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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作为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代表和最高统治者，曾经统治中国20多年，其后又统治台湾27年，前后50余年。在其漫长的军政生涯中，有一大批御用文臣和嫡系将领成为他所倚重的左辅右弼。作为蒋的心腹和亲信，这些文臣武将屡屡受到重用，是蒋介石起家和维系统治的基本班底，其地位举足轻重，不可或缺：或为军师、智囊，出谋划策；或为高级幕僚，官居要职；或为统兵大将，执掌兵符；或为封疆大吏，镇抚四方。他们与蒋荣辱与共，休戚相关……
　　大陆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统治的迅速瓦解，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们也在大厦将倾时走上了不同的归宿……

蒋介石早年的盟兄张静江，是蒋步入政坛的开把师傅。1950 年张静江去世后，蒋介石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

　　张静江，名人杰，字静江，佛号饮光，别号卧禅。年轻时为驻法公使馆一等参赞，曾慷慨资助孙中山白银三万两，名列民国“四大元老”首席。曾任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

1877 年9 月19 日，张静江在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镇呱呱落地。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很喜欢他这个聪颖过人的孙子，认为他的八字好，日后必成大器。但他命中有一缺憾，即“五行”缺水，说是注定要一生苦于奔波，所以给他增加“水分”，取名“增澄”。又为了减少他一生的奔波而起字“静江”。然而一切命中注定的事似乎是无法改变的，张静江一生中重大的几件事，恰恰都与水有关，越是“增澄”就越是风波不定。而且他的确是一生都在奔波，并且常常是奔波在互为矛盾的事务中。

　　张静江祖籍安徽休宁（今徽州），曾祖张维岳于康熙末年定居南浔，以经营蚕丝业和盐业起家。1843 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张家在上海开设的“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直接出口对外贸易，1862年又专营盐务，遂成巨富。对于江南一带上了年纪的人或是文化人来张静江说，“南浔张家”，也就是张静江家族，实在是个很亲切的称呼，因为这个家族很美——不仅在于共计近万平方米的大宅美院，几乎无处不雕花，无处不是景；还在于那些从青石板、漏窗格和中西各式砖雕的门楼里层层弥漫出来的、整整飘逸了一个世纪的江南人文气息。以至于一位外国游客在参观了张家旧宅后留言说：“这是我们在中国江南见过的最美、最好、最大的民宅，这座大宅本身就是一部书。”

　　虽生于富豪之家，但张静江从小乐善好施，豪情侠义，在四乡八邻大有名声。15 岁时，为了救火他从屋上跌下，伤了坐骨神经，因而成了跛足，故称跷脚二先生。他擅长经济，精于理财，家里非常富有。18 岁那年，有一次乘船去上海，不巧遇到险情，同船数十人落水。张静江得船主之助，脱离危险，立刻朝岸上大呼：“谁能救出一个人，我赏他一百两银！”四乡八邻都知张家的财气，更知二少爷一向说话算数，于是纷纷下水救人。救人者都获得了报答，对于船主，张静江更是仁至义尽，此后每年过年都要送上二百银元，直到他去法国为止。

　　商海露锋芒1901 年，张家以白银十万两为张静江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

　　1902 年，他随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任一等参赞。可能是出身于商家的原因，他一到巴黎，见中国丝绸、茶叶走俏，就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动了下海经商的心思。居法一年后，他已大致了解了欧洲市场的基本状况，便决定弃官从商。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打开，就中法民间贸易来说，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开洋行，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最后，还是他父亲支持了他，给了他三十万银元，招股成立一个通运公司，开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的先河。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牙器，以及名贵的古董、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于是生意大旺。加上那时法国的关税制度，对于一切古代文化艺术品，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中国文物在欧洲市场上很走俏，所以张静江财运大发。而后，他以巴黎为基地，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再销往美国。

　　由于得天时地利人和，张静江的公司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可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六次，获利甚巨。公司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其陈设之豪华、民俗风情之浓郁，在巴黎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

　　张静江经营头脑极为灵活，他甚至还趁法国牛奶涨价、供应紧张之际，开办了一家豆类加工场，供应价廉物美的豆浆，结果大受欢迎。张静江在巴黎旗开得胜，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获利之巨，无法估计。”倾家助革命在张静江往返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印刷书刊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出现了——在茫茫大海中一艘普通的轮船上。

