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优秀教学设计北宋积贫积弱原因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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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优秀教学设计北宋积贫积弱原因述论
摘要：北宋是中国封建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但是北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王朝。北宋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国都选择失误、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不抑兼并政策等，造成了三冗、大量战争赔款，使财政入不敷出。此外，北宋时期自然灾害频繁等客观原因也给北宋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困难，这些都是导致北宋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北宋  中央集权  积贫积弱
北宋是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后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其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经济中心继续南移。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过两汉时期的巩固，隋唐时的鼎盛，五代时的分裂后，在北宋时期已日益衰落，社会矛盾突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北宋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却使北宋财政困难，军队战斗力低下。加之北宋所处时期，是自然灾害的多发期，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宋朝综合实力薄弱，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一、国都选择失误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随之而来的是无数个地方割据的小王朝，在中原区域内先后有五个立国的王朝，史家称之为“五代”。 960年，“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逐渐统一江南地区。
宋太祖受禅于周，在国都上也继承了周的国都开封。开封旧属汴州，又名汴梁，被宋朝人称之为东京汴梁。汴梁原为唐朝时的汴州，后梁时建为东都，后晋时将其称为东京，宋代时定其为国都。
汴梁隶属于古代“天下九州”里的“兖州”。春秋时期为郑国的属地，战国时是魏的国都，在中原中有重要的地理优势，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也是宋代定都于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开封漕运特别发达，作为一个国都，其繁华及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漕运。京都需要庞大的物资供应，而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受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漕运能否有效地为京师提供物资，关系着国家中枢机构的安危存亡。
汴梁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上，傍依汴水，汴水又与江淮相接，交通非常发达。北宋利用其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大量漕运东南地区的粮食和物资。漕运逐渐成为京都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以开封为中心的汴河漕运系统为政府提供了用以维持庞大军费开支和奢侈用度的大量江南财富。开封也因成为北宋的国都迅速兴盛起来，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古都长安与洛阳。
虽然东京汴梁经济繁荣发达，但却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种子。汴梁自古就是天下之冲、四战之地，四面平坦无险可守，极易遭受攻击，不是作为国都的良好选择。北宋为了保证京师的安全，京城驻军数量庞大，中央正规军禁军的数量在建国初年时大约是二十万上下，驻军在京城的就近十万，占了总数的一半。太宗时禁军的总数达到三十五万，守卫京师及附近河北防线的部队至少有十七八万人。这种“守内虚外”的局面使北宋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北宋战争经常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与国都选择失误一样，“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也是北宋建立初年就留下的严重隐患。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的统治政策是造成“积贫积弱”的重要根源。
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宋太祖为了促使朝中大将和节度使放弃兵权，公开鼓励他们购置良田。宋朝统治者认为富人为国家聚敛财富，是国家的根本，以此可以保证国家财富的来源。北宋对官僚地主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又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种放任的土地政策，加速了土地兼并。宋朝统治者不再严密控制荒地，准许对荒地的开垦，给土地兼并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兼并势力日益滋长起来。官僚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扩大对土地的占有量，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各地的豪强地主不仅占有大量的田产还拥有自己的武装，成为土地兼并的重要力量，宋朝的土地很快完全私有化。
富人的收入增多，并没有使国库收入增多，地主豪强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当时不交租税的土地占全国土地的70%，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到处流亡或是荫庇于世家大族，国家失去了缴纳税收的基础。富家大族不但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责任，还通过兼并土地、税负转嫁等方式侵吞国家的税收基础，致使宋朝的财政陷于危机之中。
