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文摘?哲理短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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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窗 理 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做过这样一项试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一辆停在比较杂乱的街区，一辆停在中产阶级社区。他把停在杂乱街区的那一辆的车牌摘掉，顶棚打开，结果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摆在中产阶级社区的那一辆过了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
后来，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依托这项试验，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那么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破窗理论”在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的窗户玻璃”。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防微杜渐”，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摘自2001年１月１日《经济参考报》作者耕夫
“少”的哲学
早在１５８３年，作为药理学家和学者的帕拉斯尔萨斯就说过一句极其中肯而精彩的话：“只有剂量能决定一种东西没有毒。”直到今天，这句话仍然不失其意义。姑且不论中国民间“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就是人们一般不可须臾离开的裹腹之物———食物，也并非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食物如果过多，也可能造成副作用和中毒，正所谓过犹不及。
最近，美英一个专家小组经过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中国对肝癌的化疗用药不仅品种多而且剂量大，比美英一般用药量多一半。结果是，肝癌病人的死亡率不仅比国外高，而且即使能达到有效治疗，患者的存活期也不过一两年或二三年，相比之下，国外的肝癌病人的治愈率不仅高于中国的肝癌病人，而且一般存活年限也比中国肝癌病人多一倍，至少是五六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迥然相异的结果呢其中的原理很简单。肝癌本来就极大地损害了肝脏的功能，如果这时再对病人大剂量用药和用多种药，肝脏的负担更重。所以许多肝癌病人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药物中毒。尽管医生的用药是用心良苦，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少，但是有效，不仅是用药的一种方法，而且是生活早就阐明的一个简单道理。简单而实用比繁琐哲学好得多。摘自2001年２月２０日《光明日报》作者张田勘
“我心有主”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元代大学者许衡一日外出，因天气炎热，口渴难忍。路边正好有一棵梨树，行人纷纷去摘梨，惟独许衡不为所动。有人便问：“何不摘梨以解渴”他回答：“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那人笑其迂腐：“世道这样乱，管他是谁的梨。”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我心有主”，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坚持自己的主见，恪守自己的操行，排除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不为外物所役，不被名利所困，以求做到“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动之妄即改之”。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或追名逐利，或贪赃枉法，或晚节不保，最后落得身陷囹圄，悔恨终生，代价极为惨痛。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由于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反，如果能做到“我心有主”，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坚守精神家园，自然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是一种准则、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精神。
摘自2001年４月１日《浙江日报》 作者 沈盈舟
  “字字皆辛苦”
一天，我教小孙子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想不到他说：“一点都不辛苦，还没有我读书辛苦呢。你没看电视上说，现在都用什么现代化机械耕种土地了，几个人都能管一个大农场，人也不出汗了，不滴禾下土了，机器也不会出汗，还能收好多好多粮食。”他又说：“我们到乡下姥姥那里去，好多人在那里坐着玩，打扑克下棋说话。听姥姥说，还有好多人都不种田了，出去打什么工了。”他还说，他六点钟就要起床，晚上做作业到十点多钟，而在乡下时，姥姥早上八点还没起床，晚上八点就睡觉了，哪有他读书辛苦，一个字要练习十多遍，手都写痛了，那才是“字字皆辛苦”呢。
小孙子的话给我很大启发。是的，时代变了，有些观念也应该变。过去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是真理了，或者说不那么真理了。摘自１月１２日《文汇报》作者李庚道
爱下棋的国王
有一个爱下象棋的国王，他常和大臣、象棋高手对弈。几年来，每次下棋国王都是赢家，大家都恭维他为天下独一无二的象棋高手。
一日，国王微服私访。他来到京城一家酒店，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正和一个青年人下象棋。那小姑娘把青年人杀得一败涂地。国王坐下来和小姑娘对弈，不多一会就损兵折将，成了小姑娘的手下败将。国王不服输，又和小姑娘下了一盘，结果是同样惨败。国王这才心服口服。
小姑娘笑着说：“我的父亲才是高手呢。他曾被选入宫中和国王对弈只是他输给了国王。”国王说：“为什么会输给国王呢”小姑娘哈哈大笑道：“父亲说，国王高兴就能国泰民安，他是故意输给国王的。”
国王回到宫中，闭门反思，他想：太平盛世，其实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还有各种各样的人要作出让步，或以不同的方式相助我啊是的，各行各业的兴旺与成功，上上下下的默契和互动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呢。
摘自《健康天地》2001年第１期作者钱欣葆
暗示也是一种力量
多年前的一个傍晚，一个叫亨利的青年移民，站在河边发呆。这天是他３０岁生日，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因为亨利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身材矮小，长相也不漂亮，讲话又带着浓厚的法国乡下口音，所以他一直很瞧不起自己，连最普通的工作都不敢去应聘，没有工作，也没有家。
就在亨利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时候，他的好朋友约翰兴冲冲地跑过来对他说：“亨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消息，拿破仑曾经丢失了一个孙子。播音员描述的相貌特征，与你丝毫不差”
“真的吗，我竟然是拿破仑的孙子”亨利一下子精神大振。联想到爷爷曾经以矮小的身材指挥着千军万马，用带着泥土芳香的法语发出威严的命令，他顿感自己矮小的身材同样充满力量，讲话时的法国口音也带着几分高贵和威严。第二天一大早，亨利便满怀自信地来到一家大公司应聘。
２０年后，已成为这家大公司总裁的亨利，查证自己并非拿破仑的孙子，但这早已不重要了。
摘自2001年８月２３日《东亚经贸新闻》作者刘年兵
  
