看上去，詹姆斯一世和威廉一世都还挺遵守法律的。在封建社会里，法律不是君主统治老百姓的工具吗？
贵为“一国之尊”，詹姆斯一世想去法院（而且还是皇家法院）亲自审理案子，这件事无论是对法院，还是对法官，都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对于英国今后的司法工作也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所以柯克法官真应该列队欢迎国王。可是，詹姆斯一世却在这里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位柯克先生是不是有两个脑袋，竟敢对国王说“不”？他胆大包天，就不怕詹姆斯一世一怒之下会将他“就地免职”，甚至推出去开刀问斩吗？在君主专制时代，这可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威廉一世贵为“万乘之尊”，想拆掉一座又老又旧的磨房，还要和磨房主反复商量，这已经让人不可思议了，而且他还肯出重金，不是白拆。对此，我都快被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了：这位威廉一世还像是一个国王吗？看上去，他似乎连中国古代的一个“县太爷”还不如呢。过去，一位县太爷想拆老百姓的房子，简直比拆一个鸡棚、狗窝还容易！可是，威廉一世要拆一个磨房都这么困难，那他还如何“大展宏图”，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这位磨房主的胆量也真够大的，竟然敢控告国王，他哪来的胆量？普鲁士的最高法院怎么敢受理这么“棘手”的案子？那几位大法官怎么敢判国王败诉呢？他们是吃错药了，还是得了神经病，就不怕威廉一世在背后给他们“小鞋”穿？……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那第确实是令人不可思议！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法律，只敬畏执掌法令的人——大大小小的官吏（特别是专制帝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皇权至上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长期而又残酷的统治，特别是皇帝高高在上，凌驾于一切法律和社会力量之上，主宰一切，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就像天罗地网一样覆盖、笼罩着中华大地。所以，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位专制帝王的重量要远远超过另一端的亿万子民。
在这块土地上，皇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的意志、权威可以主宰一切：在政治上，是绝对的君主集权；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垄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控制人们的思想，等等。在这种皇权国家体制下，全国臣民都像奴仆一样诚惶诚恐，等待着那深不可测的“天威”或“天恩”的突然降临。而且，中国的专制帝王拥有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机构和力量可以制衡他，足以令其他国家的帝王“相形见绌”，“自愧不如”。例如，威风凛凛的罗马皇帝要受到元老院的制约，不能一意孤行；埃及的法老、印度的国王，对于强大的宗教势力也不能任意干涉。所以，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崇拜的是权力（特别是皇权），而不是法律。
在政治学上，权力、财富和荣誉，并称为人类的三大“价值维度”。关于权力的分量，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权力有那么一点“崇拜心理”，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权力这么痴狂，这么深入骨髓！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去投机钻营，买官卖官？还不是只要当了官，就有权、有势、有钱！这也难怪，在皇权社会里，权力实在是太重要了：权力既是地位，又是利益和荣誉；与权力相伴，既有无上的荣耀，也有无比的风险。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多姿多彩，对许多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
星空 - 2008-4-7 10:36:00
皇帝：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古往今来，权力几乎是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那么，产生在中华大地上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帝王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
1．天使，还是恶魔？
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一位国王高踞在宝座上，他头戴王冠，身穿描花绣彩的锦袍，豹头环眼。在宝座两边，笔直地站着十几名手执长戈、腰挂利刃的卫士；在殿下，站立着一排排神态惶恐、连大气也不敢出的文武臣僚。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此时，在他的怀里还半躺着一个风骚美女——妺喜，她是夏桀心爱的宠妃。
在大殿阶沿下，有一群武士正在向一个大铜柱里面添炭加火，铜柱的颜色逐渐由青色变成紫红。这时，一个武士端来一盆清水，朝铜柱泼去。只听“嚓嚓”几声脆响，清水顷刻之间化成几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夏桀“别出心裁”发明的一种酷刑——“炮烙”。
当时，因“炮烙”而丧生的人不知有多少，今天厄运又轮到了大臣关龙逢的身上。那么，关龙逢究竟犯了什么罪？很简单，就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
原来，夏桀生性荒淫而凶残，经常肆意妄为。例如，他大造宫室，派人四处搜寻美女，整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在后宫群芳里，他最宠爱妺喜，而妺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爱好：喜欢听撕裂布帛的声音。于是，夏桀就派人把成捆的布帛撕碎，逗她开心。
这一天，夏桀在凉台上纳凉，忽然发现市场里人头攒动。于是，他又“心血来潮”，命人将几只斑斓猛虎装入铁笼，送到闹市上。正当大家围着铁笼观赏猛虎时，夏桀突然下令打开铁笼。这几只老虎已经饿了好几天，正又饥又渴。所以，铁笼一打开，几只老虎就狂啸而出，张开血盆大口，扑向密密麻麻的人群。一时间，虎吼人哭，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忍睹，夏桀却站在一旁仰天狂笑。
对于夏桀的荒淫暴虐，上大夫关龙逢实在是看不下去，便犯颜直谏：“大王，您这么做，会丧尽人心，微臣担心要出大乱子！”夏桀却把嘴一撇：“你又在胡说八道了！天上有太阳，地上有我夏桀；太阳不亡，我就不会灭亡！”
关龙逢听后，长叹一声：“大王，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了。因为您自比太阳，民间有一首歌谣：‘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你同归于尽！’”夏桀大怒：“好你个关龙逢，竟敢诅咒孤王！那我就让你也尝一尝炮烙的滋味，让你自己灭亡！”
这时，铜柱已经被烧烤得红中泛白了，风骚妖媚的妺喜急忙娇滴滴地催促夏桀：“大王！快动手吧！我还要看一场好戏呢！”“好！好！我的小美人儿，这就动手！”说完，夏桀在她的脸蛋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然后放下妺喜，杀气腾腾地来到白石阶沿上，冷笑一声：“关龙逢！今天，我要让你明白：我是太阳，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说罢，夏桀仰天狂笑，声震殿堂，群臣纷纷低下了头颅，有的竟然吓得尿了裤子。
面对死亡，关龙逢却毫不畏惧：“苍天啊！你快拯救天下的生灵吧，我纵然死在炮烙之下也瞑目了！”这时，夏桀大喊一声：“行刑！”四名武士用铁索将关龙逢抬到铜柱边，然后一声呐喊，猛地迫使关龙逢当胸抱住铜柱。只听一声惨叫，关龙逢顿时毙命，顷刻间变成了一副发黑的骨架……
在中国历史上，像夏桀这样赤裸裸的恶魔，绝非只有他一个，诸如商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清朝末年的女独裁者——慈禧太后，他们也都是十足的专制魔王。
尽管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恶魔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独裁者，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冠以“恶魔”的称号，例如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大帝玄烨，等等。
令人不解的是，甚至还有一些独裁者备受后人的颂扬，诸如消灭殷商、建立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及后来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姬旦，都是后人眼里的“圣君贤相”。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里，大唐王朝“天下太平”、“万方来朝”，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至于李世民本人，也以善于“用人”、“纳谏”的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彪炳史册。
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受到许多人称颂的独裁者，诸如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明朝末年的李自成，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等等，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称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伟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独裁者，例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明成祖朱棣、后金皇帝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人，他们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衮衮诸公，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掌握最高权力的独裁者，除袁世凯已经被后人定为大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外，其他人似乎都很难简单地用“天使”或者“恶魔”来评价。可以说，他们既是“伟人”，又是“罪魁”；既是“天使”，又是“恶魔”。一句话，他们是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2． 绝对权力将“天使”变成“恶魔”
古往今来，人们都是敬畏“天使”而害怕“恶魔”的，因为天使和恶魔都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他们或者给世人带来福音，或者给人类带来灾祸。总之，是权力造就了“天使”和“恶魔”，没有权力的“天使”，谁会敬畏？没有权力的“恶魔”，谁会害怕？
在神话里，天使就是天使，恶魔就是恶魔，都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是真主，还是上帝，或者释迦牟尼，永远都是庇护苍生，降福人类，他们绝不会有朝一日突然变成祸害人类的妖魔。但是，在人间，“天使”却常常变成“恶魔”，促使他们蜕化和变质的是绝对权力。
对此，中国人有一句古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是对这种变化的生动概括和写照！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在起义之初，他们都称自己是“救苦救难”的“天使”，而一旦大权在握，胜利在望，就会撕下脸上的面具，逐渐变成“恶魔”，从陈胜到洪秀全莫不如此。
早年，陈胜家境贫寒，“尝与人佣耕”。不过，他胸有大志，不肯忍受这种生活。有一次，在田间劳动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苟富贵，毋相忘！”和他一起干活的穷伙伴们听了，都很好笑，就问他：“若为佣耕，何富贵也？”意思是，现在我们为别人耕田，哪来的富贵？陈胜长叹一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几年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打进陈县，当上国王，就开始讲究享受和排场了。这时，一些老伙伴来找陈胜，谈起了陈胜过去贫贱时的情形。本来，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陈胜却认为揭了自己的“老底”，脸上无光，就把这几个老伙伴全杀了，将自己昔日“苟富贵，毋相忘”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因而丧尽了人心。最后，陈胜众叛亲离，被车夫庄贾所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领袖，陈胜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从未有过的大权。
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早年，在科举考试落第后，他曾愤然写下一首《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诗充分表现了黄巢对于专制帝王的仇恨，以及决心要推翻腐朽的李唐王朝的壮志豪情。
乾符二年（875年），黄巢发动起义。不久，他自称“冲天均平大将军”，展现了均平富、铲除恶邪之类的“天使”一般的胸襟和抱负，因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般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
当黄巢率领起义军攻进京城长安时，也是秋毫无犯，惟恐惊扰了穷苦的老百姓，无愧为“天使”。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
“贼陷京师。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为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
当时，黄巢命大将尚让安抚百姓，并表明他同李唐皇帝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是爱护百姓，而李唐皇帝则是坑害百姓。而且，起义军也不是光耍嘴皮子：起义军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周围的老百姓抛送钱财。这时，黄巢及其部下真应该被称为“天使”。
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黄巢从春明门浩浩荡荡地开进皇宫，登上太极殿，数千名宫女一齐下拜，高呼：“黄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那燕语莺声传入耳畔，黄巢真是觉得心旷神怡，顿感自己已经不是凡人了。所以，他仰天大笑：“今日之事殆天意欤！”
随后，黄巢就向封建统治阶级学习，自称皇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又封自己的妻子曹氏为“皇后”。然后，黄巢登上丹凤门，向众人宣布大赦令，并得意地说：
