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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导演、演员、笑星……一个资深文化记者二十载艺海掇英，叩开一扇扇神秘曼妙的艺术之门，带您走进名人的心灵世界…… 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这样评价他的作品—— “被他采访的无一不是当今中国文艺界最响亮的人物。然而，杜仲华却不关心他们头顶的光环与手中的奖杯，不仰视他们，也不带着世俗的好奇钻到幕后偷觑他们一眼。” “他热衷于与你探讨艺术。于是。这些采访便成了一种挖掘，一种提炼，一种宝贵的价值观的弘扬。” “应该说，他坚守着一种人物采写的文化风格，这风格就是注重人物刻划，思想开掘以及美文。”
《名人，开门》第一部分
　在《名人，开门》中，收入的多是当今文化界顶尖人物的深度访谈文章，因而文化含量更大，社会关注度更高，可读性更强。如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美学家王朝闻，作家铁凝、韩素音、叶永烈，“学术明星”易中天，画家李可染、方成、华君武、丁聪、韩美林，中美文化交流使者靳羽西，世界小姐机构主席莫莉夫人，影视导演陈凯歌、李少红、张纪中、冯小刚、张国立，演员倪萍、王刚、刘晓庆，电视主持人水均益、朱军，笑星赵本山、冯巩、牛群、郭德纲，都接受过我的独家专访并有精彩对话；有些名人与我在长期交往中已成为惺惺相惜、无话不谈的挚友。

自序　打开名人之门(1)
名人，开门！

　　苦思冥索之后，终于想到这个书名时，思维一瞬间凝固了，仿佛没有什么比它更能概括记者的职业特征和本书的精髓了。

　　名人，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是普罗大众关注的焦点——你可以不了解中世纪西班牙的历史，却必定知晓塞万提斯和他笔下的堂·吉诃德；你可以不了解唐朝有多少个皇帝，却必定知晓李白、杜甫、白居易和他们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名人名著，本身就是一部最能在世人记忆中打下深刻烙印的历史。

　　在全球网络化的时代，大众对名人的关注程度有增无减，从一定意义上说，口味更加多元化，视角更加全方位。而大众传媒的任务之一，就是追踪这些名人的足迹，深入挖掘其艺术理念、人生感悟和成功秘笈，以期对大众、尤其是文艺爱好者和渴望成功的青少年有所启迪和借鉴。当然，做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深记者，我不赞成一味迎合某些读者的口味，把名人的隐私、绯闻之类貌似好看的故事公开曝光；别人这样做可能有它的道理，我则不。

　　如何叩开名人之门，尤其是他们的心灵之门？

　　我曾一次次叩开名人、明星之门，在客厅、书房、画室，在咖啡馆、化妆间和拍摄现场，在幽静或嘈杂、庄重或悠闲的氛围中，与不同身份和性格的访谈对象进行深入交流，在交流中发现和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尤其是他们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精神，再把自己对名人的理解和诠释，经过一番组织、提炼、概括、升华，用个性化和诗意的笔触传达给广大读者。采访动机的善良坦诚；采访作风的质朴扎实；以及一定的采访技巧和写作水准……我以为，这些或许就是打开名人之门的钥匙和“暗语”。由于取得了被采访者的充分信任和理解，你自然可以从他们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１９９７年，我将从业十余载采访过的影视导演、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歌星、笑星、幕后工作人员百余人的事迹结集成书，是为《明星大聚焦》；十年后，又将新采访的演艺界名人，加上作家、学者、画家５０余位精选成书，是为《名人，开门》。

　　在《名人，开门》中，收入的多是当今文化界顶尖人物的深度访谈文章，因而文化含量更大，社会关注度更高，可读性更强。如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美学家王朝闻，作家铁凝、韩素音、叶永烈，“学术明星”易中天，画家李可染、方成、华君武、丁聪、韩美林，中美文化交流使者靳羽西，世界小姐机构主席莫莉夫人，影视导演陈凯歌、李少红、张纪中、冯小刚、张国立，演员倪萍、王刚、刘晓庆，电视主持人水均益、朱军，笑星赵本山、冯巩、牛群、郭德纲，都接受过我的独家专访并有精彩对话；有些名人与我在长期交往中已成为惺惺相惜、无话不谈的挚友。

　　冯骥才便是其中一位。

　　我深知，写大冯，必须熟悉他，理解他，读懂他，真正掌握与之“对话”的能力。而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所以２０年来，我努力研读他的作品，认真聆听他的讲述，紧紧追寻他的脚步，力图走进他的艺术世界。当他对中国年俗文化的失落感到忧虑，提出“禁炮不如限炮”时，我采写了《淡淡年意深深情》；当他亲率一支摄影大军，对老城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地毯式搜索抢救时，我采写了《把老城留在画页中》、《世纪的定格》；当他从意、法、奥等文明古国考察归来时，我采写了《古罗马废墟上的东方人》、《依旧活着的空间》、《文化精神不可迷失》；当他甲子之年回祖籍浙江宁波举办省亲画展时，我有幸随行采写了《掀起你的红盖头》；当他创立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时，我又采写了《大冯天大的事》……总之，在他艺术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我都做为一个新闻人、也是他的好友参与其中，并向读者报告他的最新消息。

　　我的努力得到了最有价值的回馈。我分别于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６年出版的《明星大聚焦》和《驿动的音画》，都承蒙他欣然作序并亲自参加首发式和签名售书活动，以他的名人效应扩大了这两本书的社会影响。

自序　打开名人之门(2)
《明星大聚焦》收入了我对１００多位当红明星的访谈文章。大冯说，你写了那么多明星，现在也该被别人写写了。在该书代序“写写杜仲华”中，大冯以精到的观察和风趣和语言为我画了一幅“肖像”，并高度评价了我的新闻作品：“这些采写看上去不像报道，而更像一种文章。我想，这印象多半来自他笔下的那些思索、探究和发现，还有十分斟酌的散文化的文字。应该说，他坚守着一种人物采写的文化风格，这风格就是注重人物刻化、思想开掘以及美文。”

　　《名人，开门》的开卷之作即《参观大冯》，这篇原载于上海《艺术家》杂志的文章，以冼练而诙谐的笔墨，概括了大冯的艺术追求和文化保护行动，在我采写过的２０余篇有关大冯的文章中，颇具代表性。

　　现已辞世的美学家王朝闻，是我在美术学校学习时便十分仰慕的理论权威。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江西出版的《文艺理论家》杂志欲刊登一篇有关王朝闻的报告文学时，经王先生的研究生邓福星推荐，将采写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诚惶诚恐，一次次到王先生家登门拜访，又从他的研究生中掌握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篇全面记述王朝闻艺术经历和美学思想形成过程的报告文学，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强反响，后被王朝闻收入《王朝闻学术思想论文集》中。

　　还有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在她艺术生涯的各个阶段，从１９８８年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到主持央视《综艺大观》，再到重温电影旧梦，都留下过我对她的记述文字。１９９７年，我曾代表今晚报社邀请她来津，参加“倪萍《日子》暨主持风格研讨会”。其间，她的质朴、率真的本色使我对她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后来，当她重返影坛，从大西北拍摄《美丽的大脚》后返京时，第一个接受的也是我的独家采访。牛群和冯巩都是我们天津“老乡”，与他们的交往自然更平添了一份亲情。牛群来津举办“牛眼看家”探亲摄影展、主编《名人》杂志乃至力排众议到蒙城当县长，均在我的搜索、追踪视野中；冯巩第一次在今晚报发连载，在天津的小胡同里拍《没事偷着乐》，我都做为亲历者与之有过深入交谈。我与刘晓庆相识近２０载，无论在她辉煌时还是落魄时，都始终如一，客观真实反映她的艺术和人生状态，所以刘晓庆复出后与我相逢时，有一种“日久见人心”的感慨。赵本山、郭德纲等，也因应邀到今晚报社参加研讨会、观众见面会，而多了一些情感和心灵上的沟通……

　　作家每塑造一个人物，都仿佛体验了一次别样的人生；演员每饰演一个角色，都仿佛附身其中重新“活”过一回。艺术家比普通人更能领悟世态炎凉、人生况味。因此，我在与名人交谈时，除了为他们执着的艺术创造精神折服外，也为他们所袒露的心灵世界所感动。

　　例如大冯。做为一个文化保护主义者，他时常感到自己像个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而每次卖画以拯救濒危文化遗产时，又感到与献血无异。他曾想以绘画“了结”自己，却又不忍舍弃文学，只有文学才是他社会责任和社会思考的最佳载体。他多次对我谈及内心的焦虚和痛苦，但当太阳重新升起时，他又开始抖擞精神，挥洒如椽巨笔，为社会尽职尽责了。

　　倪萍复出影坛，圈内外众说纷纭。有人说，倪萍电视玩够了，又要玩电影了。倪萍说她最痛恨这个“玩”字：一部电影是集体心血与智慧的结晶，观众还要花钱来看，凭什么让你玩？对有人批评她“煽情”，她从前在乎，现在则无所谓了———“不是脸皮厚了，是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电视是年轻人的事业，让观众永远喜欢和接受倪萍，是不现实的。”

　　朱军对于自己的成功怀有一种感恩心理：“一个人需要以感恩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感谢生活，感谢生命，感谢父母和所有给我支持和帮助的人。”

　　王刚认为人生才是一项最大的事业———“如果你白天忙得一塌糊涂，电话铃声不断，很多人找你，需要你，好像你多么重要，多么了不得；而晚上回到家里，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觉得你谁都不是，谁也不爱你，没有谁真正需要你，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呢？”

自序　打开名人之门(3)
靳羽西则坦然面对自己的单身生活：“独身生活是很快乐的生活，没感到一定有老公、孩子才是完美的人生。我相信我如果是个母亲，一定会用很多精力做一个完美的母亲；没有这个机会，就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有的人结了婚，比我独身还不快乐，这样说，我不是比他们更好吗？”

　　……

　　如此等等，无须赘述。打开本书，相信您会或多或少感受到作者笔下诸多名人的心路历程。

　　如今，我从多年采写的文化名人特写中，筛选５０篇结集成书，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当今媒体记者更新换代很快，像我这样从事文化新闻报道２０余载，始终坚守岗位、心无旁鹜、笔耕不辍者颇为罕见，于是便有机会接触在文学艺术界各领风骚的诸多文化名人，并追踪其艺术足迹，其中一些文化名流如王朝闻、常书鸿、吴印咸、李可染等均已作古，令我的这些文字记叙不仅具有独家性，又有了一定史料价值。

　　其二，这些文化名人特写，散见于我任职的今晚报及其他一些报刊，报刊属于“易碎品”，极易为时光的砂砾所湮没；现重新捡拾起来，稍加打磨整理，联缀成串，加上自绘的插图，虽无珍珠的名贵晶莹，却也聊可观赏、把玩一番，岂不有趣？

　　其三，一种事情做久了，易生疲劳，况且媒体（包括网络）写手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自觉廉颇老矣，难跟新潮，出版此书，也算为自己漫长的记者生涯做一次回顾与总结吧！

参观大冯（冯骥才）(1)
　　大冯是一座博物馆

　　———题记

　　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作家、画家、文人或知识分子，因为所有这些称谓都具有某种局限性，都不足以令他进入一个更加自由地把握生命本体需要的境界。

　　只有“文化人”最适合他。

　　他的头脑像是一座挖掘不尽的思想和文化宝库。他每天都享受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并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和见解———从文学到美术，从民俗到考古，从足球到音乐……他真是个精神上的富翁！

　　不仅如此，近年来他还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导演了一系列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存的“文化行动”。

　　这便是“文化人”冯骥才，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大冯”。

　　大冯给自己画像

　　“我与一般作家有个很大不同”，大冯在他那间被各种书籍、字画、彩陶和石雕装点得琳琅满目的书房兼客厅的沙发上，神态悠然地翘着二郎腿，向笔者勾勒着他的“自画像”：“我首先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吃没吃相，头发乱七八糟，衣扣经常扣错，袜子经常穿反；偶尔穿一次西装，打在脖子上的领带像是拴牛的绳子，走在街上，还以为是跑出去的牲口。