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最低处
１７７５年６月，在波士顿郊区来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抗英战斗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爆发后几星期，约翰?亚当斯革命领袖之一，后任美国第二届总统在费城召开的大陆议会上站起来提名乔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候选人。后来，大陆议会一致投票赞成亚当斯的提名。
然而，华盛顿是怎样面对“提名”的呢当时年仅３４岁的华盛顿“眼睛闪烁着泪花”，对人们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将成为我的声誉日益下降的开始。”
华盛顿在获得提名后，并没有陶醉于荣誉中，相反，考虑到的首先是自己与大陆军总司令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间的差距，以及不排除别人在背后议论、指指点点等。这就对他以后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当选为大陆军总司令和荣任美国第一届总统奠定了人格基础。
摘自《公共关系》2001年第１１期，作者程大国
　
贝多芬的灵魂
１８世纪末的维也纳，是音乐气氛最浓的城市。在显赫贵族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一件高尚和时髦的事。所以贝多芬也就经常处在贵族及拥有各种头衔人物的包围之中，可他总是高高昂起他那狮子般粗犷的大头颅，从不献媚于任何人。
一次，在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这几个不是别人，正是侵占了维也纳的拿破仑军官。公爵为了取悦这几位来宾，便非常客气地请求贝多芬为客人们演奏一曲。但贝多芬断然地拒绝了。当公爵由请求转为要求的时候，贝多芬愤怒到了极点。他一声不响，猛地推开客厅的门，在倾盆大雨中愤然离去。
回到住处，他把利西诺夫斯基公爵给他的胸像摔了个粉碎，并写了一封信：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正如贝多芬所言，由于偶然的出身，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过无数的公爵。然而，历史最公正，时光最无情，当这些显赫一时的公爵一个个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贝多芬却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贝多芬没有高贵的出身，却有不朽的作品，正是它们，为贝多芬赢得了无尚的荣誉。要知道人民首肯的永远是那些让他们心悦诚服的高贵的灵魂。
摘自《知识窗》2001年第３期作者王虎林
变革“马屁股的宽度”
本报３月１２日曾摘发一文，说美国铁路之间的距离恰恰是两匹并排战车的马屁股的宽度，因为铁路最初由造有轨电车的人设计，而设计电车的人是造马车的，代代沿革至此。
同样是两匹马屁股的宽度，韩信就用得巧妙。那次与敌国作战，要经过一个险要隘口。敌军大将说，这条隘路容不下两马并行，韩信行必受阻，我们可以逸待劳，一举歼之。没想到韩信把两马一前一后拉缰，出其不意大败敌军。马屁股的宽度，成了敌军固守成规的败因。
生活和事业中，常常会有“马屁股的宽度”在无形与有形中囿锢着人的思维。跳出约定俗成的框框，就会别有洞天。河南林县人修筑的红旗渠，３０多年来一直是林县人民改天换地的丰碑与见证。解决了吃水和灌溉，但林县人没有拘泥于这种“马屁股的宽度”，他们进一步开发了红旗渠的旅游功能，间接创利上亿元。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年代，有许多有待变革的“马屁股的宽度”，有待于重新认识。
摘自2001年９月２１日《广州日报》作者采风人
不出所料
罗伯特?威廉?伍德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他平时在一家巴黎饭馆包饭。有一天，他吃了一盘烤鸡，吃饱之后，从上衣口袋里陶出一小包粉末，撒在盘中剩下的骨头上。邻座都奇异莫解。
第二天，第一道菜上来之后，伍德把一盏小型酒精灯放在桌上，朝火上滴了几滴菜汤，火焰竟成了红色。伍德搓着手喊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向一起进餐的人解释说：“昨天我把氯化锂撒在吃剩下的鸡骨头上。酒精灯发出的红色火焰，说明汤里面有氯化锂，证明今天的汤是用昨天吃剩的鸡骨头做的……”
摘自2001年１１月４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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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王禹华的同学说：“我们做作文，很少让自己拟定题目。从小到大，老师出的作文题就那么几个，像‘记一件难忘的事’、‘那一次我……’、‘雨中送伞’、‘师生情’，差不多每个同学都写过好几遍。”
小贺是个初二男生，有次寒假他和家人外出旅游，在外省的一个小镇赶集时，他看到当地有几个税务人员戴着墨镜，对卖东西的农民又打又骂地要钱，十分生气，就写在作文中。结果作文本发下来后，被老师批改得一无是处。老师把小贺找去，说：“那么多好事，你为什么不写 ”老师还告诫他：“要是毕业考试时这样写，你就完了 ”


智猪博弈
以下是博弈理论的经典案例：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边处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一点食物。现在问：两只猪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旁，而大猪则为这一点食物而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这就是著名的“智猪博弈”。
撇开道德因素，仅从技术角度谈，“小猪”的策略是对的。但一个群体之中，假如“小猪”的策略总是对的话，那么“大猪”就必将越来越少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个办法，其总体思路就是提高“小猪”的投机成本。如果让“大猪”享受一定优惠，那么“大猪”就有可能多起来了。
６月６日《羊城晚报》