“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廣（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
身为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竟然也向封建皇帝学习，耍起文字把戏来：把“廣（广）”字解释为“唐”字去掉“丑口”而安“黄”字，以说明自己当皇帝是天意。
同时，黄巢又重用唐朝的旧官僚，赐给他们高官厚禄，甚至派人到处去寻找唐朝的宰相，让他们来做大齐的宰相。
此时，黄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王朝的独裁者了。所以，他对人民就变了一副嘴脸。
有一次，在与唐军作战时，起义军不利，一度退出长安城，“坊市百姓迎王师（指唐军）”。稍后，起义军反攻，又杀回长安。于是，黄巢迁怒于长安百姓，下令屠城，血流成河，这是何等残暴！这时，黄巢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恶魔”！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口号，到处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在进北京前，起义军纪律严明，不许私藏金银、占住民房、踏坏田苗，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许多人就像“大旱盼云”似地盼望李闯王！
就是在进北京城之初，起义军也是秋毫无犯，“上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可是，没过几天，起义军就很快由“义军”变成了“害军”。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早在进入北京前，李自成就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李自成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此前，他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后，他逐步蜕化为封建帝王。这年春天，李自成一攻克襄阳，就“改襄阳为襄京，修故王宫殿居之”。第二年正月，又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当上了专制帝王。随后，他又学着封建统治者那一套，给自己的祖宗八代各加“谥号”。
同时，李自成又忙着给自己整修宫殿，“据秦府为宫，收姬妾数百以充实之……发民夫，大修长安城，挑濠堑，具楼橹，视前制倍壮丽”。此时，李自成虽然仍是头戴白毡笠，身着蓝箭衣，胯下乌驳马，但他已经蜕变成一位封建帝王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在黄龙旗的簇拥下，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大顺皇帝取代了崇祯皇帝。搬进皇宫后，李自成册封妻子高氏为皇后，以谋士牛金星为宰相，大将刘宗敏掌管军队，下面的文臣武将也大多是明朝的高官显贵。
作为文官之首，大学士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享受起“大顺宰相”的滋味儿来了。至于刘宗敏这个铁匠出身的将领，也抓紧时间享福发威：一方面亲自拷问豪绅大富，大肆搜刮金银；另一方面把正在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给霸占了，促使吴三桂叛变降清，带来千古祸害。
“上梁不正下梁歪”！集结在北京的40万起义军（也许应该称他们为“大顺官兵”）也跟着变质了，“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当时，有人曾提醒刘宗敏，这样下去会激起民变，刘宗敏却说：
“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军兴日费万金，安所取给？”
这等于是公开告诉40万大顺官兵：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奸淫掳掠，胡作非为，谁也不会制止你们！
倘若大顺皇帝李自成不同意（至少是默许），刘宗敏又怎么敢如此纵容？他有几个脑袋？
由于新建立的大顺王朝迅速腐败，老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始愤痛思旧矣”。现在，人民竟然怀念起腐朽的明朝来，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不久，吴三桂投降清朝，引八旗兵入关。其实，这也并不是十分危险的情况，因为此前清兵也曾多次绕开山海关南下，最后还是退回关外，何况清军面对的是比明军强悍十倍的大顺军！所以，清军统帅、摄政王多尔衮对李自成也心存畏惧：
“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李）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在不小……”
这句话，可以说是既正确，又错误：说它正确，是因为李自成的确比清军厉害，竟能一举攻克北京；说它错误，是因为多尔衮没有看到大顺军队已经迅速腐化，不再是昔日斗志昂扬的农民军！
据《明季南略》记载，大顺官军东征山海关时，将士们一个个腰缠万贯，“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在八旗铁骑和拼死报仇雪恨的吴三桂的军队面前，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至于那位喜欢抢别人小老婆的大将刘宗敏，此时虽然仍是气冲斗牛，但毕竟是“中气不足”了，在与八旗兵交锋时挨了一箭，只好落荒而逃！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匆忙退回北京。这时，他不是设法坚守北京，而是急着要正式登基当皇帝，过一回“皇帝瘾”。在撤退前一天，李自成匆匆忙忙补办了一个“登基大典”：他头戴皇冠，身穿皇袍，登上武英殿的蟠龙宝座，就算是正式即位了。然后，他又追尊七代祖先为皇帝。这当儿，文武大臣一个个蟒袍金带，跪在下面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李自成又颁发一道“大赦令”，宣布当年为“大顺永昌元年”。就这样，一个短命的、不被后人认可的王朝——大顺王朝正式诞生了！
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有心思演出这么一幕“加冕登基”的闹剧，实在是荒唐之极！
更可气的是，“登基大典”一结束，刚登基的“大顺皇帝”李自成竟然向西楚霸王项羽学习，下令焚毁皇宫和北京城。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怪毛病：只要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这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时，李自成还是进北京前那一付装束：白毡笠、蓝箭衣、乌驳马。在他的身后，是一大批愁眉苦脸、心怀鬼胎的明朝降官，还有几百名花枝招展的宫女，以及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至于那几十万大顺官兵，当然是个个腰间缠着沉甸甸、鼓囊囊的钱袋儿，活像一批抢饱后的强盗。
现在，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透过窗棂望着被大火映红的夜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到底是恐惧、惶惑，还是幸灾乐祸？总之，他们再也唱不出“迎闯王，不纳粮”的赞歌了。
算下来，大顺朝在北京号令了40天，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几天的金銮宝殿（其中，有14天是东征山海关）。退出北京后，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下，李自成一蹶不振，最后战死在湖北九宫山，年仅39岁，这位“一代人杰”走完了自己从农民军领袖到封建帝王，即由“天使”变为“恶魔”的短暂旅途。很明显，造成这种剧变的巨大动力是“绝对权力”！
李自成死后二百多年，另一位“天使”——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农民起义，这就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原本是一位“名落孙山”的秀才，仗着自己读过一些西方书籍，便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创立了一个中西糅合、“不土不洋”的“拜上帝会”。当时，洪秀全自称：天父上帝派他到人间剿灭清妖，建立“人间天国”。于是，洪秀全就成了一位半“人”半“神”的“天使”。
至于他的助手杨秀清，则是做得更绝！有一天，他忽然手舞足蹈地宣称：天父上帝附体。从此，他就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在特殊情况下，杨秀清还可以宣称上帝附体，假借“天父上帝”的名义责问甚至鞭笞洪秀全。
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以“上帝”的名义号召群众，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
不久，洪秀全打进南京，在那里当上了“天王”，杨秀清当上了“东王”，下面还有北王、翼王等一大堆王。太平天国建立了！这时，洪秀全虽然没有自称皇帝，但他是天王，照样大权在握，可以作威作福。
在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这位“天使”曾明确宣布：世间有许多不平之事，他要把这个“乖离浇薄”、“凌夺斗杀”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但是，就像陈胜说过的“苟富贵，毋相忘”一样，这些话只适用于未富贵时。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就立即下诏，“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起初，太平军官兵之间是平等而亲密无间的，彼此之间见面也就是一拱手而已；就是群臣参见洪秀全，也只是一膝着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节，以至于“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但是，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就下诏，命全体官兵“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如果见到大小官员，军民人等必须“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在绝对权力的驱使下，洪秀全这个“天使”的面目越来越狰狞。当时，他长期深居宫中，头上戴着皇冠，身上穿的是绣龙描云的龙袍，说一句话就是“天旨”，“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至于他的嫔妃（也就是大小老婆），多达200人，宫女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几个王也是姬妾成群。可是，根据天平天国的“天条”，一切官兵、百姓，都不能嫁娶婚配，连娶老婆都不准，更别提生孩子了。
总之，洪秀全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至于那个神圣的光环——《天朝田亩制度》，说穿了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早就成为一纸空文。而且，没过多久，天王洪秀全就下诏“照旧交粮纳税”，恢复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
此外，洪秀全还亲自签署告示，明确宣布：
“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严禁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
类似的告示、命令比比皆是！
好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
一般的穷苦老百姓谁会想到，他们那样虔诚信奉、并为之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竟然会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我们只能看到“绝对权力”又在作怪！
“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洪秀全这个“天使”明明知道这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但他还是重蹈了“黄巢李闯安在哉”的覆辙。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们似乎不能用一句“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来简单地概括！
星空 - 2008-4-7 10:36:00
皇权国家体制的悲剧
读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从“天使”变成“恶魔”？
有人说，权力之所以让那么多的天使中“毒”变质，甚至变成面目狰狞的恶魔，是因为这些“天使”的体内潜藏着一种邪恶之气——“权势欲”，这些人平日也许像“天使”，一旦大权在握，权力就会与肌体内的权势欲迅速结合，从而发生质变。
不过，这种看法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失之肤浅，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天使”般的人物，他们主动放弃最高权力，结局却是“出人意料”——引发了一场杀戮，以对权力的残酷争夺而告终。下面，让我们来读一则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说它特别就在于，它曾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虽然这一点没有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遗产，我们还是有责任将它发掘出来，传之后世。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很敬佩和崇拜英雄。其实，中国人真正应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非杀人如麻的专制帝王，而是那些主动“让国让权”的英雄。可惜的是，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淹没在对专制帝王的崇拜里。君不见这些年各色各类的“帝王戏”、帝王小说，一直在国内红红火火、长盛不衰？
原来，吴国的始祖是太伯、仲雍兄弟，他们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当时，周太王想把君位传给第三子季历（周文王的父亲）。于是，两个哥哥——太伯、仲雍主动出走，将太子之位让给季历。在南方，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句吴”的国家，所以吴国本身就是“让国让权”的产物。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死。临终前，他想把王位传给第四子季札。可是，季札坚决不肯接受，寿梦只好把王位传给长子诸樊，并留下遗言：自诸樊开始吴国的王位先不传子，而传弟，意在最终把王位传给季札。
就这样，王位传到了老三余昧手里。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余昧病死，遗命季札继位。但是，季札宁可离家出走，也不愿意当这个国王。“国不可一日无君”，最后，大臣们一商议，决定改变“兄终弟及”的定例，另立余昧的儿子王僚为吴王。
于是，在“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上，王僚与公子光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位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他坚持“兄终弟及”的原则（实际上是他想当国王），认为自己才是吴国的“合法继承人”。