1906 年3 月，张静江乘上从法国东归的轮船，而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绕道前往日本，也登上了这条船。由于张静江有清廷官员的身份，孙中山尽力回避他。不料张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攀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二万元，“C”字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并未很在意。后来孙到了东京计划再次在国内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我怕此人是清廷的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第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候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

　　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以后孙中山有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视之为民国功臣。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南浔封“市”，这也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市。1911 年11 月20 日，南浔进行了市长选举，市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另选议事会，由议员十余人组成。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次年元旦，中华民国张静江故居。

　　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誓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欣悉此讯，张静江立刻从巴黎归国，回到上海公司处。这时，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又名陈其美）与其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在乡音乡语的交流中，二人的友谊愈来愈深，逐渐发展成为莫逆之交。一天，张静江在陈英士处宴晤中，陈的部下蒋介石进来请示，谈吐颇显才干，给张静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遂对蒋介石颇有“伯乐相马”之类的好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轻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

　　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所打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 年“讨袁之役”失败后，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等地筹款，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成为蒋介石的入党监誓人。

　　1919 年暑假里的一天，蒋介石来看望张静江。张的续弦朱逸民的同学陈洁如也在张家。蒋介石见到陈洁如后，一见钟情，几次三番找上门要与之交朋友。1921 年9 月，陈洁如的父亲去世时，蒋介石竟穿着孝服来凭吊。陈洁如那时只有十六岁，只想读书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她的母亲也不赞成这门婚事。后来张静江亲自来陈家说媒，处处讲蒋介石的好话。张静江还出示了一张姚氏亲笔签字的离异协议书。总之他是劝陈家母女放心，说蒋先生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是个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作用的人。张静江的口舌总算没白费，

　　终于说成了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事。

　　1923 年，孙中山由美国返回广州，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不久，筹建黄埔军校，准备任命程潜为校长。张静江闻之，极力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称蒋有济世大志，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因为张静江的多次美言，几经周折，蒋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深得张静江帮扶，他从张静江那里得到的不仅是钱，更重要的是政治舞台。他曾致信张静江说：“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之仰泰山。”因此，不仅把张尊为大哥，更尊为政治上的引路人。

　　1924 年1 月，张静江在国民党“一大”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继续不遗余力地扶持“盟弟”蒋介石，为资浅势弱的蒋氏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和通向最高权座奠定了关键性的政治、军事基础。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参加西山会议，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6 年5 月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攫取广东革命政府权力后，张应邀由上海到广州，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6 年7 月又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是，张蒋之间在如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上，意见相左之处不少。张终于被蒋介石排挤出国民党中央，贬为浙江省主席。

1928 年2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此时的张静江，已经被昔日所鼎力扶助的盟弟蒋介石所排挤，但曾经商海的他，敏锐地看到北伐战争胜利后经济建设的突出作用，故而在会上慷慨陈辞：“总理说过，革命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为了争得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几次同蒋介石争得面红耳赤，不达目的不罢休，足见其投身实业决心之坚之切。

　　张静江上任伊始，即面临一番难以想象的困境。蒋介石的心思并没有在经济上，他主要考虑的是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讨伐大业”，急于凑资聚款，筹集兵饷。因而，只许财政部划拨10 万元作为建设委员会的“建设基金”，另以每月3 万元应付日常开支。建设委员会的“钱袋子”如此窘瘪，张静江只好把自己在南京成贤街的私宅拿出来，做建委的办公室。

　　凭着在国民党高层的老资格老关系，以及在工商界“诺一不二”的信誉口碑，张静江四处奔走，八方借贷，周密算计，机巧运作，充分施展其“长袖善舞”、精擅腾挪的理财之术，硬是在人力财力极端匮乏且绝不向国外告债的情势下，与建设委员会的同仁们一道，奇迹般地兴建起一大批生气勃勃、令人惊叹的实业项目：改造电厂，接办煤矿，布设无线通信网络，修筑水利路桥工程，还兼涉了蚕丝、街政、卫生和农田改良诸端。其中，“四省三铁路”的建设，更是在现代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四省三铁路”，系指20 世纪30 年代前期，在浙、皖、苏、赣四省境内先后投入建设的杭江铁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最先进入施工的，是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全程333 公里，估算需投资千万元。此计划一经出台，社会反应炽烈。有人把张静江斥骂为“只知花钱，不知俭用”的“败家之子”，铁路部也借口杭江铁路未依部颁的“重轨标准”修建，拒绝审批计划。张静江则顶住各方压力，不为所动。

