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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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唐山地震是20世纪十大自然灾害之一。1976 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唐山的地震。震级7.8级，震中烈度Ⅺ度。同日18时43分，在距唐山40余千米的滦县又发生7.1级地震 ，震中烈度Ⅸ度。这次地震发生在工业城市，人口稠密，损失十分严重。唐山市区建筑物多数基本倒平或严重破坏，铁轨发生蛇形扭曲，地表发生大量裂缝，还有喷水冒沙、塌陷，震前伴有发光现象。242769人死亡，164851人受伤。邻近的天津也遭到Ⅷ～Ⅸ度的破坏。有感范围波及辽宁、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等14个省、市、自治区，破坏范围半径约250千米。震源物理的研究表明，该震的震源错动过程较复杂。

　　强烈的地震使交通中断，通讯瘫痪，城市停水、停电，抢修通讯、供水、供电、恢复交通等生命线工程是唐山救灾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中央据此迅速布置了各专业系统对口包干支援的任务。邮电、铁道、交通、电力、市政建设等部门立即行动，保证了上述系统工程恢复和重建的顺利进行。地震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阴雨连绵，人畜尸体迅速腐烂，疫情非常严峻，防疫工作采取突击治疗、控制疫病传染源、改善环境、消除病菌传染媒介、预防接种、提高人员抵抗力的综合措施，实行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土洋并举的办法，把疫病消灭在发生之前，从而创造了灾后无大疫的奇迹。


【现场】
　　历史将永远铭记地球的这个坐标：东经118．2°，北纬39．6°。

　　人类将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个时刻：公元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53点8秒。

　　唐山市地下的岩石突然崩溃了！断裂了！仿佛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

　　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大地上狂风呼啸。在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在顷刻间夷为平地。
整个华北大地在剧烈震颤。

　　天津市发出房倒屋塌的巨响，正在该市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被惊醒；北京市在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断裂般“嘎嘎”的响声。

　　在华夏大地，北至哈尔滨，南至安徽蚌埠、江苏清江一线，西至内蒙古磴口、宁夏吴忠一线，东至渤海湾岛屿和东北国境线，这一广大地区的人们都感到异乎寻常的摇撼。强大的地震波，以人们感觉不到的速度和方式传遍整个地球。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骤然响起了扣人心弦的警钟，阿拉斯加州上下跳动了八分之一英寸。美国全国地质调查所称：中国北京东南一百英里，北纬39．6°，东经118．1°，在天津附近，发生8．2级地震。

　　日本宣布，中国发生7．5至8．2级地震。震中在内蒙古地区，即北纬43°，东经115°。

　　瑞典宣称，中国发生8．2级地震。

　　香港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发生8级左右的地震，震中在北纬39．6°，东经118．1°，距唐山极近。

　　中国台北中央气象局称中国发生8级地震。

　　中国新华社于7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如下消息：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

【大自然警告过】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这些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收集资料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1．恐怖极了的鱼

　　据蔡家堡、北戴河一带的渔民说，鱼儿象疯了一般。在七月二十八日前后，各种鱼纷纷上浮、翻白，极易捕捉，渔民遇到了从未有的好运气。

　　歧门河闸附近，光着身子的孩子们用小网兜鱼，鱼儿简直是往网里跳，数小时就能兜几十斤鱼。

　　唐山市赵各庄煤矿陈玉成说，七月二十四日，他家里的两只鱼缸里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把跳出的金鱼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

　　唐山柏各庄养鱼场的霍善华介绍说，七月二十五日，鱼塘中一片哗然的响声，草鱼成群跳跃，有的跳离水面一尺多高。更有奇者，有的鱼尾朝上头朝下，倒立水面，竟螺旋一般飞快地打转。

　　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长湖”号油轮的船员介绍，七月二十七日那天，油轮周围的海蜇忽然增多，成群的小鱼急促地游来游去，放下钩去，片刻就能钓上一百多条。

　　2．失去“理性”的飞虫、鸟类和蝙蝠

　　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长湖”号油轮的船员目睹，七月二十五日，油轮四周海面的空气吱吱地响，一大群深绿色翅膀的蜻蜓飞来，栖在船窗，桅杆和船舷上，密匝匝的一片，一动不动，任人捕捉驱赶，一只也不起飞。不久，船上的骚动更大了，一大群五彩缤纷的蝴蝶、土色的蝗虫、黑色的蝉，以及许许多多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鸟也飞来了，仿佛是不期而遇的大聚会，最后飞来一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傻傻地立在船尾一动不动。