应聘故事
即将毕业的弟弟决定报考国家公务员。公务员考试竞争异常残酷。不过凭着真才实学，弟弟还是顺利通过笔试，总成绩在２０００名考生中排名第８。
６０名佼佼者紧接着要过面试关。弟弟沉着冷静，旁征博引，侃侃而论；考官们则面带微笑，频频点头，第三题，说说你最愤怒的一件事弟弟沉吟片刻，脱口而出：“我最愤怒的事情是，如果我取得好成绩，你们却不录取我 ”
回来，弟弟向焦急等待的爸爸汇报应试情形。说到第三题，爸爸摇摇头，说：“回答得太失败，缺乏政治觉悟，立意不高。
发榜那天，我们如愿以偿地等到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最终有６位考生被录用，弟弟名列第５。
欣喜之余，弟弟仍有些疑问，于是恭敬地讨教主考先生：“我第三题的回答，不知您是如何评判的 ”考官拍拍弟弟的肩膀，意味深长：“你说，一个连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都不敢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的胆小怯懦的人，你还能奢望他为别人、为集体、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什么吗 ”弟弟说，这是一个对他影响很深，令他难忘的回答。  摘自６月６日《南方周末》，作者王艾荟
足球的黑与白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为了世界杯，哪一个人不是前思后想左顾右盼，天上飞地下赶，穷有穷的折腾，富有富的花样，四年闹腾下来，仿佛一切都经历过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谁不知道中国队终于进入了决赛圈谁不知道国际足联主席每一届只能当四年 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看谁的眼睛瞪得更大，承接更多的足球魅力。
要做到遇事不惊不诧真的挺不容易。这些年的生活中，让人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接受的丑陋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有的人是用双脚活在足球里，有的人则是用手活在足球里；有的人将自己灵魂系在足球上，有的人则是将自己心计系在足球上，那些除了不敢用脚来美化足球，其它任何方式全都运用得天花乱坠的人，很少不是投机者。
当初将足球设计成黑白两色的那些先生，是不是早就预见到了今天。当上届冠军法国队和世界杯新秀塞内加尔队在自然的绿色里，舞动着这充满哲学意味的小东西时，足球的洁白本质终于让我如痴如醉。这时候的足球才是永远没有输家的。足球需要的是两队人马上了场，就能用生命所能焕发的种种能量，雄浑交响浪漫变奏。惟有这样的足球，才是所有观球者的幸事。
在抹不掉足球之黑的情况下，还可以选择忘掉它。如果忘不掉，那就多看看白的一面，并且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注意提醒自己：如果世上没丑陋，谁还会珍惜那来之不易的美妙。           
６月６日《文汇报》刘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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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何以兴盛有新说
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一论之出，迄今论戏曲者无不因之，以为元初由于未行科举，致文章之士无进身之阶，遂以作杂剧为寄托，乃兴杂剧之盛。
《社会科学报》６月２０日刊登钱世明的文章说，汉人作赋，唐人重诗，宋人填词，元人写剧，今人造小说，不过一时代推崇一文体罢了。与科举何干以剧而论，明、清传奇、昆曲大盛，而明、清未废科举。一时代之文士好一时代之文体，此文体自然昌达。
文章认为，元杂剧所以盛于彼时，根本原因在于：元初是各族大聚萃之时，儒、释、道、伊斯兰诸文化共存，思想大开放，无拘禁；中原经济发展、恢复，市民生活稳定，故通俗之杂剧甫得广泛播传。杂剧倘无市民阶层之支持，决活不了。市民生活倘处衣食无着境地，亦绝无饿着肚子去听戏的道理。杂剧成为广大百姓娱乐之具，其不兴何待。杂剧之兴，倒是足以证明元初社会经济、思想之繁荣、解放。
至于元杂剧作者，实非大儒，不能为官，不能治学，遂逞笔墨于杂剧，当“作家”了。于中国文学史上，实为“专业作家”之滥觞也


可怕的习惯
和朋友一起上街，顺便到一个杂志亭买一本杂志。身上没带零钱，就将一张５０元递了进去。不一会，一堆零钱带着愤怒的情绪啪的一声扔到我面前。我若无其事地将零钱收起来。朋友说：他这样做是对人的不尊重。我说：我早已习惯了。
确实习惯了———对恶劣的服务态度不生气，不争辩，不拒绝，听之任之，逆来顺受。
忽然觉得这习惯很可怕，原来你的不被尊重是你的不要求造成的。结果，你习惯了，别人也习惯了。
更可怕的是：我竟然为没带零钱羞愧。
摘自６月２３日《广州日报》，作者袁利霞


爱抱怨是对自己不满
这样的人总是不顺心。他们一开电脑就死机，一开车就被警察罚款，一提意见就被驳回。他们是最易被小商贩欺骗的那一个，作弊惟一被抓住的倒霉鬼。
是不是其他人都比他幸运当然不是。所有人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只不过有些人过于关注生活中消极的一面，并把它放大，仿佛在显微镜下生活。
紧张易怒的情绪体现了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对于爱发牢骚的人来说，这种不安全感源于对自己深刻的不满意。这种感觉有可能来自于家庭。如果在自我认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一个人经常得到来自家庭的负面评价、挑剔，或父母经常与亲友孩子攀比，久而久之，他也会延续这种思维定势，对自己不满意，总对自己及周围环境提出苛刻要求。
久而久之，抱怨成了习惯，就算他并不真的讨厌某人某事，也要数落个没完。到了这个地步，他就很难看到自身优势的一面，认识自身的资源。
这样的人遇到最大的麻烦来自于人际关系。由于容易出口伤人和沟通不畅，很难与人建立积极的、有效的人际环境。人们会对这样的人敬而远之。在单位，上司为了避免麻烦，可能不敢委之以重要工作，他也许因此失去很多机会。
摘自６月２０日《中国青年报》作者冯王月


表演自己的失败
一次文艺晚会中有这么一个节目：四个“马三立”登台表演，看谁最像喜剧艺术家马三立。观众评议的结果：最先表演的最年轻的小伙子最像马三立，而表演在最后的真正的马三立，观众说他最不像马三立。无独有偶，世界卓越电影艺术家、喜剧大师卓别林也遇到类似情况：一次卓别林来到一座小城，恰巧碰上小城举行模仿卓别林大赛，他便化名参加大赛。可是比赛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只得了个第六名。
其实名家们演不好自己，真正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观众印象中的马三立和卓别林已和生活中的他们拉开了距离，已是艺术化的产物，表演马三立和卓别林的选手是把艺术化的产物加以强化，不是生活中的名人。第二是马三立、卓别林曾很好地研究过他们要演的人，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会去想如何演自己，所以他们很难演好自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人要去表演自己就越容易失去自己。
彭加华摘自６月１日《中国财经报》作者袁小虎