“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结束让国、让权，就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公子光抢先发难了。
当时，通过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待勇士专诸如上宾，把“宝”全都押在他的身上。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四月，公子光请王僚赴宴。“宴无好宴”，王僚也很谨慎，身穿重甲，身旁又有许多士兵保护。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假装送菜，突然抽出匕首，一剑刺穿王僚，王僚当场毙命。事后，公子光如愿以偿，做上了吴王，是为“阖闾”。吴国“让国让权”的悲剧，也就此收场（阖闾死后，是他的儿子夫差继位）。
读完这则故事，真是让人心酸！面对王位和最高权力，上一代人（诸樊、余昧、季札）是谦和、仁爱的“让”，到了下一代人（王僚、公子光），就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争”，正好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阴差阳错，这些“让国让权”的先辈们做梦都不曾想到：温文尔雅的“让国让权”非但没有达到消灭互相杀戮的目的，反而酿成了一场悲剧，而这场悲剧竟然要以鲜血来结束。所以，后人从中吸取了一个“宝贵”教训：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绝对不能有“妇人之仁”，只能“先下手为强”，否则就要遭殃！这不，公子光就是一个聪明人，他下了狠心，而且下手比王僚快，结果笑到最后，还挤进了“春秋五霸”的行列，名垂青史，成为后人仰慕不已的英雄。
遗憾的是，在尧、舜、禹之后，让国让权在皇权社会就几成绝响，仅此一例，剩下的全都是尔虞我诈的杀伐。
所以，吴太伯、季札等人反而成为中国历史的“反面教材”，为后人所不齿。其实，在皇权社会的“权力场”上，根本没有让可言，“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即使你肯主动让权，又如何自保，善始善终？
看来，还是大思想家韩非子说得好：“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大搞专制、独裁，他们的资本就在于掌握了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不争何来？在这里，“专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是让国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让权＝乌托邦”这条政治铁律的最好佐证。
皇权时代，中国实行的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让国让权缺乏制度的支撑，只能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古代，“让”最多只是一种品德（也许该称为“美德”），虽然可歌可颂，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个社会要想正常发展，品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一套能够“持之以恒”的运作机制，靠机制来约束人。
在皇权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争”才具有普遍性。问题不在一个“争”字，而在于如何“争”。是否一定要依靠暴力，要以杀戮为代价？看来，我们的先人最多只考虑过“让”，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公平、合理的“争”。
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正因为迟迟没有确立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所以，在权力（特别是皇权）面前，大家无法“和平共处”。那时的中国人可以说是被权力这头“怪兽”弄得日夜不宁，哪怕哀鸿遍野、白骨遍地，也没有人过问。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那些异姓的“局外人”觊觎最高权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皇族内部也没有一天太平过：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哥哥杀弟弟，弟弟杀哥哥，甚至连母亲也可以杀死亲生儿子。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权”字。“权”，这个字眼，让多少人为之朝思暮想、魂牵梦绕、黑白不分，甚至六亲不认，干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千百年来，这种皇族内部的杀戮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唉，反正皇帝的大小老婆多，既然可以多生几个龙子龙孙，那么为权力的殿堂多供奉一些“祭品”也是应该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至于天下臣民，都是专制帝王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听任他们的践踏、宰割。在皇权国家体制下，专制帝王“受命于天”，是天下的主人，依次而下构成臣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一人为主，其他人均为臣仆的局面：除了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最自由”之外，其他人的人格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
更有甚者，历代帝王大力推行“愚民政策”，致使中国人愚不可及，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留给我们的最大“治绩”——即使已经“治”到了这般已经“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语）的略高于畜生，甚至不如畜生的境界，还要山呼万岁，对专制帝王顶礼膜拜，感谢“皇恩浩荡”！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只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没有“民权”，也就扼杀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生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国家体制的罪恶与悲剧！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社会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皇权主宰下的“权力场”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大舞台。
为了争夺权力，有的人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有的人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喋血宫门，有的人在疆场上浴血拼杀。时而祸起萧墙，时而乱起边陲。在“权力场”这个大舞台上，皇帝、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上演了无数个“悲剧”和“喜剧”：崇高的令人肃然起敬，悲壮的让人扼腕叹息；滑稽的让人捧腹大笑，丑恶的令人痛恨不已；有的让人既怜又恨，有的让人又喜又忧，真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
不过，要想在“权力场”上取得立足之地，并飞黄腾达，又谈何容易？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皇权国家体制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对权力（特别是皇权）顶礼膜拜，把皇权和权力场看得无比神圣，甚至陷入权力场而不可自拔。纵观古今，真正看透专制皇权和权力场，达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意境的，又有几人？
总之，皇权政治和权力场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既然皇权政治和权力场如此令人着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么，对其奥秘进行全方位揭示，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星空 - 2008-4-7 10:36:00
皇帝的宝座——耀眼而血腥的权力碑
引 言：血光闪闪的龙椅
巍巍紫禁城，金镶玉嵌的天子御座，充分显示出专制皇权的无限威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龙椅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能够坐上这把龙椅，多少人杀得头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为了它，在金銮殿里上演过多少次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历代王朝始终没有确立一套君位继承的机制，在皇位更替之际经常会发生政治危机，老皇帝一驾崩，天下就大乱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中国的皇位继承不外乎“子承父业”和“兄终弟及”这两种方式（在个别情况下，也有隔代继承）。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发生在皇位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不断翻新，数不胜数，读后真让人既恐怖，又凄凉，唏嘘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皇帝素来享有“半人半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诞生，它的“共生伴侣”——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也就随之而来。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个血腥的宫廷故事！一般人读起来，往往是“一头雾水”，稀里糊涂，根本就无法理解。
可是，只要我们把它放到“中国古代皇权社会”这个大背景之下，就会豁然开朗，洞若观火。
汉武帝晚年，出于一片“护犊之心”，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弗陵，很想立他为太子。为了防止他的母亲临朝称制，威胁皇权，刘彻一狠心，就提前将这位曾经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赐死。
在今天的人看来，立儿子为皇太子，却要处死太子的母亲，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皇权专制时代，这件事却备受后人的赞扬，更被视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糟糕的故事，在中国史不绝书，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凶残，为了确保皇位和专制皇权不受侵犯，最高统治者可以不择手段。
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吧！
星空 - 2008-4-7 10:37:00
专制帝王如何实现“绝对领导”？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里，皇帝高踞于最顶端，拥有最高权力，对天下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维护皇权，实现对天下臣民的“绝对领导”，就成为专制帝王们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都秉持这样一个信条：对于专制皇权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臣下，即所谓“萧墙之祸”。每当一个专制帝王将要谋求或登上大宝时，对皇权的渴望和失去权力的恐惧就“如影随形”似地跟定了他，所以，帝王们都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控制万民。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帝王，在权谋方面都很有一手，他们可以说是无愧于“权谋大师”的称号！
历代帝王在驾驭臣下时经常玩弄权术，不断推陈出新，其手段之卑鄙、圆滑、老练，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下面，我们择其荦荦大端，看看他们是如何运用权术来驾驭臣下、统治万民的。
星空 - 2008-4-7 10:37:00
帝王秘诀之一：集权力于一身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国家的权力体系是以皇帝为核心营建的，而这个权力体系是否完善，关键就看皇帝能否有效地控制权力中心，指挥整个权力系统运转。为了完善权力中心，更好地支配这个权力体系，历代帝王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地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和对整个权力系统的支配能力，而且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这种集权的趋势就表现得越发明显，甚至达到了朱熹所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的地步！
1． 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宋朝初年，南唐后主李煜曾经对赵匡胤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可是，赵匡胤在做好充分准备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兵进攻南唐。这时，李煜派使节去质问赵匡胤：南唐究竟有什么罪过，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不过，赵匡胤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一句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套“歪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皇权国家体制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专制皇权具有绝对性和独断性，它不允许有任何威胁自己的权力存在。
原来，“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为“藩镇”，成了一群不受朝廷约束的骄兵悍将，兵变层出不穷，上演了一幕幕“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闹剧，皇权专制的国家体制遭到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
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坐稳龙椅，让“赵家的天下”永不变色！