　　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均开工于1931 年前后，于1935 年间竣工。淮南铁路主要为运输淮南煤矿的煤而建，从安徽腹地的田家庵，经合肥，直抵皖中的货物集散埠裕溪口，全长214.7 公里。江南铁路是张静江构想的“华东华南铁路大网络”的一部分，他一度雄心万丈地欲把“长江以南的重要都会”，统统用铁路串联起来。由于计划过于庞大，付诸施工时，仅来得及修通了安徽省境内芜湖至宣城（今宣州）以及芜湖至江苏省省会南京这两段。

　　颇有意味的是，在建路的筹资方式上，淮南、江南二路与杭江铁路，适成“鼎足三制”而各具千秋，显示了张静江在兴办民族实业方面的惊人才能。杭江铁路所实施的乃是“浙省路靠浙人修，人人出力为筑路”的“省营”模式；淮南铁路因系建设委员会直接主持兴建的，当属“国营”性质；而江南铁路则掺进了民营股份性质。

　　三铁路修通后，无数原先积藏于江南僻地的物产，得以走出深山，源源不绝地输往沿海、内陆。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铁路之利，“莫不额手称善”。

　　国民党在20 世纪30 年代前期，虽然执掌国家政权未久，但无论是其党政机构，或者社会细胞，已经到处滋生、蔓延着腐败气息，庸浮怠惰、假公济私的丑象比比皆是。而张静江这个身材精瘦的望六老者，却能够在自己的治下，特立独行地标树一种风尚，引领着同仁为国家为民族多少成就一番事业，确实是很难得的。难怪国民党中央常委陈果夫曾不无心酸地慨叹道：“张静江先生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里一位杰出的人才，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有会赚钱、又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全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更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唯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但蒋介石对张的种种实业举措，显然不尽欣赏。蒋介石就联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齐向“目无中央、胡作非为、贻误军机”的张静江施加压全家福力，逼迫他“请辞”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随后，蒋又挥起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议案”大棒，指命“建设委员会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削弱建委的职权。1938 年1 月，蒋介石更以一纸“意见”，将建设委员会撤销。

张静江奋斗了大半生，对蒋完全失望，就以“病体不支”为由，退出政坛。辞职后，张静江意态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其：“不要做官，没有做头！”1932 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炮火连天，死伤遍地。张静江遂决心从此吃素念佛，以示对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的仇视与厌恶。1936 年8 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

　　张静江虽皈依佛门，但凡心未断，仍然留意着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政坛顿时一片混乱。陈果夫于情急之中同CC系骨干商议，认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于是，陈果夫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再次坐镇中枢，支撑蒋家王朝度过危局。在最关键时刻，张静江最后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帝师”的角色。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静江携家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8 年8 月，张静江全家又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继而又到了美国，寓居纽约。此时，他的瘫痪症日益加重。张静江离港之际，抗战全面爆发已历一载。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猖獗横行，野蛮践踏，兽蹄所及，无所幸免。张静江当初呕心沥血主持兴建的许多实业项目，大半惨遭破坏或毁于战火。淮南铁路，被日军拆截了水家湖以东全部轨道而几近瘫痪；杭江铁路沿线，备受敌伪“清乡”、“扫荡”，设施摧残殆尽；江南铁路在修竣了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后，因为敌焰燃眉，仓促弃工，资材废失无算，续建计划也成为泡影。

　　1942 年12 月，在张静江的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法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

　　张静江的病情不断恶化。1945 年，他双目失明，仅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其间，抗战胜利给他带来短暂的欣慰。1948 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生命岌岌可危。

