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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飞 - 2008-4-17 19:57:00

回家探亲的时候

　

　　几年前，宋沂蒙从大西北回家探亲的时候，在一条胡同里曾与她擦肩而过。那时候的龙桂华还年轻，脸色略带着红润，胸脯高高的，结结实实，走路时微微的颤动，充满了弹性。一个女人的春天那么短暂，才过去没几年，龙桂华变得几乎让他认不出来了。

　　在他面前的龙桂华，仿佛刚从磨房里走出来，浑身被汗水洗浴过，又沾了些灰尘。

　　谁又能想得到，眼前这个疲惫的龙桂华，当年，曾经是学校里的一朵花。

　　宋沂蒙记得，那年在篝火晚会上，龙桂华表演的新疆独舞把全校师生都给镇了，每一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她，谁也不敢随便出声。那天晚上是属于她一个人的，除了音乐，会场上只能听到她有节奏的脚步声。夜幕下一堆火焰燃烧，火苗也随着节拍摇晃，龙桂华飞快地旋转，在火光的映照下，她的脸是红的，全身都是红的。

　　许多有了青春萌动的男孩儿异想天开，有机会就献殷勤。有位年轻男教师，为了纪念那场令人难忘的演出，私下里写了一篇日记，后来，那篇日记不知怎么在学生中间流传开来。那日记里把龙桂华形容成一弯月亮，还说将来不知哪位神仙能够有幸采得这束春桂。

　　有个流氓，一个曾经在宣武门城楼子上拜过老大的家伙也看上了她，天天拿着一把银勺子到学校门口等着她，说是要和她交朋友。同学们都为龙桂华担心，每到放学时间就把她簇拥在中间保护着。

　　有一天下雨，同学们疏忽了，龙桂华独自一人出了校门。流氓举着油布雨伞上前搭讪：

　　“龙桂华，今天我请你看电影！”

　　那流氓也就十七八岁的光景，个头儿不高，嘴唇上边长着毛绒绒的胡须，眼里冒着傻气。这家伙故意装成十分老练的模样，把银勺子伸过来，让龙桂华拿，按黑道儿的规矩，谁要是拿了银勺子谁就是他的女人。

　　龙桂华看见了那把银勺子，觉得很可笑，龙桂华一把就抢过那把银勺子，朝远处扔去。“当啷啷”，银勺子在满是雨水的沥青路上滚了两下就不见了，掉进了下水沟。

　　流氓慌了，连忙扔掉了油布雨伞跑了过去，趴在下水沟边儿翻拣，不多会儿，他浑身沾着泥浆站起来，手里拿着那把银勺子。流氓追上了龙桂华，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叫：“你已经拿过了我的银勺子！”

　　龙桂华披着一件短短的蓑衣，这是小时候，父亲从成都带给她的，蓑衣有年头了，又破又旧，挡不住倾盆大雨，里边的衣服和书包都湿了。她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与流氓四目相对。流氓看见的是一张流淌着雨水，端正、秀丽而温和的脸，一双柔和的眼晴里流露的不是斥责，不是鄙夷，而是姐姐般的怜悯。

　　那还不成熟的家伙像是被施了魔法，呆呆地一动不动，油布雨伞落在了地上也没感觉。

　　龙桂华的目光像火筷子把他的心灼伤了，他畏怯了，觉得自尊心找不回来，不但找不回来，反而失去了更多。在这美丽的女高中生面前，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女人也有自尊，而女人的自尊要胜过男人百倍。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随意被男人欺侮。

　　龙桂华用她的美丽，用女人本能的自尊，用她独有的温和力降服了一个流氓，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校里传开了。

　　龙桂华的学习成绩很棒，品行优秀，从初一到高三大考没得过一个4分。在校园里，她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无论她走到哪儿，都会有人投以异样的目光。

　　1965年，她高中毕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她没有报考大学。大家都为她惋惜。一位年过半百，头发漆黑油光的数学老教师，平日一直把龙桂华当作是他的骄傲。他为此难过了好几天。他边叹气边摇头：“这孩子心里难啊！”

　　1957年，龙桂华的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生活得很苦。孩子们都很争气，学习成绩都十分优秀，以龙桂华的成绩，她完全有实力考上清华、北大，可就在面临报考志愿的前夕……

　　那天，她母亲哭得泪流满面，搂着她哽咽着说：“桂华，咱不考了，咱没那个资格……”

　　龙家有那么多女儿，一个比一个小，作为老大的龙桂华从小就很懂事，她知道家里生活困难，她体贴老人的艰辛，也愿意早些参加工作，挣工资贴补家用，可她多么想上大学呀！

　　“妈，让我上大学吧，只要四年我就毕业，只要四年……”她想说，她大学毕业了就可以挣钱养家。她还想说，难道仅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上大学深造？她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她害怕触痛了妈的心。

　　妈抹着泪走到桌子前面，哆哆嗦嗦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龙桂华的眼前一阵模糊，原来这是一封离婚证书。家里的空气凝固住了，屋顶又黑又低，仿佛快要塌了下来。

　　纸上盖着血红印章，那么清晰、残酷。父亲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已经八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妈吃了数不清的苦，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可她都走过来了，她没有一点埋怨，她的心没有离开过远方的父亲。龙桂华怎么也想不通，已经八年了，也许爸爸就要回家了，一家人苦苦相盼的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妈为什么要在这最后的日子离婚，以这种方式来了断多年的夫妻感情，拆散这即将团圆的家庭？

　　龙桂华和妈相互搂抱着伤心地哭，四个妹妹也抽抽哒哒地站在旁边哭，一家人哭了整整一夜。

　　太阳刚刚升起来，月亮还留在天空上，一群警察闯进家门。妈紧紧拉着最小的妹妹靠墙跟儿站着，双目茫然，不出一点声音，龙桂华吓得挽住妈的胳膊，心里“得得”跳个不停，两腿发抖。一个警察给妈带上乌黑锃亮的手铐，还故意把齿卡得紧紧的，然后唬了一声：“走！”

　　嘈杂中，龙桂华听街道干部厉声对她说：“知道吗，你妈是派遣特务！”街道干部的话犹如惊天霹雳，把龙桂华和她的妹妹们击倒了，爸是反革命分子，妈是派遣特务，那她们就是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一代，这天果真塌了！这个家也塌了！

　　妈到了公安局，她不做任何辩解，人家问什么就承认什么，很快，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女儿们想去看看妈，可没得到批准。没过两年妈就去世了，据说是患了重病。这个来自西南世家的女人，经受不起一连串的残酷打击，在铁窗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妈走后，家里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难。为了吃饭，孩子们把家里的东西几乎都要卖光了。龙桂华初中毕业的时候，各科全得了100分，妈高兴极了，送给她一幅明代陆治的字，还说那是爸最喜爱的东西，让她好好藏着。她不忍心见妹妹们饿着肚子，几次想把这幅字卖了，可是她咬咬牙忍住了，她心里说：“留着吧，等爸妈回来！”

　　龙桂华横下心来到街道报名参加了工作，她只想挣钱，养活正在读书的四个妹妹。她曾经如此痴迷地幻想未名湖，还有清华园，然而她面前的一切在倾刻间坍塌了。不是象牙塔塌了，而是她六年努力奋斗的路塌陷了，她被沉重地甩在泥土和石块儿堆积的深坑里，永远不可能再爬起来。

　　龙桂华选择了一天下午，悄悄地来到学校办手续。她勉强地面带笑容地走在校园里，她在胸前别上了一朵黄色半只莲，她要告诉人们，龙桂华是真正的优秀学生。

　　学校虽然放暑假了，可校园里的人不像她想象得那么少。新升入高三年级的学生趾高气扬，意气风发，仿佛他们已经有一只脚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一个低年级的男学生在踢球，“哐当”一声把大教室的玻璃窗踢碎了，几个女孩儿吓得尖叫了起来，而那闯祸的男生却满不在乎地抹抹脸上的汗，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掉。

　　就在这不大的院子里，她度过了六年的时光。在这儿，她带领全校学生唱过《国际歌》；在这儿，她和师生们听过何长工的报告，听老人讲述和毛主席一块儿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故事；在这儿，她教几百名男女同学跳集体舞，准备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度过狂欢夜。那时候的她，曾经是多么引人注目！

　　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人们欢快地面对面走来与她擦肩而过，看见了她却都装作没看见，她突然觉得这所学校已经不属于她，她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和派遣特务的女儿从学校的花名册上被勾掉。

　　有几个平时最要好的女同学十分挂念她，她们在校门口悄悄地等着龙桂华，等她从学校里出来，就把她围在中间，关心地问：“桂华，你分配在哪儿上班啦？”

　　龙桂华的心情虽然很沉重，可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乐观。她望着大教室那扇被球碰破了的窗户，那里面是一个深邃漆黑的天地，以后，她就要走进那片天地求生存，为了自己也为了妹妹们。那片天地将给她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里面有荆棘，有火，然而她不得不进去。

　　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了，想到以后还要生活，她心里平静多了，于是她不假思索，诙谐地说：“二炮！”

　　当兵是中学生的向往，同学们还以为她到第二炮兵部队文工团当演员了，纷纷惊讶地望着她，惊讶中含着许多羡慕。龙桂华见同学们如此情状，觉得很好笑，便拍拍手笑哈哈地说：“你们以为什么呀？北京第二灯泡厂！”

　　龙桂华在第二灯泡厂度过了许多时光，她由一个出众的高材生变成一个辛劳的女工，然后又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是初级品车间的工人，她用嘴去吹制灯泡儿，一个一个像梦幻一样透明而脆弱的灯泡儿产生了，包装成箱送到千家万户。女工们吹制的灯泡儿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她的同事，那些同样吹灯泡儿的女工们，经不住火的熏烤，像一朵朵鲜嫩的花渐渐凋谢了、萎缩了，可龙桂华却越来越水灵。

　　她长得很标致，瓜子脸，眉毛细长，眼睛弯弯，像将要蚀尽的月亮，她的身材好，皮肤又白，她的打扮与众不同，在炎热的夏季里，她经常穿着一条短裤，露着两条极富诱惑力的长腿，大冬天的时候，她却穿着一件薄薄的、紧紧箍住身子的小棉袄儿，苗条而丰满，胸脯隆起，臀部不大不小，线条流畅。

　　她的性格开朗大方，她在干活儿的时候话虽不多，在休息的时候却充满了欢乐。她爱唱歌，会吹口琴，还会写娟秀洒脱的毛笔字。她仿佛对所有的人都热情，有求必应，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她会不厌其烦地帮人到食堂打饭，她会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陪伴同宿舍的女友逛街买东西。在男青工面前，她不拒绝殷勤，对那些开过头的玩笑，也仅仅是一笑了之。

　　可是，她的笑容里隐含着那么多的忧郁。龙桂华笑完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叹气。她想起不少难过的事情，想着想着就落泪。她想得最多的是妈妈，在监狱里只度过了两年时光就死去的妈妈，妈死的时候一定很可怜……

　　她听说妈去世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吹灯泡，火熏烤得她汗流满面，眼睛都红了，流下了泪，她随手抹去了汗水和泪水，然后又莫名其妙地笑了一回，妈妈的去世仿佛并不突然，她在梦里梦见许多回了。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儿里流泪，枕巾湿了一大片。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失眠，每天晚上都是她最难熬的时候，夜很黑很长。

　　龙桂华刚过二十岁就匆忙结了婚，和丈夫搬到了观音庙居住。丈夫是京剧团的鼓师，姓方，比龙桂华大十来岁。丈夫患有“夜游症”，犯病的时候劲头很大，院子门上的铁锁一扭就断，关也关不住他。

　　龙桂华不爱他，嫁给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免费听戏。她小的时候，妈常带她看戏，她只有听戏这么一个爱好，一坐到戏园子里，什么愁苦全都忘了。她常常被戏里的人物所感动，为王宝钏的坚贞而震撼，为杜十娘的命运而悲伤，为梁红玉的英武而振奋，为崔莺莺的爱情而缠绵。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龙桂华，说姓方的和观音庙饭馆里一个烙烧饼的女人关系不正常，龙桂华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她以为别人跟她开玩笑，于是也就一笑了之。姓方的自从结婚后，一回家就泡在她的身边，五分钟一搂抱，十分钟一亲吻，夜夜不空闲，简直把她当做了宝贝，这还不够满足？

　　有一天，民警把姓方的扣了，大半夜里派人来通知她，说姓方的和那烙烧饼的娘们儿跑到天坛公园，钻到烂草丛里乱搞。

　　龙桂华满脸铁青地到派出所把丈夫接了回来，打算好好数落他一回，可姓方的却嘻皮笑脸地讲了一大套理由，他说他如何爱着龙桂华，还说老婆是老婆，婊子是婊子，男子汉大丈夫哪个不风流？

　　龙桂华说不过他，气得回了自己的家。姓方的多次登门谢罪，跺着脚、指着鼻子发誓，天打雷轰之类的话都冒了出来，好说歹说把她拉了回来。龙桂华很年轻，她无法知道到底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从那时起，她产生了为人妻的沉重压力，她觉得女人是男人不舍不弃、随意摆弄的工具，早知道这样，当初不如不嫁人！

　　龙桂华心想，这回总得消停一阵子了吧？

　　一天夜里，龙桂华独自一人昏昏沉沉地躺着。突然，听见自家窗户“梆梆”响，她的心吓得“咚咚”直跳。

　　胡同对面管传呼电话的肖老头喊：“桂华、桂华，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老方快不行啦，在协和医院抢救哪！听见没有？”肖老头好一通儿喊叫，把邻居们都惊醒了，一个个都揉着眼睛从门缝儿里探出脑袋来看热闹。

　　龙桂华的脑子“轰”的一下涨得老大，姓方的又闹出事儿来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老头喊的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她咬牙切齿地骂：“要死就死去吧！”龙桂华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任凭肖老头在门外不住喊叫，就是不答应。