　　“在一般人眼中，作家应当像张贤亮那样清秀些，戴副金丝眼镜，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我呢，穿上西装浑身难受，觉得不是西装为我服务，是我为西装服务；作家的逻辑性较强，我却喜欢感情用事，心血来潮……有一天早晨，我本来情绪不佳，可一欣赏西洋古典音乐，一瞬间仿佛云开日出，眉清目朗，当即铺纸濡毫，写出一条幅：‘万般愁绪，百挥不去，一呼即来，十足精神’，被朋友当作书法‘神品’索去。总之，从外形到对生活的感觉方式，我身上具有的特征大部分是画家的而非作家的……”。

　　先看见“画”，再写成“字”

　　曾将大冯的小说《雕花烟斗》译成英文的美国学者苏珊女士写过一篇文章，称大冯的小说“先在头脑中想象一个画面，然后再把画面写出来，仿佛他完成的不是文学，而是绘画。这可能与他先前曾是一个画家有关系……”

　　真是一语中的，真知灼见！

　　读过巴尔扎克小说的人都知道，此公写作时，惯于将空间环境描写得过分细腻、精确和繁琐，连一座公寓的泄水管都不厌其烦地具体交待。大冯认为，巴尔扎克非画家，有画家感觉的人未必如此事无巨细———关键是写出画般的意境。大冯写小说，往往是先“看见”一张脸、一个空间、一帧老照片、甚至一束花，让这些东西在思绪中渐渐成熟、鲜活起来，一部小说的情节构思也就接近完成了。

　　与“爱人”保持一段距离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大冯是将文学和绘画作为一丙“双刃剑”来使用的，他本人也不断变换着角色———有人戏称他为“两栖动物”，有人则形象地称他有了文学的“婚外恋”。

　　在大冯眼中，文学是用文字来作画，所有的文字都是色彩；绘画是用笔墨来写作，画中的线条、色彩皆为语言。

　　而绘画，必须在一定阶段里与之保持距离，才会刺激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和全新的绘画语言，犹如爱人抚摸你的手，只有离开一段时间，重新抚摸时才有感觉。

　　迄今，大冯已与绘画保持了两年的距离。其间，他不断感觉着纸、笔和颜色，经常在头脑中“作画”；在读别人的画作时，也琢磨着关于绘画的种种问题。当他再次拿起画笔时，将会给世人一种全新的、更加挥洒自如的感觉。在这些新画中，他会用更多“模糊”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心世界；会更注重画面内在的纵深的延伸（而非画面两边的延伸）。这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他已捕捉到了，并曾尝试一二。但他尽量克制自己，引而不发———他更喜欢“迸发”。

　　服从艺术，不服从市场

　　大冯的画已进入市场，且收藏家出价不菲。但他偶尔卖画，只是为了出版抢救城市文化遗产的《老房子》这类公益事业。他只服从艺术，不服从市场。他历来注重研究读者的接受心理，注重与大众沟通，但决不降低自己的艺术理想，决不媚俗。

参观大冯（冯骥才）(2)
　　大冯认为，当前中国文艺的最大敌人是平庸。造成平庸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处于一个物化的时代，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太重实际而不重精神；另一方面，市场炒作把很多平庸的东西人为拔高，对很多高雅纯净的东西又视而不见，鱼龙混杂，形成市场选择、消费专制，使文艺创作缺乏激情，缺乏如丹纳那样“为思想而活着的人”，这就很难诞生大手笔、大制作和传世经典。

　　“土破烂”“洋破烂”他都捡

　　大冯每次从国外访问归来经过海关时，已认识这位身高一米九二、“鹤立鸡群”式的“文化人”的边检人员，都会对他超量的行李包裹付之一笑：“冯先生又捡了多少破铜烂铁回来？”

　　大冯万里迢迢背回的可不是什么“破烂”。

　　无论埃及克普特时期的石雕，古希腊建筑中的瓦当，还是奥地利彼得玛耶时代的油画和巴洛克时代的银雕像，都令他意醉神迷，爱不释手———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啊！

　　他的兴趣爱好实在太多，收藏文物古董只是其中一项。

　　他很少到古玩店或拍卖市场买东西，觉得那是经过别人选择的；他喜欢遛摊儿，下乡逛年货市场，老百姓从家里扛来的瓶瓶罐罐，别人不识货，他则可通过自己对书画文物的鉴定知识和独具慧眼的审美，将其挑选出来变成价值。他喜欢这样的发现。他收藏的最大乐趣亦在于此。

　　他的藏品中，有马家窑和西汉的彩陶，北魏和唐代的石像，明代的大门，清代的马车和近代的民间木版雕刻等。那扇明代大门，形制优美，要七个人才抬得动，是他抢在一个比利时人之前，花费几万元购得的。

　　他的“大树画馆”里，还陈列着不少佛像。当初，他从文物贩子手中买来这些佛像时，便考虑到它们可能来自未加保护的田野、寺庙或“文革”中的散失品，故准备出版一本图录，名为《文藏雅集》，供有关方面辩认后“完璧归赵”。

　　重要的不是呼吁，是行动

　　大冯不愿以作家、画家相称，因为它太职业化，而职业对人的潜能是一种限制和约束；

　　大冯不愿以“文人”相称，因为它太优雅，太休闲，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现代社会中，他更喜欢责任感———他的主要生活经验来自“文革”，其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而今，他已逾“知天命之年”，正是人生最成熟、最饱满和最辉煌的时期，对他今生今世要完成的使命心知肚明。著名导演、也是他的挚友谢晋曾好意劝他：你的精力太分散，如集中干任何一件事，都会了不得！有人劝他专门写作，有人劝他专门画画，有人劝他专门呼吁城市文化保护……当各界人士都希望“分走他一块”时，他认同了“文化人”这一概念，对一切文化艺术手段均可随手拈来，任意驰骋，胜似闲庭信步———这样既适应他的社会责任感，又满足了他生命本体的需要。

　　“我认为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重要责任：文化责任。如现代化的负面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环境和资源问题，而城市性格问题若不引起国人重视，再过２０年，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便会荡然无存。所以，我现在几乎像武训一样，到处奔走呼号……”

　　１９９５年，天津老城厢即将拆除的消息，使大冯心急如焚，寝食不安。老城厢是天津的发祥地之一，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凭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凭藉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的号召力，大冯迅速将呼吁变成脚踏实地的行动。他亲自率领一支由摄影、民俗、历史和建筑专家组成的庞大采风队伍，用一年半时间，对老城厢进行大规模地毯式考察，将其外在形象和文化内涵永久地凝固在大型画册《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中。其后，他又组织了《东西南北》和《小洋楼风情》的采风和出版。其间，他深入１００多处景点实地勘察，撰写照片说明文２０００多条。

　　１９９６年，是大冯的“沙漠年”。春天，他在尼罗河畔踩着被毒日头烤红的沙砾，去寻觅埋葬在大山深处的三千年前法老们的精灵；几个月后，他又应中央电视台邀请，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片《人类的敦煌》撰写脚本。当时，他与导演孙曾田乘坐一辆快报废的破车，在古道牛车般的感觉中穿越时光的隧道，领略着千载“丝绸之路”的神秘风采。

参观大冯（冯骥才）(3)
　　敦煌，将他对历史、文化、佛教和艺术的想象“疯狂地燃烧起来”。

　　当他进入写作时，才明白他已把一座博大精深沉重无比的大山压在脊背上，并不时“听到自己脊梁骨嘎嘎作响”。

　　那阵子，他的贤内助顾同昭，经常在他睡过的枕头上，捡起一绺绺脱落的头发。为了避免丈夫伤心，她将头发偷偷藏匿起来。

　　大冯的生活很简朴，由于身患糖尿病，他只能少食多餐，基本是粗茶淡饭，但配比合理，由夫人精心安排伺候。

　　为支持文化事业，大冯卖过一些画。于是很多人将其当成“大款”，出书的，看病的，做买卖的，娶媳妇的，都找他伸手借钱。大冯苦笑道，这是个悲哀，我不过是个“文化人”，只有少得可怜的工资，稿酬也不及那些高产的青年作家。偶尔卖画时，他感觉与献血无异。

　　但谁会怀疑，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呢？

大冯、铁凝和铁扬的故事(1)
　　一辆黑色的轿车疾驶在京石高速公路上，车窗外秋雨绵绵，驱散了笼罩燕赵大地的高温溽热。车内坐着的是冯骥才夫妇，目的地是石家庄。应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作协等单位的盛情邀请，“冯骥才石门画展”翌日将隆重揭幕，为大冯的甲子省亲画展的第四站也是最后一站，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三个多小时的行程中，大冯谈兴颇浓、毫无倦意，还不时请司机播放他不久前访问俄罗斯时带回的原版CD，于是，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前苏联歌曲的优美旋律，便萦绕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

　　聊天中获悉，大冯此行除参加画展开幕式、签名售书和到石家庄周边地区参观考察外，还有一个日程，是到他的文坛挚友、河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家中做客。

　　大冯和铁凝

　　大冯与铁凝的交往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铁凝的第一部小说集《村路》是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她只有19岁，穿一件小花棉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显得十分质朴可爱。“百花”社的编辑带她拜访大冯，从那时他们一直保持纯朴的友谊。

　　“铁凝比我小十几岁，但我们同属一代作家”，大冯说，“她出道很早，生活功底深厚，写河北农村的生活，饱满丰盈，又很有灵气，字里行间闪烁着一种很自我的、个性化的光芒。孙犁先生就很喜欢她的小说。孙犁病重时，铁凝还专程来津探望他……”

　　大冯认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是这一代作家集体开创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澎湃的创作激情，并相互鼓励和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文友，大冯始终关注着铁凝的创作轨迹，从《哦，香雪》到《玫瑰门》；从《无雨之城》到《永远有多远》，“她一直在一种充盈又流畅的状态里，没有低潮，是当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

　　另外，铁凝的文化素养较高，对艺术、尤其是美术有很好的领悟，这无疑与其家学渊源有关—————她父亲是河北省一位知名画家，名叫铁扬。

　　“我们为什么聊得来？作家圈里懂艺术的人太少了！”

　　大冯一语泄露了他与铁凝关系的“奥秘”。

　　此番大冯石门画展在一流水准的河北省文学馆举办，该馆乃铁凝凭藉其名望和影响，争取到5000万元地方财政拨款建造的，这也令大冯对铁凝愈发刮目相看。

　　铁凝对大冯一直很尊重，称他为“冯老师”、“冯主席”，却不好意思直呼“大冯”。“别叫主席，叫大冯！”记者亲耳听到大冯一次次纠正她。

　　在大冯画展开幕式上，铁凝代表主办方致辞，用的是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她在台上念得字正腔圆，像是朗读一篇课文；因此轮到大冯上台发言时，第一句话便是感谢铁凝为他写了一篇“动人的散文”。

　　铁凝和铁扬

　　铁凝与父亲铁扬住在石家庄广播电视塔附近一幢高档公寓里，从其别具一格的室内装修和布置中，可看出父女俩高雅而个性化的审美情趣：带节子的原木屋顶和家具、乡野气息浓郁的雕花窗棂、五花八门的民间家什、器具和小巧玲珑的工艺品，无不令人感到房屋主人的亲自然、亲艺术倾向。

　　艺术源于生活，正是燕赵这块古风犹存的慷慨悲歌之地，造就了一代代享誉华夏的优秀作家、艺术家，铁扬铁凝父女便是一例。

　　铁扬1935年生于河北省赵县，即举世闻名的千年古桥赵州桥所在地。现为河北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在欧、亚、美洲举办个展和讲学活动。铁扬的画风应归类于表现主义，而绘画内容则从未脱离太行山的沟沟壑壑、冀中平原的一草一木以及庄稼地里热炕头上劳作和休憩的乡间女孩。