为了挽救陷入危机的财政，宋朝统治者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赋税方面除缴纳正常的“两税”外，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比如丁身税，年龄20到60岁之间的男子要按照人头缴纳，除此之外还有“杂变”、“支移”、“折变”等等名目的赋税，数不胜数。徭役也如赋税一样多且繁重，其中最为繁重的有“职役”和“夫役”。“职役”是按户等派遣，到官府衙门去供役，服职役的人即使是自耕农也常会为此而倾家荡产。“夫役”中距离近的有几百里远，远的则要数千里，运送中所受的苦让人难以承受，被差役的人如同被掠去的俘虏。由于没有生路，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从开宝六年（973年）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斗争就连绵不断，至庆历七年（1044年），计达十余次。”①这些做法不仅没有增加国库收入，解决北宋“积贫”的状况，反而使阶级矛盾尖锐。与此同时，北宋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
从北魏到唐朝中期，一直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下，土地买卖条件十分苛刻，均田制规定农民拥有土地的总量（无论是购买获得还是分配获得）不能超过应受田的数量。在这种状况下，即使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也不能够转化成土地投资。均田制保证了广大小农将自己的生产目标确立为满足家庭生活所需而同时略有盈余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但是自唐朝中期实行的“两税法”，土地政策逐渐变化，到宋朝的“不抑兼并”使土地私有产权完全确立，宋代的土地买卖十分活跃。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的根本是土地，土地制度的转变使得富人可以自由购置，财富与土地的相互转化使小农经济向剩余商品经济转变。剩余商品和各种地方特产的出现，使城市的商品经济繁荣起来，这是北宋积贫积弱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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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冗”和对外输大量“岁币”
宋代“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严重。冗官使得官僚体系庞大而办事效率却很低，冗兵使军队数量众多但是却战斗力低下，冗官、冗兵则给财政带来极大困难，使国库开支数量庞大，造成了冗费的现象，冗官、冗兵、冗费使北宋陷入“积贫积弱”中无法解脱出来。
冗官这一现象的根源源于宋朝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为了避免宋朝也像五代时一样出现武将专权的状况，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兵权收归中央。对于这些失去权力的军事将领，宋朝采取了分封高官来弥补他们的办法；宋代是受周的“禅让”，为了获得后周遗老遗少的支持和认可，统治者采取了把大批后周的旧官僚接收包揽的方法使得他们在北宋继续做官；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使官府之间相互制约，采取了科举取士、恩荫受官、卖官鬻爵等途径增加大批新官吏。其中只恩荫受官一项就给宋朝带来了一大批的官员，不论在职的官僚还是退休的官僚都可以恩荫其子孙，及其门客、本宗以及异性的亲族，有的官僚荫其子孙亲族多达20余人。为避免武将专权，宋朝采用文人治理国家，并且这些文官任职三年为一期，期满则调换到别地，本地人也不能担任本地官，这些措施都是为防止地方官长期留守在一个地方发展壮大其势力而设立的。同时宋朝为了削弱州府长官的职权，创设了通判一职，名为辅佐郡政，实则为中央派出官吏监督和掌管地方事务。这是宋朝为了分化事权、相互制衡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宋朝还在每县设置一个县尉，把以前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握的一县的司法治安权力夺到了朝廷派去的县尉手中，这样就斩断了节度使向乡村发展势力的道路。这种机制使得宋朝立稳了根基，但也为朝廷增加了大批无用的官员，行政效率很低，国库财务支出增多，冗费现象严重。财政十分困难，使北宋在“积贫”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冗兵与高度集中的军权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军事方面的原因。宋朝士兵数量众多，却在对外战争中屡吃败仗，使国家陷入了“积弱”的困境，养兵支出的大量费用和大量的战争赔款加剧了北宋的国穷民贫。
为了巩固政权，北宋推行募兵、养兵制度。募兵，是招募而来的兵，不是世袭的，被选中的人身虽为兵，但仍是民籍，退伍后仍然是民。募兵随着形势扩编或是缩编，是专门用于战斗的部队不用屯田，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宋朝统治者认为扩大军队可以减少农民造反，又可以戍卫边疆。“宋廷每年招募大量士兵，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其后的嗣君谨守不变。”②北宋的募兵招募范围特别广，有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有流浪汉，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北宋将这些原本危害其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募兵、养兵制度都转化为维护宋朝专制统治的力量。
募兵、养兵制度使北宋军队数量日益增多，“宋太祖时380 000人，到宋仁宗时1 259 000人，军队增长了３.３倍，禁军增长了４.２倍”。③ 冗官必然造成冗费，养兵支出就占去了总支出的大部分。
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掌握禁军的调兵权，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北宋编练禁军，将禁军的统兵权一分为三，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被称为三衙统领，三衙的长官都称都指挥使，并称为“三帅”，均是由名位较低、容易驾驭的将领担任。
北宋实行“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领兵统帅除了受枢密院的牵制外，在战场上还必须直接听从皇帝的调度，按照皇帝赐给的阵图和设计图指挥战斗，而没有独立战斗的指挥权。为了让将领们互相牵制和防止兵变，遇到战事统兵将领大多临时委派，此外统兵将帅还常常受到皇帝派来的内臣监军的监视。
北宋还实行兵将分离的“更戍法”，规定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但统兵将领不跟随军队调动，以此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目的，来防范士兵和将领之间产生深厚的感情，危害朝廷的安全。