　　天津市郊木场公社和西营门公社都看见成百上千只蝙蝠，大白天在空中乱飞。

　　唐山以南宁海县潘庄公社西塘坨大队一户社员家，从七月二十五日起，房梁下的老燕就象发疯一样，每天将小燕从巢里抛出去，主人将小燕捡回去，随即又被老燕抛出去。七月二十七日，老燕带着剩下的两只小燕飞走了。

　　七月二十七日，迁安乡社员看到，蜻蜓如蝗虫般飞来。飞行队伍宽一百多米，自东向西，持续约十五分钟之久。蜻蜓飞过时，一片嗡嗡地响声，气势之大，令人目瞪口呆。

　　3．动物界的逃亡大迁徙

　　七月二十七日，唐山地区滦南县王盖山的人们亲眼看见成群的老鼠在仓惶奔蹿，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相互咬着尾巴连成一串。有人感到好奇，追着打，好心人劝阻说：“别打啦，怕是要发水” 。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抚宁县，有人看到一百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或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从古墙洞钻出，向村内大转移。天黑时分，有十多只在一棵核桃树下乱转，当场被打死五只，其余的则在不停地哀嚎，有面临死期的恐慌感。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这群黄鼠狼继续向村外转移，一片惊慌气氛。

　　敏感的飞虫、鸟类及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地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然而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毁灭生灵的巨大灾难已经迫近了。

　　4．不可捉摸的信息

　　大自然确实在警告人类。

　　唐山东南的海岸线上，浪涛在发出动人心魄的喧响。七月下旬起，北戴河一带的渔民就感到疑惑：原来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怎么被海水吞没了。距唐山较近的蔡家堡至大神堂海域，渔民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从来是碧澄澄的海水，为什么变得一片浑黄？在不平静的海的深处，就象有一条传说中的龙尾在摆动，在搅动着海底深处的泥土。

　　据当时在秦皇岛附近水域中作业的一位潜水员说，他看见了一条彩色绚丽的光带，就象一条金色的火龙，转瞬即逝。
水！水也在向人类发出警告！

　　在唐山地区滦县高坎公社有一口井，这口井并不深，平时用扁担就可以提水，可是在七月二十七日这天，有人忽然发现扁担挂着的桶已经够不到水面，他转身回家取来井绳，谁知下降的水又忽然回升了，不但不用井绳，而且直接提着水桶就能打满水！那些天，唐山附近的一些村子里，有些池塘莫名其妙地干了，有些地方又腾起水柱。水！忽降忽升的水！它在向人类传递大自然的什么信息呢？！

　　距唐山二百多公里，海拔一千三百五十米的延庆县佛爹顶上的一台测雨雷达，以及附近一台空军警戒雷达，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连续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一种奇异扇形指状回波，这种回波与海浪干扰、晴空湍流等引起的回波都不一样，使监测人员十分惶惑。而京、津、唐人们就在这个强大的磁场中毫无知觉的穿行。

　　七月二十七日，唐山北部一个军营里，几个士兵惊叫起来，他们发现地下的一堆钢筋，莫名其妙地迸发出闪亮的光，仿佛一个隐身人在那里烧电焊。

　　在京、津、唐地区，半夜不少人家中关闭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

　　在唐山林西矿区，飘来一股淡黄色的雾，它障人眼目，令人迷惑。人们被那股异味熏糊涂了，他们已经看不清这世界的面目，更弄不清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什么样的悲剧。如果这些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传送、被处理，那么对这场灾祸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遗憾的是机会丧失了！人们眨着迷惑的眼睛，迷迷蒙蒙、不知不觉地走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

　　5．大毁灭前的“7．27”深夜

　　唐山市郊栗园公社茅草营大队王财在深夜十二点钟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四只鸭子依然站在门外，一见主人，它们齐声叫起来，伸长脖子，张开翅膀，摇摇晃晃地扑来，王财走到那儿，它们就追到那儿，拼命地用嘴拧他的裤腿。

　　唐山市郊栗园公社的王春衡，亲眼看见他二大爷家里的猫隔着帐子挠人，非把人挠醒不可。

　　那一夜，唐山周围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人们都听见了长时间的尖厉的犬吠。

　　唐山市殷各庄公社大安各庄李孝生养的那只狼狗，那一夜死活不让他睡觉，狗叫不起他，便在他的腿上猛咬了一口，疼得他跳起来，追打这条忠实的狗。

　　丰南县毕武庄公社李极庄大队刘文亮，深夜被狗叫吵醒；当时他家的狗在院内使劲挠着他的房门，他打开门放狗进来。狗却要把他拖出屋去。

　　唐山市遵化县刘备寨公社安各寨大队张洪祥家的狗也叫个不停，一直叫到张家的人下床，狗在张洪祥兄弟的腿上咬了一口，象引路似的，奔向屋外。

　　丰南县阑高庄公社于北大队王有才妻那天晚上由公社回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狗突然从门口向她扑来，阻挠她进院。