　　肖老头还是在喊叫，龙桂华实在无法再躲在被窝儿里，她磨蹭了好一阵，才勉强爬了起来。她穿上件衣裳，骑上自行车往医院跑。

　　原来这姓方的不思悔改，又勾搭上一个剃头的女人。当晚他是在剃头的女人家里搞得有点过度，心脏出了毛病，被那女人送到医院。那女人还挺仁义，往龙桂华家里打个传呼电话了。姓方的在医院里吸了氧，吃了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不敢言语，他知道这回闹大了，妻子一定饶不了他。

　　龙桂华没跟姓方的闹，她不吭声，她过够了。于是，她离开了方家，还带走了两周岁的女儿小红。她也没有回娘家，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实在没地方住，她背着小红跑到厂里。车间主任很同情她，允许她在一间库房的过道儿里搭了一间木板房，娘儿俩挤在里面凑活着住。

　　后来，她与姓方的离了婚。

　　那个曾经关心过她的车间主任经常给母女两人送吃的、用的，有时还泡在木板房里不走，一泡就泡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周围的人们在背后开始议论，渐渐地传来了各式各样的说法。

　　龙桂华终于受不住，带着女儿又走了，她离开了“二泡”，成为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什么去了，厂子里很少有人知道，人家都说龙桂华走得很远，可能已经不在这座城市里了，一个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肯定不容易，吃的、穿的都靠着她一个人，总之很难、很难。

　　她的身上一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龙桂华被人们拥挤着上了公共汽车，宋沂蒙没挤上去，他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军人，自觉地把这次乘车的机会让给别人。

　　44路公共汽车冒着灰白色的烟，沿着宽敞的二环路走远了，带着当年的高材生和满满的一车忙碌的人们。龙桂华消失了，那朵黄色的半只莲淹没在人堆儿里，也许在那人堆儿里还有着牡丹花、丁香花……各式各样的花儿汇合在一起，祭祀着沉重的历史。

　　2

　　宋沂蒙与龙桂华不属于同一类人，他从小在育才学校读书，那是个有着革命传统、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制学校。

　　宋沂蒙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虽说没有啥病，可比起其他吃钙片儿长大的男孩子来，他就是个半拉子病号。他跑三十米倒数第一，跳高倒数第二，排球比赛硬是把他安排在女生一边儿，在女生这边儿他也不算主力队员，女生里有好几个要比他强壮得多。

　　后来，他上了普通的中学，他的老爹与育才学校其他同学们的老爹相比地位不算高，可到了新的普通学校，他居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就这点儿特殊背景，使他在学校里获得了不少特殊的待遇。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可他不言不语，不会联系群众，在学生中的威信不怎么样。有一天，年轻潇洒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由于宋沂蒙的学习成绩和家里的情况，校党支部决定让他担任少先队大队委员！”

　　大队委员是校级学生领导职务，应该是选出来的，老师为什么会指定他？宋沂蒙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这个临时的大队委员把他从同学们中彻底孤立了出来，那段时间，没人跟他玩耍，没人诚心诚意地与他聊天，也没人到他的家里做客，他好像是其他星球上的人。那是一段最难受的日子。而且他的大队委只当了一个学期就被同学们轰下台了。自从他那次被“罢官”以后，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牢记当年的教训，再也不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

　　“根正苗红”的宋沂蒙，无论到了哪儿都有着那么点儿特殊，这大概就是人家常说的优越性。“文革”后期，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到东北兵团、内蒙兵团，或者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可是宋沂蒙却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那里，他天天吃窝窝头就咸菜，每天要挑几担水，没想到身体很快就壮实了起来，肩膀宽了，腿肚子粗了，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形儿。只干了一年，谁见到他都说宋沂蒙简直变成了一条“车碾汉子”。

　　后来，在老爹的安排下，他当了兵。在部队里，他摸爬滚打，样样不落后，手榴弹能扔四五十米，几次强行军拉练，他都走在连队的最前列，走着走着就成了连队的掌旗手，有谁相信宋沂蒙小时候是差点儿免修体育课的半拉子病号！他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院校高等教育，并且当上了副团职的军官，这在原先那帮老同学中间简直是奇迹！

高飞 - 2008-4-17 19:58:00

宋沂蒙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已经把自己和部队融为一体，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部队。可是，残酷的事实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得那么突然。

　　那些天，驻地闹起了“口蹄疫”，闹得人心惶惶。天老是阴沉沉的，可就是不下雨。白杨树的叶子干得发灰，一片片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灰蒙蒙的低云和远处的土山连接在一起，笼罩着整个城市。房顶上是土，街道上是土，人们的脸上也好像沾了一层土。穿过城市中心的黄河，默默地流动，没有了汹涌奔腾的巨浪，没有了喧嚣，巨大的鹅卵石孤零零地裸露在岸边，饥饿的水鸟站在上头一动不动。

　　人们的心里都十分紧张，据说这种病可以从兽类传染给人类，通往郊区的路上设了关卡，卫生防疫人员向过往的牲畜脚部喷药，大桥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子，草垫子上洒了呛鼻子的药水，不管是牲畜还是人都必须从上面踏一踏，汽车轱辘也得用药冲洗一遍。

　　外面的气氛如此紧张，部队大院里却很平静，官兵们照样工作、训练、学习，一切正常。

　　半个月以前，政治部副主任偶然在办公楼旁边碰见他。副主任问了他许多无关的问题，眉头一皱，忽然冒出一句话：“小宋呀！你是从哪里入伍的？哦，年纪不小了，牛郎织女，苦不堪言！”

　　宋沂蒙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敏感地听出来副主任的话里有话，这虽然是十分简单的问话，但实际上是在暗示他，部队不要他了，准备让他转业！

　　副主任说完这句话，把手一挥，叹了一口气，倒背着手走了。

　　宋沂蒙果真接到了一纸转业命令，他想骂人，想好好地发泄一下，可他毕竟是个老兵了，知道闹别扭没有什么好处。他当然懂得转业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严格地讲，从宣布命令那天起，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人了。

　　离开部队那一天，天不晴不阴的，大院里格外安静。宋沂蒙呆在宿舍里恋恋不舍，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一阵阵刺心的耳鸣。他的搭挡、朋友、军需处处长黑胖子赵新都，抄起一瓶子西凤酒，“咕嘟嘟”倒在一个大茶缸子里，用双手端起来敬他。他眼里含着泪，心情复杂地端起这碗辣喉咙的白酒，二话没说，扬起脖子，一饮而尽。赵新都抢了一件最重的行李替他拎着，他们刚走出宿舍，全处的战友们就围了上来，跟在远远的后面送他。营区里静悄悄的，大楼上有不少人打开办公室的窗子，探着头向他张望挥手。

　　部里专门派了辆伏尔加牌小汽车送他，宋沂蒙坐在宽敞松软的沙发椅上，心里酸痛酸痛的。

　　伏尔加缓慢地经过军职楼，透过车窗，宋沂蒙看见副主任抱着孙子，在门口望着他。他觉得首长一定也很难过，他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会突然转变了态度，部队那么多人，为什么这一个转业名额独独落在他的头上？他足足想了十五个晚上也没想通，现在，他不想了，再想也没用了。

　　首长一定有难言之隐！他隔着车窗，看见副主任皱着眉头，半掩着满是皱褶的脸，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宋沂蒙的眼眶湿润了，他直起上半身，扶了扶帽沿，郑重地给首长敬了个礼。

　　他觉得副主任肯定看见了。他的心里是那样的不平静，酸甜苦辣一块儿翻腾。

　　宋沂蒙离开了安转办。这时，已经是中午，他觉得肚子“咕咕”响，真是有些饿了。

　　他边走边想，这回咱和街上的人们都一样了，那些扛着行李进城的打工者、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赶路的邮递员、倒背着手遛弯儿的老人、拎着收录机游逛的小青年，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想着，得放开点，稍微放开点，于是他把风纪扣解开，两只袖子撸起老高，故意大大咧咧走在西单大街上。

　　他在小摊上买了包大前门牌香烟，还特地拦住了一位叼着烟卷的路人，装作老练的样子，跟人家借火点烟。其实，宋沂蒙根本不会吸烟，可是偏偏要弄支香烟叼在嘴巴上。

　　大街上穿西装的人真不少，溜遛达达逛商场的人，骑自行车的人，还有抱孩子挤公共汽车的人，男人们差不多都穿着国产西装，扎着五颜六色的花领带，外面清一色米黄风衣。老少爷们儿的头发都挺长，老远看去也分不清男女。街上外国人不少，穿得并不比中国人花哨儿，西服革履的不多。

　　他走进一间挂着“什锦坊”的饭馆，找了个靠门口的显要位置，拽过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来。这是家国营老字号，五六十年代曾经享誉大江南北。

　　宋沂蒙坐在硬梆梆的木头椅子上东张西望，等了老半天也没人搭理他。已是中午十二点钟，正是吃饭时间。两个服务员还在聊大天儿，这是一男一女，岁数都不小了，男的肥得脸上淌油、眉飞色舞，女的干瘦、吐沫星子乱飞。

　　宋沂蒙暗想，这国营饭馆的服务质量也太差劲儿了，也不为公有经济争口气！于是，他没好气地喊了好几声：“服务员，服务员！”

　　那中年女服务员磨磨蹭蹭地向他走了过来。宋沂蒙盯着女服务员，那女服务员也盯着宋沂蒙，像是一对冤家。女服务员的脸上半点表情也没有，冷冷地把菜单往桌子上“啪”的一放：“吃饭呀！”不知是问话还是训斥。

　　宋沂蒙见这个服务员连话都不会好好说，很想批评两句，可他一看服务员那张铁青色的脸心里就虚了，他仿佛觉得这什锦坊的伙计比司令员的架子都大，哪个人也不好惹。

　　宋沂蒙一肚子不满，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他随便点了个红烧狮子头和一大碗米饭。那女服务员扭着肥胖的腰肢，不理不睬地走开，他自己取过一副碗筷，摆放整齐，然后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饭菜等来。

　　饭菜都有些凉了，饥肠辘辘的他不管不顾，闷着头吃。

　　这时，饭馆儿里冷冷清清，只有他一个人在吃饭，女服务员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满脸淌油的男服务员没有聊天儿的伙伴，就耐不住寂寞，笑嘻嘻地向他走来。这家伙见宋沂蒙一身军不军、民不民的打扮，不知出于好奇还是其他什么目的，搬了把椅子，“扑通”一下坐在他的身边，两只脏手撑着下巴，幸灾乐祸地小声问他：“老乡，要米汤不？免费的！”

　　宋沂蒙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气乎乎放下筷子，闭着眼睛不说话。

　　那男服务员见他不说话，以为他不好意思，便又问他：“够吃不？不够再加两碗米饭！”

　　宋沂蒙越听越觉得服务员说的话不中听，他心里想，一大碗饭吃不饱，还要再加上两碗，咱岂不真成饭桶了？他越想心里越窝火，他的自尊心被严重地伤害，他真想给这家伙一拳。

　　从对面玻璃窗里，他看见了一个中年人的身影，两眼无神，胡子拉茬，一件旧军装上衣还敞开着领口，两只袖子卷着，露出了洗得发黄的白布衬衣。可不是吗，现在的农民都这副模样，他的形象也就是个城市农民！他宋沂蒙当过几天农民，他老子也当过农民，他以前八辈子都是农民，这农民的细胞、农民的基因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他看见玻璃窗里的那个人乐了，于是他也乐了。他很庆幸，刚回到北京不久就碰见了一个能够看透自己本质的知己。他朝服务员挤挤眼睛，摇摇脑袋，三口两口把饭菜吃完，把空饭碗往服务员眼前一推，用手抹了抹嘴巴，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十元钞票“叭”的一声拍在桌上，抽身就走。

　　那男服务员满面惊愕地站了起来，赶紧追上宋沂蒙，喊道：“嘿！爷们儿，找钱！”

　　宋沂蒙从什锦坊饭馆跑出来，不多远就走到西单大街，这里古老而繁华，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大商店一个接一个，宽大明亮的橱窗内，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他不知不觉走到南口，过了长安街，第一条胡同就是教育部街。光绪三十二年，这儿是考廪生的试场，后来成了有名的新华和协化两个中学。当初，这里有着一排排古色古香的建筑。现在，中央一个单位在此盖起了一座高大的宿舍楼，历史的遗迹大部分已不存在，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小院儿。

　　宋沂蒙过去的家也在这附近，那是一座苏式建筑。现在，那栋红砖砌成的四层楼还在，只是那么陈旧。在五十年代，它被人称作司局长宿舍，很有点名气。里面多是三居室，面积九十六平米，人口多的家庭住着很拥挤，到了周末，孩子都从学校回来住，还得打通铺。

　　那时，每天早晨，附近的军营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他来不及洗脸就从楼上跑下来，到前面的小吃铺里买回油条、豆浆。父亲既慈祥又满意地笑了，抚摸着他的头说：“咱们沂蒙真懂事！”

　　宋沂蒙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山东德州人，前些年相继去世，家里无人居住，房子也就交了公家。他真想回到那套三居室看看，在那里，他度过了少年时期，可是这个愿望已无法实现。

　　楼的前边有块宽阔的空地，小时候他们亲手种下的白杨树，现在都长高了、长粗了，成了小树林。现在，宋沂蒙在这座楼前见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才多少年哪！时过境迁，这楼变得又脏又旧，小树林子里盖了一座液化石油气站，卡车出出进进，铁罐儿碰撞“叮哐”乱响。

　　宋沂蒙漫无目的地走，一走走到复兴门路口。这儿曾经有一条护城河，河的两岸到处是茂密的青草，河边长着古老的柳树。河上有一条铁轨搭成的桥梁，桥的下边是一圈圈儿漩涡，许多蓝翅膀的小鸟在漩涡的周围嘻闹。每天上学的时候，他都要小心翼翼地走过狭窄的小桥，摇摇晃晃的身体离水面很高，他好像飞到了天上。

　　那时，跨过了这条河就到了郊外，人们把万寿路叫新北京。

　　那一年，他刚刚转入一所陌生的学校，他很孤独，经常来到河边胡思乱想。他吟着无声的小曲，抒发一个尚未成熟少年的伤感。他想写诗，一些似诗又似音符的东西从河里荡漾出来，他不懂那是不是诗，但是他感觉到了。