　　1950 年9 月3 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他虽然晚年备受冷落，死后却极一时之哀荣。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都纷纷电唁，并给张的家人汇寄治丧费。16 日，台湾当局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为之题写“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1956 年，在张静江80 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豪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戴季陶有句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反映了国民党新右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心理。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一直追随蒋介石，鼓吹“三民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制造法理依据。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1891 年1 月6 日，生于四川广汉，自幼天资聪颖，机敏过人。1902 年考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业师徐炯影响，开始有了反满思想。1905 年，14 岁的戴季陶与同学马君武、宋耀如赴日本，先入师范学校学习，1907 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后转入振武学校。1908 年春，蒋介石赴日本，进振武学校学习。因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氏向来注重宗族思想、同乡观念，何况在异国他乡，自是格外亲热。常常一谈就谈到了深夜。

　　他们感到相见恨晚很快就结拜为兄弟。戴季陶和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和陈其美等人到“黑龙社”等场所拜会避难日本的孙中山，孙中山也十分器重这些风华正茂的进步青年，为戴季陶等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与别人不同的是，戴季陶在经常拜会孙中山的过程中，结识了在“黑龙社”工作的日本少女津渊美智子，并发生了一段罗曼史。尤为不同的是，这一浪漫故事的结晶，又牵扯出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身世的传闻，更增加了戴季陶早期生涯的传奇色彩。据戴季陶亲近的人说，蒋纬国称戴为“亲伯”，蒋纬国长大后，饱受身世流戴季陶言的困扰，曾亲自前去问戴季陶究竟是不是他的生父，戴未明说，只把镜子给蒋纬国，反问：“你说呢？”

　　1909 年，戴季陶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在《中外日报》任记者，不久任《天铎报》编辑，由于知识渊博、笔锋犀利，旋升主编。1911 年，戴因在报纸上鼓吹反清革命而被追捕，不得不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并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戴季陶返回上海，参加创办《民权报》。不久，孙中山回国主持革命大计，途经上海。戴季陶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而孙中山对此时已显露才华的戴季陶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在上海、南京进行反袁军事联络。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不久，蒋介石也来到广州投奔孙中山，戴季陶积极加以引见，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浙江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劝蒋介石要学会忍耐，“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表示“自愧而又可笑”，称赞戴季陶“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历史的真实永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谁能想到，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右派领军人物、死硬的反共分子。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为此，戴季陶还痛哭一场，并解释说，由于他与孙中山个人关系甚深，当孙中山还活着时，他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但他表示同情共产党，“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顿时感到心灰意冷，在回四川的船上，备感凄凉，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度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十分高兴，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

　　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任主任。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冯自由、邓泽如、邹鲁、谢持等元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夹在二者中间的是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随着统一战线的分化，原来的中派甚至左派的一些人也转化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新右派，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他力促蒋介石尽心尽职当好黄埔军校校蒋介石与蒋经国（左）蒋纬国（右）。从长相上看，蒋纬国确实有几分像戴季陶。

　　长，说：“这是抓兵权，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你的带兵官，你也就成了百万大军的统帅。”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羽毛尚未丰满之时，还不敢和中国共产党完全决裂，乃积极在暗中抓牢兵权，排斥异己，积蓄力量。如果说国民党老右派是公开反对革命的话，那么新右派则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篡夺领导权，其理论基础便是戴季陶主义。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表现失常，出台的政策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的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之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气焰更加嚣张，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感到时机成熟，公然举起反共大旗，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

　　据不完全统计，3 天中被杀害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五千余人下落不明。7 月15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铁石心肠，面目狰狞，对曾经的战友毫无怜悯。他说，这个事只能“不讲感情”；消除敌人，只能用刀子，只能大屠杀。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作为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最信赖的国策顾问、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文化教育方面的决策者，戴季陶踌躇满志，更加卖力地推行他的戴季陶主义，从法理上为国民党的统治提供依据。

　　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 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日本论》、《学札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1935 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了一些解释，但戴季陶仍听不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虽然觉得戴季陶太过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不得不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的，实是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果然，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问计于他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相互间的往来也少了，诚如专家评论的那样：蒋戴之间的关系已经蒙上了某些阴影。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戴季陶与众不同，高兴不起来，拿他的话来说是：“忧恐数日不能起床，起时亦无喜色。”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在蒋介石那里日渐失宠。二是身体每况愈下，常转侧难眠，晚上须服安眠药，方可有短时间的入梦。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对头——共产党

　　的势力发展壮大。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十分担心，主张强力压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而今抗战胜利了，戴季陶更加害怕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为此曾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多种原因，使得戴季陶早先就患有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了。