　　夜越来越深。这是一个充满喧嚣的夜。七月二十八日就是在这不安的气氛中来临的。

　　一时三十分，抚宁县大山头养貂场张春柱被一阵“吱吱”的叫声惊醒，全场四百一十五只貂，象炸营一样在笼里乱跳，惊恐万状。

　　与此同时，丰润县白官屯公社苏官屯大队养鸡场也出现一片混乱：一千多只鸡来回乱串，上窗台咯咯怪叫。

　　三点多，丰润县左家坞公社扬谷塔大队的一百多匹马全部挣断缰绳，争先恐后跑出马厩，在大路上撒蹄狂奔。

　　就在眼前了。昌黎县有几个看瓜员，看到距离他们二百多米远的上空忽然明亮起来，照得地面发白，西瓜地中的瓜叶、瓜蔓清晰可辨。“怎么，天亮了？”，但一看表才三点多钟。正奇怪，天又变暗了，又如墨染的一般。

　　那一刻，大地正沉浸在毁灭之前的宁静之中。

　　显然，在唐山大地震前，许多人都收到了大自然的警告信号。这些信号具有不唯一性——天气闷热也会使鸡犬不宁，连日多雨也会使井水突涨，人们也正是用最寻常的经验解释了那些“异常”。

　　197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出版的《地震情报通报》中，刊印了一张幽默照片：一只闭眼张口、惊恐惨叫的黑猩猩。照片上方写着“为什么我能预报地震而地震科学家们不能？”这是人类的自责。然而人们常常忘了：人是社会的动物，即使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人也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当人们各自为战的时候，他并不比动物有更多的优越性。仅仅依赖本能，人甚至不如动物。在地震这样重大而又神秘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没有形成一个防犯的整体，没有相应的通讯渠道和手段对自然界的异常信息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处理，他们怎能不被突降的恶魔各个击破？
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吧。

王寨

人民多灾啊

王寨

民族多灾啊

王寨

国家多灾

admin

铭记与思索

金磊

      
　　尽管1976年7月28日那场巨灾已过去30周年，尽管经过近30年的努力唐山灾区已消灭了灾难痕迹；尽管现在一二十岁的唐山青少年甚至不太知晓历史上曾发生的那场噩梦；尽管与新唐山一同走来的还有无数个来自国内外的建设荣誉和奖项，但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的“大日子”面前，作为每一位国人都该认真梳理思绪。我作为一个已经走上防灾减灾之路近20年的城市建设科技工作者，尤愿以自己的感受，也来一个蓦然回首，因为唐山大地震的记忆确能让人产生一种激情的书写及思索。  


　　我是天津人，唐山大地震时恰逢高中毕业，是地震使天津也成为重灾区之一，是地震让天津留下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为天津城市建设恢复而工作，我也正是这样的幸运者。而更是由于留在天津做了工人，使我要再次读书，而步入大学更让我毕业后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了近20年的防灾减灾研究。

　　现在我都记得清地震中那声巨响

　　记得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和弟弟被大地震摇醒。此时，室内电灯已不亮，由于剧烈的晃动，拉线开关的灯绳已找不到了，我在黑暗中拿起凳子放在床上，可由于晃动太厉害，我站立不稳从高处摔了下来，这时才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由于此前没有对大地震恐怖的认知，甚至认为很好玩，是在爸爸的催促下我和弟弟才跑出房门下了楼。

　　当全家人及全院邻居陆续跑到院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居住的院落对避难十分危险），就听到附近大街小巷中传来的哭声与叫声，这才开始意识到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灾事”。我和弟弟几乎猛然想到了我们的那些宝贝：地震前夜的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我们全家还有从济南来津过暑假的小表妹在吃过西瓜后，举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因睡得太晚，因沉浸在太多的美好之中，大提琴未入袋，小提琴也未入盒，手风琴更未及时装箱……地震中，这些乐器是否安然无恙？听爸爸讲，我们家的大屋的顶棚已经出现了裂缝，我们就更加担心了。过了1个多小时，惊恐的人们随天渐渐亮起纷纷回家去取重要的物件，我和弟弟也大着胆子跑回我家大屋，只见门框已毁坏，门已经锁不上了，顶上墙上的灰皮及瓦砾掉下不少，可惟独那能奏响美好旋律的乐器完好无损。我们急忙将它们转移到小屋，心才踏实下来。因当时我居住的大院十几户人家中少有伤者，因此，像往常一样，早晨大人们都陆续上班去了，整个城市在创伤中保持着一种“随遇的平静”。那一天，有几次余震，最大的一次余震发生在下午6点多钟，将我家大屋的顶棚震塌了，现在我都记得那声巨响。多亏我和弟弟的及时预防和“抢险”，否则我们那些心爱的乐器及家中的贵重物品恐怕难逃厄运。