　　宋沂蒙最喜欢这个地方，结婚以后，他每年从部队回来探亲，都要骑着自行车，带着爱人胡炜来这儿看看。他很喜欢钓鱼，在长满芦苇和翠草的河边，支起鱼竿儿，有多么惬意！他们坐在小马扎儿上，互相依偎，一坐就坐到了晚上。河水映着月光，泛起许许多多亮着光芒的星星，他从星星里钓出一条鳞光闪闪的金鲤。每次钓起一条鱼，胡炜都会兴奋地喊叫。

　　如今，那护城河苇丛没了，那铁轨搭成的小桥早已被拆掉了，环绕京城的城墙荡然无存，留给人们的仅仅是记忆。宋沂蒙眼前是一条宽大的柏油马路，车流代替了河流。一座座高楼大厦矗立在马路两侧，遮住了阳光。这就是当年的柳林，就是当年的河流，忙忙碌碌的人们就是河水里的鱼儿。

　　那条窄窄的一条铁轨承载过无数人的命运……

　　宋沂蒙到了甘家口，这里有一条林荫道，街道两旁是一棵棵老树，树上结满了紫红色的绒绒球，落在地上厚厚一层，像紫红色的地毯。他沿着这条路茫然地走着，不知不觉到了甘家口甲八号，兵种基建研究院，这是他爱人工作的单位。

　　宋沂蒙刚要进门口，不想被卫兵不客气地挡住：“同志，出示证件！”他两眼一黑，哪儿来的证件？过去，他进出军区大门口，不用说出示证件，哪个卫兵不给他立正敬礼？在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小兵豆子面前，他看着明晃晃的刺刀，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感迸发出来。他想发泄，可是低头瞧瞧自己的一身打扮，满肚子的火，想发也发不出来。他只好没好气地回答：“我找门诊部胡炜胡医生！”

　　那小战士居高临下、满脸紧绷，不紧不慢地问他：“你找她有什么事？”小战士的口音南腔北调，也不知是哪儿的人。

　　宋沂蒙一下就火了，高声说道：“胡医生是我老婆！”

　　一听说胡医生是他老婆，小战士的态度立刻缓和了许多，但还是绷着脸说：“噢，那你等着，我打个电话。”

　　卫兵还没挪动脚步，有一个清脆的女人声音响起来：“让他进去，我认识他！”有个黑瘦黑瘦的中年女军人向他走来。宋沂蒙一看，原来是门诊部主任平茹英。尽管平主任发了话，卫兵还是让宋沂蒙办了入门登记手续，然后才准他进去。卫兵接过了会客登记单，举止潇洒地给他们两个人敬了个礼。

　　平主任满脸堆笑，陪着宋沂蒙去找胡炜，一路上问这问那，话多得不得了。宋沂蒙觉得这位平主任的态度十分热情，但这份热情里有着几分做作。胡炜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但她的父亲生前是副司令员，因此她也无形中成为重要人物。宋沂蒙看透了平茹英这种人，这种人多了，首长在位的时候，她对待首长的子女就像对待首长本人一样，可但凡有什么变动，她立刻像对一个陌生人似地对你。老爷子去世了，平茹英对胡炜的态度有了些变化，可变化不大，这是因为副院长边九岭是胡炜父亲的老部下，这可比已经去世了的胡副司令重要得多。

　　平主任陪着宋沂蒙，一直送他到院务部办公楼里头。到了二层门诊部，她朝着不远处的一个房间指了指，然后轻轻地碰了一下宋沂蒙的胳膊，笑眯眯地说：“小胡在等你呐，去吧！”

　　胡炜在诊室坐着没事干，拿着根钢笔在一个小本子上乱画，桌子上放着一大堆医学方面的专用书籍，遮住了她的半边脸。胡炜忽然间发觉丈夫走进门来，十分惊讶：

　　“宋沂蒙，跑这儿干什么来啦？”

　　宋沂蒙害怕让其他人听见，他是个男人，刚一来就挨训，这让别人怎么看？他觉得脸上挂不住了，赶紧摆手嘘声道：“小点声！”

　　胡炜经常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不顾忌别人怎么看，也不管宋沂蒙高兴不高兴。她依旧满不在乎地高声道：“你来的正好，我一会儿就下班了。”

　　她比宋沂蒙小两岁，皮肤雪白，身材高挑，到四十出头了，还是体态丰盈。她长着一副漂亮的鹅蛋形脸蛋，黑黑密密的眉毛，长长的睫毛衬托着明亮的眸子，嘴唇红润，风度雍容典雅。她平时总是剪着齐耳短发，穿一身干干净净的军装，里外都透着精干、健康和妩媚。

　　胡炜在大院儿里是出了名儿的人物，她的美貌常常让不少男军人们惊羡不已，然而，她的门第又令人生畏。她性情直率、心眼儿不多、工作勤勤恳恳、从不惹事生非，她随随便便的，没有一点特殊感，因此群众关系不错。在外人心目中，都以为胡炜是个贤惠的好媳妇，除了嗓门高点儿，其他没啥缺点。她的那点小脾气，只在丈夫面前发作一下，单位里的人谁也想不到，那么有教养的胡炜在丈夫的面前会发脾气！还会骂人！

　　胡医生的爱人来了，这在平静的门诊部里是件蛮新鲜的事，立刻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好些同事找了不同的借口，纷纷好奇地到诊室看热闹。特别是那些小护士，探头探脑、叽叽喳喳、品头论足，把宋沂蒙弄得十分不好意思。

　　这时，有两个女医生走进诊室，宋沂蒙都认识，一个叫鲁映映，父亲曾经在空军训练基地当过司令员，大校军衔。另一位叫徐文，父亲原先是总政内部通讯杂志社社长，上校军衔。她们都是胡炜在卫生学校的同期同学，又都是干部子女，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好。

　　徐文十五岁就上了301护校，二十几年军龄，资格够老。这人长得高挑白净，眉目清秀，说话声音浑厚低沉，一个挺好的女中音。她的丈夫是老大学生，现在中国国际法律事务协调委员会担任要职，据说够得上副部长了，他们有一个独生子在加拿大读书。

　　只听徐文嚷嚷：“看什么看？该干嘛干嘛去！”

　　一群小护士被轰跑，屋里只剩徐文和鲁映映陪着胡炜两口子。徐文的性情率直，言语爽快，心里有话一点也憋不住：“转业啦？好！我他妈也该脱下这身军装啦！再晚就变成老太婆了，哪儿还要咱呀？”

　　鲁映映个头中等，皮肤黑黑的，长得端庄大方、优雅文静，平时总是含着微笑，待人很随和。她的丈夫在国防大学当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员，她受丈夫的影响很深，平时办事稳重，说话像是大姐姐。她略带沉吟，诲尔谆谆地对宋沂蒙说：“安排工作的事要抓紧，去过安转办了吧？”

　　宋沂蒙点点头。他记得这两个女军医，在十年前都单纯、漂亮得可以，可是，她们现在都成为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为人妻，为人母。他觉得徐文现在狂得像个半疯儿，鲁映映则好为人师，两个女人都远不如以前可爱。

　　女人和女人凑到一块儿，老是有着说不完的话，这时，徐文和鲁映映把宋沂蒙扔在一旁，聊起了兵种最近的人事变动。徐文大惊小怪地说：“听说兵种司令部新调来一个作战部长，今年才四十六岁，沈阳军区来的。”

　　鲁映映早就听说过这件事了。一个作战部长，凑合着是个副军级，有什么稀奇？她不但知道刚调来一个作战部长，而且还知道即将调来一个五十岁的副司令，这位新任副司令的夫人是位电影导演，过去曾拍摄过一部故事片，电影里说在四十年代的苏北小城，一个国民党少尉救了一个新四军女兵，又爱上了一个美貌的日本女间谍的故事。鲁映映想起这部电影就恶心，三角乱爱，居然乱到我军内部里来了，纯属捏造，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她平平淡淡地对徐文说：“跟你啥关系？”

　　徐文听出鲁映映的话里似乎有点儿别的意思，便“嘎嘎”笑道：“这位作战部长刚到职，到处说自己没老婆，四十六了没老婆，谁相信？你信？”说着，她不再搭理鲁映映，她暗地里觉得鲁映映是假正经，一个女人徐娘半老，大家都差不多，干嘛装腔作势的？她掩着嘴巴笑。扫了一眼在一边呆呆发愣的宋沂蒙，然后诡秘地对胡炜说：“胡炜，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说罢，她又挤眉弄眼地笑起来没完。

　　胡炜不爱议论这些，她从来不感兴趣什么人上任了，什么人离职了，扯咸淡的事她连听都不爱听，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兰州大瓜子，“哗啦”撒在桌子上。

　　“看堵不住你的嘴！”徐文上去就抢了一把，顺手揣在自己衣兜儿里，手里还捏着五六颗，只见她飞也似地，一颗接一颗嗑着吃，动作飞快，吃进去的是仁儿，吐出来的是皮儿，不一会儿地上落了一片。

　　鲁映映从散落在桌子上的瓜子堆里，翻了一阵儿，才拣起了一颗个大的，放在嘴里嗑，她嗑瓜子的动作又慢又优雅，两片嘴唇儿微张微合，露着洁白整齐的牙齿。她尝了尝兰州大瓜子的味道，慢慢说：“好吃！”

　　三个女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东拉西扯，热热闹闹，眼见到了下班时间。

　　徐文忽然想起宋沂蒙，便嘻嘻哈哈地对胡炜说：“怎么着呀，把沂蒙小伙儿借给我们一晚吧？”玩笑越开越没谱儿，自从丈夫升了高职，徐文的腰仿佛粗了一大截儿，说话底气更足，开起玩笑口无遮拦。

　　鲁映映嫌徐文开玩笑开得过火了，就狠狠打了她一拳，严肃地说：“越说越没边儿，人家胡炜两口子都是正人君子！”

　　胡炜没那么多心眼儿，也许是由于这几个女医生之间，平时胡说八道惯了，所以毫不介意。她看了看手腕儿上的上海牌小手表，见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就兴冲冲地拉着宋沂蒙就朝外走，边走边回头喊：“再见啊！”

　　跟这些女医生在一起，宋沂蒙几乎一句话没说，刚才这几个女人的话，让他感到了十分不快，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是个丈夫，而这几个女人却仿佛没把他放在眼里，她们的眼里似乎只有她们自己。他觉得自己不是在部队单位，而是某一条胡同的大杂院儿里，散散漫漫、乱糟糟，是是非非。这些清闲自在的女人，难道也算军人？在门诊部呆的这一会儿工夫，搞得他挺不自在，听胡炜说走，他就默默地跟着走，刚一出门，就听见屋里一阵放肆的笑声。

　　路上，宋沂蒙闷闷不乐地走着。他已经走了一天的路，可是一点儿也不累，他只是想这样没完没了地走，走着走着，就会把不愉快忘记。他越走越快，把胡炜拉下一截儿。胡炜先是在后面跟着，可一会儿就赶上宋沂蒙，两人并在一起。胡炜大胆地依偎在丈夫的身边，一只手拉住了他的胳膊，宋沂蒙的步子不由得慢了下来，两人在便道上缓缓地走。

　　丈夫回来了，两口子团聚了，妻子的心情特别好，眉飞色舞，满脸都是甜甜的笑容，她喋喋不休地跟丈夫说最近碰到的新鲜事。

　　胡炜心满意足，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在这座城市里，像所有的爱人们一样共享恩爱之情，尽管这一切来得晚些。过去，他没有享受过多少爱人们应该享受的甜蜜，那么多年以来，他们之间的盼望和思念编织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依靠书信来加深彼此的感情，太少了，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

　　宋沂蒙的心里空荡荡的，他像是在天上飘着，一会儿在山上，一会在云里，他无法从西北高原的环抱中摆脱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还在军区大院里，还是一个过集体生活的单身男军人。

　　毕竟二十一年的军旅生活！在戈壁滩上，在十八盘山上，在岷山脚下的竹林里，他喝着军用水壶里冰凉的白水，吃着老乡给的玉米面饼子，披着雨衣，指挥上百辆解放牌军用汽车组成的运输车队，缓缓行进在黄河之滨，黄河奔腾的涛声，发动机震天动地的轰鸣，那气势让他振奋。

　　大西北的云彩是那么低，伸手就抓住一把，可这里的云却那么高远、模糊、稀疏，可望不可及。

　　柳絮在半空中纷飞，在街道的两侧也堆起簇簇絮团。夕阳洒在胡炜的身上，她的脸庞呈现出一种美妙的颜色，好似羊脂玉般的白色，还含着淡然晕散、桃子般迷人的红色。风从树梢儿上吹过来，把紫色绒花带了下来，那花飘飘悠悠地落在了她的头上，她顾不得拣，只是紧靠在丈夫身边，一心想把自己的体温传输给丈夫，让丈夫的心里更暖和。

　　妻子感觉到丈夫的失落，她用一种女人最动听的语言，深情地问：“想啥呢，你？”短短的几个字眼，语调委婉、柔和、多情，像高山上的雪水缓缓流下，滋润着丈夫的心。宋沂蒙渐渐有了感情的冲动，他不觉把一只手臂伸向妻子的腰间。妻子的肌肤暖烘烘的，宋沂蒙好像第一次感到永远地拥有了自己的女人。

　　不过，宋沂蒙心里还是有点发虚。周围的大楼是那么高、那么重，在楼群的阴影里，自己却显得那么渺小。那楼、那街道、那车辆都不是自己的，那些都属于另外一群人，城里人、北京人，而自己则像个乡下人、外地人。他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但从来不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太小，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在外边奔波，按说现在的他应该有一点自尊了，可是这里的空气仍然给他以压力，使他迷茫，使他底气不足。

　　宋沂蒙略微与妻子拉开了一点距离，他不由自主小声地说：“新环境对我来说，实在太生疏了。不知道人家给安在哪座庙里，我能干些什么呢？”

　　胡炜不以为然地说：“你生疏啥？你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人，把腰杆子挺起来，你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心虚啥！反正咱是副团职，现在各单位对转业军人的安排都很重视，你不用担心！”