　　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专门提出要会见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戴虽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还是欢迎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登门拜访他十分高兴。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为约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 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时间推移，蒋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黯然登机飞往广州，行前去考试院上下各室看了又看，流露无限眷恋之色，情不自禁悲从中来，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说着竟如孩童般号啕大哭起来，如丧考妣。

　　“四一二”政变时的国民党行刑队。

　　身在广州的戴季陶，日夜盼待局势奇迹般地好转，却事与愿违，噩耗接踵而来。1949 年1 月21 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1 月31 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2 月5 日，人民解放军炮火威胁下的南京政府，宣布迁都广州。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党国大员纷纷南逃。

　　一日，戴的老友、监察院长于右任前来看望，问候过后，话题转入时局，相对摇头叹息，不胜悲观。于右任仗为知己，直言责备：“戴院长系总裁最可信赖之人，胜过至亲，言足轻重，而今弄成国已不国的局面，实是难逃其责呀！”戴季陶无言以对，潸然泪下。

　　他年轻时即嗜酒似命，由于酗酒数度被送去医院抢救。成为中枢要人后，戴季陶酗酒恶习未改，更利用职权强拉下属陪着喝酒，且要一醉方休，常常彻夜狂欢，烂醉似泥，也几次差点使僚属在酒桌上丢了性命。每酗酒后，都要昏睡几日如大病了一场，导致神经衰弱，变

　　得暴躁易怒，乃至失去理智。时局的种种忧愁，搅得戴季陶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整日以酒消愁，以药助眠。

　　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判断下来，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

　　“为党国尽节，此其时矣！”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所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也决计效法陈布雷杀身成仁，可得个党国忠臣的好名声。

1949 年2 月11 日夜间，戴季陶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自感油尽灯枯，绕室徘徊了好一阵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第二天上午，仍不见戴季陶起床，左右大着胆子叫唤，没有回音，于是边喊边敲门，仍是毫无反应，料是有了异常，急忙撬门入室，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

　　13 日，“戴传贤在穗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当局为防动摇民心士气，在电讯中只字不提自杀，而是说：查戴氏向患心脏病，每晚需要服安眠药始能入睡，来穗后亦然。昨晚或进服安眠药过多，以致影响心脏，于12 日晨8 时不起……

　　蒋介石是在12 日当天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的，据蒋经国的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由于宋子文有三个非同一般的姐妹，他就成了孙中山、孔祥熙的小舅子和蒋介石的

　　大舅子。否则，他不可能成为四大家族之一的代表。

　　宋子文，历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外交部长、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控制财权，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合称“四大家族”。

宋子文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1894 年12 月4 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耀如）是个牧师。

　　宋家姐弟六人，从长至幼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子文是长子。宋子文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大学班学习，1912 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修经济，1915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继往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 年回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不久辞职，转任联华银行总经理，并创办大洲实业公司。

　　1923 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经宋庆龄的举荐，正处于事业低潮期的宋子文投奔孙中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秘书，从此开始走上为官从政之路。在广州政府，宋子文的出色理财能力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而他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奉命领导筹建中央银行。1924 年8 月，宋担任中央银行成立后的首任行长。

　　1925 年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还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和商务厅长的职务。此后，他开始主持实施统一广东财政并整顿财政机构和组织的工作。宋子文在主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工作期间，在理财方面获得显著成效，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以后的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曾在1925 年底为宋子文颁发嘉奖令：“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锐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

　　1926 年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

　　1927 年4 月12 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对立，宋子文曾一度与二姐宋庆龄合作，代表武汉政府，与蒋介石另立的南京政权进行过短暂的对抗与斗争。7 月15 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宋子文参与促使蒋汪合流的活动。1928 年1 月，宋子文最终投靠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宋子文于1928 年6 月邀集银行界、实业界的首要人物与经济专家60 多人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建立中央银行，废除厘金等主张。

　　为统一全国财政，宋子文于同年7 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财政统一应包括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四个方面，推行统一的方法，主要是：“1.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2.中央税收，一律径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照发。”

　　7 月25 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首次同外国达成的关税新约。从1928 年11 月至1930 年5 月，宋子文又先后同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表面上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却都保留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条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盐税建议。在整理国内税务上，他首先对卷烟、面粉征收统税，同时开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工业品，从而确立了关税、盐税、统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