　　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个由四面二层楼围起的闭合空间，整个院落空地不大于15×35米，用现在观点看，几乎根本不能满足疏散要求。早几年因上级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及“深挖洞”，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看来院墙未倒真是幸运，如果倒下来一切将不复存在。那是如此简陋的防空洞，其顶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铁门，基本上没有疏散距离及可休息的空间，但难以想像全院几十人竟先后在此待了几日。而后，由于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们才告别这危险的院落。我家先后在天津海河边、我母亲的学校操场等处盖起防震棚，大约一年多以后才搬回修复后的老住所。

　　在台湾遇到第二次大地震

　　其后，我被充实到建筑行业，分配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在这人才济济的单位做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应该说从那时就在关注着城市的修复建设中度过。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将城市安全纳入项目设计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过唐山市，参加过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规模的防灾减灾会议，也作过近百次不同规模的安全讲座，恰恰方便结合所设计的工程思考防灾减灾设计。1986—1988年我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工程，我所承担的亚运会南小区（整个亚运会动力源）电气工程设计，就大胆尝试用可靠性理论构成网络，从而做到对安全设计心中有底。而后1994年受外国专家局委派赴瑞典参加灾害管理及风险评估国际研修，更让我在防灾减灾上前进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几篇在每年“7.28”前后发表的纪念文章，虽然迄今中国未将“7.28”视为“国难日”也不赋予其主题词，但它更让人思考，这不仅是指就唐山说唐山，更是指要结合国际大灾与唐山联想。

　　虽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间接亲历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灾减灾事业，且在致力于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及灾害忧患意识的普及方面不断探索。但有一次经历让我难忘：2002年北京组织赴台防灾考察团赴台北期间正赶上一次6级强烈地震，它不仅让我忆起唐山，更看到有无安全文化教育的差异。5月15日正值“海峡两岸大城市灾害防御研讨会”进行大会学术报告之际，会议在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十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约上午11时42分，大地突然强烈地摇晃起来，动感十分显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须抓紧扶手，地上的花篮都被掀翻了。面对此情此景，学术交流仍在有序地进行，全场120名听众基本上无紧张神态，有些骚动的倒是北京减灾专家代表团的一些同事。对此，我为当时的情景拍下了一幅照片。整个地震时间大约持续了25秒。这是我亲历的记忆深刻的第二次大地震（第一次当属1976年7月28日在天津）。11:50左右，上午的学术报告结束了，专家代表们才用手机向各地拨打电话。据悉，整个有线与无线系统中断不到五分钟。中午12:00，台湾气象厅便报告说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仅60公里的宜兰海上，震级为6.5级。

　　正视我国灾害现状和安全文化教育的差距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之际回忆这些经历有何意义呢？我以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要唤起国民的防灾减灾及安全文化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中国在推进防灾减灾教育上的动力，因为迄今为止的几百年中外灾难史中，尚未有像唐山地震那样如此惨烈的“灾事”。作为一种思考，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该正视两个“100万”。30年前的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顷刻之间，24?6万人丧生，一个百万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为乌有。对于中国唐山大地震，国外学术界一直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自然巨灾。如今，我国虽然一个个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客观地说，人们能有所记忆的仅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钱钢先生发表的报告文学，而在其后年份的“7?28”，多数媒体对这样一件大事却基本上保持了令社会各界十分尴尬和对公众十分有害的沉默。面对日渐频发的事故灾难，我们在一次次反思，但发现最弱的却是对国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够认知。对于已经到来的“7?28”，中国灾难史上无比沉痛的一页，我们该如何真正走出阴影。该正视中国的“两个”100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使100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化为乌有；同样，2004年，全国有100万个家庭因各种事故遭遇不幸。2005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布的一组惊人数据，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在全国GDP达到13?6万亿元的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事故。全国人口有13亿多，差不多每1万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事故。2004年有70万人因事故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2004年因事故伤亡的就达100万人，也即一年中有100万个家庭因事故导致不幸。

　　其二，该进行中外安全文化教育差距之比较。自2003年末至今，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社会防灾预警的觉醒，但仍需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异：

　　(1)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2)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人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频发“三违”现象的文化基础；