　　妻子把宋沂蒙的心理看得透透的。胡炜是个说话不会绕弯子的女人，她本想鼓励一下丈夫，可把话说出来却像敲敲打打，宋沂蒙朦朦胧胧觉得站在身边的是个司令。

　　尽管这样，宋沂蒙还是觉得受了启发，他忽然想起他还是个不缺胳膊不缺腿儿的北京人，他有聪明的脑子，有健壮的体魄，人家能办到的他也可以办到，不比这城市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差。新的环境意味着新的开端，这么大的一座城市，怎么会没有他施展才华的余地？

　　靠着老婆温暖的身体，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宋沂蒙的脑子里忽悠悠的，不知不觉又飞回到军区大院里。

　　1974年，在部队内部的一些干部子弟之间，传抄着一份小道消息，说是中央准备重新起用一批“文革”中倒台的老干部，例如原总政干部部部长甘渭汉出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等等。当时在部队当助理员的宋沂蒙也挺关心这方面的事，于是，在私底下抄了一份，藏在床底下，一不小心让同屋的一个宝鸡籍的干事告发，保卫部门查来查去，竟然弄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政治事件。结果，宋沂蒙被关了起来。后来，军区政治部组织专人调查，经过甄别，证明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最多属于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没过十天半月，他就被解脱出来。

　　这件事似乎对他以后职务的升迁没有什么影响。他从团助理员、财务股长、后勤处长、军区后勤部供应部助理员、直升到军需副处长，都没有发生什么障碍。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部队考察干部的工作开始进行了，在一次碰头会上，上级干部部门有位关键人物说了一句：“当初不守规矩的人，以后也不会守规矩！”

　　人家一句话就给定了性，他再往上升困难了，升不上去就不得不转业。干部部里的那些普通干事都很厉害，他们掌控着营、团级甚至师职干部的生杀大权，不管是老首长还是其他人，都得考虑他们说话的分量。

　　妻子发现宋沂蒙无缘无故走神，便狠狠地掐了他一下：“嗨，宋沂蒙，又走神儿了！”

　　宋沂蒙被胡炜一掐，脑子里清醒了，在短短的几秒钟内，他从千里之外飞了回来，就像孙悟空翻斤斗。他瞟了一眼胡炜，妻子的脸上充满了幸福和企盼，妻子的情绪一再感染了他，他不禁觉得自己实在太愚昧，过去的事老琢磨它干什么？回家了，身份已经变化了，再也变不回来了，有妻子就等于一切都有了，有何它求！他离妻子近了些，把头偏向妻子的一边，享受着妻子头上柔发的香气。

　　大西北已经成为历史。搂着妻子上大街，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他搂着妻子的腰，努力把胸脯挺起来。最初，他还觉得这种动作有些半生不熟的味道，后来，他看看周围有不少男女这么做。于是，他渐渐地有了自信，这有什么生不生熟不熟的？这又不是新兵训练，有什么条令规范？还用得着有人在旁边喊一、二、一？

　　胡炜舒舒服服的，她发觉丈夫会搂老婆了，才一会儿功夫，就从生手变成老手了，她渐渐满意起来，满意之中还有几分得意。胡炜把嘴唇贴近丈夫的耳边悄悄地说：“有我在你身边，你还不踏实？”妻子的柔情让他那颗纷乱的心得到稍许的慰藉。

　　一个穿军装的漂亮中年文职女军官，挽着一个穿着军装却没有任何标志的转业男人，走在还算繁华的街道上，路人向他们递过诧异的目光。

　　天渐渐黑了，月亮光透过树梢洒了下来，就像一张密密的网，把两个人捕捉到一块儿。

　　月光的巢穴，这是生活的开端还是归宿？4

　　礼拜天，宋沂蒙跑到刘白沙家去赴老同学聚会。

　　刘白沙的老爹是“文革”前的副部长，家住在府学道胡同。这从明代起就存在着的街道上，一溜儿灰砖高墙，住着好几户部长家。关于他们家里的事，什么谁跟谁不和，什么添丁加口，什么前头老婆、后头媳妇，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民警一般不到他们家查户口，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布置个除老鼠、计划生育什么的，也只是在门房里嚷嚷两嗓子，就算完成了任务。

　　刘白沙家的大门虚掩着，宋沂蒙轻轻一推门就进去了。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前院中央有棵老桑树，足有几百年了，枝干稀稀拉拉，树皮疙疙瘩瘩的，但也和其他的树木一样，冒着嫩嫩的枝条。几只小鸟扑腾着翅膀从远处飞过来，它们很累了，想歇息，它们在老桑树的上面绕了几圈儿，终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然后又飞了。

　　树下，一个高个子妇女正在晾晒衣服，她背朝着大门，专心致志地把一件件湿衣服挂在尼龙绳上。听见有人进来，她就转过身来，一双眼睛笑眯眯地望着宋沂蒙，客客气气地问：“同志，请问您找谁？”

　　宋沂蒙抬头一看，心里暗吃一惊，这不是那天遇见的龙桂华吗？她怎么到刘白沙的家里来了？龙桂华还是穿着那件蓝色方格子维尼纶上衣，熨得笔直的的确良裤子，阳光从树冠上洒下来，映射在她的身上，有许多花花绿绿的斑块晃动，分不清是叶影还是水渍。

　　“是找白沙吧？”龙桂华的口吻十分客气，她的声音略略沙哑。宋沂蒙犹豫片刻，仔细看了一阵，那挺直的身材，缺少血色的脸，深陷的眼窝，这真的是龙桂华！不知龙桂华是这家里的什么人，莫非她是刘白沙的亲戚？宋沂蒙的心里不禁漾起了一种莫名的妒忌，他见龙桂华诧异地望着自己，等待着回答，便只好装作很镇定的模样，有礼貌地说：“您好，我是白沙的老同学，他在吗？”

　　龙桂华含着笑，用手指指里边的院子，这意思是说刘白沙在家，你可以进去了，很显然，龙桂华并不认识这个当年的小校友。宋沂蒙有些失望，只好按照她指的方向走去。

　　这时，一个大块头中年男子跑了出来大声喊：“谁呀？”宋沂蒙睁大眼睛使劲一看，好不容易才认出来，他也激动地喊：“白沙！”

　　记得多少年以前，刘白沙还是一个瘦麻杆儿似的人物，学习成绩一般，人长得又龌龊，女孩子们都不喜欢他。

　　刘白沙小时候有点好色，经常跑到女孩子扎堆儿的地方咧咧，有一次让几个漂亮女孩子打了出来，原因没别的，就是嫌他长得太丑。没想到十八年没见面，怎么一下子“换了人间”？这家伙胖多了，变得高大伟岸、满脸肥肉，额头上冒着油光，头发黑黑的，只是一对煽风耳和一双丹凤眼没有变化。

　　刘白沙也认出了他，这不是那个臭老九吗？整天摇笔杆子、舞文弄墨的那个，当年，他都写了些什么呀？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池浅王八多，还有，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现在看，统统是胡说八道，亏得当初工宣队还说他是“保皇派”！刘白沙想起当初宋沂蒙那文绉绉的小模样儿，兴奋得哈哈大笑，一拳头打在他肩膀上：“哈，兄弟，一猛子扎了二十多年，你可冒出来啦！”说着，刘白沙就拉着宋沂蒙进了里面院子。

　　这是刘白沙他爹和家属们住的地方。院子四周一圈平房，大约共有十几间，满院子都是花盆儿，种着等待盛开的月季花，每只花盆儿前都插着一块小木板儿，上面写着月季花的品种，有玛瑙黄、伊利莎白，还有太阳红。

　　刘白沙身躯胖大，像个统兵的大将，搂着宋沂蒙就像搂着一根权杖，让宋沂蒙明显地感到一股子不平等。刘白沙只顾搂着宋沂蒙的膀子往里走，边走边嘻嘻哈哈说：“老爷子他们都没在，今天咱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

　　说着，就到了大客厅，推门一看，好家伙！满满一屋子人。他立刻嗅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刘白沙是今天聚会的东道主，乘着热闹，他眉飞色舞地向宋沂蒙说：“这些都是咱们的老同学，来，那就不用我介绍，请你来一个一个地认！”二十多年过去了，人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宋沂蒙挨个看、挨个认，竟然没有认出来几个人。

　　这时，一个谢了顶、小个子、瘦瘦的男子主动站起来，含着神秘的笑容说道：“兄弟，我是崔和平！”宋沂蒙马上去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哎哟哟！这么多年还这样儿，没变化！”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他现在是官倒！”崔和平满腹委屈：“倒什么倒？都倒大街上了！”大家听罢，纷纷会心地笑起来。

　　宋沂蒙听说过“官倒”，现在这名词儿实在时髦，没想到今天他真的见到了“官倒”。大家还想刨根儿问“官倒”的事，可刘白沙却不让说了，他摸着崔和平的秃脑瓜子，笑着说：“你们看崔和平比从前帅多了，是吧！”

　　这一堆人里，只有崔和平一人知道刘白沙为啥怕提“官倒”的事，那时，刘白沙死乞百赖要通过他调到总公司，而且他也已经给办了，上面准备给刘白沙弄个正局级，可刘白沙不知从哪听到风声，突然变了主意，不来了。刘白沙这小子，太精！

　　崔和平的父亲早年在延安是很有名的人物，在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的时候，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出的工作组的一个负责人。在追查“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中，他曾经是一个很积极的活跃分子。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务越查越多，，最后，连负责这次肃反运动的专案组成员也都成了特务，崔和平的父亲也被关了起来。

　　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发了中央的注意，及时纠正了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安抚，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抓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崔和平的父亲和许多被打成特务的人一起，感动得痛哭流涕。

　　全国解放后，崔和平的父亲曾任东北局经委副主任，“文革”中死在沈阳。崔和平曾经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过，那是一家被人称为“官倒”的公司，去年被撤消了，现在，他连个固定的工作单位都没有，东游西逛的，自称是干部子弟中间的破落户。崔和平自幼崇拜刘白沙，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跑，人家都说崔和平是刘白沙的基本队伍。

　　“这位是Ｓ部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刘白沙刘大人，局级呐！”说这话的是一位烫着大花儿头发、鼻子上有块黑痣，长相极一般的女人，她仰靠着沙发背上，拿手指着刘白沙的脑门儿，语气里充满了挖苦。

　　宋沂蒙与这女人很熟，她叫冯萍，她妈曾经是一个工厂的党总支书记。文革时她妈挨斗，斗怕了就设法跑回家里躲着，一些工人造反派就天天到她家里捣乱，从早到晚没完没了。于是冯萍就打电话请求宋沂蒙帮忙。宋沂蒙二话没说，立刻找了几个中学红卫兵冲到她家，在几个孩子的保护下，她妈乘机跑到青岛三姨家躲着去了，一躲就躲到了军宣队进驻。

　　宋沂蒙以为自己帮过她们家的忙，起码应当算个朋友，可是没想到这女人后来还是把他给害了。

　　1983年，部队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开始整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整党小组的人找到宋沂蒙，请他提供两个人的姓名，以便方便了解情况、登记过关。人家也是好意，宋沂蒙不知深浅，就随便提供了两个人的姓名，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冯萍。

　　不料，冯萍对外调人员说，在“文革”期间，宋沂蒙曾经带人到家里吵闹，还害得她妈得了心脏病。这两句话真叫宋沂蒙吃不了兜着走了，部队差点没把他列为在“文革”中打砸抢的“三种人”。

　　宋沂蒙得知此情况，连呼冤枉，这可真是百口莫辩的无妄之灾。幸亏整党小组的同志没有轻信，后经多方查证，宋沂蒙终于获得解脱。

　　那是在学校的一次批斗会上，冯萍正慷慨激昂地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校长亢冰之，一大群反对者冲了上来，去抢她的话筒，讲台上乱成一锅粥。宋沂蒙觉得冯萍孤身一人难抵数十众，就挺身而出，上前解救。混乱中，他不知如何举措，竟然搂了一下她的腰。这一搂不过千分之一秒，可让冯萍十分恼火，因为他看见她狠狠地瞪了一眼，那眼光比对仇敌还狠。

　　也许就是这一搂，就让这女人在十几年后，还把宋沂蒙恨得咬牙切齿。起初，宋沂蒙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终于有人告诉他，说这鼻子上长着黑痣的女人是性冷淡，性冷淡什么意思，那就是不准男人搂，搂一下，那怕是千分之一秒，她都要记恨你一辈子！

　　后来宋沂蒙曾苦思冥想，自己到底怎么得罪了冯萍，令她恩将仇报，血口喷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或许能算是原因。

　　这会儿，冯萍见了宋沂蒙也不打招呼，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宋沂蒙也不理她，连瞧都不瞧她一眼。事隔多年了，宋沂蒙觉得她仍然那种尖酸刻薄的样子，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俗气。

　　想着，他不禁同情起刘白沙来，他想，老同学之所以能够聚一聚，还亏了刘白沙出面，否则怎么能聚得起来？人家刘白沙谁也没得罪，这是干嘛呀！他很想帮刘白沙一把，于是他恭恭敬敬地给刘白沙敬了个礼说：“敬礼！向刘副主任报到！”

　　这个礼敬完了，他就后悔了。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平时不大与人开玩笑，也从不无缘无故巴结人，可是今天当着许多老同学的面，给刘白沙敬了一个礼，会不会让人家看成是一种巴结？

　　给上级敬礼，给下级还礼，这种动作在部队的时候，天天不知多少回，他敬礼敬了二十年，胳膊肘的肌肉都练硬了，于是他就成了习惯。所以他见了官阶高的，腿肚子自然而然地挺直，不觉想行礼，这种习惯延续下来，一时还改不掉。

　　宋沂蒙给刘白沙敬完礼，敬完了又后悔，内心里一片凄凉。

　　其实，宋沂蒙的举动和言语，所有在场的人都能理解，因为谁都明白，对于一个从部队转业回来，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任何一个有职有权的人都可能是他投奔的对象。