　　1928 年10 月，宋子文主持制订《中央银行条例》。11 月1 日，新的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设立，宋子文自任总裁。中央银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1928 年秋天，宋子文和张乐怡喜结良缘。从此，宋子文正式成为庐山建筑业老板的乘龙快婿。张乐怡与宋子文结婚后成为宋家掌门人，为宋家奉献终身。婚后，宋子文每年都偕同张乐怡回到庐山张谋之家探亲，拜会岳父岳母。

　　1929 年3 月，宋子文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 年1 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

　　1929 年8 月1 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

　　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 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 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 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 月7 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 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文答应不辞职。8 月13 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1931 年5 月，国民党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变后，1931 年10 月27 日至11 月7 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 月15 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 月20 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 月28 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 月30 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但只过了一个月，孙科和黄海梁就先后下台。1932 年1 月30 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1932 年2 月12 日，宋子文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值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宋子文多次同上海金融、实业界人士紧急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措急需的军费，并调税警团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 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筹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 月3 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十九路军。1932 年6 月4 日，宋子文和十九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 月7 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 月12 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同年8 月，汪精卫辞职出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全面负责外交内政重大事项。对当时日本策划的伪满当局截夺东北关税和盐税收入的东北海关事件，他多次发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质，指出：“所谓‘满洲国’，系一未得事实上存在之政体，无管理领土之主权，仅系一似云雾之政治团体，全部为全权日顾问所操纵。”主张把东北各海关移至关内各口办公。

　　1933 年2 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视察北平、热河等地，表示“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至于饷款，“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视察期间，他还多次呼吁各地、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

　　3 月1 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银元7.15 钱合1 元，并于3 月10 日起在上海施行。这在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的作用。

　　1933 年3 月17 日，宋子文因汪精卫回国，声明停止代理行政院长职务，4 月5 日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18 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率团出访美、英、法、德、意、比和瑞士等国，出席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的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

在访欧过程中，宋子文向各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相，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将为西方资本与工商业提供有利的发展范围，表示中国准备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达到提高生活、发展经济、开拓资源的目标，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此次访欧还争取到国际联盟对华的技术援助。

　　出访途中两次经日本横滨、神户，宋子文均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并拒绝邀请访日，这在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对日强硬的舆论。

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算计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曾评价宋子文的两面派作风：“宋子文是有政治野心的。满脑子美国作风，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政治地位。他极力进行军事活动，力交张学良，曾扬言小张是听他话的。

　　对杂牌部队，经常收买示好，如徐源泉等。凡得机会向宋子文要钱的，30 万、50 万，无不照给。（当时币值很高，如一个师9 个团每月全部经费不过20 余万）但对蒋介石要钱，反以限于预算，常加否决。”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一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向宋摊牌：“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 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吗！”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消息的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红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了。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 月27 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 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气也消了不少。

　　宋子文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仍从事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起着一定的作用。1934 年四五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根据考察结果制订了建设西北计划。5 月31 日，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以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宣称公司纯属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专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

　　从1934 年12 月至1935 年9 月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等进行会谈，希望英国能对华贷款2000 万英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1935 年4 月，宋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 月3 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参与谋划的“币制改革”出台。币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1935 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共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 年8 月14 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 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4 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对记者发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此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20 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 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宋子文决定迅速回南京汇报，22 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 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

1937 年7 月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特殊身份，联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于7 月27 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后，他又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以后这个机构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8 月24 日，宋子文任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主持5 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1938 年6 月，宋子文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但在1941 年5 月，宋子文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宣布退出同盟。

　　1940 年6 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国寻求援助。1941 年12 月23 日，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但仍长驻美国。1942年1 月1 日，他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3 月21 日，中国政府从美国获得了5 亿美元的借款。6 月2日，宋子文又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称《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双方在抗战期间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据此协定，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从美国获得8.46 亿美元物资，除2000 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与。

　　除上述活动外，宋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商谈中国战区的有关问题。

　　1943年末至1944年6月，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因与蒋介石等人的矛盾而闭门谢客，不公开露面。直到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才重新出山。