　　(3)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原则。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过多地宣传了“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4)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几十万人参加的近千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具体讲，要提高我国国民的公共安全防灾文化意识还至少必须关注两点：一是政府对公共安全职能的定位。无论是新北京、新奥运，还是全面小康建设，公共安全问题都成为人们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温饱及生理需求满足后，安全生存已成为首要目标。公共安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需求，更成为一种文明标志，为此应成为考查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二是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人们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要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

　　(1) 城市灾难，馈赠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应对技能。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从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

　　(2) 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

　　(3) 城市灾难，在抗击非典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渗透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时，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是灾难事件中的正常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

　　其三，该如何展开国家层面的“7?28”唐山大震30周年纪念。面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1998年米奇飓风（死亡近2万人），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死亡20多万人）的惨重灾难，虽然人类正探求更准确的预报手段，但对于下一次灾难何时临头，下一次大灾是什么，尚说不清楚。因此，中国极有必要从现在起认真研究并策划好2006年“7?28”大地震30周年纪念行动。我以为，在确定并设立“7?28”为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同时，要抓住7月28日的时机，做深全民的安全文化自护教育活动，建议应开展的活动是：

　　(1)组织一次以“平安中国，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全国安全文化普及教育的征文及知识竞赛，让更多的“亲历者”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历史及现实中灾害“故事”，将系统化、专业化的安全文化知识传授给公众；

　　(2)组织一个高水准的以“人与自然，如何应对突发灾害危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总结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及各国面对自然巨灾及特大型事故（高风险危害）所采取的对策，经验与教训。此会议应由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力求反映出中国对全球安全减灾事业的新贡献；

　　(3)组织国内专家再一次站在21世纪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视角上全方位思考唐山“7?28”大地震，其命题包括：唐山大地震作为人类灾难的极致，是否可以成功预测，使那些悲剧不发生；唐山大地震属地域性灾难，如何防止并减弱它的社会振荡及影响，是现代社会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对此应如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更加有效的工作；唐山大地震给今人的顿悟是如何高举“科学减灾”的旗帜，客观地对灾情完成从预警、防范、救援、抢险、恢复生活全过程。在大地震腹地的开滦煤矿，30年前由于有“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抗震思想指导，使井下万名矿工在大地震到来后成功脱险，其意义在于它为人类防灾减灾提供了科学范本，然而对此我们宣传的为什么太少……

　　唐山大地震、印度洋地震海啸使我们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与灾害的抗争中，人又是伟大的和能有所作为的。在防灾减灾这场悲壮的人与自然的较量中，人性如建筑一般经历了破碎与再组合。灾害虽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迹，但人类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终会全面凸显出来，会升华起在新世纪条件下中华民族对生存与生命意义的认知，这或许才是我们超前研讨“十一五”国家安全减灾文化宣教计划的缘故之一。

admin

“应急避险”的昨天和今天

修济刚

      
　　1976年夏天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使“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震波袭来，北京陷入恐慌和救灾

　　1976年的夏天，唐山7．8级大地震波及北京。

　　当时的感觉，像是在一艘巨轮上，感受到缓缓的晃动。我被惊醒了，房间里不用开灯，什么都可以看清楚，听得到房屋的木檩和椽子榫接部位拉抻的“咔、咔”声，我注意着屋里房顶各处的动静，这声音使我想到，再晃一会儿房子就会被拉散了。还好，晃动停止了，我这才走出屋子到院子里来。我住的这个院子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胡同里，这时候，院子和胡同里已经都是衣衫不整匆忙跑出户外的人群了。

　　7月28日当天的傍晚，又一次强烈的地震袭来，整个院子和四周的房屋都在同步地摇摆晃动，院子比较小，加上各家搭建的厨房、小屋什么的，我担心如果房屋倒下来，哪怕是站在院子的正中间，也难逃被砸的危险，只好听天由命。还好，这是唐山7．8级地震的强余震，震动逐渐平息下来，房屋都没倒塌，仅有一些损坏。

　　过后的几天，北京市陷入了地震后的恐慌和救灾的活动中，王府井百货大楼被震掉了一个角，北京展览馆的尖顶的红星也甩了下来，大量的老房、旧房倒塌或破损，北京市全市都在“抗震救灾”。

　　当时，我正在西城区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和团委书记，一些学生团员和干部组织起来到街道帮助维修房屋，学校的操场也成为了附近居民的“避险场地”。我担任学校内避险营地的总指挥。

　　此时，北京市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在露宿街头，几乎市内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地震后，天气酷热，又接连下大暴雨，给户外住宿的居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防震棚”，那个夏天的独特景观