给我看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童大焕在６月１５日《中国青年报》撰文说，近日看到报上一则报道：名动一时的中国版歌剧《图兰朵》最近又爆出新闻，有人因为该剧组给出的每场５００美元出场费“太欺负中国人”而愤然退出。退出者认为用低价出场费请一大帮中国最优秀的歌唱家，本身就是一种歧视———“中国人不能自降身份 ”而更多的人包括主角仍然没有退出，并且表示了他们的理由：此次《图兰朵》完全由中国演员出演，面向西方主流社会，是中国当代歌剧人才整体水平的集中展示———“这正是哪怕此次演出没有钱我也一定会去的最大理由 ”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报道。它把我们“自己内部”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说透了，更客观，更接近事实本身，也更有利于每一个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在我们的眼前。
要在以往，这一条新闻可能会有下面的两种写法：第一种：只写中国艺术家整体“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只字不提出场费的“不公平”。这当然是大大有利于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的。第二种：只写中国艺术家受到的每场只有５００美元出场费的“民族歧视”，从而掀起一轮新的民族自卫心理和“奋发图强”情结。这两种是我们在媒体上最常见到的方式，人们的热情在瞬间高涨。然而这既不利于我们“走向世界”，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也使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奋发图强”。
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激起情绪是容易的，踏实进步却并不简单，脚踏实地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情绪，而是正反两方面都说透，然后才能利弊权衡有所取有所弃、有所得有所失地取得一点一滴的成长进步。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也是如此———真理的反面不是谬误，而是另一个真理———至少也是帮助我们通达另一个真理的桥梁。真理并不在惟我独尊的排斥异己中，而在文化的宽容里


死路与活路
一次，我到河边钓鱼，遇到一捕蟹老人，身背一个大蟹篓，但没有上盖。我出于好心，提醒老人说：“大伯，你的蟹篓忘了盖上。”
老人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想告诉你：蟹篓可以不盖。要是有蟹爬出来，别的蟹就会把它钳住，结果谁都跑不掉。”
有的人就很像蟹。记得某地发生大地震，有个小媒矿的工人谁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往外挤。由于坑道口太小，把出口堵死了，结果谁也无法逃生。而在附近也有一个小煤矿，队长当时很镇定，他大声喊道：“大家不要挤一个一个来。”他自己并不急于逃生，而是留在后面指挥。结果２０多个矿工全都安全逃了出来，他自己也脱离了险境。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你不给别人活路，最终将会自断生路；你给别人机会，其实也等于给自己机会。  
摘自６月８日《新华日报》作者杨楚民


可以这样挂镜子
王小波讲过一件趣事：有一天，他岳母来了，带了一块镜子和几颗钉子，让王小波到卫生间里挂镜子。王小波介绍，水泥墙不可能压进钉子的，结果只会是钉子钉不进，墙壁还落个大小“麻子窝”。岳母不信，说，我大老远给你带来镜子、钉子，你试都不试一下，这是什么态度这使王小波想起了应该孝道尊老，应尊重别人的好意，于是在明知只有坏结果的情形下，仍然照岳母的意图去干。自然，结果是镜子挂不成，本来光洁的水泥墙添了几个大麻点。
王小波写下此事，是为了反驳著名学者黄仁宇的一个观点：“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是善意的，很可以做道德的根基。但是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俗。”他要说明，若要尊从儒家伦理，便只会违背科学理性，做“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办不出好事。如果“让我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这故事我初读，颇觉有味。不料，没过几天，我母亲也对我说，你的卫生间应该装面镜子。我的卫生间是早已贴好磁砖了，磁砖比水泥更不可能钉钉子挂镜子。怎么办是否有一种既尊重母亲的好意与权威，又不损害卫生间磁砖的两全其美的方法 我便向一个年轻的装修工请教，这小工人对我说，这镜子很好装，有三种办法：第一是用冲击钻钻孔上钢钉，最结实；第二种是用玻璃胶把镜片粘上去，绝对掉不了；第三种，现在有一种移动塑料吸钩，在光洁度好的磁砖、墙上可随处吸稳固定，可以用来挂镜子，您选哪一种
我按中庸之道，选择用玻璃胶。果然，镜子很理想地“挂”上了。我用现代科学把古代孝道保存了。
这使我眼睛一亮，“道德的根基”并非与“实事求是”之现代科学理性不可调和。                    摘自６月１３日《南方周末》作者朱健国


任其挣扎
朋友送给我一个蝴蝶的茧。据说那会变成一只紫色的美丽蝴蝶。
一天，那蛹破了一个小口，我坐在桌子前，仔细地看着蝴蝶宝宝费力地挣扎着，想要破茧而出。好像母亲分娩一样，那个看不清形状的小生命折腾了好几个小时，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又过了一会，它好像筋疲力尽，停了下来。我决定帮它一把，于是把剩下的那部分剪开了一道口。小蝴蝶终于完全出来了。
然而，它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展翅飞翔。它战战兢兢地抖动着一对皱巴巴的翅膀，身体还像一个肿肿的小虫。它始终没有飞起来。它一直在我的桌子上，带着那对紫色的、萎缩的翅膀和一个肿胀的身体哆嗦着蠕动，直到死亡的来临。
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正是我的好心和性急断送了蝴蝶美丽的生命。因为，自然设计的每一步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在蝴蝶破茧而出的挣扎中，它会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挤到翅膀里，这样，当它终于自由的那一刻，它才能拥有轻盈的身体和丰盈的双翅。
我望着花园里飞舞的蝴蝶，突然真正明白为什么有人说痛苦的历练往往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奋斗，人生永远不可能完整，就像没有挣扎的蝴蝶，永远不可能飞翔。摘自《风流一代》第１期作者小野



一 粒 沙
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参加长跑比赛的选手在走过一片沙滩时，鞋子里灌满了沙子，他匆匆把鞋子脱下，胡乱地把沙子倒出，便又急急地继续往前跑。可是有一粒沙子仍留在他的鞋里，在他以后的路程中，那粒沙子磨着他的脚，使他走一步，疼一步。但他并没有停下把鞋子脱掉，抖出那粒磨自己脚的沙子，而仍是匆匆前行，在离终点不远的地方，因脚痛难忍，他不得不止步，最后放弃了比赛。当他忍着揪心的痛把鞋脱掉时，他发现让自己痛苦了几天并放弃比赛的竟仅仅是一粒沙子。
看来，有时阻挠我们前进的不是高山、深渊，而是极细小的一粒沙子。为了避免一次轻微的指责，我们便编出谎言来掩盖。于是从编造第一个谎言开始，我们便背上了两个沉甸甸的包袱：“过失”与“谎言”。以后的日子，便常常为掩饰“过失”与“谎言”而不得不再造出新的谎言，从此自己便不得不在紧张、担心、痛苦的岁月中熬过。那第一个谎言，就是一粒沙。
摘自６月８日《深圳商报》作者黄全喜