北宋为加强军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上达到了巩固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皇权、防止出现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等目的，但这些措施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募兵制、养兵制致使军队数量庞大，国库财政负担加剧；“将从中御”、“更戍法”使将帅的权力处处受到牵制，导致军队战斗力削弱，北宋对外战争中常常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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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失利，北宋要负担巨额的“岁币”，这进一步加重了北宋的财政困难。“1004年，宋辽澶州之战，北宋打退辽军。在形势对北宋有利的情况下，北宋接受了辽的议和。1005年，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1044年宋夏订立和议，规定北宋每年赐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大斤”。④ 为支付巨额的“岁币”北宋统治阶级又开始大肆搜刮广大农民，使北宋人民的赋税负担加重，农民起义不断，宋朝在“积贫积弱”中无法自拔。
四、自然灾害频发
宋朝的地理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宁夏、甘肃、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省区。“据竺可祯对我国近5000年气候史研究结论，公元960年到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正好处于我国气候变化的第三温暖期，年均气温比现今高约1～2℃。公元1001年到1279年，处于我国气候变化的第三寒冷期。两宋时期自然灾害计有水灾628次、旱灾259次、蝗灾168次、饥荒153次、地震127次、雹灾121次、风灾109次、沙尘灾害69次、瘟疫49次、雪灾34次、霜灾13次、鼠灾7次、山崩1次、雷灾1次。上述灾害的种类有14种，总数量多达1739次。”⑤
从灾害分布的时空角度看，两宋是自然灾害情况相当严重的时期，自然灾害引发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宋朝在自然灾害发生后进行的大规模减灾管理投入也是导致两宋“积贫积弱、国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因素。
北宋政府对灾害的管理、赈灾的投入、也给北宋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北宋政府减灾管理的所有措施，用现代灾害管理理论进行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有灾害物资管理、减免赋税、社会福利、抗灾自救管理和医疗卫生管理等，此外还有灾害心理学等一些其他的内容。“北宋时期，政府进行有经费投入的灾害管理共计393次，涉及11路次、913个州次、53县次和2镇次。其中，赈救措施262次、蠲免倚阁82次、给复5次、赐钱物28次、赐度牒和官爵9次，免上供1次、散药1次、以工代赈2次、赎子1次、捕蝗2次。”⑥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国家提供免费资助的赈济是北宋历代帝王进行灾害管理的首选措施。
自然灾害在本身为灾害发生区带来的直接损失如人员伤亡、经济破坏、财产损失等之外，政府为了处理灾害发生区的安全卫生问题，及灾害发生后的管理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些都直接削弱了北宋的经济实力，可以说灾害严重的影响了北宋社会政治格局和军事部署。
如黄河水患一直是北宋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据不完全统计，黄河及其支流共泛滥154次，平均每年约0.92次。仅黄河主干长时间大范围泛滥甚至改道有近80次，范围波及到淮河和御河流域的许多地区”，⑦ 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黄河水患影响了北宋的对外战略部署。北宋的对外战略部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之初到仁宗宝元二年(1039),这一时期的主要外患是地处北宋北部的辽国。从公元960年平定李筠叛乱开始，北宋就与辽不断发生冲突。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收复太原后太宗挥师北上想一举消灭辽国，但以失败告终。雍熙三年（984）太宗皇帝再次亲征契丹，在巨马河又遭失败。从此以后，北宋失去了优势与辽在军事上基本处于均势。澶渊之盟后，北宋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守势。当时两国的边界基本维持在今河北中部天津市御河流域以及山西、陕西的中部。北宋军队部署均在当时黄河以北地区。
第二阶段是仁宗宝元二年（1039）到哲宗元符二年（1099），这一时期北宋的对外矛盾主要是与处于西北的西夏作战。为了防止腹背受敌，仁宗在河北地区增加兵力，主要是依赖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来防备辽国。自景德元年（1004）到大中祥符五年（1012）是黄河决口的高发期，九年中共有五次，黄河不断决口、改道、泛溢。此时黄河由东流已改道为北流，以黄河作为对辽的防范已失去了天险的保障。
第三阶段是徽钦时期。此时的对外矛盾主要是与金联合攻辽，使北宋的战略重点再次回到了河北、河东一带。北宋政府并没有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北方边疆的兵力作出及时调整。对黄河的过分依赖致使日益强大的金国军队得以直入中原，掠走徽钦二宗，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自然灾害频发，给北宋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自然灾害直接引发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宋朝对受灾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减灾管理投入更使“积贫积弱”的北宋雪上加霜，北宋对黄河流域所作的军事部署也因黄河水患频发失去了防守的意义，使北宋在“积贫积弱”中走向衰亡。
结束语：北宋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封建社会后期的许多特征逐渐的显露出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日趋残酷，官僚机构庞大而行政效率低下，军队数量剧增但战斗力下降，在民族矛盾方面妥协退让等。除此之外北宋处于自然灾害的多发期，这些都是致使北宋出现“积贫积弱”的原因。北宋的“积贫积弱”曾引发当时许多政治家如王安石、富弼、范仲淹等为之思索、呼吁、奔走，他们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政治理念和付之实施的具体行动，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虽然他们的一些措施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等，但是实施一段时间后性质发生改变，都不能解决“积贫积弱”的顽疾。