　　我工作所在学校的操场在地震后成了理所当然的避难场所。

　　附近的居民涌进学校，用各种材料搭建五颜六色的地震棚。学校操场堆放的一些拆下来的木料，都被居民们充分利用起来，家家户户各显其能，一般的是从家里搬来木床，四周围捆上木棍、竹竿，再绷上塑料布，然后把两张床中间空出一块地来，就围成了一个小小空间。在这家的旁边，连续着搭建，家家户户只留有必需的通道。最初的两天，操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形成了由塑料布棚顶为主的“棚户区”

　　当时，北京市到处都在建这种棚子，只要是空地，都可以看到，北京人把这叫做“防震棚”。

　　地震后，除了当天晚上的强烈余震，其他的小震已经逐渐地感觉不到了，大雨瓢泼似的浇了下来，检验了这些仓促搭就的防震棚，这突如其来的灾变，让北京百姓措手不及，不敢回屋，只好在各式各样还在漏水的棚子里度过了最初的两天。

　　以后，大家各显神通，不断修补和完善各自的防震棚，以度过这些露宿的日子。

　　整个大操场，成为了典型的“地震避难场所”。我作为校园内避难场所的“总指挥”，夜以继日地在校园内工作着，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团员维持校园内的秩序，安装了广播系统，每天广播一些注意事项和启事、通知、安全要求和新闻等等，后来建立了广播站，组织自己的学生记者写一些通讯来广播。组建了学生治安保卫队，每人持木枪一根巡逻站岗，处理各种纠纷和打架事件，安全组，负责巡回检查防火和安全，服务组，帮助居民搭建和维修防震棚，还有负责卫生的，制止到处便溺的行为出现……就这样，几百人露宿的场地，逐渐形成了临时的秩序，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之久。

　　这段时间上课也受到了影响，学生团员和积极分子组织成小分队，走向街道居民委员会，走进各条胡同，和房管所的师傅们一道，帮助居民维修房屋。

　　这就是1976年夏天在北京那段抗震救灾的经历，群众“紧急疏散”、“紧急避险”、“防震棚”、“抗震救灾”这些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20年后，应急避险写入地方法规

　　20年过去了。

　　1996年，组织上派我参加重新组建北京市地震局的工作。从1997年起，我们就开始考虑尽快制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以从法制方面规范防震减灾各方面的工作。在制定的过程中，注意到原北京市地震局的同志们曾经提出过做好应急避险的问题，我们组织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地震的日本在应急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结合北京市人口稠密、高楼林立的特点，越发觉得必须高度重视紧急情况下的应急疏散问题。

　　当时我们思考的是，必须结合大城市的特点来编写这部防震减灾的地方法规，而做好应急避险场地的建设，是这部法规要写入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在原北京地震局局长吕庆书、原总工王敦吉等同志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局的有关同志又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最终把“建设地震应急避险场所”写入北京市的《实施办法》，经过多次修改和讨论、经过市政府的同意，《实施办法》得到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批准，2002年正式在北京市颁布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写入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要求的省一级的法规。

　　抗击非典的同时，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挂牌

　　2003年春天，一场非典型肺炎疫灾袭击了北京。隔离、消毒、怎么防范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我当时正在北京市朝阳区挂职，任朝阳区委副书记，而且作为朝阳区抗击非典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亲历了抗击非典的全过程。这场抗击非典的没有硝烟的战斗，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重视防灾和减灾，要高度重视城市的安全问题。

　　朝阳区一边抗击非典，一边搞经济建设。在为群众办的实事里边，有一项是整治元大都遗址公园，这正好提供了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落实《实施办法》、做一个示范典型的好机会。于是，在国家地震局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北京市地震局和朝阳区合作，开始研究利用修建遗址公园的机会同时做一处有代表性的避险场地。

　　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北京市地震局郭大庆副局长，以及胡平副局长，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和设计院的专家一起，制定了标准，设计了方案，朝阳区李国副区长，以及区园林局的有关领导具体组织实施。很快地，在九月底公园竣工剪彩的时候，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也悄悄地同时建成了！

　　这个场所可供附近社区十几万人应急避险使用，各方面的减灾设施做得很规范：如果水源中断了，有打好的深水井提供应急饮用水源，平时不用，盖子是用玻璃钢做的假山石；有搭建临时帐篷的场地；疏散的人太多，厕所不够用怎么办？有早准备好的临时可使用的厕所，平时盖上盖、拆掉围挡就是草坪；有卫生医疗和救灾物资存储的用房；有临时供电设施；交通中断，有运送食品和物资的直升机坪；整个场地有广播宣传系统和摄像监控系统……北京地震局和朝阳区还对附近社区做了具体的疏散预案，使这个场地真正发挥作用，具体到哪几栋楼房的居民疏散到哪个场地。做到可以实际操作。