　　父亲的职业无疑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小说亦是对这块热土的深情描摹，只是未使用色彩和线条罢了。最近，广西美术出版社拟推出一套“鸢尾花”丛书，特邀铁凝、刘索拉、赵丽宏等从作家的视角谈画。铁凝已写了十几万字，而且写得蛮有兴致。而一个不懂画的人是难当此任的。

大冯、铁凝和铁扬的故事(2)
　　铁凝有时还要充当父亲“助手”的角色。大冯去铁扬画室看画时，正是她不辞劳苦地帮助父亲从内室取画，又一幅幅摆好与大家品头论足的。什么“梨花系列”、“玉米地系列”、“炕头系列”、“馒头系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如对父亲的“炕头系列”，她见解独到：“北方民居的格局，一进门就上炕，炕是农村妇女的生活中心、文化中心、生育中心……”

　　于是大冯打趣道：“她谈画比我还内行呢！”

　　铁扬亦借机炫耀：“她在外边是作协主席，在家是我的助手。”

　　铁凝则担心年近古稀的父亲画着了迷，走火入魔。她说，有一次，父亲从画室回家，不小心抹了一脸油彩，门卫认不出他，双方发生了争执。铁凝闻讯前去“认领”，一见面也吓了一跳：“哎呀老爸，您怎么一副鬼脸就跑出来了？”铁扬嘿嘿笑了：“哦，我忘了洗脸。”

　　铁扬和大冯

　　铁扬与大冯神交已久，对他的文化小说和现代文人画赞赏有加，初次谋面便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在铁扬画室看画时，大冯边看边点评，见到精彩之作，便用夸张的语气说：“这幅画可不能卖呀！”

　　铁扬最得意的是他的“炕头系列”。那些坐卧于炕头梳头发、剪趾甲、拍蚊子的裸女形象，个个有血有肉，充满生命活力。铁扬说，他一直在寻觅一种劳动妇女“私人化的、不被人看的”那些瞬间—————只有在这个瞬间里，人物的神情才会既专注又松弛，“那是一种生命状态、生存状态，它的每个瞬间都是美的、和谐的。”为了捕捉这些真实的瞬间，他没有使用美术学院的职业模特儿，而是开着一辆破“吉普”，颠颠簸簸到深山老林、原始村落中寻找农家女做模特儿。

　　铁扬的画显然打动了大冯。他说：“你的艺术感觉很捧。你已进入一个自由王国，可以将你喜欢的题材信手涂在画布上；同时你又有全然个人的绘画语言和严格的法度……”

　　铁扬颔首称是：“50年代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油画，受的是苏联绘画的影响，现在虽然没走写实的路子，但颜色、笔触、肌理，还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

　　大冯又对铁扬阐述了他关于创新的见解。他认为，“变”是一种寻找，一种将自己从固有创作模式中解脱出来的东西；但也不能变得太快、太频繁，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那些艺术大师们为何要在作品中反复推敲每个细节，包括每一个笔触？因为艺术家与普通人的最大不同，是把他的生命转嫁到自己的作品中；即使他物质的生命死掉了，他的精神生命还在艺术中。他只有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生命才能通向永恒。而现在的艺术家太受商业化影响。他们想拥有的是现在。崇尚物质，崇尚享受，鄙夷精神价值，当这种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时，艺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大冯和艺术

　　铁凝认识一位画家，总是不厌其烦地“克隆”自己的作品。有一次铁凝问他：你怎么老画同样的东西？那人回答：嗨，我这是薄利多销，打烧饼呢！

　　大冯闻言笑道：“我和铁扬恐怕都不会打烧饼！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可以市场化，追求却不能市场化。作家的作品写出后，出版商要推向市场卖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作家却不能为了卖钱而写作。我绝不会为金钱而写作。”仿佛意犹未尽，大冯又进一步引申说，“时间就是金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提法我也赞成；但古今中外的文人骚客，谁歌颂过金钱，说它多么美妙、迷人？没有。相反，他们总是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甚至说金钱是罪恶的渊薮。这便是作家的立场。作家的立场反映在作品中，会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所以当整个社会过于迷惘、人们过于功利时，作家要以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给读者以影响。

　　有媒体记者问大冯：您又写作，又画画，又保护历史遗存和抢救民间文化，不觉得心力交瘁吗？

大冯、铁凝和铁扬的故事(3)
　　大冯笑答：“一个人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不会觉得辛苦。我这人兴趣广泛，而不同的兴趣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并不矛盾。如我写书时背景必须有音乐；欣赏音乐时又可能获得绘画的灵感。罗曼·罗兰说过，泉水受到的压力越大，喷发的欲望越强。生活像万花筒那样在眼前变来变去；太多的变，脑子里也会感觉拥挤，我便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分别加以处理，犹如串珠子，红色珠子穿这条线、蓝色珠子穿那条线……”

　　大冯写过《三寸金莲》，所有与小脚有关的人都来找他（连鞋店也不例外）；大冯写过《一百个人的十年》，许多研究“文革”的人都来找他；大冯在《神鞭》中写过一种可以生发的“祖传秘方”，居然引得一些秃头、癞痢头前来求治……自然，找他最多的是文化保护方面的人士，哪个地方的古村落要拆除了，哪种民间艺术要失传了，都会有人十万火急地写信、打电话，请他赶快拿个主意。

　　艺术，是大冯心中最神圣的殿堂，他仿佛是为艺术而生，又注定要为艺术忙碌终身。

　　艺术和永恒

　　大冯邀记者同行时，说得很潇洒：“一块儿出去玩玩！”

　　哇噻！上了车一看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无半日空闲，名曰：“玩”，其实比上班还累。

　　这是大冯的“传统”，每到一地，必到附近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存处作一番考察，边看，边听讲解，边拍照片，还要回答各种咨询和提问，为读者签名、为接待单位题字……忙得不亦乐乎。

　　铁凝曾力邀大冯到距石家庄12公里的佛教古刹毗卢寺一游，那里保存尚好的明代壁画闻名遐迩。所以，大冯在画展开幕的翌日下午，便驱车直奔毗卢寺。

　　一进寺中，大冯便被满壁生辉的精美壁画迷住了。他举着手电筒，借助移动的灯光依次观赏着一个个神祗、菩萨、仙人、罗汉和世俗人物。流动的彩云、当风的衣带、传神的表情、鲜明的个性，都通过飘洒自如的线条、细腻入微的描绘，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看到精美绝伦处，大冯便情不自禁赞叹起来，称其可与山西永乐宫壁画相媲美，感叹明代的民间画师的绘画技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看到壁画因年代久远而出现的“酥碱”、“起甲”、“粉化”问题，大冯又双眉紧蹙，建议结合大学科研，邀请敦煌等地壁画专家前来“会诊”，找到治理毗卢寺壁画病害的方法。

　　更令大冯兴奋的是，寺中有一对从附近的小安舍村挖掘出土的古代石像，一男一女，裸体，跪姿，雕刻手法与汉画像砖有相似之处，而人物头饰又应比汉代更早。大冯在石像前端详良久，深感内中必有奥秘值得进一步挖掘、考证。于是大冯向当地领导和文管部门发出了“石门三呼”，呼吁重点保护毗卢寺壁画、两尊神秘石像和赵县的佛教经幢。艺术，经过艺术家的精雕细琢，经过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艺术需要创造，也需要保护。而大冯便自觉地肩负起这双重使命。

冯巩：我想死你们了！(1)
　　冯巩，这位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后代，长着一对不大却很猾黠的眼睛，迈开一双大长腿，与他的“黄金搭档”牛群一起走进千家万户，见到观众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死你们了！”真想假想不晓得，反正，他在演艺圈和全国观众面前，混了个好人缘。讲述他的故事，还得从央视春节晚会排练现场说起———

　　冯巩牛群的半小时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半小时。然而在记者做客的短短半小时里，冯巩和牛群这对笑星是怎样度过的呢?

　　这是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央视春节晚会演员“宿营地”。

　　此刻，冯巩毫无倦意，正满屋里转悠，眉飞色舞地与半卧在床的“牛哥”切磋他俩将在春节晚会上表演的相声《最差先生》。

　　问到《最差先生》的内容，冯巩概括成一句话:“基本就是赞美妇女同志吧!”

　　“赞美的相声能引人发笑吗?”。

　　“那就看怎么抖包袱了!”

　　冯巩说，他参加过十届春节晚会，与“牛哥”合作了8年。这8年的苦辣酸甜，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有数。

　　“8年了，别提它了!”牛哥在床上呼应着。

　　就拿今年的春节晚会来说，哥俩在“梅地亚”住了一个多月，除去吃饭，几乎没怎么出屋，一心一意“抠”自己的作品，光是脚本的打印纸就有厚厚的一摞(他俩的相声多是自己创作的)。

　　作品又常常命运多舛，随时有被“枪毙”的风险。好在冯巩挺豁达:“人家枪毙你的作品，也是一种爱护，希望你能写出更好的作品，相信你有潜力。再说，作品不好，也会影响自己的声誉……”

　　 “对喜欢我们的观众也有伤害。”牛群补充道。

　　所以牛群有句话———“只要三十那天没毙，二十九那天我们还写(新段子)。”

　　这不两人又“抠”上《最差先生》了。

　　牛群:哎，你说这句话怎么改?“你再出差，我掐死你!”什么打呀，抽呀，揍呀，太俗，不新鲜了……

　　冯巩:男人就这样。家庭特稳定才敢出去玩。天南地北出差，媳妇要是说一句:“以后别回家了!”男的准傻眼，乖乖回家。我观察过多少男人，都是这种心态!

　　记者:为何相声小品中的男人，大多怕老婆?

　　冯巩:这叫同情弱者!你想，男的本来就很强，再欺负人家，于心何忍哪!希特勒杀犹太人不是喜剧，让犹太人涮了才是喜剧!

　　谈兴正浓，冯巩又窜到电话机旁，给冯小刚打传呼，斟酌他在北京电视台与李婉芬、刘钊、王兰联袂表演的小品的台词(冯小刚编导)。因为当天下午4点，他还要到北京台录像。

　　为了让哥俩合一会眼，我决定“速战速决”，请他们简要谈谈今年的打算。

　　冯巩说，他今年想搞个自己的“五个一工程”———拍一部电影(与上影张建亚合作)、一部电视剧、一个小品、一段相声、一篇论文。

　　牛群则继续在北大作家班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学业，然后搞一次影展———目前，他已“挥霍”掉一万多个胶卷，挑选出几万张摄影作品，其中多是别人难得拍到的明星生活照。

　　几日后，中央领导审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记者有幸在场，亲睹了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最差先生》，方知此节目略有创新，即打破了对口相声的固有形式，让主持人倪萍“插足”其间，代表妇联组织评选“最差先生”，并授以“陈世美奖”及一柄小铡刀，才慌得牛群、冯巩忙不迭地向现场的女士们大献殷勤。

　　过去听相声，现在也“看”相声

　　“喂，我是冯巩，保乐那篇《话说冯巩》我看了，发现有几处错误。你能否把原稿退给我，修改一下再发?”