　　1944 年12 月，宋子文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1942 年，宋氏兄弟及其夫人在美国华盛顿共度圣诞节时留影。左起：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宋子良。

　　部长。1945 年4 月7日，宋子文率领由顾维钧、魏道明、王宠惠、胡适、董必武、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离重庆赴美国旧金山，出席25日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并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宋子文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在1945 年5 月21 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院长。

　　1945 年七八月间，宋子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两度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实施方案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

　　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子文主持接收敌伪物资的工作。1945 年10 月下旬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专门的接收机构。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 年夏基本结束。此次接收的敌伪产业共值战前法币23.02 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值11.46 亿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巨额的敌伪产业而高度膨胀起来。

　　1946 年3 月，宋子文为挽救法币信誉，维持法币币值，实行开放外汇市场、低价供应外汇、鼓励自由进口、扩大信贷政策，造成抢购黄金外汇风潮，促使原来的通货膨胀更为激烈。

　　1946 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宋子文为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想尽办法筹集军费。从1946 年3 月至8 月，在宋子文直接过问下，国民政府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达成5 笔、总金额为6240 万美元的借款合同。

　　8 月30 日，宋子文同美国国外清理局局长麦克勒在上海签订剩余物资购买合同。据此，美国把战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剩余物资和设备全部售予中国，其中包括5 亿美元可移动的物资和8400 万美元的固定设备。

1947 年3 月1 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被免去了行政1943 年10 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

　　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务。在3 月24 日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中执委常委改选中落选。

　　1947 年9 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20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10 月1 日，宋到广州就职，11 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广东军管区司令，1948 年8 月又兼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区经济管制督导员。

　　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力图把华南变成反共基地，采取了某些“整理保警”、“强化兵役”的措施，声称国民党除了彻底投降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同共产党继续战斗下去”。

　　1948 年12 月25 日，新华社发布了43 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宋子文榜上有名，名次排在大姐夫孔祥熙之后，位居第十。

　　1949 年1 月21 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同一天，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政府委员、省主席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职，24 日偕妻子张乐怡蛰居于香港，但仍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3 月，宋又专赴广州，监督验收到货的美国军械，并为反共武装的招募、训练和部署出谋划策。4 月，他又受蒋介石的委托视察台湾，以便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拟订出顽抗方案。5 月16 日，宋子文离香港飞赴法国，同年6 月赴美国安居。

　　此后，宋子文过起了寓公生活，长期住在纽约，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

　　1963 年2 月曾到台湾探亲一次。

　　1971 年4 月25 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77 岁。

　　宋子文当年在上海有多处住宅，其中两幢法国式建筑为宋之最爱。一处在岳阳路145 号，另一处在东平路11 号，建造于1928 年。此为东平路11 号宋子文旧宅。

他精于理财是世人皆知的，宋霭龄说他“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在他主持财政大权11 年后，有人给他盖棺定论：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 字庸之， 号子渊， 谱列孔子第七十五代孙。早年留学美国，办学经商起家，结识孙中山并协助孙中山与北方实力派联合，1927年4 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宋联姻，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他主管财政达11 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

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落籍山西太谷，经商谋生。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继承祖业，但染上吸鸦片恶习。1880 年9 月11 日，孔祥熙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

　　孔祥熙的母亲庞氏知书达理，勤劳贤惠。五岁时，孔祥熙由母亲启蒙教读，已显露聪颖过人，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孔繁慈因经营倒闭，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孔祥熙即随父读书，靠着天资聪颖和刻苦努力，打下了很深的国学知识基础。

　　1889 年，孔祥熙患了痄腮，到太谷县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治病期间，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西方文化的冰山一角也给幼时的孔祥熙打下了最初的烙印。第二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就提出入该校读书，遭到族人反对，经过多次争辩，才被允入学。1894 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经教师魏禄义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美国公理会所设孔祥熙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孔祥熙避走家乡，和妹妹祥贞躲进福音教堂避难，一同被困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 人均被杀害，他和妹妹在族人的掩护下侥幸脱险。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太谷教案的情形，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资送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

　　1901 年秋，孔祥熙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 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 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已经有了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的志向，并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同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婉辞邮传部、北洋大学堂等邀请，返回太谷办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孔祥熙自任监督（ 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新式教学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也引起了当地商团和警局的关注。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后，山西的清政府官员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同时，他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 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