“鸭毛”不骂不会掉
汉语中有许多文字比较含蓄，然而时下这些含蓄代名词在发挥其本意的同时也已成为许多腐败者手下的掩饰之物。
许多单位领导批评下属时不愿直呼其名，而是常用“有的人”，“某些单位”等代名词，这种批评不痛不痒，讲者和颜悦色，听者无动于衷，过后被批评者仍然我行我素。单位招待费高得惊人，原因竟是招待费各项规定中“一般”一词用得太多，如规定“招待来客，一般不进饭店设宴，就餐标准一般在?元左右，上级检查工作一般不允许就餐……”显然，许多就餐者却视作“一般”之外处理了。如果这里的“一般”换成“一律”，那么结果肯定大不相同。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骂鸭”的故事。有个叫张三的人因偷食了邻居周小妹家的鸭子而长了一身鸭毛，他想尽办法要保面子，可鸭毛就是不掉。直到一天夜晚，张三梦见一位老神仙讲：“你这‘毛病’须经过周小妹骂方得痊愈。”张三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如实告诉周小妹，经周小妹一顿叫骂，张三身上的鸭毛才脱落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难免有失误，甚至犯错误，如果批评时只用“有的人”、“某些单位”等等，这样一味姑息迁就犯错之人，等到铸成大错，或许连忏悔改正的机会都没有了，要明白许多情况下“鸭毛”不骂是不会掉的。
摘自６月７日《大众日报》作者沈峰
情节广告需要高境界
“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画面中一个挺可爱的女孩子揉着泪眼，委屈地甩开“新妈妈”的手，躲进自己的房间。可是当她早上起床发现新妈妈已经为她挤好了某种牌子的牙膏后原意许是借此表现一种无微不至的“母爱” ，竟立即觉得“其实她也没那么讨厌”，从感情上接受了新妈妈。小孩子与后妈之间的“排斥性”在广告里，几秒钟就解决了，广告时代的“高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干干净净做人———中国人，奇强”，这是一则洗衣粉的广告。可是听起来，却像是涤尽民族魂之糟粕，从而担起民族兴亡大义的宣言。“洗衣粉的“政治责任”可为重大非常。
情节广告，煽情手段，这可说是电视广告创意中较高较难的境界。牙膏能转移对母亲的怀念，洗衣粉能使一个民族“奇强”，靠食用油来滋润夫妻之间的感情，以及送礼以尽孝道等等，都给观众一种小题大作、文不对题，对牛弹琴甚至感情被愚弄之感。
摘自６月４日《中国质量报?名牌战略周刊》作者牧原


作文为什么不能说真话
《中国青年报》６月５日刊登记者专稿《关注中小学生作文》。文章认为，僵化的作文模式不仅限制了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更可怕的是塑造了中小学生的双重人格。现摘录如下。
“谁在作文中写过假话 ”在一次和中学生的交流会上，记者问在座的２０多名同学，几乎所有同学都举起手。
许多同学都告诉记者，老师就喜欢一个框子套出来的作文。同一个题目的作文，如果不告诉你作者是谁，猛一听，就像是一个人写的。
一个参加了北京市圣陶杯作文大赛的女生，说起她的经历。作文大赛的题目是：我最想生活的时代。“我开始写的是，我最想生活在苏格拉底时代，因为那时候思想非常自由。可带队老师告诉我这样写不行，太消极，不乐观。应该让人从你的文章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尾。”“我知道，老师那么教我，是想让我能够在比赛中获奖”，这个女同学说，“虽然，那不是我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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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星星的态度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一本叫《快乐的城堡》的书是一个家庭主妇在沙漠深处的一间小铁皮房里写出来的。
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主妇则只能一个人留在闷热的小铁皮房里，更要命的是，她的身边只有语言不通的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他们是那样粗俗、那样无知，她无法想象和他们在一起交流的情景。她感到非常难过，于是就写信给父母，说无论如何都要抛开一切回家去。
父亲的回信只有两行。但这短短的两行却从此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信中这样写道：两个犯人都从牢里的铁窗望出去；一个看到泥土，一个却看到星星。反复地看这封信，她幡然醒悟，决心要在沙漠里找到星星。她开始尝试和当地人交朋友。一开始，他们的反应就使她非常吃惊———当她对他们的纺织品、陶器感兴趣时，他们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从不卖给游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她。她研究那些使人着迷的仙人掌和各种沙漠植物，又从土著那里学习有关土拨鼠的知识……就这样，原来使人难以忍受的环境终于变成了使人流连忘返的奇境。一念之差，她把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看成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她为发现新世界而兴奋不已，为此著书，取名《快乐的城堡》。
沙漠没有改变，印第安人也没有改变。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她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是她的心态变了；她从自己造的牢房里看出去，终于看到了星星。
摘自《青年作家》第７期作者何雄飞


不被重视的权利
某市残联部分成员受美国一家公益慈善分会的邀请来到洛杉矶。他们在美国出席了几个小型的慈善晚会，还和当地残疾人进行了联欢和交流。
回国后，有记者采访了带队的残联副主席，他是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双腿萎缩。他向记者介绍了美国残疾人的生存状况。记者最后总结说：“在国外，你们看到了残疾人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心。”他打断了记者的话：“不，我没有看到残疾人在国外受重视，而是用心体验到了。”他说：“我在国外一个多月，在那里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像一个残疾人，一切都十分方便。更为重要的，他们并不把我们当残疾人，我们在街头走过，很少有人会用好奇的眼光看我们，其实这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
对于残疾人而言，真正的尊重和关心首先应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尊重，那就是不被“重视”的权利。
摘自《深圳青年》第６期作者陆勇强