　　刘白沙当然也明白这个意思，只见这从小就油滑的刘白沙，懒散地坐倒在一把椅子上，随意向大家摆摆手，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副主任呀？就这么回事儿，干不好瞎干！”刘白沙的幽默，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刘白沙笑得最开心，他的谦逊是言不由衷的，他在说干不好瞎干的同时也在想，你们懂得屁！老子今天是副主任，将来就是正主任，或者更高。他的笑是那种得意的笑，有着垄断真理的感觉。小的时候，他就不只一次垄断过真理，学校组织看电影，里面描写了法国18世纪的战争，孩子们都说奥匈帝国的一半是奥地利，他非说不是奥地利而是澳大利亚，还说是他爸说的，人家听说是他爸说的，于是就相信了，还夸奖他懂得多。

　　今天的聚会是他安排的，他这几年仕途平稳，很早就当了司局级干部，他忽然心血来潮地想到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他想把大家聚在一起，放松地吹一吹、聊一聊，这种快感是在办公室里得不到的。

　　他精心选择了聚会的参与者，选择崔和平是因为他曾经在一家大公司呆过，这家公司的背景十分特殊，里面有好多能量极大的人，这家公司虽然被撤消了，影响却不小。选择宋沂蒙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军方背景，他的岳父虽已去世，但他的老婆却在军队高层里有熟人，这在自己的关系网里可算是弱项。

　　说话间，刘白沙从人堆儿里拽起一个白胖子，笑不可遏地对宋沂蒙说：“沂蒙，这位你不会不知道，1968年，不但敢跟军宣队顶嘴，还踹了人家一脚的那个，祁连山，知道吧？”这个人个子不高，又白又胖，四方脸，扁平鼻子，头顶上也剩不下几根毛了，宋沂蒙模模糊糊还认得出。

　　“祁连山吧？当然知道，当年，我是服从了伟大领袖教导，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去啦，还是老实人吃亏！后来你上哪儿去啦？”

　　祁连山听了宋沂蒙的话，似乎很得意，他捂着嘴不住地笑，过了一会儿，自己贬自己说：“个体户，没出息！”

　　刘白沙上去就捅了他一拳，然后夸奖道：“这可不是一般个体户，当代著名文物鉴定家，他擅长古瓷器鉴定，很有两下子！”

　　这祁连山也是三里河一带的子弟，父亲是国家计委的老处长。当初他的头发长得又浓又密，后脑勺儿上长着三个漩儿，孩子们都说，一漩儿横，二漩儿愣，三漩儿打架不要命，他就是那种调皮捣乱，打架不要命的小霸王。

　　“文革”后期，祁连山就是不肯上山下乡，谁拿他都没办法。一直到1975年，才在街道办事处的帮助下，到历史博物馆当了司机。在博物馆那种地方，耳濡目染，见得多了，熏也熏出来了，渐渐地，他喜欢上了文物这一行。祁连山这家伙有心眼儿，每逢节假日，就开着公家的车到农村收古董，十多年以来也就有了些好东西，眼力也大有长进。有了点资本以后，他就辞掉公职跑单帮，专门倒腾古董，发没发财不清楚，有多大名气也不清楚，说“当代著名”那是开玩笑，说他是半个行家还差不多。

　　今天的聚会，还有个不服气的，这是个女性，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林小峤，当年痛打刘白沙的一群女孩子中间，带头的就是她。

　　林小峤长得细皮嫩肉，五官端正，鼻子鼓鼓的，平时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喜欢寻找制高点，俯视看人，像个高傲的公主。1968年底，她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内蒙插队落户去了。刚到锡林郭勒的当天晚上，生产队长就往女知青睡的蒙古包里钻，几个女孩子吓得嗷嗷乱叫。惟独林小峤不害怕，她抄起一把铁铲子要和生产队长拼命。生产队长吓跑了，林小峤决心不再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了，第二天就带着三个女知青跑回北京。

　　这时，刘白沙正在张牙舞爪地给宋沂蒙介绍老同学，林小峤不时叽叽喳喳地同旁边的女同胞聊天，故意制造点不良气氛，以表示她对刘白沙的蔑视。

　　跟她聊天的女同胞叫许虹，那些年在红卫兵“西纠”宣传队当过独舞演员，现在在电视台当编导。这两个女人，一位傲气十足，性格泼辣，一位沉默寡言、稳稳当当，两人聊得十分投机。

　　宋沂蒙主动走到两个正在聊天的女同胞面前，亲热地打招呼。许虹见他如此谦虚，连忙站了起来，不由得向对方伸出了手，她的小手肥肥的，湿乎乎的，完全被宋沂蒙攥在手里，不知为何，宋沂蒙有一种重新见到了亲人的的感觉。

　　这种感觉许虹也有，这种感觉一点也不虚伪，仿佛是天生的，十分自然。

　　男同学的里边，她就属对宋沂蒙的印象深，因为他是个秀才。当初在成立北京新市委的时候，红卫兵集体朗诵的充满激情的长诗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因为他的才气出类拔萃，说女孩子喜欢他也不假。自从被罢免大队委员的职务后，他就奋发努力，读了不少文学方面的书籍，而且还在《少年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歌《家乡蝈蝈儿》，在校园蜚声一时。他的阶梯式长诗《红色的火》登载在学校《青春报》上，整个学校跟炸窝似地轰动了，都说他是学校的马雅柯夫斯基，连一些青年老师都自愧不如。一些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每天老早就在校门口等着他，就为看他一眼，看完就跑，个个满脸通红。直到现在，宋沂蒙在这些女同胞心目中仍然有着一种特殊的好人缘。

　　没有等宋沂蒙和女同胞叙旧，刘白沙一手一个就把祁连山和林小峤两个人拉了起来，然后嘻嘻哈哈地给大伙儿说：“向大家透露一下，他们是两口子，已经结婚十年啦！”大家又是一阵掌声，接着又是一阵不绝于耳的哄笑声。

　　宋沂蒙大吃一惊，他知道祁连山与林小峤有表亲关系，这对表兄妹怎么结婚的？在学校里，林小峤的功课极好，曾经是优良奖状的获得者，这位品学兼优、容貌端庄、喜欢拔尖的小公主，怎么会跟当年的“小混混儿”组成了一个家庭？这简直不可思议！5

　　角落里，坐着一位穿了件乳白色风衣、留了披肩长发、脖子上系着白纱巾的女性，刚才，人们嘻嘻哈哈开玩笑的时候，她一声不吭，难怪宋沂蒙没注意到她。两对眸子相对，宋沂蒙觉得血液一下子涌了上来，这不是陆菲菲吗？他第一个女友。那年，十九岁的他和不到十八岁的她，是“私订了终身”的。两人一块儿看大字报，一块儿到南方“串联”，一块儿……反正什么都干过了，仅仅是保持往了彼此的童贞。

　　这时候，刘白沙不吭声了。房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住。

　　大家知道他们之间的那些事，便都静静地看着他们，等待可能发生的事情，没想到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陆菲菲自己站了起来，很大方、很自然地握了宋沂蒙的手。

　　宋沂蒙的脑子里“嗡嗡”直响，陆菲菲的出现很突然、很意外，是个奇迹！

　　那么多年了，从外表看，她仿佛还是以前那个轮廓，只是成熟了许多。她皮肤保养得很好，还是细致粉红的颜色。她的身材还像当年那样婀娜纤巧、楚楚动人。可是，宋沂蒙隐隐约约地感到，那个天真无邪、爱哭鼻子的漂亮女孩儿，在气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变得矜持、沉静，她有着冷冷的眼神儿，这眼神儿看得人心里发冷。

　　宋沂蒙脑子空空的，身体仿佛失去了支撑，好似落入了一个无形的深渊。他的表面上很镇定，但心里却乱了。这纷乱的情绪只有陆菲菲能感觉得到。

　　刘白沙见两人都很能控制，没有出现意外，便放下心来说：“菲菲，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现在接她爸的班，在外交部工作，中国驻外使馆的二秘，这次回国来参加一个培训班，今天专门请假和大家相会。”听罢，大家又是一片善意而热烈的掌声。

　　掌声像耳光，狠狠抽打在宋沂蒙的心里，他见了陆菲菲，禁不住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亏欠。这些年来，他经常负罪感深重地想起她，那毕竟是初恋。陆菲菲的娇憨，身上活泼温馨的气息，闪烁着欢悦和忧郁的泪花，甚至每一个习惯性动作，都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今天，宋沂蒙真的见到了陆菲菲，一下子又没有什么话好说。

　　刘白沙见他俩都不说话，于是，赶紧想办法转移注意力，大声嚷道：“哎，有件事你们还记得不？1966年那会儿，咱们这些人一块儿保我爹，谁表现最好？”林小峤一听说起“文革”中的事儿，就感到起劲儿，她还像当初那样张扬：“那次是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派来闹事的，是吧！好像来了一百多号人呢？对，对，就是在这个院子，咱们也找来好几百个‘老兵’，哪个学校的都有。造反派要抓白沙他爹，咱们就手拉手挡着。宋沂蒙的胳膊上被划了个大口子，为保卫白沙他爹献出了鲜血。可祁连山，你说你跑哪儿去啦？大家说说看！”

　　所谓“老兵”，就是在“文革”初最早那批红卫兵，那时“血统论”盛行，这批红卫兵成员之中，个个都是“红五类”，革干子弟是组织的核心。没过两三个月，随着运动深入，这批人的老子大都成了走资派，军代表、工宣队进校以后，哪里容得他们！于是乎组织纷纷解散，代替他们的是“四三派”和“四四派”，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就在恍惚间成了历史，成了“老兵”。提起那段热火朝天、风风光光的过去，他们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

　　林小峤一点也不给丈夫留面子，反而揭他的老底。大家见状就又热闹起来，跟着林小峤起哄，纷纷说：“老实交待，上哪儿去啦？”祁连山起身要跑，被刘白沙一把拉住。他见躲不过去，只好捂着半边脸说：“不瞒各位，那天正好闹肚子！”

　　林小峤毫不客气地揭穿他说：“胡说！那会儿他正和初二的一个小女孩儿轧马路那！”

　　一阵开心的笑声。祁连山满脸通红，只好跟着大伙儿强作笑颜。

　　这时候，身为电视台编导的许虹，细声细气地说：“你们谁还记得去苏联大使馆看热闹那一回，祁连山给每个女孩子都送了一个烧饼，表现得不错嘛！”众人又哄起来，祁连山臊得没办法，只好站起身来，借口到街上给大伙儿买点吃的，溜了。

　　崔和平听许虹提起苏联，顿时引发了感慨：“啥苏联呀！好好的一个国家没了，列宁的后代，什么结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曾经是列宁的后代，还有那些个什么斯基，当年有多火呀！有个苏联存在，好歹美帝国主义不敢呲毛，现在可好了，天平向一个方向倒了，美帝国主义没对手啦，还不是想怎样就怎样？”

　　刘白沙见有人议论起政治来，赶紧说：“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列宁的后代，咱们的历史任务更大了，这块阵地可千万要守住，社会主义江山把紧点儿！”

　　崔和平的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想法，他说：“苏联这么大一个共和国，怎么还没有来得及解放全人类，它自己就先碎了，解体了还不是碎了？” 众人听了崔和平的话，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这人的话简直是奇谈怪论，要是倒退几年，还不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

　　许虹思忖了一阵：“谁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马克思要是活着，也许快二百岁了吧？”

　　大家默默无语，纷纷把目光集中在外交官陆菲菲的身上。

　　陆菲菲依旧平平稳稳的样子，脸无表情，一副冷冷的样子，她只是平淡无奇地说了一句：“不奇怪。”

　　大家失望了，陆菲菲的话等于啥也没说。这时，思维十分敏捷的许虹却盯住了陆菲菲，她突然想起陆菲菲的个人生活问题，很想问可又不好问，过了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了，终于犹豫地小声问：“菲菲，你现在还是一个人过日子？”许虹这个人，别看是个慢性子，可说起话来挺尖刻的，一张嘴就是一个敏感话题。

　　大家都瞪着许虹，觉得有宋沂蒙在场，真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大家为陆菲菲担心，可是她却没有一点尴尬的感觉，只是淡淡地一笑：“一个人挺好！”

　　陆菲菲的一句话不轻不重地敲打了宋沂蒙一下，他感到这个话题与自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陆菲菲至今还没有结婚，这其中会不会是由于他的原因？假若是这样，他的罪过可就大了。他的心里不禁一阵接一阵地乱跳，脸上不住地发烫。

　　大家听了陆菲菲的话，不禁纷纷把目光集中到宋沂蒙的身上，当初，陆菲菲的美丽让男孩子妒忌宋沂蒙，有多少男孩子想打陆菲菲的主意，结果让宋沂蒙这个半拉子病号捷足先登，那些人一直到现在还愤愤不平。宋沂蒙的才华又让女孩子羡慕陆菲菲，马雅柯夫式的阶梯诗让她们想起来脸就红，过了二十多年还略略有点醋意。

　　作为东道主的刘白沙见势不妙，他不想让这些头脑简单、直肠子的家伙们惹事生非，从而破坏了聚会的好气氛，于是，赶快把话题转移到宋沂蒙的工作问题上面。他关心地问宋沂蒙：“工作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啦？”宋沂蒙害怕人家问他这类问题，因为他目前的处境是四六不靠，可他知道刘白沙有意救他，便乘机赶快说：“看看再说吧！刚在安转办报到，结果还不清楚。”

　　许虹对这个事儿也有些兴趣，又抢着问：“听说现在军人转业以后，地方安置要降半级是吗？”这又是个挺刺激人、使人心烦的问题，宋沂蒙听了也不知说什么好。

　　刘白沙干咳了两下嗓子，他叼着中华烟一边抽着一边说：“现在，军事工作只是地方整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省军区主要领导人只能进入省委担任常委，因此军区司令相当于同级单位的副职。你这个副团职大体上相当于地方的正科级。”

　　刘白沙说的这一套，着实地给宋沂蒙的头上泼了一盆凉水。正科是什么官儿？在北京连个芝麻粒儿都不是，街道办事处的司法科、乡镇政府的企业办、环保局的绿化队都是正科。

　　林小峤察觉出宋沂蒙的沮丧，便十分热情地对他说：“沂蒙别急，你这二十年兵也不是白当的，不行就到白沙这儿来，白沙你说行不行？”刘白沙觉察出林小峤表面是在捧他，实际上有点起哄的意思，他所在的“兵改工”办公室没有人事权，调出调进的都得呈报部里，而且早就超编了，宋沂蒙进来根本不可能。林小峤诚心是要让他下不来台，他知道这个女人很厉害，嘴巴跟刀子似的，他肯定斗不过她，于是他只好低着头不作声。