　　记者接到冯巩电话，不敢怠慢，马上启程赴京———《话说冯巩》原拟今起在今晚报连载，稿子已发排，只剩一天时间，还要修改，岂不急煞人也？赶到北京，已是华灯初上，在复兴门外真武庙找到冯巩三室一厅新居，他与赵保乐已等候多时。听说我今晚还有一项任务———去中央电视台取国庆晚会照片，冯巩当即表示:“我们送你，稿子到车上去看”。

冯巩：我想死你们了！(2)
　　坐上冯巩的红“夏利”，冯巩开车，稿子自然没法看了。于是我们商定:为了向读者负责，为了把文章改好一点，缓几天再发稿。到了中央电视台，正赶上国庆晚会彩排，冯巩说:“你们先去吧，我得躲着点导演。”原来，冯巩和牛群有个相声《老姐俩》，审查时未通过，冯巩便顺坡下驴了:我这一年演了9台晚会，说得太多、太贫了，少挨点骂吧。冯巩说:“今个儿是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天，平常很少着家，整天价马不停蹄。除了参加这9台晚会，还演了一部黄建新执导的电影《站直了，别趴下》。现在我正筹备与丛珊合演一个小品《胎教》，在元旦晚会上推出……

　　如今的冯巩，是京城有名的大腕，“火”得厉害，人却依然质朴、热情。问他这么活着累不累，他说:“是挺累的，可闲比忙更累。”“此话怎讲?”“累心。你想呵，忙惯了适应了快节奏，一闲多别扭!这累中有一种成功感。追求目标的过程就是一种幸福。”

　　在电视台办完事，赵保乐要去军乐团拿磁带，冯巩问:“是先把你送到车站，还是跟我们走?”记者想多听他侃侃，于是选择了后者。谁知冯巩不熟悉路，几次把车开到月黑风高处，有如他在《那五》中遭劫的那片荒地。但这并未影响我们的话题。

　　谈到今年他演的几个小品，例如与吕丽萍合演的《开锁》，与王兰合演的《融》，冯巩兴致勃勃:“大都市里，小人物的无奈、真诚———从《编辑部的故事》后，这类注重性格塑造的小品比相声张力更大，看着更舒服。它与陈佩斯的夸张变形、赵本山的地域风味迥然不同:不用方言或怪异的服装取悦观众，而是老老实实，很淡。其实淡一点更浓烈。”

　　“在你看来，相声不景气，原因在哪儿呢?”

　　“两个问题:一是要有一个好的社会氛围，如果人们缺乏对讽刺的承受力，讽刺谁谁不高兴，相声如何存在和发展?另一个，相声演员也要提高自身素质。不能老是抱着旧的小生产意识，玩什么‘三翻四抖’、‘铺平垫稳’之类的程式、技巧，而要敏感地观察生活、反映生活。当然，相声越不行，我们越不能釜底抽薪，还得演哪!”冯巩称自己走的是“泛相声”这条路，即吸收了小品某些优势的非纯粹的相声———“说一千道一万，电视这种载体一出现，就象当年瓦特发明蒸气机一样，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场革命。过去是‘听’相声，现在也‘看’相声；过去说相声是语言艺术，现在则是以语言为主的带喜剧因素的视听艺术。总之必须更新观念，适应电视这个新载体的要求，并在作品中注入演员的真情实感。”

　　“为了创新，把汽车开上去都行！”

　　天津老城厢有一条不起眼儿的小胡同，小胡同里有一个大门紧闭的大杂院，大杂院里不时传出嘈杂的人声。敲门进去，见几名汉子正在小屋前铺设摄影机轨道和升降车，灯光师则忙着布光。与此相邻的正屋的床上，坐个穿着老头衫、沙滩裤，脚上趿拉着拖鞋的汉子特别眼熟———他那张表情生动的脸本来就已经很招人喜爱了，他一张口，更会引来一片捧腹大笑。

　　 没人不认识这个“活宝”。

　　 冯巩打趣说，他马上要拍的是一场“床上戏”。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的电影《没事偷着乐》，描写了虽生存环境窘迫却幽默达观的“小人物”张大民的甜酸苦辣。“张大民的生活我了解，小时候我住过这样的院子，”冯巩说。他还在影片中说一口地道的天津话，为的是表现天津人幽默、豪爽、真诚和质朴的本色。

　　 说相声的冯巩这些年频繁“触电”，先后在西影导演黄建新、杨亚洲的《站直了，别趴下》、《埋伏》中饰演男主角，又《狂吻俄罗斯》一把，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相声没的说了，逼得笑星们纷纷改换门庭；其实不然，如果你有机会与冯巩聊天就会发现，最令他痴迷和牵挂的仍是相声。

冯巩：我想死你们了！(3)
　　 这一年春节晚会上，他与牛群表演的相声《拉车》，在形式上做了大胆探索。对此，冯巩有自己的见地:“宁要不完善的新，也不要完善的旧，旧，就意味着停滞，意味着死亡。相声从打诞生以来，多会儿停止过发展变化?最早是双簧，撂地摊，后来才上了舞台；从单口、对口，到三人、多人相声、化装相声，边界越来越模糊，到如今，小品和情景喜剧，把相声的三翻四抖都借走了，连唱大鼓的都有伴舞了，我们别说拉洋车，把汽车开上去都行!只要通过对话，把观众逗乐了就行，你说是吧?现在是信息时代，世界已经多元化了，艺术也要按自身的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我们对某种艺术形式的暂时衰落，应采取一种平和的心态。”

　　 确实，生活中的冯巩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认为一个演员必须学会自重———“不是你本事有多大，是赶上这个电视时代了，你干的就是出名的事，别人千的是不出名的事，一个人的知名度和自身的价值是两回事。方便面出名，能比得上满汉全席值钱吗?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一步步往前走，内心无愧，累得踏实。如果有一天连累的权利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哀!”今年世界杯，国家体委为明星足球队购买了入场券，有记者请冯巩谈谈去巴黎的体会，冯巩说，我是不得不去，儿子上学，在天津拍戏俩月没回家了，玩什么呀!再说他也去过法国，塞纳河畔，整个一个天津解放路的感觉!他觉得也许是自己本土文化的观念太重了。今年春节晚会，别人都不愿演“帽戏”，他和牛群却不在乎，当晚八点二十分演完《拉车》从现场下来，冯巩十点半就开车到了天津，陪他老娘一块儿过年。

靳羽西：魅力何来(1)
　　进入90年代，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向世界敞开时，没有哪个人能像靳羽西那样，频繁穿梭于中美之间。她通过电视传媒和手中的一支化妆笔，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从而获得了“真正的平民大使”（美国《国会记录》）、“中国最有名的美国人”（《财富》杂志）、“中国化妆品王国的皇后”（《纽约时报》）等美誉。

　　２００１年春，靳羽西再度来津，在她下榻的凯悦饭店里，拨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话题从她广受欢迎的新书《魅力何来》开始—————

　　记者：羽西，在《魅力何来》中，您提出要“做一个有风度、有品位、有修养的现代人”，并按国际标准对人们在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仪态仪表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但不同国家和民族，因文化背景不同，在礼仪上也是存在差异的。您认为西方文明中，哪些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哪些是不能学习的？

　　羽西：不能学的就无须谈了，如西方的犯罪率和吸毒问题……能学的还是蛮多的，比如礼貌问题，有些中国人对陌生人特别没礼貌，如接电话态度很生硬：“不在！”还有买东西插队（夹塞儿），使用厕所后不冲洗，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方便……当然，也要把中国的传统美德继承下来，如孝敬父母、亲情关系，这一点别学外国，那里一家人一年也聚不了几次，各过各的，一个星期给父母打一次电话就不错了，家庭关系比较冷淡。

　　记者：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精神文明程度还不够高，在礼仪规范方面，城乡之间、不同阶层和文化层次之间尚不平衡，在这个意义上说，您的书是否具有某种前导性？

　　羽西：NO，NO，礼貌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不只是领导层、涉外人员和文明程度较高的人群才讲；也不是只有接触外国人时才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礼仪之邦应有的风范和魅力。我认为最高的礼仪就是对人的关怀。当然了，要使全社会的人都讲礼仪，确实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但只要大家都懂得应该怎么做，就会很快做到。要特别培养孩子从小懂礼貌。

　　记者：您多年来热心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沟通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满意？

　　羽西：如果很满意，今后就没有进步的可能了，就像你写作，如果认为你的文章已经很满意了，无懈可击了，不用改进了，那你就不是一个最好的记者。每个人都应有永不满足的追求，把事情做得更完美一些。我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己对自己提出挑战。

　　记者：您既从事文化交流工作，又做化妆品生意，您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羽西：我做的都是与文化有关的工作，化妆也是文化呀！我把它当成一种工具，把东方女性打扮得更漂亮，这也需要研究美的原理，如颜色的搭配、脸型与发型的协调等等。中国的女孩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时髦，但潮流并不一定等于美。聪明的现代人会利用潮流把自己打扮得更美，而不是盲目追求时髦，穿戴得像鬼一样，是没有文化品位的表现。总之，潮流要与品位结合起来。

　　记者：能否谈谈您成功的秘诀？您的工作动力？

　　羽西：爱心。我做的工作很有意义，它使我的生命更加多姿多彩。我喜爱自己的工作，就没有时间的观念，没有疲劳感和烦恼。既然我做的事对大家有好处，尽管辛苦一点，也会毫无怨言。

　　记者：每次见到您，都是精力旺盛，容光焕发，这是为什么？

　　羽西（笑）：你见到我时是这样呵！还有你没见到的时候哪！我很喜欢睡觉，每天非常累，必须保证8小时睡眠。闲暇时还要争取运动运动，如练练健身操、瑜珈等。我很需要属于自己的单独时间和空间。此外，在我的生活中，音乐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欣赏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心情就会不舒畅。

　　（此时，她的助手插话：她每天都在调整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并每天学一个成语。）

靳羽西：魅力何来(2)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个人生活，您对家庭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幸福的理解？

　　羽西：我有三个妹妹，一共四千金（笑），蛮亲的，她们常给我发E－mail。我们居住在不同国家和城市，聚到一起很不容易，但我们尽可能多聚会。独身生活是很快乐的生活，没感觉到一定有老公、孩子才是完美的人生。每个人要求不同，我没有感到孤独，只是单独而已。我相信我如果是个母亲，一定会用很多精力做一个完美的母亲；没有这个机会，就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总之我的选择不会伤害他人，我绝对有权去处理它。有的人结了婚比我独身还不快乐，这样说，我不是比他们更好吗？我是个生性乐观的人，对自己的现状蛮满意的，我感到非常幸福！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未来有何安排和展望？

　　羽西：近期，我刚刚推出一个新的系列化妆品，代表2000年形象，涵盖中西方文化的，我的目标是将它推向全世界。10月份以后，我还有新的东西会令你们惊讶的—————但现在不能透露给你（笑）。是我的新作品，广义的作品，不是写书。我的发展是无限的！

聆听陈凯歌(1)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一片小桥流水、绿意盎然的古典式园林景色映入眼帘。悠扬舒缓的音乐回荡在大堂的每个角落，令人心旷神怡。下午，陈凯歌、陈红伉俪如约而至，手中牵着他们四岁的大儿子飞昂。陈凯歌夫妇被圈内人称为“才子佳人”式的组合，尽管陈凯歌不喜欢这个提法，但只要翻翻电影画报上陈凯歌夫妇相依相偎、一脸幸福的彩色照片，便令人艳羡不已。

　　陈凯歌，这位与张艺谋齐名、同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老一辈电影艺术家陈怀皑的公子、国际知名导演，自从80年代执导电影《黄土地》一举成名以来，便成为中国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从《黄土地》到《大阅兵》，从《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从《荆轲刺秦》到《吕布与貂蝉》，他的每部作品都洋溢着强烈的探索精神，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引起过不少争论。他是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的最早拓荒者之一，其作品曾在颇具权威性的戛纳电影节上折桂，近年又打进好莱坞，开始执导英语影片……在电影导演中，陈凯歌给人的印象是潇洒而又不失深沉：平直的浓眉，深邃的眼神，高大魁梧的身材，风度翩翩且不苟言笑，更平添了几分“酷”意。陈红是影视界出名的美女，美而不骄，优雅端庄，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魅力与风采。她是最早被琼瑶看中，演绎港台言情片的内地演员，也是第一个在内地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蝉的影视明星。她在《大明宫词》中塑造的太平公主形象也令人记忆犹新。而今，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陈红主演的35集电视剧《吕布与貂蝉》，正在包括天津有线影视频道在内的多个城市热播。这对影坛伉俪南下深圳，西赴西安，雨中逛津城，一时拥趸盈门，热闹非凡，而关于这部“前卫”古装剧的争议亦此消彼长，成为媒体炒作的热门话题。挟此热浪，本报记者专程赴京，直面陈凯歌，欲从“原创者”中探出一番究竟—————