不要扼杀学生个性
据《文汇报》７月３日报道，王聪化名 是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某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学生。４月底，学校组织春游，语文老师布置一道以“春天”为题的作文。
上个月底，全班同学交了作文，６１名学生中大多以“春天好”为主题，赞美春天和风细雨、花红柳绿。唯有王聪的作文与众不同，认为“春天并不好”：春天细菌繁殖旺盛，夏季蚊虫都在这时孳生；春天易流行感冒；春天雨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很烦人，像个爱哭的小姑娘总也止不住：冷热不均，忽冷忽热……
在上周的作文点评课上，语文老师对全班学生说：有同学不停地在作文中写春天不好，是不听老师讲解，胡思乱想，跑了题的结果。古往今来，一些文人都夸春天好，“说春天不好是动错了脑筋”。
武汉媒体在报纸上披露了这条消息后，在武汉引发了一场教育大讨论，引起广大读者和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和反思。不少家长认为，“春天到底好不好” 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在武汉正推行创新教育实践行的背景下，孩子们的创新不应该被扼杀在课堂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范先佐也认为，如此批改作文，是教师的权威思想在作怪，应允许学生有不同看法。他说，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观念是求同训练，喜欢搞一个模式，行动要求整齐划一。这样培养的学生没有创造力，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成功的秘诀
一个年轻人想要获得成功。他听说有一个智者知道成功的秘密，于是就去找他。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长途跋涉，年轻人最后终于找到了智者。
“大师”，我请求您教给我成功的秘诀 ”年轻人对智者说。
“你想获得成功就跟我来吧 ”智者回答说。
智者没有理睬年轻人的反应，来到了海边。年轻人立即跟上来。智者向前走，一直走进大海。他的身体已经被水淹没但他仍然向着大海深处前进。他突然将年轻人的头按在了水中。年轻人拼命挣扎最后终于挣脱了。这时智者紧紧握住了年轻人的手。一分钟后他放开了年轻人。年轻人跳出水面大口地喘着气。
“蠢货，你想淹死我吗 ”年轻人愤怒地朝智者喊叫。
“如果你渴求获得成功的愿望像是要呼吸到空气这样强，你就已经找到了成功的秘诀 ”智者说。
摘自６月３日《广州日报》，作者雨佳


常胜的歌手
有一位歌手，有一次她唱完歌，竟没有一个人鼓掌。于是她在开会的时候说道：“掌声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掌声是美 是艺术 是黄金 掌声到底卖几分钱一斤 被观众鼓了几声掌就飘飘然，就忘乎所以，就选成了歌星，就坐飞机，就灌唱片，这简直是胡闹 是对灵魂的腐蚀 你信不信，如果我扭起屁股唱黄歌，比她得到的掌声还多 ”她还建议，对观众进行一次调查分析，分类排队，以证明掌声的无价值或反价值。后来她又唱了一次歌，全场掌声雷动。她在会上又说开了：“歌曲是让人听的，如果人家不爱听，内容再好，曲调再好又有什么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心里是有一杆秤的，离开了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是不搞大众化，只搞小众化，就是出了方向性差错，就是孤家寡人，自我欣赏，钻牛角尖，穷途末路，难以自拔在音乐厅里，我听到的不只是掌声，而且是一颗颗火热的心的跳动 ”
过了一阵子，音乐工作者开会，谈到歌曲演唱中的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和群众的趣味需要引导，欣赏水平需要提高。她便举出了那一次唱歌无人鼓掌作为例子，她宣称：“我顶住了我顶住了 我顶住了 ”
又过了一阵子，音乐工作者又开会，谈到受欢迎的群众歌曲还是创作、演唱得太少。她又举出了另一次唱歌掌声如雷的例子，宣称：“我早就做到了我早就做到了 ”            摘自６月２８日《广州日报》，作者王蒙


小鱼吃大鱼
在海洋世界里，有许多弱小的鱼，由于身体具备某些特殊的器官，总能以小胜大，使一些大鱼甘拜下风。
形如鳗鱼的七鳃鳗，其吸盘状的口内长满了角质齿，它能吸附在大鱼身上，将大鱼皮肤咬个洞，然后吸大鱼的血，并分泌出一种防止血液凝固的物质。大鱼由于失血过多，不久便死亡了。
在海洋世界里的３５０多种鲨鱼中，有一种体型很小的鲨鱼，它身长只有４０厘米，但牙齿却很厉害。这种小鲨鱼极其凶猛，甚至敢于向体重达七八百公斤的大鲨鱼发动进攻，它能咬破大鲨鱼的皮肤，进入体内使其致死。生活在海洋中的电鳐，身体虽小，却能把处在它形成的电场中的大鱼击伤。
人们在海洋里还发现一种头上长着两只尖角的鱼，它的嗅觉特别灵敏，能闻到几千米以外的血腥味。当它被大鱼吞食后，它也毫不在乎，待进到大鱼腹中后，它就用又硬又尖的双角钻破鱼腹，转眼之间便可从大鱼肚子里钻出，逃之夭夭，而那条大鱼却慢慢死去。在红海，人们发现了一种扁平的小鱼———豹鳎，它能分泌一种乳白色的毒液。这种毒液只需一小滴，就能使大鲨鱼瘫痪。
摘自６月１８日《中国海洋报》