　　宋沂蒙也觉得林小峤将了刘白沙一军，这样可不好，好容易才见一回面，弄个不愉快，何必呢？宋沂蒙把话题转向崔和平：“哎，和平，听说你们原先那个公司里的干部子弟特多，是吗？”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着。

　　崔和平唉声叹气起来：“唉，我他妈也算高干子弟？老爹早死啦！”刘白沙怕崔和平言多必失，所以紧去解崔和平的围：“干部子弟扎堆儿，搞得影响太大，虚火上升，我看不扎堆儿好！”

　　这时，只见祁连山抱着两箱子啤酒和一口袋香肠、面包之类的食物，喘着粗气，踉踉跄跄跑进来。吃的东西来了，大家纷纷上去抢，众人一通儿吃喝。

　　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陆菲菲移了移地方，坐在宋沂蒙的身边。她打开一罐啤酒递给宋沂蒙，然后细气细气地问道：“这些年来，生活得怎么样？”陆菲菲说这话平平淡淡，内心却微起波澜，本来她是不想来参加聚会的，她对这个干部子弟圈子不感兴趣。可当她听说宋沂蒙也要来，于是决定也来会一会，她想看看这个男人变成什么样儿了。

　　这男人还是那么痴痴的样子，半羞涩。他的肩膀宽了，眼睛大了，神色露出了慌张。

　　宋沂蒙见陆菲菲问他生活得怎么样，顿时，他感受到了来自陆菲菲身上那股强烈、温暖而又熟悉的夺人气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觉得浑身不自然，他不知应当如何回答，他被一种奇妙的力量驱使着，去取陆菲菲递过来的啤酒。

　　陆菲菲见宋沂蒙迟疑着不肯说话，以为他在拿老婆与自己相比，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很快就把曾经海誓山盟的恋人忘了，何况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陆菲菲带着几分妒忌的口气说：“知道你妻子很漂亮！”

　　这句话显然是怨他，是在骂他。一个爱过自己，以后又独身生活二十多年的女人，在她身上会有多少说不清的内容？

　　宋沂蒙的心跳得更厉害，他与陆菲菲的这段情史要是让妻子知道可不得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妻子交待过。陆菲菲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就故意说：“她叫胡炜，是军队的，对不对？”

　　菲菲一下子点出了妻子的名字，宋沂蒙吓蒙了，菲菲是不是要和他过不去？在这种时候，菲菲要是揍他两耳光子，他也得忍着。多少年不见面，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想，现在可到了喝酒装糊涂的时候了，反正就这么回事儿，豁出去了！

　　说时间，宋沂蒙“咕嘟嘟”一连喝下好几口。他这人能喝酒，一喝酒胆儿就变大了，平时不敢想的事敢想，平时不敢做的事敢做。只见他一边喝酒，一边大胆地瞧着这位初恋人，这位当年迷倒一大片、现在四十多岁仍不失美貌的陆菲菲。陆菲菲也大胆地与宋沂蒙对着瞧，瞧着瞧着，眼神儿就渐渐地软和下来，一直瞧着他把满满一罐儿啤酒喝光。

　　“好样儿的！要是当初你有这气魄就好了！”想着，陆菲菲的双眼湿呼呼的，胸前起起伏伏，情绪渐渐激动起来，她当着宋沂蒙的面儿，接连打开两罐儿啤酒，“咕嘟嘟”统统喝光，然后，随手把啤酒罐儿“当啷”扔在地上。

　　陆菲菲喝下整整两罐儿啤酒，身体有些摇摇晃晃。林小峤和许虹两位女同胞发现陆菲菲的眼神儿不对头了，不好，要出事儿！一段消逝了二十多年的爱情并没有结束，她们听说过一根火柴能把二锅头点着，火苗蓝蓝的，明亮亮的，难道啤酒也能点得着？

　　她们见状不妙，就想把陆菲菲拉开。陆菲菲奋力挣脱了她们，独自一人跑到屋外。

　　宋沂蒙透过玻璃窗，看见陆菲菲蹲在地上“哇哇”大吐，他想过去安慰她，但又觉得不方便，只好束手无策地坐着。

　　宋沂蒙彻底地明白了，陆菲菲没有变，她一点不厉害，只是比从前更软弱，痛苦在她心里积攒着，无法倾泄，无法掩饰，陆菲菲还爱着他！他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那段恋情竟成了陆菲菲感情生活的句号。他醒悟得太晚了，他害了一个纯真、美丽的女性，然而这已经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他承认自己的罪过，但没有勇气面对。

　　他有点怀疑这次聚会的真正目的，朋友们肯定是好意，但其结果是重新唤起了陆菲菲的痛苦，同时也给他这个早已经有了归宿的人增加了烦恼。

　　就在这些人聊得热闹的时候，龙桂华轻轻地走了进来，她提着暖水瓶，给客人们的每一只茶杯里加水，她不是刘白沙家里的保姆，只是来帮他家洗衣服的，可刘家来了这么多客人，她很愿意主动帮忙。

　　刘白沙的这些客人们大多是被保姆照顾过的，所以龙桂华在他们的眼里也就跟保姆差不多。大家叽叽喳喳地嚷着喊着，谁也没有注意到龙桂华。龙桂华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屋里的这些人，她反反复复到客厅来过好几次，静静地进来又静静地消失，像个影子一样没有声音。

　　龙桂华零零星星地听见屋里的人们在议论什么老爹老妈、省军级副团级之类的话题，这些东西对她来说简直格格不入，一群半老男女不厌其烦地竞相褒贬和议论着某某人的老子，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争先恐后，个个像喷灯，呼呼冒火。

　　这些人谈起了国际共产主义命运、苏联的解体，这么严重的话题，他们竟然也能支离破碎地点评一番。这是一群说大话说惯了的人群，当主人当惯了，看世界就像看地球仪一样，自上而下，俯视山河，四万公里大小的天下一揽就揽进了怀里。这是一个狂妄的人群！

　　这些关心世界命运的人与她不属于同一个阶层，她觉得自己与他们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所关心的不是19世纪的经典理论，更不是某某人的级别待遇问题，她想的是如何挣钱养家糊口。在她的周围，像她这种人实在太多的，她的几个妹妹、她妹妹的家庭都是，如果硬把她们放在今天这个环境里，他们会把耳朵、鼻子和嘴都捂起来。

　　龙桂华看见许虹和林小峤咬着耳朵，她听见两个女人小声说：

　　“宋沂蒙老婆叫胡炜，家里是军队的，你知道吗？”“她爸爸是谁？”“胡继生嘛，胡副司令！”“噢，知道，去世有几年了。”

　　两人说话的声音很小，可龙桂华听见了，她当时正俯下身子给林小峤倒水，屋外刮进一阵微细的小风，把宋沂蒙和胡继生两个名字吹进了龙桂华的耳朵里。宋沂蒙这三个字她很陌生，她知道胡继生，她听妈妈说过，胡继生曾经是爸爸所在单位的领导，是他把爸爸送到了北大荒。

　　龙桂华听到那熟悉的名字的时候，两只手不禁颤抖了一下，把开水洒了些在林小峤的裤子上。林小峤不满地瞥了龙桂华一眼，这一瞥像把刀子刺痛了她，高傲的林小峤目光犀利刻薄，还带着冷漠和蔑视。她觉得自己就像戏里的丫环，伺候着一群高贵的客人。

　　龙桂华昂着头走了出去，她回到刘家最外边的小院儿，把熨好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她头也不回离开了刘家，她想以后再也不会进这家的大门了。胡继生的后代在那里，胡继生后代的圈子在那里，她似乎看见了一个对立的人群，心里一片苍凉。龙桂华离开了刘白沙的家，她十分自觉地与这座四合院儿拉开了距离。6

　　龙桂华的女儿小红不姓方也不姓龙，她让女儿姓朱，是为了纪念死去的妈妈。龙桂华为了把这个独生女儿培养成人，这些年真是不少操心。无论她怎么严加督促，女儿就是不爱读书，一读书就犯困。她叫女儿从小学习画画儿，女儿学不进去，掰断了好几根笔，撕碎了不少张纸。她叫女儿学习拉手风琴，女儿不爱音乐，如果妈妈在自己的面前，她还能凑合拉着，可妈妈一扭脸儿，她就跑到外边街上去了。这孩子从小就爱打扮，爱穿花衣裳，每逢过年，她都要拉着妈妈的袖子羞答答地说：“妈，要花衣服……”

　　长大后，小红考上了护士学校，毕业后在裕民医院当护士。龙桂华一片心早已经凉了。她不再指望女儿当什么画家、音乐家，她只想着多挣点钱，给女儿攒下一份嫁妆，等女儿成家后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高飞 - 2008-4-17 19:58:00

朱小红二十岁了，是个喜欢看电影的女孩儿，她上学的时候就爱看，参加工作以后有了些钱就更加爱看。后来，甚至天天去看，下班后也不回家，跑到文化俱乐部去买电影票，她独自坐在黑呼呼的放映厅里，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看电影，对她来说这是种享受。

　　可是，她的平稳生活节奏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打乱了。

　　这天，当她买电影票的时候，发现买票的人比往常多了许多，于是只好到后边排队。一个男人排在了小红的后边，这人瘦瘦的，身子很长，影子拖在地上，一直伸到对面的墙跟儿里。这家伙留着脏兮兮的长头发，两只眼珠子是黄褐色的，一亮一亮的，像快要熄灭的火苗。他的上衣又宽又长，下身却穿着紧贴着两条腿的牛仔布裤子，脚穿一双烂了面的皮鞋。他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不停地用手在油光的身上蹭。

　　不一会儿，这男人踩掉了小红的后鞋跟儿，小红不满地盯了他一眼，弯下腰去穿鞋，恰巧有一阵风吹过，把小红的上衣吹掀起来，露出了赤裸的腰部。少女的肌肤柔白、滑腻，这男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像是要把小红的身体全都看透。

　　小红生气了，这男人是个小偷还是个流氓？反正不是好人！她不禁提高了警惕，她不敢排队买电影票了，拔脚就走，匆匆忙忙跑回家。

　　这点儿不快，很快就被小红忘记了。第二天，当她再次高高兴兴到文化俱乐部的门前买电影票的时候，又发现那男人一本正经地站在自己的背后。小红害怕了，她的心里骂道：“这人的脸皮真厚！”她不想与这人纠缠，于是甩着手臂离开，决心从此再也不来这儿看电影。

　　朱小红在裕民医院上班，这所医院是专卖外贸公司与街道联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医院里设了三个科室，还有几十张病床。

　　有一天晚上，朱小红正在医院门诊部值夜班，外面有辆三轮平板儿车送来一个车祸伤者。朱小红捂着大口罩，连忙跑过去查看，她发现那个伤者满脸是血，龇牙咧嘴，蜷缩着双腿，身子抖动得厉害，看样子伤得不轻。这人和一般伤者不同，已经伤得如此严重了，就是不喊不叫。

　　这人可真能忍！朱小红用蒸馏水去洗伤者脸上的血，那污血渍还没完全洗干净，她就认出来了，原来这伤者，竟然是在文化俱乐部排队买电影票的时候，踩她脚后跟儿的那个男人。

　　朱小红怔住了，不禁一句话冒了出来：“怎么搞的你？”在工作岗位上，朱小红对待病人一直都很关心，这是她在护校学到的。她的话听起来虽然生硬，可她的声音天生柔和，她戴着大白口罩，却露出了娇羞的眼睛，朱小红的话怎么听怎么像是对熟人说的。

　　果然伤者身边有个人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撞上公共汽车了，还有两天我就退休了，瞧这份儿倒霉劲儿的！”这个说话的人五十多岁，是专卖外贸公司的班车司机。

　　朱小红见老司机满头大汗的样子，十分同情，一个马上就要退休的老司机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真是够倒霉的！不过她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巧？这才几天哪，这人怎么就撞到汽车身上啦？而且恰恰被送到自己所在的医院里？

　　朱小红充满了疑惑，她越是感到奇怪越是想问，越是想问越是封不住嘴，心里的话偏偏藏不住，不留神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好好的，干嘛往车上撞？”

　　这时，那受伤的男人身子不抖动了，他缓缓睁开了眼把朱小红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嘟嘟囔囔地说：“怎么搞的？想你想的呗！”旁边的人大吃一惊，想护士想的撞汽车上了，这人真不要命！朱小红臊得抬不起头来，她的大红脸被掩盖在大口罩里，只有额头和腮部露出粉红的颜色。她的心里不停地骂，骂了一遍又一遍：“这坏蛋！坏蛋！”

　　那个被朱小红骂作坏蛋的男人似乎又得意了一回，他暗自庆幸撞得好，一撞居然撞到他日思夜想的少女身边。他看见了朱小红羞臊的脸颊，此刻他一点也不痛了。

　　男人叫张庚，其实他也不是专为朱小红故意受伤的，那天他多喝了两杯酒，骑自行车犯晕，才撞上了公共汽车。经过医生检查，确诊他颅内血肿还有脑震荡，需要住院治疗。

　　张庚是专卖外贸公司的汽车撞的，公司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没上交通队打官司，只是找了个小律师调解了一下，让张庚在裕民医院治疗，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张庚想着朱小红，巴不得在医院里泡着，为了能天天看见朱小红，他没二话就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

　　张庚在病房里天天想着朱小红，可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也没见着朱小红一面，因为朱小红在门诊部上班，根本不能到病房里面去，张庚的伤势较重，医生不允许他往外面跑，他就是想跑也跑不动。

　　张庚出院时，院方给他一张打印好的文件，他歪着脑袋左看右看，于是他又得意了。院方为了保证不出其他意外，决定对他实行出院后服务，医院将定期对他提供随访、检查及相关治疗等等。为了保证医疗质量，院方许诺在随访治疗的过程中可以任他挑选医护人员。