在皇权国家里，皇帝之所以至高无上，关键就在一个“权”字，即所谓“印把子”。如果皇帝大权旁落，那他就会变成傀儡，一钱不值，非但不能支配天下臣民，相反，他自己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于是，对“卧榻”非常热爱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颇费了一番心思，竭力加强皇权，削弱臣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在他的手里，中国的皇权国家体制被推到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新阶段，这是皇权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政治上，赵匡胤建立了一套“三权分立”的新制度，将过去由宰相统一掌管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隶属的三大部分构成：中书省（管理行政）、枢密院（管理军政）和三司（管理财政）。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又称“中书门下”，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它的首长是同平章事（即宰相），意思是与皇帝共同商议朝政；副首长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共同商议政事。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政机构，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首长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分掌行政权和军权，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为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为枢府、西府。在地位上，枢密使与宰相差不多，号称“执政”，二者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
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是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部分，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也直接对皇帝负责。
在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时，赵匡胤除了竭力削弱宰相的权力之外，还在礼仪体制上刻意打压宰相。为此，这位赵匡胤先生还故意耍了一个“小花招”。
在中国古代，宰相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秦汉时期，宰相的地位极为崇高：在朝廷上，宰相甚至可以和皇帝一起共同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见宰相，皇帝要下车向宰相施礼；宰相生病了，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到了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虽然没有那么尊贵了，但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一起商讨政事，轻松而从容，遂有“坐而论道”之说。
等赵匡胤当上皇帝，看到宰相们居然可以坐在自己面前，他心里就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吩咐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章递给我。”几位宰相都是读书人，哪知道“皇帝陛下”的“花花肠子”，便走上前来。这时，赵匡胤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几个小宦官心领神会，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其实，赵匡胤这时才35岁，所谓“眼睛昏花”云云显然是他耍的一个小把戏。从此以后，在皇帝面前，宰相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到了明太祖时，宰相竟然要跪着伺候皇帝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的面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外，赵匡胤又“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其核心理念就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这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
为了从体制上杜绝武夫干政可能造成的危害，将兵权集中到皇帝的手里，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皇帝—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在中央，枢密院负责掌管全国的军政事务，权力很大，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至于尚书省下属的兵部，则是形同虚设，顶多是一个负责收发文书的机关而已，大权都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中央的禁军。至于各部队的统兵将领，则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为“率臣”。通常是，遇到战事，就临时委派元帅；一旦战争结束，元帅就要立即交出兵权，离开部队。
即便是一个对军事是“门外汉”的人，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军事体制，实际上把军权一分为三：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没有管辖权；三衙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至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则是由皇帝临时任命。这种制度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在这套体制下，如果还有某一位将军想要拥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话，那么他要克服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赵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孙都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黄袍加身”之类的兵变了。
2． 朱元璋：乾纲独断，废除丞相
明朝初年，继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大府：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大，以左、右相国（不久改为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具体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只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给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传达，俨然是设在皇帝和各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是皇帝与各国家机关进行联系的“中转站”。所以，丞相是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担任左右相国（丞相）的是李善长、徐达。李善长是文官之首，而徐达是军队之帅，真可谓位高权重。后来，出任丞相一职的李文忠、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勋贵之臣，更说明中书省的地位非常独特。
可是，设置中书省这样一个机构，并授予这么大的权力，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国家体制几千年来不断压抑相权、抬高皇权的趋势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会晚期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统治的需要，更是一贯喜欢独揽大权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最后一任丞相胡惟庸独断专权，“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由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狱，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
其实，“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了铲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给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图谋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实都是“莫须有”的，究其根源，是因为中书省（丞相）对于专制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早就心怀不满，而死到临头的胡惟庸却不知收敛，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更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作了断然处置。
其实，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已经着手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削弱中书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控制。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他就下令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公文的上传下达，并规定“奏事毋先白中书省”，明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处治胡惟庸的同时，朱元璋又以此为“突破口”，宣布对中央政府的官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1. 撤销中书省，永远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弊多利少”，“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所以，他在《大明祖训》里明确规定：永远“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2. 提高中央六部的官秩和职权，将原来中书省的职权分给六部，并直接向皇帝负责。
3. 将过去统领军政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在职权上，五军都督府与中央的兵部也是互相牵制：各都督府对军队虽有管辖权，却没有调兵权；兵部虽有调兵权，却不能直接管辖军队，无法向军队直接发号施令。
这样一来，在行政上，是皇权完全兼并相权，皇帝实际上成为“总尚书”，领导和指挥六部；在军事上，则是由五军都督府瓜分军队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于是，一切军政权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障。朱元璋试图通过官制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确保大明王朝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
所以，朱元璋得意地向大臣们夸耀：
“我朝罢相（指丞相），设五府（指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可以说是“最勤政”的皇帝。因为朱元璋不相信臣下，一味地集中权力，所以他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各种奏章就像潮水一般涌来，他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从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绝对权力，专制帝王们真是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贪欲，甚至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言。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这种情结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几千年来，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哪一次皇族内部的争夺不是骨肉相残？所有这些围绕皇权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
诸如赵匡胤、朱元璋这样的专制帝王，具有这种“卧榻情结”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情结的话，倒是很让人惊诧！
星空 - 2008-4-7 10:37:00
帝王秘诀之二：愚民政策
在皇权社会里，最高统治者需要大批宦官为后宫服务，因为帝王至高无上，占有成百上千的后宫嫔妃，而宦官已经被阉割，绝对不会淫乱宫闱。为了一己之私，最高统治者肆意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历代帝王的心目中，与后宫佳丽相比，“天下”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拥有“天下”是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的基础，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臣民的控制。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西周以后，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成专制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并世代相传。
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思想支配的，所以，要想让天下臣民俯首帖耳，甘当最高统治者的“顺民”，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丧失犯上作乱的思想。那么，能否像阉割人的生殖器，把他们变成宦官那样，把天下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是历代帝王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锦囊妙计”！
1． 焚书坑儒
在秦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朝时有万邦，商代有3000方国，到武王伐纣时仍有800诸侯）。在诸侯割据的情况下，各邦国的统治者互相争斗，时刻都有危机感，他们既要自保，又要夺取别国的领土、财富和人口。因此，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人才，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养士”成风，思想界非常活跃，他们相互争论、诘难，相互吸收、融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可是，好景不长，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皇权专制国家之后，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历代帝王们的主要任务了。为了让万里江山流传万世，自诩“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时刻都在盘算着如何防止臣民们起来犯上作乱。