　　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铭贤学校视察时留影。宋美龄（左二）、蒋介石（左三）、宋霭龄（左四）、孔祥熙（左五）。

　　投资实业，富冠一方办学的初步成功，给年轻的孔祥熙带来了荣耀，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没有就此止步。商人世家出身所积淀的精明、西方工商业的模式、日渐加深的社会关系基础，驱使他走更宽广的道路，投入商海，一显身手。

　　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孔祥熙看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1912 年，他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保证金，取得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靠着买办商人的独特地位，孔祥熙每年获取了可观的利润，捞取了商海搏杀的“第一桶金”。

　　1913 年，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的王正廷，邀约孔祥熙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是孔的耶鲁校友，同学情意难却，加上“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且丧偶不久，心情不佳，孔祥熙正想换换环境，遂应约赴日。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结识了孙中山，答应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对孔很有好感，称赞孔为人谦和，“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也十分喜爱宋的外貌、气质。双方情投意合， 1914 年春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 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祥熙继续他的教育和实业。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孔祥熙利用欧战期间国外对军工原料的大量需求，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孔祥熙在赚钱的同时，也始终在关注着时局。当时，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提出“从安定中求进步”的治晋方针，推行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孔祥熙对此大力支持，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要求铭贤学生广为宣传。

　　1918 年，阎锡山在太原举办华北运动会，邀请驻华各国公使参观。时任督军公署参议的孔祥熙参与接待，负责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借助与地方政府良好的政治关系，加上很深的教会背景，孔祥熙在当地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红火，在太谷以至山西境内都大有名声。当1919 年山西大旱，灾情严重，哀鸿遍野之时，孔祥熙又出面代灾民呼吁，并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100 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度过灾荒，而且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的政治头脑和经济才干开始受到各方关注。

孔祥熙在办学和实业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知名度，增添了他涉足官场的筹码。他进一步发挥圆滑世故、善于协调的特长，在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纵横腾挪，捞取了更大的政治资本。而最大的一笔投机就是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1922 年春，鲁案（收回青岛主权）善后督办王正廷邀约孔祥熙，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 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冯接受《建国大纲》的主张，其后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5 年初，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1926 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100 余万元基金。同年冬，他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政界。1927 年4 月1 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并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

　　1927 年8 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 年1 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孔祥熙在为蒋介石四处奔走拉拢盟友的时候，没有忘掉为蒋介石牵手一个终生伴侣，这就是夫人宋霭龄的小妹宋美龄。他利用自己的教会背景，说服了大舅子宋子文和岳母大人，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跻身国戚，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为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奠定了稳固基础。

蒋介石不忘襟兄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孔的官运、财运接踵而来。1928 年3 月27 日，孔祥熙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 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一百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意义的。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 月15 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孔祥熙也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

　　1932 年1 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 月6 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 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4 月13 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并接洽购买军械等事宜。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 因空军可较快发展， 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在德国，孔祥熙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孔祥熙访问德国与希特勒合影。剿”红军效力。

　　1933 年9 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 月29 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自此掌握国家财政，想出各种招数为蒋氏国民政府筹款：增税、借款、募捐、动用战时准备金、举借外债、变卖产业、征发、印刷纸钞、实行“公库”制度。手段高超，花样出尽，保障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对于政府的维持的确行之有效。后来在国民政府不断遇到的经济危机中，他又想法子，改变田赋征收办法，举办政府专卖事业，广开财源。孔祥熙的挖空心思、长袖善舞，为危机重重的蒋介石政府源源不断地输血，确实功不可没。

　　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孔夫人宋霭龄性格干脆利索，善于决断。孔祥熙性格中则有胆小优柔的一面，夫人的果断推动着他营私舞弊的“特长”更上一层楼。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 万英镑”。1939 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 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

　　孔的次女孔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情况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

　　孔祥熙捞取巨大实惠的同时也惹来许多麻烦。在他操纵控制的一次金融风潮中，上海滩黑道大亨杜月笙投机不成，遭受巨额损失，气急败坏之下，径直到孔宅索要赔偿。以孔祥熙的势力其实根本不惧怕杜月笙，大约他毕竟心里有鬼，就找了个油水丰厚的行政院建筑工程让杜承接，算是摆平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