　　张庚出院的时候单单点了朱小红的名，朱小红听说张庚点她，吓得不得了，表示坚决不去，可领导批评她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不敢不去，因为她是一个参加工作没几天的小护士，她不去谁去？她知道自己这回要倒霉了，可她就是不敢把张庚的以往的表现往外说，她怕领导怀疑她，说了又会怎么样？谁会相信她？没事儿反而会闹出事儿来。

　　不过考虑到张庚的实际情况，医院对这个光棍汉子的确也不太放心，为了预防不测，特地又安排了一名男医生前去和朱小红一起随访治疗。按照规定，每隔三天他们就要到张庚的家里去一次。可是那男医生只去了两回就不去了，他说他老婆生孩子，他要去侍候月子。

　　男医生不去了，只剩下可怜的朱小红。

　　这是个天色阴暗的星期一，以往，朱小红也就是在外边看看电影，看完电影就回家了，可就在那星期一的晚上，龙桂华把饭做好，一直等到十二点也不见女儿的影子。

　　夜里一点左右，女儿终于回家了。

　　这是两间平房，说是两间，实际上也就是一间半，里间是卧室，外间吃饭、会客，院里还搭建了一个小厨房。女儿回家就捂着脸躺在了床上，龙桂华心里“扑腾”了一下，立刻察觉出情况不妙，因为女儿从不这祥。她每天一回家就掀锅盖，看有没有爱吃的东西。女儿跟龙桂华很亲，在妈妈面前，她爱撒娇，还经常把单位发生的事讲给妈听，家长里短儿的什么都讲。

　　母亲最了解自己的女儿，天下最敏感的人就是母亲，女儿的一举一动，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丝变化，都会准确地映在母亲的脑子里。这天，龙桂华的第一反应就是出了大事情，而且就是那种让女人最难堪的事。

　　龙桂华惊慌失措地去问女儿：“小红、小红，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告诉妈……”女儿不说话，把棉被蒙在头上，龙桂华再问她，她就呜呜地哭。女儿低低的、断断续续的哭声，含着万分的恐惧，似乎有一座山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

　　龙桂华“扑通”一下坐在床沿儿上，用拳头重重地打在胸口上，她什么都明白了，一定是哪个坏人糟踏了自己女儿？她恨那个缺德的男人，她恨自己没有把女儿保护好。于是，她也开始啜泣起来。

　　龙桂华性格倔强，只是在母亲被抓走的那天哭了一场，除此以外很少落泪，即便是在离婚的时候，她也没有哭，今天，在女儿受到伤害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控制不住自己。这二十年，她什么困难都克服了，可是女儿长大了，她却感到无能为力，她不能给女儿一点抵御力量，也不能填补女儿受伤的一切。

　　小红听见了妈妈的哭声，于是停止了啼哭，可身子还在发抖，妈妈去拉她，她却中电般地躲开了，这时候，任何一只手都是刀子。

　　龙桂华不再询问女儿，她想叹口气可是叹不出来，她只好把它咽了下去。不久，她感到胸口疼，于是，她走到了房间外边。

　　满天的星斗被散云拂来拂去，夜越来越暗，龙桂华好容易才把闷气呼了出去。偶然间，她发现那块天上最大、最圆、最亮的好天体不见了，月亮跑到哪儿去了？广阔的夜空没有了它存在的位置，没有了它，天是那么阴森可怕。在同一片黯淡的星星下边，不知别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龙桂华以为这个怕人的晚上过去了，打算等天亮了再跟女儿好好谈谈，她实在太疲倦，于是连衣服也没脱，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她只睡了一小会儿，忽然被一个异样的声音惊醒。她睁眼一看，发现女儿不见了。

　　从那天起，朱小红一连三天没回家。7

　　香山红叶村，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春季，这里一片桃红，煦风阵阵，鸟语花香。夏季，时不时下点小雨，远望去，彩虹斜扫，夕阳残照。秋天，天高云淡，遍山红枫，似乎就是将军们胸前满满的勋章。冬季，这里的夜晚来得很早，当寒风吹起来的时候，刚刚五点来钟，天色就已经沉沉发暗。

　　胡炜以前的家就在山腰上，山泉水从枫树林中流淌下来，一直经过门口，窗外就可以望见笼罩在薄薄烟雾中的北京城。

　　她的父亲胡继生是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的老红军，按照军委规定，他应当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原本可以找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住着，可老人偏偏住在兵团职干部居住的大院里，两户连体的小楼，居住面积小多了，比起其他同级首长足足差了一百五十多个平方。老人说，这里熟人多，不寂寞。

　　老人去世后半年，门诊部教导员找胡炜谈话。说按照规定，军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在父母双亡后，应由其所在单位按相应职级调整住房，因为研究院又没有合适的住房，所以要求胡炜迁至山下干休所，由干休所另行安排房子居住。”

　　对于搬家的问题，胡炜早有思想准备，她不是不搬，而是没有人通知她。管理局的人不来跟她见面，却叫她工作单位的人来找他谈话，这一招儿够损！既然早晚要搬，那搬就是了，何必这么兴师动众！于是胡炜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第二天，胡炜永远告别了将军楼，在两个战士的帮助下把家搬到了山下的一个老式院子。

　　这里曾经是城里一个小商人的外宅。现在院内住着三家，正房住着干休所的关副所长，全家五口人，占了六大间，厨房、卫生间、餐厅俱全，而且加装塑钢门窗和廊子，门前有草坪四块，看架式比野战军的一个军长还要气派。

　　西边角落住着杜芸一家兄弟姐妹五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一共十几口人，才三间小房。前两年，他们住在一块儿够拥挤的，后来，大弟、二弟都另外找地方走了，大姐也出国了，这里剩下杜芸夫妇、他俩的儿子，还有大姐的一个儿子，在这儿住着。

　　东边角上，住着胡炜和宋沂蒙两口子，也是三间小房，他们家人口少，比杜芸家里宽敞些。三间老瓦房，房龄足足超过一个世纪，每间房很窄，不超过十平方米。房子多年失修，房顶的瓦松动了，雨水渗透进来，时间久了，墙上满是一片片发霉的污渍，白灰也剥落了，一块块往下掉。两棵半死不活的松树挡在门前，风吹不进来，整个上午憋得人透不过气，下午，太阳从西边直晒进房间又热又潮。最让胡炜难以忍受的是，厕所在很远的外边，洗澡自不必说，连方便一下也必须要穿着整齐，跑到几十米之外。

　　屋里的陈设简陋多了，两个单人床一并就是双人床，一张最普通不过的一头儿沉桌子，两张木把椅子，还有老人留下来的大批书籍和衣物，把三间小屋占得满满的。胡炜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对布面的简易沙发，使原来就转不过身来的小空间更窄巴了。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二十英寸日立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台生了锈的老式华生牌电扇。

　　杜芸是３９０医院的一个药剂师，她的父亲原是兵种杜景林副政委，比胡副司令去世还要早，母亲刘珍原是兵种子弟学校的校长，也不在了。杜芸的爱人李平山也是干部子弟，父亲原是省军区的副司令，母亲原是省妇联的纪检委书记，他本人也当过兵，现在是北京市基层检察院的一个干部。胡炜和杜芸原来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两家老爷子之间的关系不错，“文革”中杜芸也曾经帮过胡家的忙，因此，到了山下，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有一番共同语言。

　　落差如此之大，他们还接受得了，大家都是从小过集体生活长大的，眼下这种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不算特别艰苦。最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就是院里邻居关副所长一家人的倒行逆施。

　　这位关副所长，说起来也是宋沂蒙的德州老乡，尽管只是个正营职，可是在胡炜、杜芸面前，他的架子却很大，处处都要显示领导威风。他最瞧不起这些“双亡户”，所以从不把她们当作邻居，有时面对面地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还叫手下人给杜、胡两家约法三章，一是不得早出晚归，二是不得养猫养狗，三是不得聚众骚扰，闹得两个同是正营职文职干部的杜芸和胡炜哭笑不得。

　　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一刮风，树枝子和树叶就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堆堆的。关副所长很勤快，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扫地，他只打扫自己门前这一块儿，而且把垃圾都扫到别人家跟前，慢慢地胡杜两家门前都成了垃圾堆。

　　胡炜一下班回家，看见门前的那堆垃圾就头痛，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种气？她几次忍不住要去骂关副所长，可到了人家门口又缩回来了。她和杜芸两人都在部队单位工作，要是关副所长一纸公文，编造点儿什么理由，再盖上大红印章报送了上去，她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胡炜和杜芸谁也不敢起来反抗，干休所就像是胡、杜两家的后爹后妈，两家老小寄人篱下、噤若寒蝉。自从“闹猫事件”以后，她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副所长的老婆比副所长可厉害多了。关副所长的老婆也姓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人叫她关大姐。她模样极丑，可是脾气大，架子也不小，在附近一带就是一只母老虎。

　　关大姐挺能算计，院子里的那两棵柿子树，一棵离关副所长的房子近些，归关家所有，另外一棵就长在胡炜家的窗前，就算胡家所有。关大姐为了使自家的柿子树能够多享受阳光，就把胡炜家的柿子树给锯秃了，而她家那棵柿子树长得又粗又壮，一根树干整整压在胡家的房顶上，把房顶生生压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胡炜爬着梯子上去好几次，可是房子实在太老，补了好几次也没有补好。

　　每到丰收的季节，关大姐把儿女动员起来，还找几个帮手，三下五除二将秋季的果实，把柿子打得一空，杜、胡两家连尝个鲜的份儿都没有。

　　胡炜悄悄地对杜芸说：“这儿哪是干休所呀？简直是鬼子据点！”她们联合起来，豁出去在院子里嘟囔了几句：“讲点公德吧！都是当兵的，干什么呀这是？”

　　关大姐听是听见了，可她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居然把院子里的草坪铲光，扎了大棚，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过几天就上一次粪肥，闹得院子里臭气熏天。她叫三个战士拉了满满一卡车黄土，把自家的门前垫得高高的，形成一个宽大的土坡，一下雨，他家里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可是臭水都顺着土坡流淌到别人家里。

　　杜芸实在受不了，卷起铺盖卷，带着孩子到３９０医院住集体宿舍去了，她爱人李平山到人民大学去读法学研究生，因为那里有住的地方，能安静地读书和工作。她妹妹和两个弟弟也借别人的房子到外边住去了。

　　杜家在香山干休所名存实亡了。胡炜没地方去，只好忍气吞声，老老实实地呆着。和宋沂蒙结婚后，两人也只好在这里将就着。

　　礼拜一是安转办通知工作分配结果的日子，宋沂蒙在外面跑了一天，擦黑才回家。刚一进门，妻子察觉出他的情绪不对头。她心里头藏不住事，她把宋沂蒙摁在木头椅子上，急切地问：“有结果没？啥结果？”

　　宋沂蒙漫不经心地说：“分配啦，在中国专卖外贸公司，还是副处长。”

　　胡炜没听说过这个公司，也不知道好不好，便接着问：“关键是单位怎么样？有没有发展前途呀？”

　　宋沂蒙刚想发表点意见，不料，胡炜根本就不打算听他的，她饭也顾不上吃了，急匆匆地跑出去打公用电话，去找父亲的老部下边副院长请教。

　　时间不长，胡炜就垂头丧气地回来，她满脸不快地告诉丈夫：“边九岭说啦，外贸公司嘛，就是个小职员，没什么意思！”

　　这时，“梆梆梆”有人敲窗户。这么晚了，有谁会大老远的来找他们？宋沂蒙怀着疑问，拉开木门一看，原来是刘白沙。刘白沙到香山饭店开会，会开完了没事儿干，他又不愿意到山上逛风景，于是想起来找宋沂蒙聊天儿。

　　刘白沙进门，见宋沂蒙的妻子胡炜也在家，他不但不避讳，反而把包随手一扔，四脚八叉躺在沙发上，就好像来到自己的家里。刘白沙用眼睛把小小的房间扫了一遍，像老大哥一样，满脸微笑地指着胡炜：“胡炜，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啊！抗日战争时，你爸还领导过我爸呢！”

　　胡炜不置可否，她跟刘白沙不熟，对这些军队序列沿革之类的东西也不感兴趣，人家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一句话也不多说。

　　刘白沙见她不说话，便指着房子及房子里面陈设，忿忿不平：“条件这么差，怎么住人哪！”

　　宋沂蒙听他说条件差，心里想，知道条件差啦？哪里比得上你们家的深宅大院？他耸耸肩膀不回答，只是在眉宇间表示出了十分的无奈。刘白沙气愤地说：“1955年的老中将，也属于开国元勋了，就给这种房子住，怎么也不反映反映，找军委，找中央！”

　　老中将是谁？那是咱爹！咱是啥？啥也不是？给咱这种房子够不错啦，上哪儿找中央去？中南海进得去吗？找了也白找！胡炜觉得刘白沙这人说话一点意思也没有，想着想着，她的脸上就挂上了颜色。

　　宋沂蒙见妻子这模样，心想人家刘白沙这回也是好意，他怕妻子不给老朋友的面子，冷不防地会说出点难听的话来，就赶紧转移了话题：“白沙，你正好来了，我有件事请教你！”

　　胡炜不高兴，刘白沙没察觉出来，他禁不住连着偷看了胡炜好几眼，心里暗想，都说宋沂蒙这小子有艳福，这回见着了，没料到他媳妇竟如此艳丽。他正发怔间，听见宋沂蒙问他，便讪讪地说：

　　“说，啥事儿？”

　　宋沂蒙赶紧告诉他说自己已经分配到专卖外贸公司了，说了两遍，刘白沙注意力才集中过来，马上急切地说：“专卖外贸好啊！赶紧报到去！好事儿呀！”

　　胡炜的不满一阵风就刮过去了，她只觉得这个人个子大，脑袋大，脚丫子也大，像这样的人应当是那种心直口快的粗人，说了就说了，说完就算了。她隐约地察觉刘白沙在偷偷地看她，可她丝毫没有反感。她像所有的女人一样，都喜欢人家说自己长得漂亮，别人多看自己几眼就多看几眼。

　　胡炜很想听听刘白沙对专卖外贸公司的看法，于是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对刘白沙说：