这时，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出场了。
李斯，这位来自楚国下蔡的士人、学术大师荀子的高徒，素来对时局和政治走向非常敏感。在全国统一后，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和秦始皇的心理变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与博士淳于越辩论“分封问题”时，他竟然“史无前例”地提出：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听了李斯这番高论，秦始皇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结果，嬴政一声令下，大秦帝国境内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朝以前的古典文献除了秦国史书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
为了消除文人对自己的非议，秦始皇又实施了残忍的“坑儒”政策。其实，在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一度对知识分子实施“拉拢政策”：“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结果，这个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一些文人不识时务，居然“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更要命的是，一些文人本性难改，竟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表面上，是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其实，在“焚书”之后，“坑儒”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还不只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杀的。所以，“坑儒”完全是秦始皇有预谋的一个政治事件。
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一切学术书籍几乎都被焚毁，一切思想流派都被禁绝，“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因为起来造反的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推翻了秦朝。看来，秦始皇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成效并不明显，只是一个笨办法，属于“下下之策”。
其实，“焚书坑儒”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从秦始皇开始在后宫推行宦官制度，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焚书坑儒”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它揭开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愚民政策”的大幕。
2．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朝灭亡以后，思想界又开始复苏。汉朝初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黄老之学占了上风。当时，在学术上，各家学派相互论辩，一时热闹得很。
到了汉武帝时，经过卫绾、窦婴、田蚡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的统治地位上升到了无法动摇的程度。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行动，甚至把它杀掉，而是蒙住它的双眼，让它在那里为你拉磨。因为被捆起来的驴子总是要反抗、挣扎，杀掉驴子就不能让它为人类服务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安分”，甚至心甘情愿地被利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专门指定一个磨，让知识分子去拉，让他们在那里转圈（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框内转圈圈）。
所以，这个政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使汉代的儒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使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使学术自由成为知识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虽然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画了一个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进入这个圈圈，又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汉朝统治者采用“察举”和“征辟”的办法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等。可是，因为选拔人才的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而且选拔的标准也不统一，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不少知识分子因为没有门第和靠山，被摒弃于政权之外。至于那些被举荐的“人才”，也实在是让最高统治者失望。当时民间有这样一首歌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推行“九品中正制”，将士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根据品级来授官，更是违背了公平原则，极大地堵塞了一般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他们愤愤不平，发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感叹。
3． 科举考试
从隋朝开始，又推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使他们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路。从此，统治者不仅为知识分子划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明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都被阉割了！所以，当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的感慨！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此举，不仅使得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也比以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公平。于是，就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的盛况，甚至有士子累死在科场上也毫无怨言。当时有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不过，在唐宋时，考试的科目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广泛，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还比较大。例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医举等科。在常科中，明算科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科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考《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至于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丘园科”。在宋代，尽管曾对科举考试进行多次改革，科目、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是诗赋和经义并重，文体也是以比较自由的散文为主。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中国人的诗词、文章达到了一个高峰。
4． 八股取士
在中国历史上，阉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器”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吸收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唐代“开科取士”的精髓，在阉割中国人的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明史》记载，明朝的科举制度是这样的：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一方面，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里，另一方面要求天下士子代圣人立言，采用古代圣贤的口吻和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文体上也必须采用八股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答卷，丝毫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既苛酷、繁琐，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了皇权专制体制的全部精神。专制帝王们之所以推行死板的“八股取士”，就是要将天下读书人囚禁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枷锁中，在文字狱的屠刀下瑟瑟发抖，奴化、禁锢他们的思想，使这些社会精英萎缩、沉沦，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彻底丧失独立、自主精神。
其实，对于“八股取士”的危害，许多有识之士早有指责。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在《校邠庐抗议》里，冯桂芬也指出：“明（太）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太）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总之，专制皇权竭力打造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把天下知识分子都纳入这一制度内，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们的魔爪！
对于那些肉体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是进宫当太监，为皇帝服务。至于思想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在于做官，当臣子，辅佐皇帝治理天下，阉割其他的人。正如太监难以产生性欲的冲动，那些被阉割了思想的人又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呢？
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里，钱钟书先生曾历数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几千年来，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阉割，使天下读书人丧失了活力，思想极大地萎缩，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经过长期的思想阉割，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封闭，对皇权和权力场顶礼膜拜，如同行尸走肉，出现了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明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当时，“三保太监”郑和带着永乐皇帝的圣旨，七次远航，先后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
郑和下西洋非但比西方探索新航路早得多，其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整个船队只有3艘帆船、100余名水手，船上装的主要是生活用品；而郑和的船队非常庞大，仅第一次远航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装载了无数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两相比较，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可是，这一历史壮举却遭到了思想已经被阉割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声讨郑和：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计，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所以，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跨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财富、力量、勇气和智慧。从此以后，它便关起国门来，安心靠吃老本过日子了。在明清时期的五百余年里，中国皇权社会迅速走向腐朽、没落，失去了生机，无务阻挡西方殖民者用大炮来撞开国门，只能任其羞辱和欺凌！
而西欧则不同，地理大发现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如鱼得水，欣喜若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大批殖民者涌向海外，实行侵略、殖民，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大肆掠夺，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被地运往欧洲，使原本落后、分散、贫穷的欧洲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华帝国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反倒使欧洲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他们利用中国的火药技术造出威力巨大的大炮、机枪，乘着战舰，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武装侵略。这时，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像一个身强力壮又手执枪炮的年轻人，而经过思想的阉割，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变成一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头儿，手里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简直不堪一击，除了遭受侮辱、瓜分之外，还有能力反抗吗？