　　没有新故事只有新讲法

　　记者：关于《吕布与貂蝉》，现在有很多说法，它既非历史正剧，又非“故事新编”，有些像“现代童话”，又有些魔幻色彩，总之是一种边缘形态，“另类”风格。您为何采用这种样式演绎吕布与貂蝉的经典爱情故事？

　　陈凯歌：我总觉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需求，一个有远见的创作者应该洞察市场的变化，洞察新一代观众的欣赏需求和心态。应该说我们在做这个戏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现在的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讲究情感和人情味，《吕布与貂蝉》便是一个凄美动人的情感戏，所有人物都过不了“情”关，所有人物也都非常率真，都是真人，藏不住自己的“狐狸尾巴”。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藏”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一点很让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喜欢。剧中人物那种率真的个性，对自由和主宰自己命运的梦想的张扬，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这些青年观众的心理。

　　另一方面，我这人就喜欢尝试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事情。所谓“信息时代”指的什么意思？就是更为自由地占有新的信息、新的理念与思考。与其以传统方式去演绎一个观众早已熟知的历史故事，不如另辟蹊径，去探索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我一直相信：天下没有新故事，只有故事的新讲法。当然我们生活在现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跨越这一阶段；但回头想一想，有多少东西曾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而今已习以为常。我们对一部电影、电视剧也应持前瞻性的观点。没有曲解历史误导观众记者：您同意“另类”的说法吗？

　　陈凯歌：这个我觉得特别难命名。什么叫“另类”，大概就是与众不同吧！在这个意义上，说“另类”也没什么不可以。历史是一门科学，在科学问题上不能主观随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历史又有余韵，许多千古绝唱，像《西厢记》等，都是根据史实或民间传说加以演绎而成的。如果我用老办法接着讲这些老故事，可能就没人看了。所以我们要寻找一种新形式，使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继续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活在年轻一代的记忆中。

聆听陈凯歌(2)
　　记者：您的演绎方式可能会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但如果有人责备您曲解了历史、误导了观众，您该如何对待？

　　陈凯歌：刚才讲了，如果我们是做历史研究的，则必须用科学态度来研究吕布这个人物是否确有其人，追寻其历史踪迹，以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但艺术是允许而且必须虚构的，所以若有人说“误导”，我认为我是把观众“误导”到一个深深的情感的“陷阱”里去，而非历史的误区中。《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毕竟不是正史；即使是正史，如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内中有无偏差？有无春秋曲笔？有无为圣者讳之处？……希望用娱乐形式去承载沉重的历史内容，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今天的“前卫”明天的“传统”

　　记者：我注意到，您与媒体谈到《吕布与貂蝉》的情节和人物时，经常使用“好玩”这样的字眼，例如把吕布写成在山林里长大、与野兽为伍、鼻穿铁链，颇似“人猿泰山”，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陈凯歌：在这些虚构的情节背后，蕴含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某些认识。我们都希望吕布就生活在丛林中，与野兽为伴，永远不能理解人的社会，在人的社会中总要犯错误。这是一种艺术的比拟，并非对人的否定（剧中不乏对人物之间真挚情感的渲染）。换言之，他（吕布）一直对我们司空见惯的文化抱着一种拒绝态度，这也正是他能与青年观众产生沟通与共鸣的原因。比如中学生穿的校服就很荒谬，设计得极其难看，我想没一个学生愿意穿这种服装。这就叫“规则”。年轻人的本性就是对一切成规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积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作品中对“自由”的表达：做我想做的事，做我喜欢做的事，而且表达得挺充分。这部戏不是我在现场盯着拍的，当时我正在英国；但看完整个剪辑后，我还是有一种洗热水澡的感觉，被戏里的人物深深感动了。当然，以我的标准看，《吕布与貂蝉》尚有不少遗憾，如制作上不够精良，不能像拍电影那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细抠。所以我想在下一部电视剧《周郎与二乔》中，多花些时间在现场把把艺术质量关。

　　记者：您怎样看待传统与“前卫”的关系？

　　陈凯歌：我认为，“前卫”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暂时的存在；今天的“前卫”说不定会成为明天的“传统”，不可能江山永固。比如“文革”中，剃光头就是“前卫”，穿军装就是“前卫”，那时觉得美得不得了；但今天您还剃光头、穿军装，人家就会觉得这人有毛病了。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传统”和“前卫”的内涵就不同。

　　大势所趋非变不可

　　记者：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您早期的作品多为艺术探索片，如《黄土地》、《大阅兵》等；而从《吕布与貂蝉》中，则可看出您的艺术观念有了某种转变，更注重作品的通俗性和观赏性，这是否您向市场化转型的一种自觉尝试？

　　陈凯歌：我们讲“时者，势也”，不是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化，而是大势所趋，非变不可。今天，我们国家的大环境与80年代相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还墨守陈规，因循旧有的创作模式，就会被无情地淘汰。“第五代导演”之所以是一个有活力的创作群体，就因为它能审时度势，在不同时期都能有所作为，这才叫厉害。

　　不喜欢被称“才子佳人”

　　记者：听傅彪说，您和陈红是一种“才子佳人”式的组合，能谈谈您和陈红在艺术上合作的感受吗？

　　陈凯歌：“才子佳人”这种说法不恰当。我这人不喜欢才子佳人。可能因为在“文革”中长大，那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是批判对象。其实夫妻在一起工作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无非我们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大众化的行业，令大家感到好奇而已。我与陈红之间是一种自由自在、顺其自然的合作关系，只是相互间的配合更默契罢了。

聆听陈凯歌(3)
　　记者：您对陈红的演技作何评价？

　　陈凯歌：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演员，作为夫妻我当然最了解她。一个演员不在乎能否一时成功，而在于有无资源。没有资源，再演多少戏也难成大气候。陈红就属于有资源的演员。

　　回归影院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下面的问题可能提得大一点———您对中国电影的现状如何评价？电影创作和市场萎靡的原因何在？前景如何？

　　陈凯歌：电影的现状有目共睹，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非说形势大好。形势不好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自发的发展过程，需要强有力的介入—————不仅创作者要研究市场，管理者更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我不相信中国人不爱看电影。当然现在城市文化娱乐形式多元化，电视、VCD的冲击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觉得回归影院是一个规律。我在美国住过很长时间，亲眼目睹美国民众冒着纷飞的大雪排队买电影票。观众从电影中得到的娱乐也好，陶冶也好，享受也好，都是电视或VCD不可比拟的。我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要至少在大中城市中会渐渐浮出水面。重新走进电影院，这或许只是个时间问题。多长时间，谁也无法预料。恢复需要很长时间，破坏则在瞬间即可完成。我始终认为这是“文革综合后遗症”。你知道，对艺术，对电影，我从小怀有一种景仰之情。综合后遗症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景仰都被打破了，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物质享受。人要是完全利己就未免活得太乏味，太无价值了。艺术这个东西非得你喜欢，你有兴趣，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当成一种令人景仰的事业，你才能真正做好它。现在很多国人都有个“野心”，都想挣它个千八百万的，那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够花不就得了！

　　最大的市场在中国

　　记者：作为国际知名导演，您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当务之急是什么？

　　陈凯歌：我认为，进入海外市场不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你运气好，这部戏他愿买你的，发行也挺好，这固然是好事；但你不要指望你每部戏都能这样。为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尖锐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就没有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和文化交锋史。东西方文化有极大的不相容性。我觉得这未必是坏事。原汁原味的中国的东西他看不懂，不是中国文化特殊，你把英国原汁原味的东西拿到中国，也照样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同。只有美国，没有很长的历史，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什么简单，什么普及来什么，什么包袱也没有。其实，最大的市场在这儿，在中国！我们真的有能耐把这个市场占领，不要说中国农民在人口中的比例太大，35个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观众加起来，已经非常可观了。

　　记者：在中国加入WTO后，您认为国产影片如何抵御美国大片的影响？

　　陈凯歌：中国观众对美国电影，除少数“发烧友”之外，多数观众只是看看热闹而已，等于天天吃西餐，终究不对胃口。有一个先例在这儿摆着：印度电影的年产量高于美国，印度人很少看美国电影，而对自己的片子情有独钟，这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有关。我觉得，要使中国下一代在文化上依附于美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没有自己的传统，你连中国人都不是了。为何美国的影片就得叫“大片”呢？他们自己都没这个说法。

倪萍重温旧梦(1)
　　电影，对一代又一代少男少女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充满诱惑的银色梦幻。在整个80年代，倪萍似乎都全身心沉浸其中。时隔13载，已成央视大牌主持的她，为何又重温旧梦？拍罢《美丽的大脚》，倪萍向本报独家披露了她的这番经历和感受……

　　5月底刚从宁夏拍片归来的倪萍，肤色微黑，素面朝天，衣着亦不讲究，仿佛尚未走出《美丽的大脚》中那片偏僻而贫瘠的黄土地。

　　“黑了！”“瘦了！”“那地方很苦吧？”

　　从北京梅地亚宾馆一层咖啡厅穿过时，倪萍遇到久违的中央电视台同仁，忙不迭地应酬着一声声关切的问候。

　　我们在一间幽静的茶室相对而坐。沏上一壶清茶，点燃一支香烟，倪萍开始了与记者的“聊天”……

　　“对一个中国演员来说，往往不是你选择电影，而是电影选择你……”谈及如何走上电影之路，倪萍如是说。

　　那是她17岁的花季。一个夏日里，学校组织师生去青岛海滨著名的风景区八大关葡萄园劳动。休息时，同学们趴在农场院墙上欣赏如诗如画的海滩景色。恰巧，上影厂正在此处拍摄电影《第二个春天》。老影星于洋发现了这群女孩，指着其中一个对青年演员杨雅琴说：“瞧那小姑娘，眼睛大大的，特别像你！”同学们闻言面面相觑，不知于洋指的是谁。这个长得像杨雅琴的女孩就是倪萍。从那时起，她对电影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

　　后来，她考上了山东话剧院，接触的第一位电影导演是八一厂的郝光。当时，郝光为拍摄《秘密图纸》到剧院挑选演员，相中了倪萍和迟蓬，但究竟用谁，仍举棋不定。回到宿舍，迟蓬说：“倪萍，如果选上你，我会为你而高兴！”倪萍比她姿态更高：“不，我看你更漂亮、更合适！”

　　第二天，迟蓬兴冲冲跑来告诉倪萍：“真对不起，导演可能选上我了！”“是吗，根据什么？”“我刚才碰见导演了，我问他，您觉得我可以吗？导演点头了，我觉得就是我了！”

　　奇怪，倪萍心里说，导演对我也点过头，仿佛十分赞许的样子！

　　结果是倪萍笑到了最后—————导演通知她去北京八一厂试镜、下生活。临别时，迟蓬抱着倪萍肩头哭了一场，为她高兴，也为自己难过。

　　事后倪萍方知：郝导演的头部有一点宾努（柬埔寨前首相）式的下意识的摇晃，难怪他对谁都“点头”呢！

　　《秘密图纸》尚在襁褓中，倪萍便被《山菊花》捷足先登选入片中饰演农妇桃子，与王玉梅等老演员一起，演绎了抗战时期胶东半岛一个悲壮凄楚的故事。

　　在整个80年代，倪萍似乎都全身心地沉浸于电影那银色梦幻中，马不停蹄地拍摄了《山菊花》、《流泪的红蜡烛》、《祁连山的回声》、《中国姑娘》等7部电影以及《雪城》、《那五》等5部电视剧。其中，她因在《雪城》中的出色表演而荣获1988年度大众电视金鹰奖。