公  理
老师离开黑板，抖了抖手上的粉笔灰说：“现在请大家作笔记：平行的两条直线，任意加以延长，永不相交。”学生们低下头在本子上写着。
“西多罗夫，你为什么不记呢 ”“为什么它们不会相交 ”“为什么 我不是已经讲过，因为它们是平行的呀。”“那么，要是把它们延长到一公里，也不会相交吗 ”“当然啦。”“要是延长到五千公里，它们就会相交了吧 ”“不会的。”“有人试验过吗 ”“这道理本来就很清楚，用不着试验，因为这是一条公理。谢苗诺夫，你说说，什么叫公理 ”一个戴着眼镜，态度认真的男孩子从旁边位子上站起来答道：“公理就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对，谢苗诺夫，”老师说，“坐下吧……现在你明白了吗 ”
“那么，不论什么定理都可以叫做公理，就也都用不着加以证明了 ”“不是任何一条定理都可以叫做公理。”“那为什么这一条定理就可以叫做公理呢 ”“咳，你多固执啊……因为这是欧几里得说的。”“要是他说错了呢 ”“你大概以为欧几里得比你还要蠢吧 ”“不，我并不这样认为。”“那为什么你还要强辩呢 ”“我没有强辩，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两条平行直线不能相交 ”“因为它们不会相交，也不可能相交。整个几何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么说，只要两条平行直线一相交，整个几何学就不能成立了 ”“那当然，但它们终究不会相交……你瞧，我在黑板上画给你看……怎么样，相交了没有 ”“暂时没有。”“好，你再看，我在墙上接着画……相交了没有 ”“没有。”“你还要怎样呢 ”“要是再延长，延长到墙的背面去呢 ”“现在我全明白了，你简直是个无赖，你心里很明白，但就是存心要跟我扯皮。”“可我确实不懂嘛。”“嗯，好吧，你不相信欧几里得，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我，你总该知道，总该相信吧我对你说，它们是不会相交的……喂，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我在想。”“西多罗夫，那就这么办吧：要么你立刻承认它们不会相交，要么我把你撵出教室，怎么样 ”“我实在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西多罗夫哽咽着说。“出去，”老师喊了起来，“收拾你的书包见你的父母去吧。”
西多罗夫收拾起书包，抽泣着走出教室。
大家默默地坐着，然后老师站起来又走近了黑板。“好吧，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请你们再记下一条公理，两点间只能画一条直线。”
摘自《小说鉴赏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库尔良茨基?海特陈印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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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题应突破文化盲点
７月１８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清华大学附中特级教师韩军的文章说，多年来，语文高考试题太多关涉政治意识、思想品德、道德伦理，还没有关涉“文化”本身，这是高考作文命题的一大盲点。其实地域、山川、建筑、戏剧等等文化莫不可以关涉。文章认为，今后的高考作文题目，不要离政治意识、思想品德、道德伦理太近，不要过于趋附当年社会热点、潮流。作为文明之邦，文化大国，让咱中国的高考作文题，多一点文化气息和意味吧。历览多年高考作文题，命题者一味关注“大”关注“宏”，轻视“小”而“微”；一味引导高亢、华丽，轻视真实、质朴。譬如，“亲情”，又是几十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盲点。
７月３日，台湾也进行高考，看看他们的作文题：“我们身边有各种不同的‘镜子’。有人在时间的流转中，从‘它’照见了容颜的改变；有人在人生的戏局中，从‘它’观看出真正的自我；但也有人不愿或不能面对‘它’。试以‘对镜’为题，写一篇文章，文长不限。”
此题关涉对“个人人生”的沉思。
再看看，美国高考作文题：“人类总会犯错误，但他们也有伟大的时刻，其中之一，在我看来，就是。要求：将这个语句填写完整，内容可以是文学、历史、时事和你自己的经验中的例子。用这句话作为开头，完成一篇有条理的短文，解释你如此积极地看待某时刻的原因。”
这样的题目，小巧质朴，充满哲理。
因此，作者认为一道好的作文题，应特别有利于情思自由展现、精神真实伸展，而不是让考生一味揣摩命题者、阅卷人喜欢听什么。


赚快乐
小镇里有一对夫妻。男的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公司生意红火，他没日没夜忙碌，很少时间在家。儿子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读书，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女人一个人呆在家里，终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不快乐。。
男人想让她快乐起来，就对她说：“你去亲戚朋友邻居家串串门吧，跟他们聊聊天，打打麻将，你会开心的。”女人于是去亲戚朋友邻居家里串门，聊天，打麻将。果然开心了一段时间。但只是一段时间，话题聊完了，麻将打腻了，她又变得不开心了。
有一天，她对男人说：“我想开间花店。这里还没有人开，一定能赚钱。”男人说：“这主意不错。”花店很快开张了，女人每天去花店料理生意，她变得忙碌起来了。
来买花的人很多，女人干得很开心。可是过了几个月，男人算了一笔细账，却发现女人根本不是经商的料子，她经营的花店不但不赚钱，还倒赔进去不少。
我问他：“你老婆的那间花店还开吗 ”他说：“还开。”“是赚是赔 ”他说：“赚。”“赚多少 ”他神秘地一笑，经再三追问，他才悄悄告诉我：钱是一分没赚到，赚的是快乐。
摘自６月７日《市场报》，作者廖钧




重  要
一次路过一个岗亭，一位骑车闯红灯的女人被交警抓了个正着。交警公事公办，扣车、教育、给她小旗让她抓住一个像她一样的违章行人为止。女人开始求情。“我正急着回家呢 ”交警不说话。“我晚上还要上晚班呢 ”交警还是不说话。“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呢。”交警开始看着她。“如果我去晚了，他肯定会哭的。”交警说：“既然你有这样重要的事，那么你去吧，下次可注意了。”
交警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一个孩子看不到母亲的哭声。
一位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去年夏天，突然下起了小冰雹，他正在给孩子们讲授课文。孩子们看到地上的小冰雹在欢快地滚动，全都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一会儿，冰雹雨停了。他说：“孩子们，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冰雹，那课就讲到这里，去捡冰雹吧。”孩子们蜂拥而出。校长为这件事责怪他，他说：“我觉得孩子们喜欢冰雹比上课更重要。”
我们每天都在选择重要，排斥次要。可是，如果我们认为交通规则比孩子的哭声重要，课堂纪律比冰雹更重要。那么，我们的爱心就不会重要，老师对学生的理解也不重要。我们将会错过多少本该很重要的事。
摘自７月４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陆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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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穿就要挨冻
前不久，我们接待了来北京讲学的香港某大学心理系的张博士和他的美国夫人。一下飞机，住进宾馆，张夫人告诉孩子，换好衣服，一会儿要出去吃饭，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不多时，７岁的大儿子换好一身短衣短裤，走出自己的房间。我们想，北京的温度比香港低，妈妈应该提醒孩子，让孩子多穿点才对。这时３岁的妹妹穿着一条红裙子也走出来。妈妈看了看他们，什么也没说，和大家一起出了门。
一会儿，孩子就有点冷了。妈妈看着他们发抖的样子，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从背包里拿出长衣服递给兄妹俩，孩子二话没说就穿上了。
如果是在中国家庭，在出门前，母亲少不了絮叨，还可能会坚持让孩子换上衣服，如果孩子拒绝，则可能有一场争吵和哭闹。张夫人这样做的妙处，是鼓励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同时又让孩子自己去承受行为带来的后果，穿得少就要挨冻，下次孩子就会注意天气的变化。
现代认知心理学更注重研究人对自己认知过程的认识，称之为元认知。一般来说，孩子对自己认知过程并不清楚，对自己行为能带来的后果也无法预料，但是出错之后，孩子就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他会去找原因，这恰恰是孩子元认知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机。而这又恰恰是父母们所容易忽略的。因为面对简单常识，父母们太容易过早地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去做，而不是让孩子去思考和尝试。