可见，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历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阉割，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停滞落后。不过，对于那些“言必称三代”、迷信“祖宗之法”、梦想“传之万代”的帝王们，这种愚昧、停滞和落后又算得了什么？
这既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星空 - 2008-4-7 10:38:00
帝王秘诀之三：赏赐笼络
战国末期，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创立了一套“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的眼里，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可以简化为“二柄”，即“赏”和“罚”：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在皇权社会里，韩非的这套理论被历代帝王奉为“至宝”，并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其中，赏赐笼络是专制帝王们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权术，主要是驱使臣下为君主效力。这里的“赏”，既有实实在在的官爵、财富、美女，也有“精神鼓励”，例如嘉奖、感情、荣誉等等。就像马儿离不开草料一样，这些东西从来都是君主控制臣下最有效的手段。
1． 汉元帝：赐匈奴单于“公主”以和亲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是皇家的公主！只要美人媚眼一抛，或者是娇躯一送，再厉害的英雄也会笑口大开，沉迷于温柔乡中，也就消磨了他的斗志，达到了“以柔克刚”的目的。
当然，皇帝的女儿也就那么多，要嫁给谁，选择什么时候嫁，也是“大有学问”的。其实，在那些专制帝王的眼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不，汉元帝就曾“忍痛割爱”地将美女王昭君远嫁匈奴，作为笼络、控制呼韩邪单于的一种伎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长安朝觐，迎娶汉朝“公主”王昭君，使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迅速升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原来，自从汉朝建立后，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后来，匈奴发生内乱，分为两支，那支单于领导北匈奴，呼韩邪单于领导南匈奴。这时，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乘机发兵击败北匈奴，将那支单于的首级送往长安。呼韩邪单于知道后，真是又高兴，又害怕，赶忙上书西汉朝廷，请求来长安朝觐，以尽“藩臣”之礼。汉元帝知道后，当然是“龙颜大悦”！
于是，呼韩邪单于携带大批贡品来到长安。汉元帝大喜，便大摆筵席，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在筵席中，呼韩邪单于忽然提出愿意迎娶一位汉朝的公主，成为“天朝之婿”。汉元帝早就想笼络呼韩邪单于，自然是满口答应，当即下了一道圣旨，让那些未曾临幸的宫女前来敬酒。
听说“万岁爷”召见，后宫佳丽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佳丽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获得汉元帝的“青睐”。
当时，宫女们一队队鱼贯而入，花枝招展，彩袖在眼前飞舞，香气在席间飘散。呼韩邪单于自幼生长在蒙古草原，哪里见过如此多姿多彩的场面，不禁心醉神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汉元帝见了，不禁暗暗得意，便随口说道：“呼韩邪单于，只要你看中谁，她就归你了！”
呼韩邪单于大喜过望，便睁开双目，顿时看得眼花缭乱。众里寻她千百度！突然间，他发现了一枝出墙红杏，犹如那万绿丛中的一点红，那么美艳！呼韩邪单于太高兴了，用手一指，喊道：“就是她！”汉元帝转眼望去，只见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真是太美了！连汉元帝都看呆了，不禁怦然心动，但自己是皇帝陛下，又当着呼韩邪单于的面，金口玉言，无法反悔。无奈，汉元帝只好一狠心，册封她为“公主”，下嫁呼韩邪单于。
这位风情万种的美女，名叫王昭君，她出生在著名的长江三峡中一个叫“秭归”的地方，这里江水日夜咆哮，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战国时，这里曾出过一位“大人物”，他就是屈原。
汉元帝即位后，下诏挑选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当时年方二八，仿如空谷幽兰，被朝廷的“选美使”一眼看中，选入后宫。
当时，从各地挑选入宫的美女数以千计，汉元帝精力有限，无法一一欣赏，便命画工毛延寿给她们各画一幅肖像，进呈御览。这样一来，这些宫女的命运可就掌握在毛延寿的手里了。所以，那些富贵人家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贿赂毛延寿，只有王昭君家境贫寒，又自恃美冠群芳，不屑于行贿。毛延寿见了，自然很不是滋味，就在画像上做了一点“手脚”，不但把她画得非常平庸，还在面颊上点了一颗硕大的黑痣。所以，5年过去了，王昭君还是一个“待诏宫女”。
其实，5年的时间不算短，比现在读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还要长。在这段时间里，王昭君生活得比较自在，经常读书习字，唱歌跳舞，不断充实自己。然而，漫漫长夜，备感凄清与孤寂，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这次一听说皇帝召见，王昭君便把自己着实装扮了一番，本想博得汉元帝的“垂青”，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让呼韩邪单于看中了。
筵席结束后，呼韩邪单于心满意足，飞一般地赶回驿馆，准备择吉日迎娶汉宫美人王昭君。汉元帝却是追悔莫及，回到后宫，便找出了王昭君的画像，只见画像上面的女子平淡无奇，与本人真是有天壤之别，更何曾有什么黑痣？
刹那间，汉元帝就明白了，这都是毛延寿捣的鬼，便把痛失王昭君的懊悔心情转化成对毛延寿的无比愤怒，立即下令将毛延寿斩首示众。对此，后人有一首诗：
“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临行时，王昭君一身戎装打扮，在妩媚之中更见几分英爽之气，来到未央宫拜别天子后，等出了长安北门，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王昭君望了长安城最后一眼，便怀抱着琵琶上马而去。在大街两旁，万人空巷，人们都来争睹王昭君的风采。眼见如此风华绝代的“美人儿”离开繁华的京师，前往荒凉的蒙古草原，陪伴一位垂垂老矣的呼韩邪单于，人们无不为之嗟叹不已。
一路上，随行的乐师弹奏着琵琶，以消慰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声声令人肝肠寸断。没几天，她就在漫漫长路上病倒了，车队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在养病期间，王昭君想起了父母兄弟，便挑灯披衣，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臣妾有幸得备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适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惟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绝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怜之！”
为了让王昭君更好地完成“和亲”的使命，汉元帝派人把她的父母、兄弟都接到长安，赐给田宅，给予妥善安置。
等出了雁门关，大队的匈奴骑士前来迎接。抵达王庭后，匈奴人张灯结彩，欢腾达旦，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意思是安宁胡地的皇后），对她百般迁就，以博取她的欢心。可是，胡笳悲鸣，异邦风月，王昭君依然对故土充满思念之情。
自从得到王昭君这位绝色美人后，呼韩邪单于大为高兴，整日置酒作乐，又向西汉朝廷进贡大批珠宝、骏马，以报答汉朝天子的“隆恩”。
第二年，王昭君就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伊督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又过了一年，老迈的呼韩邪单于去世，长子雕陶莫皋继位。依照匈奴礼俗，年仅24岁的美艳少妇王昭君又成为雕陶莫皋单于的妻子。这位年轻的单于对她更加怜爱，夫妻生活十分甜蜜，接连生下两个女儿，后来分别嫁给匈奴贵族。
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在与王昭君共同度过11个美好春秋之后，雕陶莫皋单于与世长辞。这时，王昭君已经35岁，正是灿烂的盛年，没有了婚姻的束缚，她更可以“好整以暇”地促进匈奴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2． 苻坚：给王猛“加官进爵”
《周礼》云：“爵以驭其贵。”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场上，大小官吏们追求的核心就是一个“官”字，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拥有了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投身权力场的人来说，这个“官”字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就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对于那些在宦海中沉浮的臣子们来说，对高官厚禄的追逐无疑是他们为君主效力的最重要的动力。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利用官爵来驾驭、控制臣下，这是他们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当大臣们为皇帝一次又一次给予的加官进爵而弹冠相庆时，同时也自然会为“龙恩浩荡”而山呼万岁！
在这一点上，前秦皇帝苻坚就很有一套：对名士王猛，苻坚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促使他为自己效命，终于统一了北方。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今山东寿光）人。他自幼博学多才，喜欢阅读兵书战策，气度宏远，当时的浮华之士都拿他取笑，说他是一个“痴人”。
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权臣桓温第一次挥军入关时，王猛披着一件破长袍来见他。当着“桓大将军”的面，王猛一面摸着破衣服里的虱子，一面大谈天下大事，旁若无人。桓温见了，大为惊奇，认为他是一位“当世奇才”，拜他为督护，委以重任，并邀请王猛与他一起回南方。
对于“桓大将军”的这番好意，王猛有点举棋不定，就回华山请教老师。没想到，老师的态度“斩钉截铁”：“你怎么能和桓温相处呢？依你的才华，在北方也不愁富贵，又何必舍近求远？”所以，王猛就没有和桓温一起南下。
当时，前秦的东海王苻坚素有大志，要创立一番事业。一听说王猛的“大名”，他就派人携带重礼聘请他。等两个人一见面，便推心置腹，宛如平生好友，王猛成为苻坚的主要谋士。得到王猛后，苻坚真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发动政变，登上了大宝。
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即位后，立即重用王猛，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法制严明，豪强们规规矩矩，谁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一时间秦国大治。苻坚大喜，觉得自己真是没有看错人，便连连给他加官进爵，一年之内5次提升王猛的官职，让他做到了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当时，苻坚对王猛真是言听计从，荣宠莫比。
这时，东方的前燕内部矛盾激化，皇室又起内讧，大将慕容垂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前来投奔前秦。苻坚素来爱惜人才，自然大喜过望，一面派人迎接慕容垂，一面命王猛加紧谋划进攻前燕。
太和五年（370年），王猛率领邓羌、杨安、张蚝等十余名大将、精兵六万大举伐燕。临行前，苻坚亲自为他送别。当时，苻坚表示：自己将坐镇长安，支援前线；王猛可以专心伐燕，不要有后顾之忧。
为了报答苻坚的大恩，王猛挥军东进，一路所向披靡，相继攻下了壶关、晋阳等战略要地。没多久，前秦军队和燕军主力在渭源遭遇，准备展开决定两国历史命运的“决战”。
就在决战前的一天晚上，前秦小将徐成不慎犯了军规，依照军法应当处斩。因为徐成是大将邓羌的部下，所以邓羌出面替徐成求情。哪知道，王猛这个人倔得很，就是不买他的账。邓羌大怒，气冲斗牛，扬言要与王猛决斗。这时，王猛急忙派人告诉他：“刚才，我只是试探一下将军。既然您对自己的部将尚且如此爱护，对国家一定会忠心耿耿！”
第二天决战前，两军摆开阵势，燕军有好几十万，一望无际。这时，王猛计上心来，便故意“激”邓羌：“现在敌军众多，只有将军你出战才能马到成功。”邓羌却乘机摆开了架子，和王猛讲开了“条件”：“除非你答应让我做司隶校尉！”王猛有些为难，认为他开的条件太高：“战后，我保你能当上安定太守、封万户候。至于‘司隶校尉’那样高的职位，我可不敢答应你！”
说话间，两军已经开战，秦军不利，开始退却。可是，邓羌乘机耍开了无赖，躲在军帐中不出战。王猛最后狠了狠心：“也罢！只要将军出战，我就把自己这个‘司隶校尉’让给你！”于是，邓羌就在军帐中摆开酒席，猛灌了一通老酒后，与徐成、张蚝等人飞身上马，冲入燕军大营，杀了一个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斩将夺旗，杀得燕军抱头鼠窜。才半天的时间，秦军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举歼灭十几万燕军。
于是，王猛一面派人向苻坚报捷，一面挥军猛进，攻打前燕国都邺城。苻坚闻报大喜，连忙出动10万骑兵，以“帝王之尊”御驾亲征。结果，秦军很快就攻陷了邺城，俘虏了前燕末代皇帝慕容■、太傅慕容评，夺取了燕国157个郡、1579个县，获得998万人口。
消灭前燕后，王猛又写信给割据凉州的军阀张天锡，向他陈明利害。结果，不用一兵一卒，张天锡就向苻坚“俯首称臣”。苻坚大喜，立即提升王猛为大丞相，总理朝政。随后，在王猛的指挥下，前秦军队又攻取了梁州、益州，西南地区都划入前秦的版图。
到王猛逝世前，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当时，苻坚与王猛的关系非常融洽，只有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才可以相比。所以，苻坚经常对太子说：“汝事王公（指王猛），如事我也！”
不幸的是，到了宁康三年（375年），王猛就一病不起，享年51岁。在弥留之际，苻坚亲自前来看望。这时，王猛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南方的东晋虽然地域狭小，毕竟是华夏正统，我们应该与他们和睦相处！鲜卑、羯羌和我国是世仇，如果留着他们，将来必为大患。”
可惜的是，在王猛生前，苻坚对他是“言听计从”，惟独没有听进他的临终遗言。几年后，苻坚一意孤行，坚持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惨败，鲜卑、羯羌纷纷起来造反，苻坚也是身死国灭。
3． 宋太宗：对杨业“示以恩宠”