　　第一个应急避险场地，就这样诞生了。

　　2004年，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在北京减灾协会开会时表示，北京市要推广市地震局和朝阳区的这一试点工程，建设更多的避险场地，初步要求每个区要有一个面积比较大些的。中国地震局也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要考虑建设应急避险的场地和设施，而且，GWY对防震减灾工作的要求里也明确提到要这个问题。各省、地、市的许多领导和专家，陆续来到北京朝阳区元大都遗址公园考察学习。

　　2006年来到了

　　从北京市开始考虑防震减灾立法时起，已经又是十年。北京市在市政府领导下，吉林副市长具体负责，由北京市地震局具体指导，已经在各区县建设了20处应急避险场所。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开始了这项工作，像上海、天津、汕头、广州、南宁、青岛、厦门、大连等等，都开始注意并实施了应急避险建设工程，并且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其功能，注重实用，平时常备不懈，紧急时派上用场。这项工作看似不大，却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所想到的是群众最需要的，是减轻灾害的基础设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所以受到了群众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从各级政府到人民群众，对防灾减灾比以前更重视了，更关心了，安全意识和防灾意识比以前加强了。

　　我又想起了当年学校校园里的那几百人居住的、连成一片的“防震棚”。30年过去，只是瞬间。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安全意识呢？也要同步发展，包括建设“应急避险场地”在内，我们要更周密、细致地思考减轻灾害的各项具体措施，把防震减灾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以此文，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祭奠逝去的亡者，鼓励从事防震减灾工作的同事，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平安康乐，多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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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70年代，两次地震让我们刻骨铭心:一个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一个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这两个地震相隔不过一两百公里，前后仅仅相差17个月！但对地震工作者来说，像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大自然把我们抛上又摔下，让你笑不得，哭不得。只有经过这个年代的“地震人”才会有的欢乐和悲哀。

　　走过来的人都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进驻大华北地震现场的专业队伍多达万人，采用的各种观测仪器数量多达上千件，再加上“广大工农兵群众”组成的业余测报队伍，形成名副其实的浩浩荡荡的地震预报大军。

　　尽管地震是小概率事件，预报难度大，但在特定的地震区和一定的地震活动期内，中小地震频发，检验方法的机会多，预报成功的机遇大。在当时，有非常丰富的前兆异常资料，即使采用“看图识字”等直观方法，预报也能“屡屡得手”。大家不由得惊叹不已，兴奋不已。有“红宝书”，有成就感、使命感、紧迫感、荣誉感等等精神力量的驱动，我们的同志更加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勇于实践、大胆预报，取得不少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像是摸到了苗头，像是看到了曙光。等待着、期盼着、争取着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苍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大地对我们的诚意和辛苦给予回报。这是人类预报地震历史上的重大突破。直到目前为止，这是被联合国和国际科研组织承认的惟一“有预报依据并取得减灾实效”的地震事件。

　　成功归成功。但人类（应当说是我们）过于冲动了。当时一位领导，曾在一次庄严的大会上宣称：“地震预报的坚冰已经打开”。剩下的就是“乘胜前进”了。当然，我们有些科技工作者头脑冷静，提出对地震预报水平不能估计过高。但有相当多的人的思想，因思维模式上的疲劳而疲劳了，不去想更多困难。这与那个年代泛滥成灾的形式主义和空泛口号有关。1975年的预报成功，使众人为之振奋，精神抖擞，一扫征尘。似乎这次的成功预报标志着，我们真的看穿了天，洞察了地，预报地震不在话下了，正准备开发地震的能量“为我所用”了。忘乎所以，忘记人是地球演化的产物，忘记了人终究是大地的儿子。

　　但是，大地并没有忘记我们，没有欺骗它的儿子。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简单明了的“语言”促成我们预报成功一样，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时提醒我们，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骄傲。

　　1976年７月28日，在华北重镇唐山发生了20世纪后半叶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最大的破坏性地震，将24万生命和100亿人民币写进了历史。