　　当她的星途一片灿烂时，她忽然告别影坛，成为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综艺大观》的主持人，从此名声大振，家喻户晓。十年风光之后，她淡出荧屏重返影坛，自然引起公众和舆论的瞩目。

　　其实，在倪萍十余年的主持人生涯中，不断有导演邀她拍戏，皆因台里有纪律，主持人不得在外拍电影或广告；加之她又处在一线，经常有现场直播，客观上也不允许。而今，她已很少主持大型综艺晚会，《聊天》属于录播节目，从而具备了重返银幕的时间和条件。

　　对倪萍复出影坛，圈内外众说纷纭。有人说，倪萍电视玩够了，现在又该玩电影了。倪萍说，她最痛恨这个“玩”字—————任何行业都不允许你去“玩”，在家里你怎么玩都行，一旦你从事的工作与社会和大众发生联系，你就没有“玩”的权利。首先，拍电影这个权利是国家的；第二，一部电影是全体创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何况观众还要花钱来看，凭什么让你“玩”？

倪萍重温旧梦(2)
　　所以，倪萍对拍电影总是十分慎重，反复挑选剧本，分析角色，对每一场戏都认真琢磨，刻苦钻研，其敬业精神有目共睹。

　　今年春节过后，西影导演杨亚洲找到倪萍，邀请她在新片《美丽的大脚》中，饰演西北贫困山区的一位乡村女教师张美丽。倪萍仔细研读剧本后，深为片中女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感染。她仿佛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呼唤，那是阔别多年的电影女神的呼唤，这呼唤在她内心深处重新燃起了艺术创造的激情与渴望。

　　她像一名即将出征的战士开始打点行装。她清楚地知道，她要奔赴的是一个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贫困山区。因此，她的几大箱行李里，塞满了各种方便食品、日用品和一大堆书籍、影碟。

　　尽管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一到宁夏外景地，她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蓝天，白云，红土，沟壑，漂亮得像美国西部的大峡谷；然而在这壮美的自然景观背后，它的贫瘠程度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农民们一天三顿土豆，没有油，没有洗脸水，更没有电视机，所以倪萍也不必担心碰上“追星族”。初来乍到，倪萍连饭也吃不下。因为剧组一开饭，周围的孩子们便可怜巴巴地望着你（其实他们吃的不过是盒饭）；矿泉水喝完了，空瓶马上会被抢走；天热时，男男女女的衣服少得只够遮羞……一句话，这种地方除了拍电影，几乎什么也不能干。

　　倪萍说，被那儿的太阳晒几天、风沙吹几天，你的心灵就会发生变化。

　　令她困惑不解的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里，张美丽何以那么快乐，那么充实，那么坚守自己的信仰？拍完电影她释然了：因为他们欲望少、易满足；他们知道山外人是通过书本才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求知欲很强，再穷也要翻山越岭上学读书。上音乐课时，一架破风琴，需要一个人用脚踩着踏板才能发出声音；孩子们唱起歌来，无论何种音域、音准，都能打动她那双听惯了古今中外各种华美音乐的耳朵和一颗慈爱的、易动感情的心。

　　因为打动，才有牵挂；因为牵挂，才愈发感到党中央西部大开发决策的英明。

　　倪萍很快适应了环境。漫天黄沙，吹得她睁不开眼；脸上画上黑色的底色，不如太阳灼烧显得更真实。她越来越像当地的农妇，以致后来回到北京，反而一下找不到自己、找不到感觉了！

　　久疏表演的倪萍，能这么快贴近角色，找准感觉，她认为可能与自己的年龄和经验有关。人到中年，对生命的体验，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多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镜头角度；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深入挖掘人物内在的情感和个性。

　　对倪萍而言更重要的收获是，通过拍摄《美丽的大脚》，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反思、新的审视。

　　原来她以为，饰演乡村女教师对她再合适不过了：善良、淳朴、豪爽，这些素质在她身上都有。但一到拍摄现场，她才发现现实与想像的距离太远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淳朴？不与张美丽这样的乡村女教师交朋友，恐怕永远不解其中真谛。

　　“我的生活与角色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倪萍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欲望并不高，但想要的东西几乎都能得到；张美丽则要什么没什么，连洗净一张脸的水也没有。但她的精神要比我执着许多倍。你明白这样的心理落差吗？尽管我不时提醒自己，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千万别把自己当名人、明星，那都是电视这个特殊的职业使然；但实际上，你的思想、灵魂、需求及对社会的态度，却跟她连边儿也挨不上。她活得比我们更有价值。她真的处于阳光地带，不像我们，总把乌云罩到自己头上，不够磊落，也不够清澈……”

　　感谢生活，感谢电影。两个月的拍摄使她有如此深刻的顿悟和自省，这在一个浅薄和浮躁的人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分别时，倪萍与朝夕相处的当地小学生们难舍难分。几天前，她还接到一个学生从宁夏打来的电话—————

倪萍重温旧梦(3)
　　“倪萍阿姨，俺想拍电影哪！”“电影不是拍完了吗？”“俺没拍够呀！”“那你就好好学习，将来报考电影学院！”“考多少分才能上电影学院呢？”“你每次都考两个100就行了！”

　　想让倪萍评价一下在《美丽的大脚》中的表演，她连连摇头道：“我不能评价。即使与我自己以前拍的片子也无法相比，一切都变了—————时间，岁月，大环境，还有拍摄技术。现在的拍摄手段已先进到电脑操控，拍摄效果在监视器中一目了然，随时可以修改，因此，只要本子好，完全没理由拍不好。”

　　当记者谈到《美丽的大脚》在上海电影节亮相，孙海英、袁泉对倪萍的表演倍加推崇时，她说，那是他们客气。然后将孙海英、袁泉大大夸赞了一番（态度之真诚，决无相互吹捧之嫌）。倪萍拍片时带了一箱书籍和影碟：书是冯骥才和张洁的小说、随笔，它们与50多部中外影片一起，伴她度过了拍片之外的闲暇时光，相当于补了一次大课。倪萍对艺术的真诚、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拍罢《美丽的大脚》，人们自然会关心她的下一部是什么，如何处理从影与做主持人的关系？

　　倪萍表示，她会很慎重地选择剧本，一如台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剧本好，角色好，她又自信能演好的，才去接。电视，主要仍做《聊天》以及非她主持不可的大型文艺晚会。她满足于自己的成熟，也确实感到电视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渴望美丽，张扬青春乃人之常情，在中国尤其如此。她满足于自己的活跃，却鄙夷综艺节目中的“闹”，认为在众人面前“闹”是件很不得体的事。她追求幽默，拒绝呆板，主张玩笑一定要开，但须把握分寸……至于有人批评她“煽情”，她从前在乎，现在则不在乎了。“不是脸皮厚了，是因为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今时代，艺术欣赏一定会朝着各取所需的方向发展，想要统揽大众，让所有人

　　都喜欢和接受倪萍，是不现实的”。1997年，倪萍写了《日子》。又过了那么多“日子”，倪萍是否还会写书呢？回答是，有两本“另外题材的书”正在设计当中，细节出版社不让透露；但有关她自己的书暂时不会写。在倪萍看来，写书是件快乐的事情，她会沉下心来写，并乐此不疲。

　　从《日子》中我们可以感到：倪萍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尊老爱幼、感情丰富的职业女性。你简直想像不出哪位名人能如倪萍那样，在一片炫目的光环笼罩下，在忙得不可开交的事业之外，居然“统揽”着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孩子的姥姥、老姥姥、爷爷，最大的95岁，最小的80岁，同居一个屋檐下，无论长幼，平等相处，欢乐祥和，这一切皆缘于倪萍的一个美好心愿：老人们劳累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条件好了，我要带着他们一起过好日子！

　　《日子》问世时，她还没有孩子。转瞬间，她与王文澜的爱情果实已三岁半，进了幼儿园。此次拍电影，她把儿子带到宁夏待了20天，为的是让他见见世面。在那儿，儿子将所有电动玩具都抛弃了：一根木棍，一堆沙土就会兴致勃勃玩一上午，美得要命。

　　她曾对牛群夸耀儿子的聪明、早熟：“我儿子会做16种不同表情的动作。”

　　牛群却不以为然：“千万别夸自己孩子聪明，别人家的孩子也许会做61种不同的表情！”

　　至于王文澜，倪萍称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特别迷恋古典音乐，西洋的、民间的，一律酷爱。他还有数不清的藏书—————“我需要的书都从大哥（她对老公的昵称）那儿找，多难找的书他都能找到。”

牛群，不甘寂寞一“疯牛”(1)

　　“牛眼看家”

　　“现在，我开始发布新闻!”

　　笑星牛群站在木凳上，面对将他家挤得密不透风活像沙丁鱼罐头的几十位不速之客，宣布他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摄影作品展《牛眼看家》。

　　这些“不速之客”是来自近全国30家晚报的文化部主任。6日上午，尤小刚导演邀请他们到香山外景地做客，牛群闻风而至。午饭后，牛群请大家到他家串门儿，于是，几十人浩浩荡荡，直奔八大处北京军区大院内的牛群家。

　　“本人姓牛、属牛、叫牛，明年是牛年，一月五日是牛票首发日，所以我选择这个时间举办《牛眼看家》摄影展览。”牛群谈起他的计划有板有眼，看来“蓄谋已久”。

　　《牛眼看家》，即牛群眼里的名人家庭。

　　本身是明星、又生活在明星圈子里人缘极好的牛群，以他独特的身份和视角，用相机捕捉到大量明星台前幕后真切动人的生活瞬间。在为全国数十家报刊做特约记者过程中，牛群得到一个信息反馈:一般读者最想看的是那些记录名人幕后生存状态的摄影作品。所以，他将他的“第三只眼睛”———镜头伸向了名人的家庭。

　　在名人的家里，牛群刻意营造了他们与父母、妻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小家庭”氛围，其中尤有趣的是那些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家，如陈强、陈佩斯父子；葛存壮、葛优父子；英若诚、英达、宋丹丹一家和谌容、梁左、梁天、梁欢一家等。不仅如此，牛群还深入开掘了“家”的内涵，如将上海球星范志毅夫妻的“家”安排在绿茵场上，体现他们以球场为家的情愫；把台湾艺人凌峰的“家”，安排在他回山东祖籍“寻根”的场景中，使人顿生遐想……

　　在每帧图片中，牛群都要根据他的创作意图，加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和一段精彩而富有哲理的文字。例如，他拍摄的一帧相声大师侯宝林逝世后，侯耀华、侯跃文兄弟在父亲遗像前悲悼的镜头，题目是《笑到最后的人》，图片说明是:“一代幽默大师走了，把笑留给了人间。也许在这一刹那，跃文、耀华会忽然悟到，要想把欢乐送给别人，首先要学会把眼泪留给自已……”。笑星的幽默和作家的文采在牛群身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带着种抢救文化遗产般的心理，旋风式地穿梭于京、沪、鲁等省市，千方百计“打入”那些年事已高的名人家中。文坛巨擘巴金，年逾九旬，长年病卧榻上，概不见客。牛群靠着他那张全国人民都熟悉的老牛般温驯谦恭的笑脸，竟然一路畅通无阻:巴老所住医院的护士长，因为喜欢牛群的相声而“网开一面”，破例帮他找到巴金的女儿；巴金之女因为喜欢牛群的相声，破例将其带到父亲的病房；巴金见了牛群，虽口不能语，却颔首而笑———他也是牛群的热心观众!

　　《牛眼看家》将聚焦200位名人家庭，除在京、沪和全国巡展外，还将精选其中100帧，出版一本大型画册《牛眼看家》。届时，牛群将到各地为观众签名，成为牛年的一大文化景观!

　　“欢迎光临牛棚!”