　　“我们边副院长说，外贸公司里的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小职员，没多大出息！”刘白沙没想到这个漂亮女人居然如此天真，便开怀大笑：“去他的吧！你们领导是土八路，懂个屁！专卖外贸，懂吗？现在开放改革，经济大发展，专卖是创收大户，以后这行业不得了，什么没出息？出息大啦！”

　　在宋沂蒙的那帮老同学中间，刘白沙算地位最高的，胡炜很相信他的话，胡炜一听说出息大啦，满脸愁云顿时散开了。只见她绽露着春光地说：“真的呀？看，宋沂蒙傻到家啦！他懂什么懂！”

　　刘白沙受到表扬，不禁忘乎所以，他尽情地把目光在胡炜的脸上扫来扫去。他觉得胡炜嫁给宋沂蒙有点冤，宋沂蒙也太老实、太窝囊，就这样子，以后怎么能在复杂的官场上混？

　　刘白沙挖挖鼻孔，然后讥讽地说：“沂蒙，你当兵当糊涂啦？胡炜不懂，你怎么也啥都不懂呀？”刘白沙的一通儿贬，倒把胡炜说得心花怒放，她在外人的面前公开地贬宋沂蒙，外人当着她的面贬宋沂蒙，不知是啥心理，她很高兴。有时候女人就是这么怪，贬一贬丈夫反而觉得过瘾。

　　宋沂蒙没来得及说几句话，就平白无故被刘白沙和胡炜两人挖苦了一阵，觉得好没意思，对于妻子的无礼，他无可奈何、没脾气，对于刘白沙的傲慢，他愤恨，也有着一点儿妒忌。他望望窗外，见天色渐晚，便言不由衷地问：“白沙，在这儿吃晚饭吧！”

　　刘白沙一拍沙发靠背，神色骤变：“噢！想起来了，今晚还有个会议，很重要，市长也要参加的，再不走就迟了！”说着他起身就走。

　　屋子很小，两步就到了院子里。树荫遮住了残阳，院子里略微有些昏暗，小黄花在草地里开了一大片，榆叶梅抽出了新的枝条，挡在用小石子砌成的小道上。这会儿，山脚下十分安静，只听得远处的“嘎嘎”鹊鸣。刘白沙边欣赏边感叹：“郊外的风景真好，空气也好，就是房子太差，没法儿住！”又提起房子的事，不知刘白沙到底是同情还是起哄嫁秧子。他的真实想法，别人很难判断出来。

　　院子外边的马路上，停了一辆桑塔那小汽车，司机见领导来了，忙打开车门。刘白沙故作姿态地干咳了一声，然后迅速钻进车厢，他把玻璃窗摇下来，向送他到路边的宋沂蒙夫妇频频摆手，大有首长专列启程的派头儿。车子向前开了一大截儿，他还回头望了一眼，这次他只看见了胡炜，在黄昏里看见了胡炜娉婷的影子，心里不住地念叨：“妈的，这娘们儿真漂亮，真漂亮……”

　　送走了刘白沙，宋沂蒙心里的不安很快消失了，他忘记了刚才挨贬的委屈，既然工作问题解决得不错，今后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这是当前最大的一件事。可是，宋沂蒙还是想提醒一下妻子，他关上门，悻悻地问：“你看出来啥了？”

　　别人对自己妻子有何居心，他也不会漠然置之，他想给妻子一个暗示。宋沂蒙早就跟胡炜说过刘白沙这小子见色忘义，有品行不端的倾向，他很愿意在听听胡炜贬完自己以后，再贬一回刘白沙，可胡炜什么也没说，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宋沂蒙见妻子不表态，便以为她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既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那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

　　宋沂蒙觉得刘白沙这人没啥真本事，平时爱摆个官架子，也就是摆个样子唬人罢了。宋沂蒙见过他老子，他老子也爱摆个官架子，要是没点儿地位、没点儿权威，那派头儿还真拿不出来。

　　他老子当年就因为犯官僚主义，从七级降到八级，可现在还是那么一副架子，说话、走道儿都端着架子。现在，他是资格最老的一代人了，这习惯已经不大好改，看样子要端到八宝山去了。刘白沙小时候可不行，长得不行，说话跟放屁似的，没正经！哪里比得上他老爸！

　　胡炜没想这么多，在她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太复杂的事儿。她忙着翻箱倒柜，想找件好点的衣服，准备丈夫到外贸专卖公司报到的时候穿。可她翻了半天也没找出一件像样子的衣服，只好懊恼地对丈夫说：“宋沂蒙，明天你可没得穿啊！小心人家看不起！”

　　家里只有这么一个箱子，一个柜子，穷翻个什么劲儿，再翻也就那么几件衣服，除了军装还有啥？宋沂蒙任凭妻子在那儿翻，自己靠在床边儿，看一本新出版的小说。书里的内容有点儿刺激，看着看着，胸里莫名其妙地冲动起来，男人最敏感的器官也有点控制不住，这种现象好些日子没有了。人的精神负担解除了，就有时间看小说，还有情绪酝酿干别的事儿。

　　胡炜一边拨拉他，不让他好好看书，一边不满地说：“哎！明天你穿啥？”

　　宋沂蒙正看到热闹处，怕那本书掉下来记不清页码，于是斜着身子挡住胡炜的手，一边把已经看过的那一页折了一个角儿，一边满不在乎地说：“穿啥、穿啥，我就穿军装，这就叫本色，懂吗？”

　　胡炜见宋沂蒙老看书，想故意气他一下：“哎！你觉得刘白沙这人怎么样？”宋沂蒙见胡炜忽然琢磨起刘白沙来，心想我问你，你偏不说；不问你，你倒说起来，他顿时提高了警惕，冷不丁地反问：“你说咋样？”

　　胡炜是故意问的，她知道丈夫很想听听她对刘白沙的看法，她偏不说，非得让丈夫着着急。她觉得男人们都是小心眼儿，一听自己的老婆议论别的男人就吃醋，越是这样，就越得气气他。胡炜努着嘴，调皮地说：“我看他肥头大耳的，活像个小地主！”

　　宋沂蒙一听原来如此，开心地笑了：“小地主什么样儿？小地主就得肥头大耳？怎么不是大地主？大地主才肥头大耳呢！”胡炜瞅着他看的那本书，一边瞅一边说：“那他倒底是不是小地主？”

　　胡炜一个劲儿逼问，宋沂蒙暗自吃惊。女人的直觉为什么这么准确？刘白沙的爷爷就是一个小地主，也就是十几亩地，农忙的时候找几个帮工的那种。刘白沙小时候不只一次说过，他的爷爷是和穷人差不多的那种地主，一年吃两回饺子，十天吃一回白面，冬天烧不起炕，夏天买不起扇子，别人剥削不了自己，自己却剥削了别人。

　　宋沂蒙说：“刘白沙块头儿不小，说话的底气又粗，好象纯正的无产阶级出身，可跟他熟了，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也存在一股子乡气。他经常当着人挖鼻孔，与人聊天儿，聊着聊着就放开了屁。听老同学说，刘白沙这人十分小气，从不掏腰包请人吃饭，别人请他吃，他一上桌就抢先把两只鸡腿儿弄到自己的碗里存着。有一回在菜市场买东西，他拿出一块钱要买八毛钱萝卜，人家找他两毛，他不干，非要人家找一块二。人家问他为什么，他非说给了人家两块钱。

　　宋沂蒙彻底把刘白沙贬了个够，可胡炜又不大感兴趣了，她的注意力集中到宋沂蒙手中那本书上。宋沂蒙怕她抢，便把那本书藏在身后。他越是藏，胡炜越是感兴趣：“看什么书呐？”

　　胡炜一伸手，硬是把那本书抢过来，抢过就翻，刚翻了两页就嚷嚷起来：“好哇，你他妈的敢看黄书！没人管你，长本事啦？”宋沂蒙笑嘻嘻：“夫人，别冤枉好人，这是世界名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怎么算黄书呢？”

　　胡炜骄横地喊叫：“别跟我争，否则没有你的好处！”刚说完，她就笑了，她猛然碰到了丈夫发硬的地方，顿时脸色一片潮红。胡炜把那本书往沙发里一扔，把双臂缓慢地搭在丈夫的肩头，她把下巴颏儿顶在了丈夫的头上，鲜嫩的嘴唇微微张开，双目迷迷蒙蒙的，她看着贴着半截儿花纸的墙，过了一会儿才对丈夫说：“厨房里的饭菜都凉了，要不我去热一热？唉！都是让刘白沙这东西搅和的！”

　　宋沂蒙不知从何处窜起一般火苗儿，他伸出双臂，结结实实地把妻子用力抱住，去亲吻她的嘴唇。妻子饥渴地嘟囔着、呻吟着，一边咬住丈夫的舌头，一边解开了自己的衣服扣子。妻子雪白的胴体完全暴露在丈夫的眼前，丈夫发狂了，他把妻子抱得紧紧的，然后用全身力量把妻子举了起来，他放肆地喊了起来：“今晚啥都不吃了，就吃你！”

　　妻子“咯咯”笑着，把双腿像胶一样粘在丈夫身上，丈夫的头部埋在她赤裸、白嫩而有弹性的双乳里，顽皮地在她的双乳上蹭来蹭去。丈夫把妻子塞进被窝儿里，然后把全部灯光都打开，一边欣赏着妻子身体美妙的轮廓、娇羞可人的脸蛋，还有引逗着自己发狂、光滑柔腻的手臂，一边慢慢地脱光衣裳。妻子把丈夫拉了进去，两人禁不住的欢悦，痛快地喊叫了一阵，然后无声无息地融为一体。

　　这些天，他被不安情绪所笼罩，几乎变成了一个无能之辈，刚才他在酝酿情绪的时候，还在怀疑自己行不行，现在他一身轻松。他终于恢复了男子汉的本能，那股积压了好些日子的火终于迸发了出来，团团地把妻子围住。这火越烧越大，他不给妻子喘息的机会，要死一块儿死，要活一块儿活，两个人在爱的欲火中获得涅。

　　疯狂过后，两人互相拥抱着、抚摸着不肯松开。过了好久，胡炜不能入睡，她微张着眼睛，琢磨着未来的日子。沂蒙回来了，一个人的日子变成两个人的日子，以后无论吉凶，她也要维护好这个家，她属于丈夫生命的一部分，当然，丈夫也属于她的一部分，属于她的私有财产。8

　　宋沂蒙在专卖外贸总公司上班不久，一天，眼见到了下班的时间，他给妻子打了个电话，约她一块儿回家，可妻子说今晚值班回不去，他的心里突然闪过了一丝苍凉，今天晚上只能属于他一个人了，他忍受不了香山脚下的寂寞，那里的夜晚有时乱得闹心，有时静得可怕。

　　宋沂蒙磨蹭了半天，见办公室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他无可奈何地收拾了东西，然后昏头昏脑地离开单位大门。

　　宋沂蒙刚刚出门，就觉得眼前一热，他发现草绿色的邮政信箱旁边立着一位惹人注目的中年女人。这女人个头儿虽不高，但身材匀称、亭亭玉立，上身穿鲜艳的米黄色西装上衣，脖子上围了一条雪白眩目的纱巾，下身穿了条浅咖啡色直筒裤子，柔软的、带着曲线的长头发像瀑布一样地披洒在肩上，姿态十分优雅。

　　啊！菲菲！宋沂蒙觉得很意外，心里“扑扑”地直跳，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正在他犯嘀咕的时候，陆菲菲向他缓缓地走了过来。

　　陆菲菲洒脱、沉稳、端庄，带着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中年女性特有的大胆，内心隐藏着由于多年独身生活而形成的淡淡的冷默，嘴角上流露出坚毅和勇气，她渐渐地离宋沂蒙近了。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宋沂蒙没有思想准备，不知所措，只好呆呆地望着这个失掉了音讯多年，从那天老同学聚会以后，旧梦重现的初恋美人。

　　陆菲菲这次主动来找宋沂蒙，是经过一番痛苦思考的，她本来应该恨他、诅咒他。本来，她可以做大使夫人，可以嫁给一位蜚声中外的教授，她应该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可是她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独身妇女的行列。少女时代，她把爱几乎无界限地奉献给了一个男人，她曾经想忘记他，可是二十多年来，她一直没有做到，只是把那堆旺旺的火压了起来，变成小火苗儿藏在心里。

　　她总是想在人海中寻找到宋沂蒙，把那始终保持的贞洁献给这个冤家！在她的心里，那女性最基本、最宝贵的东西，原本就属于宋沂蒙，为了这个发自梦中、精神和肉体的奉献，她等着、盼着、寻找着。现在那男人仿佛从天而降，她终于遇到了这个使她痛苦了多年的男人，她不会放过他，她要把爱的火烧起来，烧死这个害得她没有了青春的男人，她要他补偿，要梦里想的变成现实，哪怕就这么一次。

　　那男人惊讶慌张的样子，被她看在眼里，她感到几分得意。就是要给你个出其不意，就是要吓着你，你这软弱害人的家伙！

　　陆菲菲想着，便不由分说，突然一把挽住他的胳膊，用力带着他离开专卖公司大门。

　　陆菲菲的大胆和她冷冷的、犀利的眼神，让宋沂蒙感到生疏，这是从前那个爱哭鼻子的女孩儿吗？他被一位半生疏的漂亮女人挽着，在马路上走，心里很紧张，生怕被本单位的人发现，挺不自然地走了老远一截儿，脖子后头出了不少的汗。

　　陆菲菲却显得十分平静，她坦然地挽着宋沂蒙，挽着自己的爱人。

　　走着走着，宋沂蒙被她情绪的冲动所感染，渐渐适应，他发觉两人的步子渐渐变得协调合拍。这情形，就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他的身边好像仍然是那个有着圆圆的粉红脸庞，一双大眼睛多愁善感，鼻尖上时常冒着汗珠的女孩儿。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从外地串联回来，街上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他们只好步行，从北京火车站一直走到阜成门，再经过魏公村那道长着灌木的土坡，走到了八大学院。他们不想回家，就这样在路上走，不知不觉又走回到动物园汽车总站。多么远的路，他们不疲劳，迈着整齐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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