在皇权专制时代，对于那些投身于权力场的人来说，主要有三样东西在吸引他们的眼球——权、利、名。对于臣下来说，君主可以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可以满足他们对权和利的渴望。至于名，一些专制帝王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经常玩弄一些无形的手法，通过某种表示，给予臣下某些特殊的荣耀和宠遇，使他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对皇帝感激涕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故事一直在中国流传很广，脍炙人口。可是，谁又知道，身为北汉“降将”，杨业为什么会对大宋朝廷那么“忠心耿耿”？
原来，杨家本来是麟州（今属陕西神木）一带的土豪，在当地也是一霸。在五代时，像杨家这样的“草头王”有很多很多。杨业，便是武侠小说里的“杨老令公”，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武艺精湛。平时，大家出去打猎，杨业得来的猎物总比别人多一倍。所以，他曾经自信地说：“如果我当了将军，带兵打仗，也会像今天驱使鹰犬追逐野兔一样所向披靡。”后来，杨业投奔北汉，成为北汉国主的养子，改名为“刘继业”。在北汉，他前后当了20年的将军，屡立战功，人称“杨无敌”。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讨伐北汉。经过一番苦战，北汉国主穷途末路，被迫出城投降，只有杨业不肯归降，仍然坚持抵抗。宋太宗早就听说“杨无敌”的英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便命北汉国主出面劝降。直到这时，杨业才痛哭一场，放下了武器。在归顺大宋后，宋太宗命他复姓杨，单名业，给予他很多赏赐，命他保卫北部边疆。从此，杨业又忠心耿耿地为大宋而战。
当时，杨业驻扎在代州，这里的冬天非常寒冷。平时，将士们就是穿着毡衣皮裘，还要躲在大帐里面烤火取暖，惟独杨业每天穿着单衣，在露天里督促大家练武，旁边也不生火，身旁的侍卫经常冻僵倒地，而他却照样谈笑风生，众将士都对他敬佩不已。
第二年，北方的辽国发兵10万进攻雁门关，杨业奉命率兵迎敌。这时，他领着几千精兵，绕到辽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打得辽兵丢盔弃甲。从此，辽兵经常是一见到写着“杨业”二字的旌旗，便望风而逃。因此，杨业受到了宋太宗的特别嘉奖。
当时，在与辽军作战时，其他将领带领的宋军经常打败仗，所以，一些将领对杨业这个“降将”非常嫉妒，就经常向皇帝打“小报告”，这个说杨业贪污军饷，那个说杨业暗中勾结辽国，将对大宋不利。可是，宋太宗看后，只是付之一笑，还把这些奏章“原封不动”地转给杨业。杨业看后，对宋太宗真是“感激涕零”，从此对太宗皇帝更加忠心了。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第二次北伐，进攻辽国。当时，宋军兵分三路，宋太宗命东路军和中路军慢慢进军，以牵制辽军主力，而让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出雁门关，迅速插入敌后，打击辽军。
起初，西路军以杨延昭（杨业的儿子）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把辽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很快就攻占了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这时，东路军、中路军见了，非常眼红，便沉不住气了，不顾宋太宗的部署，挥军冒进，结果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太宗知道后，惟恐西路军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急忙命令他们撤退，并将云、应、寰、朔四州百姓迁入内地。
接到命令后，杨业对潘美说：“现在辽军势大，我们不能正面迎战，可以让百姓们先走，再派3000弓弩手在沿途阻击，并派一些骑兵骚扰敌军，我军就可平安撤回。”
可是，众将早就对杨业嫉恨在心，所以都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撇着嘴冷笑。监军王诜仗着“钦差大臣”的身份，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有数万精兵，还要胆小如鼠吗？只要正面迎战就行了！”其他几个将军也跟在后面起哄，连声说好。
杨业一听，可真着了急：“万万使不得，这是下下之策！”王诜却瞪起了一双白眼珠，指着杨业的面门吼道：“杨业，你号称‘杨无敌’，却遇敌不战，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一听这话，杨业的脸涨得血红，急忙争辩：“我杨业绝非贪生怕死之辈！现在，形势对我军不利，如果白白牺牲，又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一个降将，本来应该被处死，皇帝陛下非但不杀我，还让我继续带兵，对我真是有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你们责备我不肯死战，那我就先去迎敌吧！”
临行前，杨业哭着对潘美说：“元帅，请您一定要在陈家谷口设下埋伏，等我转战至此，就对辽军来个两面夹攻。否则，我们就真要全军覆没了！”潘美也不禁被感动了，连连点头：“杨老将军，请您不必担心！”
杨业率军出发后不久，就遇到了辽军主力。由于辽军人多势众，杨业的部队又很少，寡不敌众，便向陈家谷口且战且退。
这时，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中午，还未见到杨业的踪影。监军王诜站在一旁，恨恨地说：“杨业肯定是打了胜仗，我们可不能让这小子一个人抢了头功啊！”众将一听，便带着部队往陈家谷外跑。潘美急忙下令不许跑，却制止不住，只好随着他们奔过去。可是，他们只跑出二十来里，就遇到了前方退下来的败兵。一听说前面打了败仗，众将可就慌了神，再也不去和杨业争什么“功”了，转身就往雁门关内逃去。
没多久，杨业转战至陈家谷口，本指望潘美等人来接应，却连一个宋兵也没有。望着空空荡荡的陈家谷口，杨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他手下还有一百多名亲兵，杨业急忙告诉他们：“你们个个都有父母妻儿，快点儿逃走吧！”可是，众亲兵跟随杨业多年，都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肯离去。
不一会儿，大队辽军追了上来，这一百余人浴血奋战，无一人生还，杨业的儿子杨延玉也倒在血泊之中。最后，杨业受伤数十处，被辽兵俘虏。
当时，辽兵押着杨业，准备回去报功。在半路上，杨业看见路边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李陵碑”三个大字，便仰天长叹：“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我本想杀敌立功，作为报答，却被奸臣嫉恨，被迫走上绝路。现在，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异邦苟活下去？”说完，杨业抢行几步，冲着“李陵碑”一头撞去，壮烈殉国。
看来，宋太宗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只是把别人打的“小报告”交给杨业，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使杨业对他“感激涕零”，简直比给予高官厚禄还要厉害。所以，“示以恩宠”可以说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手段，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权术！
星空 - 2008-4-7 10:38:00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
在唐朝贞观年间，西域进贡了一匹宝马“狮子骢”，能够日行千里，但是性情暴躁，没有人能驯服它。这时，武则天却说：“我只要三件东西就能降服这匹马：一支皮鞭、一柄铁锤、一把锋利的刀子。我先用皮鞭把马打得皮开肉绽；要是马还不听话，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使它痛彻心肺；如果还不能制服它，就用刀子割断它的喉咙！”
在这里，武则天讲的虽然是制服烈马的方法，但是这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驾驭天下臣民，即严刑酷法，这也是最高统治者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
如何更好地驾驭群臣，使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这是许多专制帝王日思夜想的一个问题。赏赐笼络固然是一个办法，但还不够，有时甚至行不通，因为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赏太多，还可能反过来威胁皇权，甚至会出现“奴大欺主”的现象。
所以，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们经常交替使用赏、罚二柄，胡萝卜和大棒并用，恩威并施。在很多帝王看来，刑罚甚至比赏赐更重要、更容易见效，因为赏赐只能诱导、激励臣下，诱使臣下为皇帝效力；而刑罚则是威慑、胁迫臣下，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不得不为皇帝卖命。
对此，曹操有一句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是专制帝王们的共同心声。反正，只要能驾驭臣下，中国的皇帝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
1． 周勃父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处死人也要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罪名。这是小人们的一项“基本功”。为了陷害别人，即使对手并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的手里，但这也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魔术师”，可以“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出许多罪名来。
乍看起来，给对手加一个“罪名”似乎要比随意杀人符合人道精神，实际上却为某些暴君滥杀功臣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国家建立的初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汉初年，周勃父子的遭遇，可以说是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先河。
原来，周勃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对他十分倚重，对他的评价是“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所以，在临死之前任命他为太尉（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周勃果然不负重托，在关键时刻铲除吕后余党，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使刘家的天下转危为安。
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开国功臣陈平主动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他，而自己屈居“左丞相”。后来，周勃自觉能力比不上陈平，便主动辞职，让陈平“专为丞相”，但在陈平死后，他又当上了丞相，位极人臣。此外，他和汉文帝还是儿女亲家。像他这样有大功又位高权重，而且和皇帝是亲戚的大臣，历代王朝能有几人？
可是，在退休后，这位周勃大人却被人诬告“谋反”，被廷尉逮捕，结果在监狱里吃了好多苦头。后来，还是他善于善随机应变，花重金买通了一位狱吏，托人传递消息，请身为“当朝公主”的儿媳妇进宫向薄太后（汉文帝的母亲）求情，才被释放。等走出牢门，周勃不胜感慨地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我曾经统率雄师百万，到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写到此处，我不禁鼻子一酸：倘若周勃没有和皇帝联姻，这次他恐怕真是在劫难逃了！不过，他总算走运，最终脱离了牢狱之灾。而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周亚夫可就要惨多了！
周亚夫自幼通晓军事，也是汉朝初年的一位名将，所以汉文帝临终前专门叮嘱太子：“若遇到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依靠！”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叛乱，声势浩大。汉景帝手忙脚乱，忽然想起了周亚夫，急忙任命他为太尉，率兵迎战。
在这场战争中，周亚夫运筹帏幄，指挥若定，终于平定了叛乱，使天下重新归于安定，真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过，他却因为顾全大局，不顾皇帝的谕旨，没有派兵救援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得罪了这位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这就为他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不久，景帝要废去栗太子，周亚夫坚决反对，使汉景帝很不高兴。稍后，窦太后让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作为丞相，周亚夫却很是“邪门”，竟然搬出汉高祖的“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认为王信没有资格封侯。一句话，就把皇帝陛下、窦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这时，梁孝王乘机在皇帝面前大讲他的坏话。汉景帝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了恶感，在赐给他肉时不给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后，连周亚夫也觉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称病辞职。汉景帝早就看他不顺眼，便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将他免职。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张居正后来也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做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这时，万历已经21岁了。在悲伤之余，他也隐约感到了一些轻松，因为那位令他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铲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当初，冯保依仗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小皇帝管制过严，必然要引起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这年十二月，万历下了一道圣旨：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既然冯保可以被推倒，张居正又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飞来。打响头一炮的是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率先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看后，正中下怀：只有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打倒，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尽管杨四知的奏章写得空洞无物，却给万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正好把自己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发泄出来：