　　 牛群在他新居的门口恭候来客，依旧是那件红色老头衫、牛仔裤，聪明绝顶却憨态可掬，一对牛眼笑成了两道弯月。

　　 去年，属牛的牛群借着牛年的东风，牛不停蹄地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举办《牛眼看家》摄影展，总共有140万人参观、60万人留言，场面之热闹，影响之深远，实在令人望洋兴叹!

　　 “十几万人都问我一个问题:你的照片拍得这么好看，为什么我拍不出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了一念头:把我摄影的乐趣和体会，通过某种形式表述出来，让更多关心我的朋友分享。实际上，我所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做得到。咔嚓一摁快门，那一声就是历史，历史就在你手中———它可能是你个人的，家庭的，也可能就是我们民族的；你的周围都是精彩的瞬间，就看你能否将它留在胶片上，变成永恒。”

牛群，不甘寂寞一“疯牛”(2)
　　 于是，虎年伊始，牛群又着手做另一件事儿: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柯达公司合作，拍摄一部介绍摄影知识的电视系列片《你拍我拍他拍》。在这部“摄影文化娱乐片”中，牛群将以主持人的身分“现身说法”，向普通老百姓介绍摄影知识，采访他拍摄过的名人，揭示摄影艺术的乐趣与奥妙。而系列片的主要拍摄场地，便是被他称为“牛棚”的新居。

　　 “牛棚”位于北京鼓楼外大街，是一套跃层式公寓的顶层，建筑面积270平方米，却被他请来的一位名叫林信成的年轻设计家装修成400平方米。它打破了一般家居的空间分割形式，卧室、客厅全部装成“摄影的状态”，除了摄影棚、暗室，就是底片库，有一面墙上甚至贴满他与名人的合影，并用金属板做成摄影胶片形状装饰墙顶，足见“牛棚”主人对摄影艺术的酷爱。更有趣的是，牛群为了纪念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还将一些居室布置成“猫耳洞”、“文革屋”……

　　 “我当了23年兵，部队给了我一身本领和做人的基本准则，给了我莫大的荣誉和精神力量。现在，虽然我已脱下军装，骨子里却仍是个当兵的人。我忘不了在云南前线打仗、在猫耳洞演出的情景。我要把这种部队情结化作一片绿洲，永远留存在我的家里和心里。”这个“猫耳洞”是林信成挑了牛群家的房盖，新增的一块空间，面积不大，却整齐地摆放着叠成“豆腐块”的绿色军被以及军人的各种“行头”:钢盔、手枪、子弹、步话机、压缩饼干盒等。

　　 而在“文革屋”中，则四壁糊满“文革”时期的报纸，小桌上陈列着他读过的《毛主席语录》、戴过的毛主席像章……或许正是这种知青加军人的经历和素质，赋予了他永不枯竭的艺术生命的原动力。

　　 “无论拍照片，还是说相声，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就是我的追求。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严格的职业界限已不复存在。边缘科学、模糊科学、交叉科学无不向人类提出新的挑战。我愿意迎接这种挑战。有人问我，你对相声处于低谷怎么看?我说，首先这是好事，说明观众的审美水平提高了；如果相声仍像过去那样一花独秀反倒不正常了———现在观众要全方位地享受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全部成果，领略文化、艺术和人生的真谛。一个演员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我要跳出相声研究幽默，跳出相声实现幽默!”

　　 今年，似乎是牛群的“主持年”:他不仅在系列片《你拍我拍他拍》中当主持人，还将在近年来风靡欧洲的一档“互动式”大型综艺节目中当主持人。此外，中央电视台上网的节目，也已选定他当主持人。俨然一个“牛主持”!对此，牛群显得颇为开心。

　　 “当主持人有更多机会与大家交流，把相声的优势和摄影的优势结合起来，通过幽默的人生感悟，幽默的摄影与大家交流。我给您找乐儿，也请您给自个儿找乐儿。”

　　 过完“主持瘾”，牛群下一步是“从牛棚走向世界”———眼下，他已跑了20多个国家，当他跑到100个国家时，他拟推出一个“牛眼看世界”大型影展，生动展示五大洲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

　　 “欢迎再到牛棚来!”临别时牛群说。

　　牛主编上任记

　　自打牛群当上《名人》杂志特约主编，就没吃过一顿松心饭、睡过一夜囫囵觉。直熬得面容憔悴，双眸布满血丝，其壮如牛的身子骨眼瞅着快吃不消啦。

　　“喂，牛哥，宁静的照片凑齐了没有？”

　　“牛哥，这期的批评稿一篇也没有，得开天窗了吧？”……

　　电话那一头儿是牛群的老搭档、《名人》特约副主编流冰。

　　说来也怪，《名人》编辑部在哈尔滨，原主办人却是北京的流冰。流冰办了两年《名人》后，忽然琢磨出门道儿：既是《名人》杂志，何不利用名人效应，邀请名人直接来办？何不顺应潮流，变“简装”为“豪华”，使读者一新耳目？

牛群，不甘寂寞一“疯牛”(3)
　　请谁出山呢？最佳人选非牛群莫属。

　　且说牛群这几年“牛”不停蹄，除每年春节晚会上与冯巩合作表演一段相声外，早已“移情别恋”，一门心思扑在摄影上。因此，当流冰请他出任《名人》特约主编时，他并未表现出太大热情。

　　流冰哪肯善罢甘休，当即帮他分析了他办《名人》的几大优势—————

　　一、他有丰富的图片资源（他搞了十几年摄影，积累了几十万张底片）；二、他在名人圈里有人气、人缘；三、他本身是名人，对名人的酸甜苦辣理解得比一般人更多、更深、更准确；四、可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和渠道，回报那些厚爱他的观众。

　　牛群眨眨牛眼，一拍脑门：也是，就听你的，咱也过一回主编瘾！

　　小“套”就这么拉上了。

　　到哈尔滨走“牛”上任，发表“就职演说”前，牛群见缝插针来了趟天津，请他的诤友冯骥才主持《名人》中的批评栏目。

　　牛群把他的由各路“豪杰”主持的栏目一说，大冯便吃了一惊：牛老弟不可小觑呀！思维开放，点子高且有原创性，这是大冯始料不及的。

　　听说要他主持一个“骂人”的栏目，大冯面露难色：“人说你们演艺界的脸皮厚，我却说你们脸皮特薄。你们受得住捧，经不起骂。叫我主持有个条件，头一期先发一篇骂你……”

　　牛群慨然应允，请出“巴山鬼才”魏明伦，写了一篇《无刺的相声》，把牛群和他的没劲的相声骂了个狗血淋头。

　　于是，“冯主持”乐呵呵地写了四句打油诗：“今儿杀了牛，明儿宰百兽，骂禁已大开，好戏在后头。”

　　孰料，《名人》第二期即将付梓时，批评文章尚不见只言片语。

　　牛群瘪了。情急之下，欲找大冯“借”一篇《文学自由谈》上的稿子。

　　大冯道：“那不行！刊物办黄了是你的事，证明文艺界缺乏批评的空气。要不，你找王朔写一篇批评我的文章？”牛群找到王朔，王朔却因一向敬重大冯而不忍开骂。为避免开“天窗”，大冯只好以一篇嬉笑怒骂的《打开天窗说空话》“交差”。

　　虽说批评性栏目让牛群碰了点壁，那些让名人“露脸”的栏目，总算给足了牛哥面子。

　　您想，他聘用的二十几位栏目主持人，哪个不是红得发紫的大忙人？就拿巩俐来说，一会儿拍电影，一会儿出国当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小家又安在香港，可以说来去无踪，居然也被牛主编牵着鼻子走，期期“封面人物”由她定夺，还喜滋滋产生了一种“当官”的感觉。

　　还有倪萍，堪称“国嘴”，忙得一塌糊涂，牛群就有本事“熟不讲理”，不管有空没空，非干不可。让她主持“普通人家”栏目，让“渴望普通”的倪萍“向读者敞开一道小小的门缝，从中瞅一眼名人的普通生活”，也算牛群“知人善任”吧！

　　除了演艺圈同行，牛群还调动了几位大作家、大学者。他请余秋雨主持的栏目名为《泪在飞》，专门展示名人的哭相。一般人从哭中看看新鲜而已，余先生则从美学的高度分析了喜剧美与悲剧美的内在联系，得出一个精彩的结论：“最动人的哭泣正是在播种笑声。”

　　还有，赵忠祥主持的《录音剪辑》、刘心武主持的《我写名人》、白岩松主持的《体检报告单》、鞠萍主持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赵薇主持的《青春偶像》等，都以大量文字和图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今名人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读来饶有情趣。

　　当《名人》一路畅销，前景看好时，也有人提出“《名人》别再造圈子”和“《名人》能火多久”的问题。牛群把这些批评原原本本登在他的《名人》上。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人生三部曲”—————相声、摄影和办刊，是同样充满自信并全力以赴的！

　　当了一把“芝麻官”

　　“喂，牛群吗？”“是我，你哪位？”“今晚报的老杜。”“你好！”“你在哪呢？”“蒙城呀！”

牛群，不甘寂寞一“疯牛”(4)　　“噢，你真在那扎下去了，我还以为你只是挂个名儿呢？”

　　“哪能啊，我得在这儿待两年呢……”

　　牛群到蒙城当副县长，早已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对一个相声演员和摄影家忽然从政，自然也是人多嘴杂，褒贬不一。

　　反对者说，牛群只是一名笑星，没资格当县长；法律界人士认为，对牛群的任命不合程序，因而“非法”；更多的人把他当县长看作一种人为的炒作。

　　言辞最激烈的是一位武汉人，他在致牛群的信中质问：“混沌宇宙中你一个牛群能折腾出一片蓝天吗？”“不希望看到一个有品位的笑星会在官场上夭折。”

　　牛群在回信中明确而又诚恳地告诉这位朋友：“不要否定任何人，你否定谁，一定是对谁无知。我接触的人多了，接触越多，越觉得还是好人多。我不知道历史会怎样评价他（指蒙城县委孙书记），但我以为他太优秀了……”

　　“我这头牛就是孙书记从北京牵来的”，牛群笑道。

　　上任伊始，孙书记便牵着他这头“牛”，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遛，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啃。让局长和镇长们向他汇报，以便及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

　　每到一处，孙书记总是把牛群推到前面，让他代表县里讲话。牛群是家喻户晓的笑星，为人坦诚，生性幽默，讲话激情澎湃，富有感染力甚至煽动性，自然令大家心悦诚服，笑声掌声不断，会也就开得有质量见实效。

　　孙书记也即兴发言，他说：“把牛哥请来了，我们蒙城名气大了，这是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利用这个机遇。别人看牛哥是在报纸电视上，我们不一样，我们这儿的牛哥是活的！我们不但要利用牛哥的品牌，还要吃牛肉，喝牛奶，扒牛皮，抽牛筋……”在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时，他又说：“当然，首先我们必须爱护牛哥！”

　　牛哥病了，孙书记“押”他去医院，输液三小时，孙书记守了他三小时。

　　牛哥水土不服，拉肚子，孙书记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让夫人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五天饭。

　　牛哥腰酸背痛，孙书记强行将其送到酒店，请按摩师为他踩背按摩。

　　人心都是肉长的，牛群不能不玩命干了。

　　上任第一天，牛群在“就职演说”中唱了一首歌《今天你笑了没有》，这是这位“笑的使者”表达心声的独有方式。他深知蒙城也面临企业破产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以及牛产品的销路问题。他舍弃优裕的生活环境，千里迢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一个“七品芝麻官”，究竟为什么？不就是为了给蒙城的百姓干点实事，让他们富起来，笑起来吗？