　　对于唐山大地震，我们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疑问：这次地震发生前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年，钱钢写了一本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最近再版。唐山地震的巨大灾害，对国人的影响太深、太大、太久了。即使再经过10年、20年、30年，依然有值得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谈起1976年唐山地震后地震工作者的处境，陈焕新有一部反映地震部门工作的报告文学，书名就叫《一个没有挂牌子的GWY机关》。那个机关就是中国地震局。我们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从事地震事业，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来形容并不过分。我们一门心思要搞出地震预报，为了给震区老乡提前打个招呼，梦里都在想前兆，想预报。但是，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地震类型的多样性，地震过程的复杂性，发布预报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一次灾害地震带来的巨大伤亡和社会动荡，使我们深感心理压力和肩头担子的沉重。现在人们认识到，也取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世界地震科学发展水平问题，防震减灾任重而道远。

　　从1966到1975（包括1976）的十年间，中国的地震工作者没有片刻歇息。“不搞出地震预报死不瞑目”，成为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地震战士的豪言壮语。岁月蹉跎。当年的小青年，大都老矣，多已退休。人未闲置，事业未成。一颗颗不息的心，仍在跳动。我们相信历史，我们相信后人，后人会在历史上对这一代人的工作给出一个公正评价。

　　四

　　20世纪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不仅有地震，而且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国际上开始酝酿、直到90年代才开始执行的一项“十年减灾计划”（1990—1999），另一个是随国内改革力度加大，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的方针开始落到包括地震在内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实处。这两件事，让我们从理念和立法上把近代中国地震事业推上历史的高度。这在地震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是了不起的大事，这是用实际行动纪念唐山—海城地震。

　　这段时间的典型地震事件是1988年的云南澜沧—耿玛地震，发生在这个年代的尾部，业内人士称其为“信号震”，表示下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开始，换种说法，表示上一个地震平静期的结束。但它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地震那样具有标志性特征。

　　从地震工作的角度看，这个年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类与地震的休战期。大地累了，人也累了。大地要利用这个时间积蓄能量，人要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反思。偃旗息鼓，双方取得表面的宁静。从此开始长达约十年的战略思考和战略性实践。

　　有人把中国地震事业在这个年代的变化，称为大调整。这次调整所发生的变化，在“中国地震事业发展史课题组”撰写的《艰苦奋斗五十载 防震减灾铸辉煌——中国地震事业50年纪念》一文中，有所反映。摘要如下：

　　第一，首次对地震预报的现状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且就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的四个阶段（实际代表不同类型）给予不同可信度的评价。其中，对短临预报的成功，提出若干约束条件，如“对于地震类型简单、观测环境良好、通讯条件理想、观测资料充分、分析经验丰富的地区的较大地震”，可以做出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预报。

　　第二，首次对防震减灾工作作了全面阐述。开始形成监测预报、灾害防御、应急救助和震后恢复的科学认识。后来写进“防震减灾法”内的“地震工作四个环节”，以及中央明确的当前地震工作的三大工作体系，基本源于这个时期的理论提炼。

　　第三，由于以上这两个“首次”，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获得解放，从而避免一谈预报，就狭窄的限定为几天或几个小时的临震预报的尴尬局面；同时也避免一谈地震工作就是预报那么一点点的领域的被动处境。社会逐渐认同我们的认识。最近有家媒体的记者感慨地震工作的深入和广泛后，很富同情心地说，你们付出的太多了，你们的工作是一条在“人生不归路上”行进的高尚职业。可以这样说，我们首次从自我设置的思想“约束”中解脱出来了 。

　　第四，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解放，使我们在队伍建设上也发生重要变化。在这个时期，地震局直属研究所的不少业务骨干，下到省局，省局骨干下到地方；同时，不少地方行政干部和管理干部，充实到我们这个原由几大部委的技术干部为主要成分的班子里来。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地震科学的象牙之塔终于溶入生机勃勃的大社会里了。

　　以上用的语言不是很准确，但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作为地震战线的一名老兵，衷心希望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反思所沉积下来的认识，能牢牢地为后来者接受。因为在这些认识里，饱含着60年代的艰辛和70年代的血泪。到了80年代，也只有到了80年代，国内外出现有利的环境条件，才能做出这样有价值的总结和认识。

　　未来的路很长。1988年云南澜沧—耿玛地震，作为20世纪80年代地震活动和地震工作结束的标志，在历史上画上了一个句号。客观地说，这个地震并不能完全标志一个新的地震活动期的到来，因为2001年青海、西藏、新疆交界处发生的昆仑山8.1级地震，可能更具有划分中国地震活动期的标志性特征。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7.5级海底大地震引发的印度洋大海啸备受社会关注。实际上，若从更长时间全球地震活动的角度思考，这次地震事件更应引起中国地震界的关注。



　　每当我们翻阅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这两次大地震——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总有说不尽的体会和收获，也总留有不少解不开的谜团和疑惑。高山仰止，瀚海俯臣。这就是历史，一部真正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赋予人类的魅力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