住院鉴定
前不久，本人在清理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一份３０多年前的住院鉴定。现今看来，堪称奇文。
１９６８年７月本人因患急性肾炎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Ｏ三医院内一科，一年后病愈出院。出院时医院写了一份住院鉴定。抄录如下：
“该同志入院以来，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批???‘活命哲学、单纯治病’的思想，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觉悟不断提高，树立了为革命而治病的思想，坚持用毛泽东思维武装头脑，统帅一切，因而正确对待疾病，并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病魔作斗争，恢复了健康。
该同志任伤病员班长，工作积极负责、主动，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同志，尊重领导、医护人员，遵守院规，积极配合治疗。并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于的红心，积极挖掘祖国医学金库，上山采中草药，出色地完成了支部交给的各项任务。”
摘自７月２３日《羊城晚报》，作者张远环


崔永元：教育常让我忧虑
《光明日报》７月２３日刊登了记者对崔永元的专访，就教育问题谈了他的忧虑。现摘登如下：
教育是常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这是教育的主旋律。比如我带女儿去溜冰场时，发现小学生之间交往的表情、语言词汇、对别人的态度，表现得毫无教养。但如何做人的教育主要是在中小学完成的，学生到大学阶段就基本定型了，可塑性很小。
崔永元说，这两年，我去韩国比较多，韩国对孩子教育有很强的主流意识。染头发，皮鞋比我们的长出半个来，这样的打扮在中国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养，但他们教养特别好，真的是既时尚，又健康。我带回一个韩国孩子写的书稿，叫《我是韩国人》，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国留学，他也想去，１３岁，他参加韩国的绘画比赛，得了冠军，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国。在那儿他作为外乡人曾被欺负，鼻梁骨一共被美国孩子打断过１３次。但他毫不示弱，发愤学习。每个假期他们的母亲都要求他们回韩国，看看韩国的变化。后来哥俩都在牛津大学毕业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韩国。
要说孩子不好教育，这个家庭更难，因为他们家太富裕、太有钱了，他父亲参加过韩国总统的竞选。听听这个２０多岁的韩国现代青年是怎么说的：“把此书献给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年轻人和我热爱的父母、哥哥、朋友们”，好像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
崔永元说，现在的孩子们接受的社会教育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书、刊、杂志、广播、电视。一些对歌星影星的过度宣传，使孩子们心中几乎没有英雄。一个民族心目中没有英雄是挺可怕的。





孔庆东：我给歌手出文化题
今年的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文化素质题的一部分是孔庆东出的。他在７月２３日《北京青年报》撰文介绍了其中的内情。
孔庆东说，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委托我出题时特意强调了两点：一是题目的难度要低，要限制在初中和小学的水平，我体会就是题目要具有常识性，要照顾歌手们的“学问”；二是题目要出得有意思，不要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也就是说要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不能连傻子也一答就对。
可是我的出题效果并没有完全达到。在“观赏性”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在大奖赛期间，我得知许多观众不是看歌手的演唱，而是专门看歌手答题。歌手一答题，他们就瞪着眼睛等着歌手出丑，然后开怀大笑。我６岁的儿子看到歌手回答说鲸鱼是鲨鱼的一种时，笑得满脸是牙，因为他３岁时就在电视上知道了鲸鱼是一种哺乳动物。我没想到的是，歌手的出错率如此之高，好多并没想难住歌手的题目竟然大显神威，而且歌手事后对自己的无知不但不愧疚，反而对文化素质题目有点“恼羞成怒”。
我想，一个经常高唱“我爱你中国”和港台歌曲的歌手，竟然不知道日月潭在台湾，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国子监”答成了“太子的学校”，这还算沾个１０％的边儿，我真怕那歌手答成了“国家监狱”甚至“太监的一种”。说孔子写字时是写在“牛骨”上，这充分暴露出对整个历史进程的没有感觉，我们家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成员都知道是写在“竹简”上。
对歌手们的“羞怒”，我感到遗憾。看来，应该羞怒的不是歌手，而是那些被歌手的耀眼光环所欺骗的“追星族”，是那些拥有常识的忠实的电视观众，是那些还懂得“文化”重于“艺术”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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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肇中的“不知道”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的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够这么坚定和正确呢 ”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 ”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 ”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的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做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也许在普通人看来，取得了丁先生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张口闭口都说“不知道”，显然太失颜面，甚至是有失身份的。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摘自７月３０日《中国商报》作者周士君


学生可以不喜欢课文吗
７月２９日《文汇报》刊登朱华贤的文章说，最近一个时期，许多小学语文教师会在朗读课文后问学生：“你最喜欢这篇课文的哪一段或哪几个句子 ”据说这个环节体现的是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文章作者在旁听一堂语文课时，一位小学生面对老师的问题，却说：“都不喜欢。”为此，老师批评他“自以为是”，他心中却不服。课后他告诉作者：“课文中的小珊迪人都快要死了，还记着那一点点钱，我不相信。”
文章认为，当下的一些中小学教师都把教材说得完美无缺，特别是名家名篇，甚至把它吹得神乎其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从中受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偏狭的理解。对教材，仰慕、赞叹、崇拜，是一种学习；质疑、挑剔、批判，何尝不是一种学习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是一种更深刻、更具个性和更富创造性的学习。应该给学生不喜欢教学内容的权利，为什么一定要硬逼学生违反意愿地说喜欢呢 这是对学习个性的压抑，也是对差异的蔑视，更是对学生独立思维的无情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