　　作为一个笑星，一个名人，他从政的最大优势是他的名人效应，这是一笔无形的资产。牛群上任两个月，这笔无形资产已产生了相当的效益。

　　牛群上任之前，有多少人知道中国还有个蒙城？又有多少人知道它是中国第一养牛大县？

　　一牛独牛不算牛，万牛齐牛才算牛。

　　一个牛群到了蒙城，全国各地都到蒙城买牛，这是牛群上任后蒙城最显著的变化。

　　蒙城有个号称第一养牛大户的农民戴佰峰，因牛的销路不好，前几年跑到浙江养牛去了，现在见蒙城有名了，牛肉市场好了，便重返故里，找到牛县长，表示要带领乡亲们一起养牛。

　　牛群到蒙城当副县长仅两个月已经为蒙城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带来了效益。事实证明，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把回报老百姓的厚爱，帮助老百姓致富，作为自己追求的主要目标。

　　牛群承认他当副县长确实是经过高手策划的，有“炒作”的因素，但牛嫂说得好：“我觉得炒作不是一个贬义词，如果不是为哗众取宠而炒作，炒作的不是坏事，炒作能把一个县的经济搞好，那么炒作一下又何妨呢？”

　　据悉，牛群只身一人在蒙城供职，他的妻子刘肃留在北京替他拍照片并照料儿子。

牛群，不甘寂寞一“疯牛”(5)
　　不管怎么说，牛群还在任上，兢兢业业履行自己的职责，还在那块对你我来说未必有诱惑力的小县城里，过着你我都不会羡慕的生活。一言以敝之，他在做着一件他自己愿意做、对社会和百姓又有好处的事，又是一个艺术家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极好机会。牛群，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有什么可非议呢？

《名人，开门》第二部分
      ２００２年春，记者在采访朱军时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已经主持了两年《艺术人生》，采访了近百位名人，你认为哪些采访最成功，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朱军回答说，如果非让我说哪一个印象最深，比如大家都很认可的秦怡老师吧。我说她“惊人的美丽、惊人的苦难、惊人的豁达”，这几个“惊人”加在一起，便令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震颤。婚姻不幸，又有那么一个孩子，而她那么豁达、平和，勇敢面对生活，逾越困难，从不怨天尤人，真的是我们社会在前进过程中最需要的东西！

王刚：生活是最大的事业(1)
　　近日，王刚经常接到这类电话：

　　“你是王老师吗？”“对，是我。”“听说《朋友》栏目你下岗了？”“报上是那么说的。”“能谈谈你下岗的原因吗？”“对不起，我正开车，警察不让打手机。”“是不是我提的问题太尖锐呀？”

　　“哪里，《朋友》只是我做的几件事中的一件，现在只是撂下了，不做了，有点累，如此而已，有啥尖锐不尖锐的……”

　　自从京城一家媒体曝出《“朋友”变脸，王刚下岗》的消息后，王刚便片刻不得消停，各地媒体穷追不舍，不断重复这个标题，颇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劲头儿，令他不胜其烦。

　　因本报记者多次采访王刚，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遂得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

　　为何离开《朋友》

　　记者：可以看出，您对《朋友》是有感情的，是倾注了心血的，《朋友》的制片人和导演对您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您要离开《朋友》，是正常节目变更的需要，还是您激流勇退，另有打算？

　　王刚：去年12月中旬我曾提出，就我个人而言，有种种困难，不太想做了。一个栏目播了两年多，快满100期了，可以告一段落、见好就收了。当时，从制片人到导演都执意挽留，态度非常诚恳。12月31日下午，我带着刚从英国回来的女儿去医院体检，自己也顺便验验血。第二天，大夫不无遗憾地通知我：我的血相很多项目不正常，很多指标严重超标，让我务必注意休息，还宣布了很多饮食方面的禁忌。我说您限制得太多了，我记不住。大夫说：“这好办，您就记住：什么东西你觉得难吃，你吃它，就没错了！”他知道我喜欢吃牛羊肉、鱼、海鲜，最不喜欢吃蔬菜；我平时离不开酒，“酒要完全戒掉”！又问了一下我的作息时间，—————“你这是玩命，你的身体已严重透支了！”开始我还以为大夫是吓唬我，后来我拿着化验结果到网上一查，顿时目瞪口呆：我真的得为自己敲响警钟了！这是我离开《朋友》的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呢，一个人有时对一件事情真的是回天无力。任何事物总有一个从上升、达到顶峰然后走向衰落的过程。《朋友》这个栏目是靠集体的力量支撑起来的，我个人一般不参与节目的整体策划；而节目组辛辛苦苦请来的“朋友”，我真的不了解，有的我还真的不喜欢，就像观众和媒体的态度一样。但作为主持人，我又必须尊重别人，友好待客，不能将个人好恶流露出来。尽管如此，还是瞒不过一些熟悉我的朋友—————是礼貌的应酬，还是真情投入，人家看得一清二楚。《“朋友”变脸，王刚下岗》发表前两天，我又正式对袁德旺请辞，认为自己完成了《朋友》的使命，虽对节目组的各位同仁依依不舍，却无良方可献。说完了一身轻松。（好像卸了包袱？）真是这样。

　　去年12月22日，《朋友》节目组还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那天正是我的生日。当时通知我，本期的“中心朋友”是《东方时空》的方宏进。按照惯例，“中心朋友”先要做一番自我介绍。而方宏进谈到的他的经历与我十分相似，正疑惑时，方宏进忽然大声说：“现在请出本期中心朋友王刚！”我这才如梦方醒。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们竟把我20年来未曾谋面的朋友请到现场，而我始终被蒙在鼓里，没一个人向我“泄密”！这大概也是将于3月播出的最后一期《朋友》为我举行的“告别演出”吧！

　　记者：退出《朋友》后，您打算把精力放在何处，是休息一段时间，还是又要上什么新戏？

　　王刚：想歇也歇不了。春节前，我要参加公安部春节晚会、北京台春节晚会的录制，担任主持人。三四月份，要在电视剧中客串两个角色，也不是什么好人（大笑），一个是吴三桂，一个是秦桧，你瞧这俩人（笑）！然后可能与天津电视台筹拍一部以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的电视剧。

　　与和珅有不解之缘

王刚：生活是最大的事业(2)
　　记者：最近，《梦断紫禁城》在天津台播出期间，我们收到许多观众来稿，称赞您把和珅演活了，认为这个角色非您莫属。我也觉得您演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表演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您为何这么多年对和珅这个大贪官的形象情有独钟，您是如何理解和塑造这个角色的？

　　王刚：首先感谢观众的褒奖。今年，《铁齿铜牙纪晓岚》续集也要开播。加上《宰相刘罗锅》、《梦断紫禁城》，四部戏共168集的和珅，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新的发展和深化。《宰相刘罗锅》是我第一次演反面人物。当时正做主持人，身上没有一丝邪气、怪味，忽然演这么一个喜剧色彩很浓、甚至近乎荒诞的大奸臣，我当时的宗旨就是矫枉过正，一改观众对我的印象。

　　到现在我也搞不清，制片人与我素昧平生，为何要找我演和珅，仿佛鬼使神差一般。开始时不感兴趣，但既然做了就要做好。首先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从正史、野史、民间传说，到刘宝瑞的相声《君臣斗》；然后不断修改剧本中有关和珅的描写，自己设计了很多场戏，如让和珅坐在恭桶上接待一个贿赂他的官员、陷害刘罗锅后又去大狱看他时长达12分钟的独白等，无不凸显出人物那种几乎与生俱来的、从每个毛孔里渗透出来的坏；另一方面，他又很愚蠢，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曾有记者问我：你演的和珅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我说，有，当然有。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者何也？与生俱来或后天形成的人性的弱点、贪欲，你有，我有，他也有。我就想借助这个人物把人性的弱点集中、概括、形象化，让人们看着有味、有趣，甚至与自己对对号。观众为何觉得他可憎、可笑、可怜、可理解，可能与我主观上追求的东西不无关系。

　　接着是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演和珅，第一要一脉相承，仍是那个和珅；第二要把他作为一品大员、内阁大学士，乾隆时期一位政治家、理财家的政治谋略表现出来，较之《宰相刘罗锅》中的和珅更丰满、更深刻一些。中国人的心态，是愿意看到平时作威作福的人倒霉，为了适应观众这一心理，我又设计了和珅到兰州查案，被人锁到大牢尿桶边，让他披个麻袋片，上身只穿一肚兜，被路人当成乞丐，观众看了一定很解气。另外，他为了向皇上谄媚取宠，喜欢装熊、装无知，纪晓岚与他正相反，爱抖机灵。我就设计了一段台词，让和珅对纪晓岚说：“你知道你这么多年为何升不了官？就因为你老在皇上面前抖机灵。皇上是天下第一文才，你抖，有你的好吗？”这个人有时真是外憨内秀，傻奸傻奸的（笑）。

　　记者：与《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相比，我注意到《梦断紫禁城》中的和珅是从年轻时写起，而且有一个从好变坏的过程，这是为什么？

　　王刚：演了前两部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奢望，想让人们知道：和珅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是胎里坏吗？非也。我读过清史及据此演绎出的文学作品，知道和珅开始并不坏，特别是他出仕的场面，总在我脑海里萦绕—————乾隆在朝上念《四书》上一句孔子的话和朱熹的批语，群臣皆不知所云，只有远远侍卫群里一人朗朗应答，把皇上的问话回答得非常圆满。皇上万没想到一个銮舆侍卫有如此才学，又是八旗子弟，精通汉满藏蒙语言，故30多岁就一品顶戴，权倾朝野；他也想做个好官，上不负皇帝知遇之恩，下不负黎民百姓殷殷期待，他怎么就一步步堕落为乾隆朝最大的贪官呢？我认为，将其堕落的过程揭示出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有助于警醒世人，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也就是我应郑万隆和翰宇公司之约，打造《梦断紫禁城》的思想动力。这次是我主动要做的，我这辈子从未付出如此巨大的心血。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

　　记者：您似乎比较擅长喜剧、戏说类的人物塑造，这是否与您的个人素质，如机智、幽默、豁达有关？

王刚：生活是最大的事业(3)
　　王刚：不，这是他们（指编导）对我的一种错觉。因为你演活了一种类型的人物后，他们便用这个框子来套你了（一种思维的惯性？）对。严肃的东西我就不能演吗？比如我和成方圆的音乐剧《音乐之声》，就毫无喜剧色彩嘛！即将播出的都市题材剧《冬天不冷》中，我演一个工业局长，就是个爱厂爱家正直可爱的人物。其实我更喜欢的是悲剧。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完美主义者的性格多半带有悲剧性。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我和屏幕上的我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是那种自命清高或故作深沉的人，更多地是想正正经经干点事情；更多地愿意独处—————但不是忍受孤寂，而是享受它。真的是这样，老杜。我虽然主持《朋友》栏目，真正能交心的朋友并不多。

　　生活就是最大的事业

　　记者：您是一位事业上的成功者，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您是否更看重事业？

　　王刚：没有，我从未将事业与家庭分开。其实对有些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事业。你过得很幸福、很充实，这才是你真正的事业。如果你白天忙得一塌糊涂，电话铃声不断，很多人找你、需要你，好像你多么重要，多么了不得（笑）；而晚上回到家里，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觉得你谁都不是，谁也不爱你，没有谁真正需要你，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呢？

　　所以我想，人生才是一项真正的事业。每当你打开窗户时，外边阳光灿烂，或细雨霏霏，哪怕狂风大作，大雪纷飞，都能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感受。尤其我们北方，四季分明，变化丰富，蛮有意思的。然后晚上睡觉前，想想一天的经历，挺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也就心得意满了。这一点我早就想明白了。我有时是个知难而退的人。当我知道这东西不可逾越时，决不强迫自己，换一条路走一走，“退一步，海阔天空”嘛！重要的是把每天过好，过充实。何况我还有个爱好老古董的习惯，有机会就往家里跑，看图录、资料，琢磨这点东西—————我从小就喜欢历史，爱逛旧货市场，而不太喜欢所谓时尚、流行的东西，不仅不喜欢甚至还有几分鄙夷。我的收藏是从明清家具入手的，一下喜欢上了，仿佛细胞里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