“（张）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原来，张居正死后，一些反对派就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生前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之中，万历也受到了影响：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经逐步被欺君害民、卖官鬻爵、任人惟亲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对于张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级！起初，张居正被剥夺了生前曾获得的“太师”的头衔，几个儿子也被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下，为了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湖广的地方官员立即派人封锁张府，不许任何人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抄。没想到，钦差姗姗来迟，却导致张府饿死了不少人。
按照万历的估计，张居正这个“大贪污犯”死后留下的家产一定非常“可观”。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多少值得瞩目的奇珍异宝。于是，钦差大臣就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逼供，张敬修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留下了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不过，既然抄了“张先生”的家，万历皇帝当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到底是什么罪名，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明察秋毫就行了。在张府被查抄4个月后，万历终于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按照这些“罪名”，张居正罪大恶极，本该“剖棺戮尸”，还是“龙恩浩荡”，加恩宽宥。对于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万历“格外开恩”，还给她保留了空宅1所和1000亩薄田！
其实，在张居正的问题上，万历皇帝玩弄的是一种高超的驭臣权术：即便你功劳再大，哪怕是朝廷重臣，朕照样可以治你；即使生前不能把你怎样，在你死后朕也可以让你全家不得安宁，瞧以后谁还敢专权？
就这样，“张居正时代”凄凉地结束了。在事过境迁之后，许多人才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再出一位类似的人物来扭转乾坤。所以，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下诏，给张居正平反，恢复官爵，并发还张府没有被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1628年），朝廷又恢复张居正的官荫与诰命。后人有感于此，曾在江陵的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星空 - 2008-4-7 10:39:00
帝王秘诀之五：深藏不露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一种叫做“无为而治”的统治术，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无为”是一种治国方针，主张无所作为，顺其自然，“与民休息”；另一方面，“无为”是一种统治手段，即“深藏不露”。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帝王们往往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暂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臣下摸清自己的“底细”，臣下也就难以钻空子，会对君上感到神秘莫测，产生一种畏惧感。这样一来，专制帝王就可以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然后发起反击，一举铲除对手。在政治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驭臣之术。
在这方面，唐宣宗李忱和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堪称“高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痴呆”的皇太叔
在唐朝国都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坊区，这是亲王们居住的地方——“十六宅”。在唐朝后期，十六宅里竟然出了好几位天子。
按照常理，皇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根本轮不到十六宅的那些王爷的。可是，在唐朝后期偏偏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好几位皇帝都是不享天年，不是绝种，就是皇子年幼。在这种情况下，由宦官们做主，皇位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里就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神策军请到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登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在皇太子被废黜的情况下，被大宦官仇士良迎为天子。奇怪的是，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他去世时长子杞王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于是，十六宅里再出一位皇帝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十六宅里，有一位光王非常特别。这位光王，是宪宗的第十三子李怡，虽然不是嫡子，但若论起辈分来，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所以，在十六宅中，这位“三朝皇叔”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让人吃惊的是，光王有些名气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绩，或者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皇位之心。大家之所以记得光王，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痴呆，至少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
据说，小时候，光王就有严重的心理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没有多大改观，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正常人，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文宗在位时，光王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平时，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一言不发，让人无法捉摸。
对于这位“光叔”，文宗虽然也是由十六宅出去的，但他对光叔却没有什么好感，有时甚至故意作弄他，类似于“恶作剧”。这一天，文宗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无话不谈，光王依旧是一言不发。这时，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说话，朕就有重赏！”于是，诸王哄然叫好。可是，不论大家怎么逗他、哄他、骂他，都是徒劳，这位“光叔”始终是三缄其口。看着大家无可奈何的样子，文宗被逗乐了，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朝廷里虽然是风起云涌，李党、牛党斗了个你死我活，也没有影响到十六宅里的平静，诸王们依旧在声色犬马中打发着时光。只有这位“光叔”，似乎与众不同：虽然也参加各种聚会，但在曲终人散之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过，一个人如此韬光养晦，总会引起一些“有心人”的猜疑，唐武宗就是其中的一位。继位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比较长，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位“光叔”，同时也比别人更加疑惑，更加摸不着头脑！
武宗这个人虽然性格粗率，喜欢不拘小节，但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光叔”的沉默、与世无争，全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在登上大宝后，这种“第六感”就会时常涌上武宗的心头。特别是，当他望着光王那无动于衷的表情时，武宗总觉得那张脸背后“深不可测”。
于是，光王李怡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毬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人猝不及防。可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不出一句怨言，仿佛他是一位不谙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大人的斥责，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幸亏武宗在位的时间不长，还没等他弄清楚这位“光叔”的底细，就因为仙丹吃得太多毒发身亡，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是这么急，着实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这个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宫里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担当了这个角色。
会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朝，就连宰相都见不着他的面，朝廷内外顿时人心惶惶，忧惧万分。
俗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作为皇帝的“贴身人”，宦官们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那么好处岂非多多？
这时，内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就明白这里头的“奥妙”，立即随声附和。至于枢密使和右军中尉，虽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位皇帝的厉害，他们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拥立新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只要这位有几分痴呆的“光叔”坐在龙床上，他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于是，宦官们马上就忙活开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发布遗诏：
“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随后，皇太叔在少阳院接见文武百官。当朝臣们步入大殿时，大概谁也没有对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唐朝的命运竟然要系托在这么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余，还有些许感慨！可是，宦官当权，遗诏已经发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这时，皇太叔出现了，他的脚步是那样沉稳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过，从那坚毅的表情来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气象震住了，他们都惊在当场。
随后，皇太叔开始处理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奏章，一件件地处理，无不明白、合理。短短一个上午，皇太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以往的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在场的人先是惊诧，然后是欣慰，最后竟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没人能料到：这样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随后，皇太叔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宣宗！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这是忍耐、毅力的胜利，也是处心积虑和坚忍不拔的最好回报。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战胜强敌，取得最后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再也无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开始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权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赖的大臣。但是，对于宣宗来说，李德裕既然代表着先帝武宗，就是要打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8天，执掌朝纲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从他的政治顶峰跌落下来，连他的政敌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今天是这个藩镇叛乱，明天是那个地方发生兵变，后天又是朝廷内部闹党争，一直闹腾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过，在宣宗当政的13年里，帝国竟然是出奇地平静：河北的几个藩镇虽然继续割据一方，却也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朝野上下虽有波动，却很快就趋于安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大中（宣宗的年号）年间（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无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绝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实，宣宗整日面对这些人，心里又何尝“轻松”：因为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骗，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